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秦原，本名周夢賚，杭州市網絡作協會員。代表作《永貞難永：唐順宗之死和中唐政爭》等。

1937年3月25日，杭州春意盎然，“最是一年春好處”，西湖邊嫩荷初卷，綠柳新芽。這天夜幕剛剛降臨，西湖邊昭慶寺旁的一幢幽靜、名曰“柏廬”的別墅門口一輛小轎車停了下來。

柏廬建于民國初年，曾先后做過浙贛鐵路局局長杜鎮遠、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的官邸。邊上的昭慶寺在1926年西湖邊拓建馬路時，已經拆掉了的前殿天王殿，萬善橋也不復存在了，還填掉了橋下的青蓮池，在彼時已經頗為破敗。此時的柏廬門口，浙江省主席黃紹竑正帶領著一行人迎接要人，看著小轎車停了下來，黃紹竑居然親自上前打開了車門。

車子里走出了一位長得濃眉大眼，英俊瀟灑的中年人，正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周恩來同志；邊上一位戴著金絲眼鏡，顯得儒雅文靜的人，是專程從上海陪他到杭州的中共聯絡代表潘漢年；還有一個眉目清秀的三十來歲的中年人也一邊寒暄著走出了車子，他就是國民黨聯絡代表張沖。

剛剛寒暄畢走進門口，黃紹竑就和周恩來說道：“總裁近日身體不佳，現在在西湖南邊的煙霞寺休養，今日已晚，囑咐我好好招待恩來先生。明日一早，總裁請先生煙霞寺一見。”周恩來連連點頭稱謝，二人一起走進別墅。

這將是自從“西安事變”發生后，雙方最高層的第一次當面會談。周恩來肩負著全黨的重托，將與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蔣介石直接會面，談判國共兩黨停止內戰，聯合抗戰的重大事宜。而這次會面的淵源，卻要從一年前說起了。

一年前，也就是1936年，也是在這春暖花開的季節，上海《申報》忽然刊出了一條醒目的“尋人啟事”，被尋者名叫“伍豪”，啟事要求他務必在5月5日去北四川路新亞飯店與落款者一晤，謂有要事相商。“伍豪”是周恩來早年在白區的化名。那么，究竟是誰在用這種特殊的方式尋找周恩來呢？

看到這份“尋人啟事”，周恩來不由心里再次打起了嘀咕。這不是第一次出現“伍豪”名義的啟示了。五年前的1931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特科總干事顧順章在漢口被捕，押送南京后供出了上海中共中央及周恩來的行蹤。由于周恩來及時得到情報，迅速果斷處理，避免了一場極為嚴重的損失。

然而到了第二年的1932年2月20日，上海《申報》、《時報》、《新聞報》等報紙，相繼登出了一則《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伍豪”，正是周恩來的代號，這個在“五四”時期用過的筆名就以抓閹的形式取的互相稱呼，當然，國民黨也知道伍豪就是周恩來。

這個啟事刊登之時，周恩來早于1931年底秘密從上海到達江西中央蘇區，已將近有兩月之久了。2月22日，陳云等中共領導立刻在《申報》登了反擊的啟示：“伍豪先生鑒：承于本月十八日送來廣告啟事一則，因福昌床公司否認擔保，手續不合，致未刊出。申報館廣告處啟。”

《伍豪啟事》陰謀誣陷之目的很快就破產了，《啟事》的策劃者是誰？這成了周恩來以及中共特科心中的一個難解之謎。現在，又出現了新的啟示。中共中央經慎重考慮，決定派一個地下工作的同志去一探究竟。中央想到了潘漢年。

潘漢年成長于書香世家，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十分愛好文學、外語。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革命軍報》總編輯，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等。南昌起義后，潘漢年來到上海發展黨的文藝事業，在短短一二年內，就使“左翼作家聯盟”、“社會科學家聯盟”、“劇聯”等組織先后成立。作為“左翼文化總同盟”中組書記，潘漢年還常活躍在各進步文化團體之間，將文化界各條戰線的進步力量有機地聯系起來。經過幾年革命工作的磨煉，已成為上海文化界的名士。由于工作需要，他西裝革履，風度翩翩，不知是誰還給他起了個代號“小開”（上海話大老板公子的意思）。讓這樣一個“小開”和國民黨接觸，這是最好的辦法了。

