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楊衛華，浙江省海寧市人。浙江省網絡作家協會會員、浙江省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嘉興市網絡作家協會理事。作品有《詭湖密碼》、《象墓》、《星圖密碼》、《最美好的時光》等，《蘋果樹下諾言》榮獲第五屆浙江省民間文藝映山紅獎。

1948年12月的某一天早上，寒風凜冽，天陰沉沉的，仿佛要下雪了。谷超豪戴上圍巾和手套，正準備出門去學校，忽然聽到敲門聲。打開門一看，門外站著一位和自己差不多年紀的年輕男子，穿著件棉大衣，領子豎起來包裹住下巴，只露出上半張臉，但看著有點眼熟。

門外那人見谷超豪看著自己發呆，笑了起來，問：“谷超豪，你不認得我了嗎？”

谷超豪仔細一看，激動地叫了起來：“張葉明，怎么是你？這一年多來，你去哪里了啊？”

張葉明曾經是浙江大學物理系的學生，是出了名的活躍人物，參加進步社團，組織學生運動等。同在浙大數學系的谷超豪也是學生運動中的風云人物。兩位進步青年當然有過不少接觸。只是在1947年8月，張葉明畢業后，就不知去向，二人便斷了聯系。

谷超豪當然知道，老校友在這個時候突然登門造訪，肯定有重要的事情，連忙把他讓進屋內。

張葉明知道時間寶貴，長話短說，他告訴谷超豪，他現在在國民黨國防部第六廳下屬的雷達研究所上班。自從上個月的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中原野戰軍以徐州為中心，對國民黨軍發起第二次戰略性進攻（也就是淮海戰役）后，國民黨軍隊調兵遣將全面迎戰，結果卻是節節敗退。他們擔心擋不住解放軍的凌厲攻勢，很快就要打到江南來，一方面繼續頑抗，另一方面已經在著手全面撤退的準備。國民政府的軍政機關，紛紛從首都南京撤離，南下廣州；雷達研究所也在撤離的名單之中。

由于南京地下黨的巧妙策劃和機智安排，阻止了雷達研究所遷至廣州，并迫使它從南京撤到了杭州；但是，研究所還有繼續南遷的可能。當務之急，是想辦法把它留在杭州。

張葉明來找谷超豪，就是來商量對策的，希望杭州的地下黨能接過他們的任務，繼續阻止雷達研究所南遷。他擔心谷超豪不太了解雷達，就把雷達的重要性，和此前他們做過的工作，作了簡單的介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雷達與原子彈、導彈并稱為三大新式武器。當時，世界上只有美英等少數國家才擁有這些尖端技術，就連一度不可一世的日本，也是在中途島海戰中，吃足了美軍雷達的虧之后，才開始重視和發展雷達技術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落后，十分需要這樣的先進武器。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留在中國的大部分裝備被國民黨接收，其中就包括100多部雷達。1947年4月，國民黨國防部第六廳在南京水西門燈籠巷10號成立了雷達研究所，主要負責修理那些舊雷達。

維修好的雷達被發往國民黨軍駐守的各個要塞，主要作為沿海及江防要塞的警戒之用，用來探測解放軍的渡江船只，在各場戰役中都派上了特殊用場。雷達研究所也因此成為國民黨的重要軍事部門。

1948年初，南京地下黨組織通過黨員呂東明，聯系到進步青年張葉明。得知張葉明的父親與雷達研究所副所長葉彥世是同學，呂東明馬上就意識到，這是打入國民黨重要軍事部門的一個契機，就讓張葉明打著父親的旗號，去找葉彥世幫忙。

