在尊重歷史的前提下,加入網絡小說元素,用最受當代年輕人追捧的表現形式,讓紅色經典在新時代大放異彩
1949年3月,杭州。冷風習習,春寒料峭。 蔡文寧披上呢大衣,圍上那條她最喜歡的淺紫色羊毛圍巾,踏著時間點來到西湖邊的永華公共汽車站。 這天是周一,市政機關、學校、工廠等都正常上班、上課,公共汽車站相對有點冷清。她抬頭看了一眼對面鐘樓上的大鐘,時間已經指向下午2點,來接頭的同志怎么還沒有出現? 她這年才20出頭,是浙江大學的女大學生,加入中國共產黨才不久。中共杭州市委地下黨為了迎接杭州解放,她原來所在的浙大支部把她的組織關系轉到杭州市委城市工作部支部,特意要她去做統戰工作,每周一下午2點,在永華公共汽車站和上線接頭,匯報工作,接受組織下達的任務。[詳細]
1948年12月的某一天早上,寒風凜冽,天陰沉沉的,仿佛要下雪了。谷超豪戴上圍巾和手套,正準備出門去學校,忽然聽到敲門聲。打開門一看,門外站著一位和自己差不多年紀的年輕男子,穿著件棉大衣,領子豎起來包裹住下巴,只露出上半張臉,但看著有點眼熟。 門外那人見谷超豪看著自己發呆,笑了起來,問:“谷超豪,你不認得我了嗎?” 谷超豪仔細一看,激動地叫了起來:“張葉明,怎么是你?這一年多來,你去哪里了啊?”[詳細]
1949年4月末的一個傍晚,雄偉的錢塘江大橋人車寂寂,一個面容清癯的中年男子神色憂郁地沿著橋欄踽踽獨行。走到橋中央,他手撫欄桿,無限愛憐地喃喃自語道:“大橋啊大橋,我如何才能保住你。” 這個為錢江橋深深憂慮的中年男子,正是此橋的締造者茅以升。就在幾個小時前,他剛剛接到國民黨軍方發給他的密令——做好隨時炸毀錢江橋的準備。為此,茅以升坐立不安,獨自來到了錢江橋上。 茅以升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橋梁專家,是中國現代橋梁學的奠基人,他從小就和橋有著不解之緣。[詳細]
冬天裹著雪似的襖子就這樣到了,陳三兒百無聊賴地坐在慶豐村村口的大石頭上。風里夾雜著些寒氣,混合著冰碴子的味道輕輕拍打在他的臉上。 “首長好。” 身邊傳來李建功中氣十足的聲音,嚇得陳三兒趕緊跳了起來,他沖著村口忙敬了一禮道:“首長好!” ...... 空無一人,村口的小道上堆起的雪人倒是昂著身子。 “好啊,你個李建功。你居然敢忽悠我,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陳三兒說著就要撲上去,做出一副拼命的姿態。 李建功笑著用手中的槍擋了擋陳三兒,他笑著道:“誰讓陳哥你當值都不好好值,雖然首長對我們很好,但是我們也是有紀律的!”[詳細]
1926年6月,塵土飛揚,一個瘦小的身影從塵土中慢慢顯現出輪廓來,他肩上挑著一副擔子,擔子兩頭的貨物左右晃動著,腳底下的草鞋已經有些磨破了,他遙望了一眼不遠處的韶關縣城,咬了咬牙,快步往前走去。 按說天剛剛亮,多的是人出城,但那個挑著擔子的年輕人卻是逆著人流,擠進了韶關縣城。 大街上的人流似乎停滯了,只有些慷慨激昂的聲音傳來“維護……”的口號聲,然而人群有些熙攘,他駐足片刻,趕忙往要送貨的地方趕去。[詳細]
911年3月29日,富陽木塢村的章家添了一口小子,章家老兩口并沒有太多的興奮,對于這個貧苦的農戶,多出一張吃飯的嘴,并不是什么好事。 按照慣例,章家請了村中的先生給這個孩子起了一個大名仲堯,“仲”代表這是第二個兒子,“堯”完全是因為村中的老先生看了這個孩子的面相,說貴不可言,有圣人之像。章家老兩口并沒啥見識,先生的話向來是篤信的,所以對章仲堯便多加愛護。[詳細]