幾經曲折，終于在香港豪華的九龍酒店，化名“叔安”的潘漢年，和一個叫做“黃毅”的人見了面。剛一見面，兩人略一驚詫，心中同時想到“是他？”旋即恢復常態，握手致意，心照不宣。

潘漢年早就認識眼前這位“黃毅”。此人名叫張沖，“五四運動”中曾組織“醒華會”，1923年加入中國國民黨。1929 年張沖返回南京，由于他才華出眾，熟諳俄語，又通曉蘇聯事務，深得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器重。30年代初升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中統”前身）總干事，主管情報事務，是自己在上海灘的一大對頭。

對眼前的這位“叔安”，張沖也是太了解了，這位被戲譽為“小開”的“叔安”，是中共中央特科二科科長，幾經生死存亡的激烈交鋒，曾多次密謀抓捕他而始終未果。

然而這次張沖的使命卻是同中共代表進行秘密談判，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時下，兩個老對頭同時受命互為談判對手，這不是極富戲劇性的一幕嗎？潘漢年和張沖這兩位“江南才子”，很快就適應了新的角色。

雙方一同乘船北上，在上海，在南京，他們又多次洽談了合作事項，取得了一定的諒解。此時，“潘張會談”已經成為國共自十年內戰后多渠道、多層次秘密接觸中最為直接的高層渠道了。隨后，潘漢年于1936年8月9日秘密回到陜北，向中共中央匯報了與張沖晤談的有關情況。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分別會見了潘漢年。兩天后，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根據形勢變化，毛澤東建議將中共“抗日反蔣”的總方針及時改為“逼蔣抗日”。

就在國共雙方開始慢慢緩和的情形下，“西安事變”突然發生了。潘漢年溝通了國共雙方的聯絡，將雙方的意圖和要求互為轉告，并使宋子文、宋美齡得以先后飛赴西安。中共全權代表周恩來則以政治家的遠見卓識和非凡才干，斡旋于矛盾各方，促成了親美派以及張學良、楊虎城和中共的三方會談，達成了釋蔣抗日的協議。12月24日被釋放的當晚，蔣介石一見周恩來，一股難言之情涌上心頭：“恩來，你來了，你還是黃埔的好同志。我以領袖人格擔保，決不再打內戰，以后你可來南京與我談。”

就在國共雙方在西安展開談判的時候，張學良送蔣介石到南京隨即被扣押的消息傳了回來。蔣介石的諾言是否可信，已使人感到懷疑。于是，1937年1月5日和6日，毛澤東連續拍電指出：“此時則無人能證明恩來去寧后，不為張學良第二。”因此，“恩來此時絕對不應離開西安”。

毛澤東想到了潘漢年和張沖。他拍電報給周恩來，說 “張君（即張沖）應該歡迎到西安與恩來同志協商”。這樣，1937年2月9日，國共在西安舉行第一次正式會談。中共代表是周恩來、葉劍英，國民黨代表為顧祝同、賀衷寒。其間，張沖攜帶蔣介石的意見，也趕赴西安加入會談，并成為國民黨方面的主談者。

一見張沖，周恩來就主動伸出了手：“歡迎，歡迎，我們終于見面了！久聞淮南先生大名，今日相見，果然年輕有為。”張沖面露羞愧，忙答：“不敢，不敢，淮南過去對恩來先生多有不恭，實在慚愧，還請多多包涵。”

原來，那張 “伍豪脫黨啟事”，是時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總干事、中統特務總頭目張沖的“杰作”，本意是誣陷周恩來。張沖之前又曾率特務按叛徒顧順章的口供由南京赴上海搜捕周恩來，但一次次均告失敗。

現在，雙方卻坐在了談判桌邊。“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2月12日，國共雙方在西安開始領導層的第一輪談判。周恩來明確提出，談判中需要解決的問題是要國民黨承認共產黨的軍隊，承認共產黨的邊區，承認各黨派的合法地位，組織各黨派的聯盟。

談判開始進行得比較順利，3月8日，雙方意見大體一致，周恩來便將談判結果擬成條文，電告蔣介石。但到最后將要簽署協議時，蔣介石出爾反爾，指使賀衷寒推翻了協議。

兩天后，國民黨節外生枝，提出要對條文作原則性的修改，使之具有收編的性質。雙方在民主政治與紅軍獨立領導、蘇區隸屬等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爭執。由此，談判收效甚微，許多問題看來需與蔣介石直接談判。