張葉明是浙江大學物理系的高材生，又是葉彥世的故交之子。葉彥世自然對他特別照顧，親自把他引進雷達研究所工作，沒過多久又讓他擔任研究所的上尉工務員。

當時，呂東明因工作原因被調往上海，另一名地下黨員施雅風，擔起了與張葉明接頭的任務。施雅風是進步團體“科學工作者協會”的成員。這個團體表面上是中立組織，實際上核心成員都是地下黨員。在施雅風的介紹下，張葉明加入了科協。張葉明又把所內的另外兩位進步青年，同是浙大校友的程嘉鈞和范復禮介紹加入科協。施雅風要他們三人盡量多交朋友，開展團結科技人員、保護物資器材的工作。

張葉明經常偷偷地把《科學時代》雜志，以及上海出版的民主報刊《文匯報》、《展望》和《文萃》等刊物拿到研究所里，給同事們看，并暗中向大家宣傳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傳播愛國民主思想。

在潛移默化中，雷達研究所中這些“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技術人員們，開始關心起政治來了。

1948年9月，遼沈戰役打響了。張葉明告訴所里的鄭乃森等技術人員，可以自己改裝短波收音機，用來收聽解放區電臺的廣播。可是，大家都不敢，因為這在所里是明令禁止的。

張葉明就對大家說：“你們怕什么，副所長葉彥世都在偷偷地聽，只要我們不說出去就行了。”大家都知道，張葉明是副所長葉彥世的人，對他的這些話，自然是深信不疑。

于是，大家都悄悄地改裝短波收音機，偷偷地收聽來自解放戰區牡丹江電臺的廣播。從中聽到了人民解放軍發出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號召國民黨軍政人員保護好物資器材等消息。

1948年11月初的一天早晨，研究所技術人員鄭乃森，突然接到副所長葉彥世的電話，說海軍需要派一名雷達技術人員去臺灣，可以領雙份薪金，問鄭乃森愿不愿意去。鄭乃森想都沒想就回絕了。葉彥世就又找另外的技術員，結果都被拒絕了。因為鄭乃森他們通過收聽解放區的電臺廣播，已經知道解放軍馬上就打過長江，他們都在等待解放軍的到來，所以都拒絕得十分干脆。

戰斗打響以后，國防部下令，讓雷達研究所及早撤往廣州。所里的技術人員大多是江浙人，一聽說要遷到廣州，甚至是臺灣，都開始抱怨起來。

程嘉鈞曾經在臺灣工作過，這是大伙都知道的，他對大家說：“臺灣遠離大陸，又隔著寬廣的海峽，路途遙遠，遠離親人，來去不方便不說，而且那邊的生活條件非常艱苦，我是不想再去了。還有，如果我們撤去了那里，一旦解放軍解放了江南，那我們還能回得來嗎？還能見得到親人嗎？還不如留在這里，等待解放。”

所里有不少技術人員，本來就對國民黨不抱希望，這時也都紛紛表態，不想南撤。

張葉明卻想到，就算雷達研究所不顧國民黨國防部的命令，拒不撤離，但國民黨在全面潰退前，很有可能把所內的雷達設備全部炸毀。眼珠子一轉，對大家說：“就算雷達研究所要撤離南京，也不一定非要撤去廣州，其實杭州就很好，歷史上杭州從未打過大仗，而且我們中有不少是浙江人，這樣可以離家近些，更能安心地工作。”

他的這幾句話，立刻得到了不少人的共鳴，雖然都沒有明確表態，但內心早已經打定了主意，盡量拖延時間，不讓研究所南遷廣州。

國民黨國防部已經幾次催促雷達研究所南遷廣州，研究所方面總是以設備太多、太重，找不到火車皮和船只為借口，故意拖延撤離的時間。國防部就命令海軍撥出船只，協助雷達研究所撤離人員和設備。

張葉明知道無法再拖延下去了，就找來程嘉鈞和范復禮商量對策。

程嘉鈞說：“海軍的船只都已經到了，我們總不能把船趕回去吧？這下難辦了。”

張葉明說：“要是這艘船中裝滿了別的東西，再也裝不下雷達設備，那我們就又有借口，可以拒絕南遷了。”