在杭州富陽的龍門古鎮上,有一大片具有濃郁江南風格的建筑群,白墻黑瓦,圍墻小院;鵝卵石鋪成的古村道旁,到處是參天的古樹名木。清澈的龍門溪水,彎彎曲曲,靜靜地從一幢馬頭墻高聳的民居旁潺潺流過。這幢民居,就是革命烈士孫曉梅的舊居。 1914年,孫曉梅就出生在這個院子里。她家是幾代書香的大家庭,她從小就喜歡閱讀詩書,受當時新思想的影響,向往民主和進步。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后,激起了她的抗日救國熱情。1938年,她毅然放棄還算穩定的工作,帶著幾名進步青年,打扮成難民,步行到安徽,參加了新四軍。從此走上了抗日救國的新征程。[詳細]
1937年,淞滬戰爭爆發后,日軍飛機在上海狂轟濫炸,搞得整個城市人心惶惶。每個人都在為自己的人身安全奔波,全然顧不上平日里的生活秩序。但是有一個年輕的姑娘,站在上海啟秀女校的殘垣斷壁上,攥緊了拳頭,指了指遠去的日軍飛機,憤恨地說道:“我們無論如何要報這個仇!” 她就是被“樂文社”推選為海關華員戰時服務團慰勞組負責人茅麗瑛,盧溝橋事變之后,她就帶領大家為募捐、宣傳、救濟難民、慰勞前方將士和傷員而日夜奔走。[詳細]
1922年7月,正是驕陽似火的時節。 這天在嘉定的一個石庫門大院里,上海地委正在召開會議,會議的議題是改組上海地委為中共上海地方執行委員會兼上海區執行委員會(簡稱上海地執委兼區執委)。這是在執行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就在幾天前的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現成都北路7弄30號)舉行的這次大會,通過了第一個《中國共產黨章程》。[詳細]
1922年4月20日上午,在杭州皮市巷三號的一間小屋里,一個文質彬彬、面容清癯的青年正伏在桌案上,用鋼筆往一張明信片上寫道:“疊接兩信,均悉。所托事大約都可辦到。青年(團)已于昨天成立,現有廿七人。” 伏案寫字的這個青年名叫俞秀松,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主要創始人之一。那張明信片,準備寄給在上海的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局負責人施存統。明信片上所說的“青年團”,是指1922年4月19日成立的杭州社會主義青年團,由俞秀松擔任書記,這是全國最早建立的17個團組織之一。[詳細]
蔣明達剛剛結束了武裝斗爭學習班的講演,略帶疲憊地走出簡陋的教室,三年前他在日偽軍掃蕩時期受過傷,體質一直很虛弱,開了這么長時間的會,頭有點眩暈。到了外面,被山風一吹,清醒了不少,抬頭就見著路西工委委員蔣忠背著手,站在遠處的一棵老樹下。 “叔,等我那。”蔣明達上前了幾步,蔣忠原姓章,不過并不妨礙蔣明達叫他叔。 蔣忠臉色平靜,輕輕點頭,蔣明達心中明白,這個叔早年在浙江陸軍監獄受了七年折磨,性格堅毅、目的明確,若是讓他等著自己,一定是有重大事情要商量。 “叔,你說,啥事?” “我想搞槍。”蔣忠回答得很平靜,就像是在說明天收把麥子一樣。[詳細]
1938年12月,一片霧凇中,天顯得格外冷。隨著日軍攻陷了杭州,很多人開始了逃難,樹木森森的天目山成了很多人的避難之所。在下旬的時候,九條普通的小木船,經蘭溪江、桐廬江、分水江,直溯天目溪,抵達於潛縣城以北天目山麓鶴村。當地的人們對此已經見怪不怪了。 然而到岸后,村民們發現這些人不是來逃難的。一行二十多人,都是精神高昂,在一個皮膚白凈、身材不高,大概三十來歲的戴著黑框眼鏡青年的帶領下,把一臺三燈短波收報機,一臺四開手搖印刷機和兩架園墨臺從船上搬下。這時候,岸邊走來了兩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一看那個黑框眼鏡青年就迎了上去:“聞識兄,你們總算來了!一路辛苦!”[詳細]