周恩來的眉頭再次緊鎖。他向中央匯報認為，很多事情已經不是國民黨會談代表所能決定的。張沖作為蔣介石的特派代表，在與周恩來的頻頻接觸，朝夕往返中，已經對周恩來的愛國信念、高尚人格十分欽佩，“不是冤家不聚頭”，兩人化敵為友，互相惺惺相惜。但是蔣介石的遙控指揮，讓很多事情根本沒法最后確定。周恩來提出，真正能解決問題的，是和蔣介石當面談一次。

中共中央同意了周恩來的意見，由他向對方“申明西安無可再談，要求見蔣解決”。于是，經雙方多次秘密磋商，蔣介石電約道：“恩來兄22日至25日到滬再約地相晤。”這就促成了周恩來與蔣介石在杭州西子湖畔的直接談判，史稱“西湖會談”。

3月20日，周恩來接到蔣介石的邀請，從陜北延安到達西安，經潘漢年和張沖共同安排的路線，由張沖陪同從西安飛抵上海，下榻于那家著名的新亞飯店——就是張沖的啟示中提到的“新亞飯店”。

一別上海多年，周恩來觸景生情，感慨良多。當年，他置身中央領導核心，在秘密狀態下縱橫滬上，“伍豪之劍”令敵膽寒。而今非昔比，又要與老對手在特殊的領域進行一場特殊的斗爭。

接著，在潘漢年和張沖陪同下，周恩來乘坐了一輛黑色道奇小轎車，3月24日下午從上海驅車杭州。在車上，三人相談良久。大家都認定，當前最大的任務就是爭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張沖最后握著周恩來的手說道：“淮南將恪盡職守，至于個人功罪，在所不計。”

3月25日，周恩來很早就起床了，他仔細地整理了一下儀表，換上了一身深藍色的中山裝。然后，他沿著院子邊的水池一邊散步，一邊思考著要和蔣介石交涉的問題。

一個月前楊虎城去職，西北之三位一體實際已不復存在。同時，由于共產黨方面經濟窘迫，按月接受國民黨提供之經費、糧食、車輛等幫助，加上談判進展順利，共產黨讓步大，國民黨方面某些人自然頗想趁熱打鐵，把已經進行至半的改編談判名副其實地搞成“收編”談判。蔣介石也指示編后軍隊中須加派副佐人員，政訓工作應派人參加。

國民黨方面的反復使周恩來深感不滿。依照新的條文，不僅蘇區將被一分為三，民選制度不能提，就是軍隊指揮、人員任用等中共也失去自主，編制也被壓至三萬，這無論如何難以讓共產黨人接受。中共中央為此召集了專門會議，決定要求周恩來采取強硬立場。中共中央電稱：“（賀顧）所提各點太不成話，其企圖在于欲使我黨放棄獨立性，而成資產階級政黨之附屬品。”

現在，自己已經來到了杭州面見蔣介石。這些問題都要談清楚，既要給中共爭取必須的利益，又不能破壞來之不易的聯合局面，難哪！周恩來慢慢走著，不斷盤算著可能出現的分歧。

8點鐘的時候，潘漢年和張沖一起來請周恩來上車，小車沿著西湖邊的南山路慢慢開往煙霞洞。煙霞洞坐落在西湖南邊的煙霞嶺上，此地洞幽林深，嵐煙裊裊，是個僻靜的地方。難怪當年胡適愛在此讀書養性，瞿秋白要來這著書立說。張沖也可謂好眼力，建議蔣介石選這“一角夕陽藏古洞，四周嵐翠遙接村”的好地方，作為秘密會談的場所。

不到9點，一行車隊就到了煙霞洞。蔣介石顯得很重視，親自前來門口迎接，握著周恩來的手說道：“恩來，難得你過來。漢卿（張學良）的事情，我一個人也做不了這個主，也有難言之隱啊！你們的人，好像對我起了疑心。我真是百口莫辯哪！”

周恩來笑道：“委員長言重了。恩來此次前來，一路之上，足見委員長誠心。請！”宋美齡微笑著過來見了面，寒暄了一會隨即說道：“你們慢慢談，我去后山轉轉。”蔣介石舉手道：“達令小心！”目送宋美齡走去，便召集張沖、黃紹竑、賀衷寒等人一起在煙霞嶺散步。

一行人一邊在山路上走著，一邊說到了正題上。周恩來說道：“中國共產黨對國共合作的立場，是站在為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奮斗的綱領上的，是為了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大計謀求與國民黨合作的，我們尋求的是彼此的諒解和相互的真誠，絕不能接受國民黨關于‘投降’、‘收編’的種種污蔑。”