范復禮突然大叫了一聲，說：“我想到一個好辦法了，不過，需要大家的配合，再想辦法拖延兩三天時間就夠了。”

張葉明說：“這個容易，所里的工作人員正在拆卸雷達設備，我去和他們打個招呼，讓他們工作不要太積極，盡量拖延時間。”

國民黨的形勢越來越壞，軍政要員們都在準備向南撤離，他們拖家帶口，都在發愁找不到艙位，可以把更多的財產帶走。就在這時，突然有一條小道消息傳了出來，說雷達研究所的設備來不及拆卸，不走了，相關部門正在把分配給雷達研究所的艙位送人情呢。

聽到這個消息后，一些手眼通天的人物馬上先下手為強，雷達研究所的艙位很快就被一搶而空，有的人甚至連家具都搬了上去。當國防部得知雷達研究所的艙位被搶后，當然是大發雷霆。可是，能搶到艙位的都不是等閑之輩，國防部可不敢得罪那么多的軍政要員，這事只能不了了之。這就樣，雷達研究所的撤離工作又被擱淺了。

其實，雷達研究所的所長葛正權，和副所長葉彥世也都不想南遷廣州，他們派往江西和湖南的調查組，也沒找到合適的撤離地點。無奈之下，國民黨國防部第六廳只得批準了雷達研究所先撤杭州，日后再遷到廣州的計劃。

就這樣，雷達研究所的1156箱器材、6臺雷達和大小車輛，以及100多名工作人員，浩浩蕩蕩地從南京撤到了杭州。

雷達研究所轉移到杭州以后，暗中保護它的重任，就落到了杭州地下黨的肩上。張葉明在杭州安頓下來以后，冒著寒冷，來到浙大教工宿舍，找原浙大學生會負責人、地下黨員谷超豪。

谷超豪在浙大畢業以后，表面上是留在學校里擔任助教，其實是杭州地下黨的中堅力量，主要的工作是團結杭州的科技工作者。

張葉明把雷達研究所的情況向谷超豪大致說明了以后，又說：“雷達研究所作為新式武器的研究部門，國民黨肯定舍不得放棄，遷來杭州只是暫時的，所以，我們得想辦法把它留在杭州，迎接解放的到來。”

谷超豪點頭說：“好，我會馬上向上級匯報，請求指示。”他當天就把雷達研究所要南遷的事，報告給了上線聯系人徐恭慧。

沒過多久，徐恭慧傳達了上級黨組織的意見，要谷超豪把雷達研究所作為一項重點工作，同時要和張葉明保持經常聯系，共同努力，力爭把研究所留在杭州。

為了不引人注意，谷超豪和張葉明一般約在校外接頭。他通過張葉明，了解到雷達研究所內的技術骨干都是大學畢業生，他們大多只重視技術，對政治不感興趣，思想并不反動，在國民黨節節敗退的形勢下，許多人并不愿意追隨國民黨繼續南遷。所長葛正權是一位較正直的物理學家，同樣對政治不感興趣，也是可以爭取到的。主要反動勢力是副所長葉彥世，還有一批曾在軍統局或國民黨其他軍事單位工作過的電訊人員，但人數較少；其他一些技工、學徒、士兵等人，都是為了謀生才來研究所工作的，也是可以爭取的對象。

杭州地下黨通過對雷達研究所內人員的分析，制定了“團結進步分子，爭取中間分子，孤立反動分子”的方針。張葉明、程嘉鈞和范復禮已經成為黨在雷達研究所策反工作中的核心，他們利用空閑時間，在所里有目的地接近那些立場不堅定的人員，努力拉攏他們；同時，引薦進步分子參加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和科學時代社舉辦的活動，一起參觀了電廠、自來水廠、電信局等一些單位，并借鑒了其他單位保護物資器材、團結職工的工作后，幾位進步青年在研究所內成立了應變委員會。