“瑞梅,你快走吧,國民黨的人可能已經發現這里了,你再不走就來不及了!” 昏暗的小房間里,一位老人苦口婆心地勸著坐在他對面的男人。男人的左臂綁著紗布,仔細看的話可以看見滲出的片片殷紅,他的臉上雖沒有傷口,卻也布滿了淤青,一看就是和人干架沒打過逃回來的樣子。看了眼老人半白的頭發,男人的目光漸漸黯淡,可是他的話語卻堅定不移:“劉老師,你先走吧,還有兩個同志沒到,我再等等他們。”[詳細]
1937年3月25日,杭州春意盎然,“最是一年春好處”,西湖邊嫩荷初卷,綠柳新芽。這天夜幕剛剛降臨,西湖邊昭慶寺旁的一幢幽靜、名曰“柏廬”的別墅門口一輛小轎車停了下來。 柏廬建于民國初年,曾先后做過浙贛鐵路局局長杜鎮遠、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的官邸。邊上的昭慶寺在1926年西湖邊拓建馬路時,已經拆掉了的前殿天王殿,萬善橋也不復存在了,還填掉了橋下的青蓮池,在彼時已經頗為破敗。此時的柏廬門口,浙江省主席黃紹竑正帶領著一行人迎接要人,看著小轎車停了下來,黃紹竑居然親自上前打開了車門。[詳細]
1932年12月的一天。 於潛縣中心地帶的某個小閣樓里,馬海妹把頭探出窗口望了望空無一人的街道,回頭對一個正在燈火下奮筆疾書的男人說道:“大仁哥,樓下沒人了,應該是安全的,你快走吧。” “好,”男人剛好寫完要寫的內容,他蓋上筆蓋,起身把信紙遞到馬海妹手里,說道,“海妹,住在這兒的這段時間真是麻煩你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報答你。給,這是我親筆寫的入黨推薦信,你不是一直想加入共產黨么,我相信你的能力和你的覺悟,所以我給你寫了這個,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我想應該能幫到你。”[詳細]
1927年的夏天,蟬聲仍是聒噪。 這一年才過去一半,就發生了許多事情。 “你說,這共產黨還能不能翻身?”說話的人是西鄉的一個富人家的長子,他坐在椅子上,頭上傳來“咔嚓咔嚓”的剪子聲。 “肯定不行了,你可能沒聽說,這蔣介石連續發動了兩次清剿,據說共產黨都差不多被清剿干凈了,現在是在剿滅余黨呢!”回答的人坐在一旁,等待著剪一個干凈的發型,好換換運氣,這人是個有名的賭徒,“這個共產黨,搞什么農民協會,還說什么給農民爭權利。我們家有幾個長工還信了這個邪。現在求著我爹要回來做工,真是癡人說夢......”[詳細]
樂低回,空中紙錢飛揚。一支由十幾個人組成的送葬隊,抬著用一條破草席包裹著的逝者,緩慢地行走在橫山嶺下的山間小路上。 送葬的人披麻戴孝,面黃肌瘦,一個個都是有氣無力的樣子。尤其是走在最后面的那幾個人,搖搖晃晃,連腳都沒力氣抬起來,快要倒下去了似的。 就在山間小路左側的一片樹叢中,有位青年男子靜靜地站在那里,目送著送葬隊伍從自己的眼前經過,眼中流露出悲憤的神色。他名叫唐阿毛,今年29歲,身材健壯,濃眉大眼的,看上去十分的機靈。他是附近柵莊橋村人,是地下黨柵莊村黨支部書記。他手中拿著一把鐵鍬,正在山林中挖葛根。[詳細]
“……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愿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 “姐,又在念《木蘭辭》啊。” 隨著一個鏗鏘有力的男聲響起,童潤蕉放下手中的書本,抬起頭把黑長的發絲捋到耳后,問道:“瑞梅,你怎么來了,今天不用和汝清去開展工作嗎?” 童祖愷抬手向她晃了晃自己手里拎著的袋子,笑著說:“姐,今天可是你這當上大洋婦女協會分會負責人的日子,我當然要來向你道個喜了。來,嘗嘗這個點心,我特意去城里買的,聽說味道可好了呢。”[詳細]
“阿馬,你真的想好了嗎?” 男人思忖片刻,攥緊拳點點頭。 昏暗角落的破舊木床上,一位老婦在她老伴的攙扶下艱難起身靠著墻壁,忍不住捂嘴咳嗽幾聲,說:“你要清楚,一旦這么去做了,就再沒有回頭路了啊。” “娘,我已經決定了。”這一次男人沒有絲毫猶豫。說完這句話,他把目光移向老婦身邊的老人,后者從他進屋起就沒有說過話。 微風透過窗戶的破洞帶來屋外的炎炎熱意,老人拭去額上滲出的汗水,驀地咧嘴一笑,現出層層深紋,說:“想去就去吧,我和你娘都支持你。” “嗯!”[詳細]
為配合國民革命軍的北伐,1926年10月18日,中共杭州地委召開市民大會,支持浙江省省長夏超宣布獨立,脫離北洋軍閥。 黑夜起,省府外,喧鬧聲不止,站在窗前,甚至能看到大批的人群,有工人,有學生,幾乎擁有著杭城各界人士! 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前來請愿,要革命!不要軍閥!整整一天,整個杭城都是這般,這讓省府內的人都沉默了,也讓整個杭城內的氣氛都很緊張。 坐在首位的,是浙江省長夏超,此刻的他顯得有些猶豫,身邊的煙灰缸內已堆積著十余個煙頭,而在他身前則還有幾人,以賀威圣為首,他是中共杭州地委書記,一旁還有其他幾人,有杭州地委的同志,還有遠道而來的同志,目的和外面那些人一樣,今日只為這件事而來![詳細]
這種悶熱的氣氛影響到了在湖邊的一座小洋樓里開會的七個人。這座視野十分開闊,在這個夏日能清楚看到保俶塔的洋樓的二樓,這七人正在激烈地爭論著。他們討論的,是一個政黨今后的根本發展問題。這七人的名字,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都如雷貫耳: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高君宇、馬林、張太雷。 我們無從得知這次會議當時具體的情形,但是從后來我們能看到的油畫上,這七人神態各異:馬林和李大釗居中而坐,馬林舉手像正在說什么;陳獨秀傲然而立,張國燾則手中拿著長長的稿子,表情頗為不平;邊上張太雷夾著一個當時最流行的碩大的文件夾,一臉期盼的看著遠方。[詳細]
“爹,你真的要參加那個農民協會嗎?現在官府管得緊,要是他們發了火,抓了你可怎么辦啊!”剛一進門,一個年輕人就迎了上來,他接過老者遞上來的蓑衣,放到一旁的架子上,一臉擔憂地看著老人。 “呸,我李成虎怕過誰,他們有種現在就來抓我。”這個自稱李成虎的老人臉上爬滿了皺紋,斗笠沒能遮住的雨水順著褶皺滑落下來。他眼神炯炯,看著兒子,繼續道:“我老了,我不怕死。不過就是早幾年晚幾年的事,但我不能讓我的后人們一輩子都被這些地主老財欺壓著!”[詳細]
王淦昌是浙江大學最年輕的物理系教授,對中微子的探測到了癡迷的程度。就在昨天,他帶著自己的學生,又做了一次有關微子探測方面的實驗,由于場地過于簡陋,再加上實驗用具的不足,雖然還是沒有成功,但又積累了不少經驗,更加堅定了他關于中微子確實存在的信心。他今天就是特地來向竺可楨匯報這方面取得進展的成績的。 窗外天色陰沉,黑云壓頂,竺可楨的心情卻比這天色明朗許多。自從他從去年11月,帶著浙江大學的全體師生撤離杭州,一路往西遷移,各種艱辛遠遠超出他此前的預計,可是浙大的教師和學生們,克服種種困難,求知欲望反而更加旺盛,依然保持著高漲的教學熱情,科學研究也沒停頓。[詳細]
這支隊伍,正是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紅十軍團,以方志敏、劉疇西、粟裕等人為首,從中央蘇區一路向閩浙皖贛諸省國民黨后方挺進,揭露國民黨投降賣國的反共政策,積極宣傳抗日主張,推廣抗日運動的發展,在敵人統治的心臟地區展開游擊戰爭,同時也是為了實現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調動與牽制國民黨軍隊,減少對蘇區的壓力。 一路走來,紅十軍團戰斗無數,面臨著極大的壓力,尤其是當前,對于紅十軍團而言,更是一個尤為艱難的時刻,故而他們選擇在這茶山村暫時休整,同時也要為紅十軍團之后的行動研究出一個方案來。[詳細]