就在張葉明等進步人士積極籌劃保護物資、等待解放的工作時，國民黨國防部第六廳廳長錢昌祚突然來到杭州。

原來，國防部看到雷達研究所撤到杭州后，并沒有繼續南遷的打算，十分生氣，就派錢昌祚來下最后的通牒。

此時，副所長葉彥世已經辭官不做，回他杭州鄉下的老家開碾米廠去了。研究所內的工作，由所長葛正權一個人處理。

葛正權和錢昌祚的私人交情不錯，而且兩人無論在軍銜，還是在知識界的地位，也是旗鼓相當。葛正權估計，錢昌祚此來也就是勸勸他，不會有什么實質行動。就目前的形勢看，用不了個把月的時間，解放軍就能渡過長江。心中早已拿定了主意，繼續用器材多、經費少、運輸工具搞不到等各種借口搪塞錢昌祚，盡量拖延時間。就算錢昌祚態度強硬，他也沒有權利罷免自己這個中將所長。

錢昌祚來雷達研究所后，看到上至所長葛正權，下至普通員工，都沒有南撤的意思，心中十分無奈，對葛正權說：“看在你我朋友一場，我還是要提醒你，早點撤出杭州吧，廣州更安全，萬一你落在共軍的手中，成為他們的俘虜，就算不殺頭，也得把牢底坐穿，何苦呢？”

葛正權此時已經鐵了心地要等解放的到來，反過來很隱晦地對錢昌祚說：“老錢啊，大勢所趨，民心所向，有時也要懂得順勢而為，良禽擇木而棲啊！”

錢昌祚知道無法說服葛正權，只得長嘆一聲，拍拍他的肩膀，說：“那就各自珍重吧。”便匆匆告別。

1949年3月，杭州解放在即。谷超豪代表杭州黨組織，指示張葉明等人仿照學校工廠護校護廠的方式，保存物資、器材和技術人員。

張葉明、程嘉鈞等幾名核心成員立即行動起來，他們知道穩定人心和保護器材是最重要的事。

可是，自從雷達研究所遷到杭州以后，國民黨國防部只給所里的工人們發過一個月的薪水。沒有生活來源，人員很快會散；全所100多人的吃飯問題，成了頭等大事。所長葛正權就把國防部給雷達研究所搬遷用的美金拿了出來，當作生活費，但杭州無法兌換美金。程嘉鈞就主動站了出來，和另一名工作人員牛智德一起趕去上海，把美金換成了黃金。全所人的吃飯問題才得以解決。

有了糧食以后，為了穩定人心，谷超豪指示張葉明等人組織起來的應變委員會要團結群眾，保持警惕。應變委員會就提出了“只要人員不散，機器設備完整，我們就有飯吃”的口號。并讓工作人員們把家屬也接到所里一起生活，同時成立防護隊，在研究所內日夜巡邏，防止國民黨潰兵和壞人的搶劫破壞。

終于等到了5月3日，廣播電臺里傳來了“我軍勝利解放杭州”的新聞。程嘉鈞聽到后，激動地跳了起來，大聲呼叫：“解放啦，我們終于等到解放啦！”迫不及待地開著雷達車，出去迎接解放軍。

正在外面接頭的張葉明和谷超豪，看到大量的杭州市民歡呼著涌上街頭，就知道解放軍到了。張葉明興奮地大叫：“我們終于等到了光明！”兩人跟著人群也沖上街頭，看到人民解放軍浩浩蕩蕩地列隊進入杭城，激動得熱淚盈眶。

當天下午，解放軍就接管了雷達研究所。研究所除個別人員逃走外，雷達、器材物資、車輛和文件檔案等全部保存完好。我國惟一的雷達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終于成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新中國成立后，雷達研究所遷回南京，歸華東軍區航空辦事處領導。1950年4月，雷達研究所擴充了人員和設備，組建成空軍電訊大隊(后改稱雷達第101營)，成為人民空軍第一支雷達部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