宣中華回過頭來,他眼角隱隱有淚光閃過,但他知道,在革命的道路上,犧牲是無法避免的,他掃視了一眼與會的人,他們本該都還在課堂里學習知識,他點了點頭正色道:“我們不能讓同志們白白犧牲,但我們要明白,他們的犧牲很有可能只是先兆,接下來還有更大的風云要我們去面對!” 宣中華頓了頓,繼續道:“革命是必須的,但是我們要避免不必要的傷亡。希望各位參加會議的同志回去傳達給我們的愛國青年,暫時先停止大型的活動。我們也必須提高警惕,密切注意國民黨右派的新動向,做好爆發突然事變的應急準備。” 果不其然,不過幾天的時間,大家最不想看到的事情還是發生了。[詳細]
混濁的江水拍打著浙東運河的堤岸和碼頭,天依然未亮,陸地與水面一片混混沌沌,月光無法透過厚厚的云層灑向大地。 早春乍暖還寒,冰冷堅硬的西郭碼頭邊零散著幾粒燈火,冷風蕭瑟,難見幾個人影。 忽然一聲悠長的汽笛聲打破了夜深人靜,水波激蕩,一艘并不大的汽輪帶著引擎的噪聲緩緩靠近岸邊。 隨著船夫們的吆喝聲,厚重的跳板搭在了船舷與岸邊。 一個濃眉俊朗,目光炯炯的男子扶著船舷,直到汽輪平穩地靠岸,貪婪地吸了一口帶著濕氣的早春空氣,國字臉上露出了欣喜。[詳細]
今天的環城西路和慶春路路口,在這個離美麗的西湖不過兩百米的湖濱勝地,浙江望湖賓館在一片綠色掩映中迎接著四方賓客。在欣賞著湖光山色的同時,也有人也許會對望湖賓館后面那條只能兩車并行的小路產生一點好奇:這條路為什么叫教場路啊?這里以前是不是一個操場?是的,一百年前,這里是有一個操場。然而很不幸的是,這個操場不是學校的操場,而是一個監獄的操場。這里在歷史上,一直都是監獄:南宋的時候,這里是大理寺獄,相當于現代的最高法院,專門關押最重要罪犯的監獄。[詳細]
瀏覽器開啟的網頁正是于子三的生平簡介,那張黑白色的照片上,戴著黑色圓框眼鏡上的他,靜靜地看著我,耳邊隱約傳來一個聲音:“我們一定會取得最后的勝利!” 黑暗已經過去,天已經亮了! 于子三事件就像一顆火種,引發了全國性的學生運動,讓更多的年輕人覺醒,投入到革命大業中。 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我們這一代人將肩負著革命先烈的傳承,為中華民族強盛而奮斗! 輕擊鍵盤,將仍未淡忘的夢作成此文,以為紀念。[詳細]
“從前恨江流不轉,失計臺彭大旅威順相繼去,禍首指東洋;而今又是亡國條約,迫我皆承當;商量相待爭五寺,后患正方長……”一曲《國恥歌》回蕩在之江大學總講堂,這是1919年的5月9日的上午。 “同學們!”《國恥歌》帶動著全場沸騰的情緒,一個身穿藍色短褂的少年站在總講堂的演講臺上,他高舉著手,示意同學們安靜下來。3000余人的總講堂內,一瞬間鴉雀無聲,所有的人都目光矍然地盯著臺上的人。 “北京大學學生郭欽光同志已經為了這場運動犧牲了,還有無數的沒有留下姓名的同志,他們在最危險的地方沖鋒陷陣,我們要拿出我們全部的熱情,為國家獻出一份力量!”[詳細]
1949年初,解放戰爭經過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已將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基本打垮,國民黨在南京的中央政權一片混亂,搖搖欲墜,盤踞在杭州的國民黨軍政人員也如驚弓之鳥,終日惶惶不安。但他們也不甘心死亡,仍作垂死掙扎,一方面積極策劃反革命應變,另一方面,則大肆捕殺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并把長期關押在杭州彌陀寺的一批被俘的我黨軍政干部,秘密轉移到市郊杭縣管轄的花塢,這些被俘人員隨時都有被殺害之災。[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