蔣介石嗯嗯了幾聲，像是不情愿地贊同，又像是在不舒服地清嗓子。“投降”、“收編”這些都是他指使賀衷寒放出的風聲，現在被周恩來當面說出，他也略有難堪。周恩來又說道：“中國共產黨堅持蘇區行政區完整，政府人員民選推薦，紅軍編為3個師和紅軍領導人不變。這些我和墨三兄（顧祝同）在西安談得都差不多了，不知為何又不再談下去，這些都要請委員長鈞示。”

賀衷寒這時快步走了上來，低聲說道：“校長，這些會談的情況，學生都已經向校長多次匯報。我方提出的條件算為公允，不知為何恩來先生說我們太過分，學生也想當面請教周先生。”

周恩來笑了笑，說道：“恩來此次前來，帶來的是我黨的最大誠意，我們愿意擁護蔣委員長及國民黨：一、領導全民族的抗日，保證領土主權完整，達到民族獨立和解放；二、實現國內和平統一、民主自由，達到民權主義為成功；三、改善人民生活，發展國民經濟，達到民生的幸福。”

他頓了頓，掃了一眼賀衷寒道：“雖然我們作了很大讓步，但是賀處長所提的讓我們實在難以接受。”賀衷寒是黃埔一期生，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訓處長，按說是周恩來的學生，現在周恩來稱之“賀處長”，賀衷寒不由臉上一紅。

蔣介石也瞥了一眼賀衷寒，周恩來接著侃侃而談：“賀處長所提，我們概括一下，實在難以說得上是和談。所提如：一、劃去民選，二、分裂蘇區，三、派遣副佐人員，四、取消政治工作人員，五、縮小紅軍至三萬人，六、地方部隊由行營決定，七、改要求為請求，八、服從一切命令，九、置西路軍不提等。這些，請委員長看看，這算是和談嗎？當真不是想吞并我們？就如第二條，蘇區如果一分為三，我們又有何資格提和談二字？”

蔣介石驀地停下了腳步，看著周恩來道：“那恩來你的意思是什么？”周恩來坦然說道：“委員長，我們共事多年，有些話我以為可以開誠布公。中央給我的指示是，這些條款均須嚴拒，申明無從接受。我們的最后限度：一、三個國防師組成某路軍領導不變，副佐不派，學校必須辦完本期，政工人員不變，每師人數一萬五千余，編制表自定，服從國防調動，西路軍立即停戰；二、蘇區完整，堅持民選，地方部隊不能少于九千人。”

蔣介石說道：“此事我已罵過賀衷寒了，是他太過魯莽。我的意思，行政區可以保持完整，但正職必須由中共方面推薦一個南京方面的人擔任，以應付各方；紅軍改編為3個師，4萬余人，可以設總司令部，國民黨只負責聯絡，對于糧食接濟，設法解決。”

周恩來又說道：“委員長，我們既然合作，理當相互信任。正職由我們的人擔當，請問又有誰有反對的理由？何必又多此一舉，要中共方面推薦一個南京方面的人擔任？”

蔣介石頗為不悅，含混地嗯了一聲，轉移話題說道：“中共可以參加幾個月后召開的國民大會、國防會議嘛，我讓孫科親自邀請你們。有些話，在國民大會上提也可以，在國防會議上提也可以。”

周恩來點頭道：“多謝委員長。我前日到了上海，已先將中共對修改國民大會組織法和選舉法的意見以信函的方式遞交侍從室，不知委員長可有空一看。”俞濟時上前道：“報告校長，在今天的文件中已經放好。”

二人又走了一會兒，蔣介石說道：“我來此地，本意是來休養的。談了這些，有點困倦。恩來，一些問題，你同墨三他們談好了，我都同意的。淮南，在杭州你陪好恩來，有什么需要馬上同我講。”周恩來見狀，也點頭告辭。

煙霞洞回來后，潘漢年為周恩來和張沖在柏廬前拍下一張合影。“咔嚓”一聲，不僅是化敵為友的見證，也留下了迄今僅存的關于“西湖會談”的唯一實證。

這天傍晚，三輛小車停在了柏廬門口，中間一輛小車上走下了身穿黑色繡錦旗袍的宋美齡。她帶了一束迎春花和一些南貨，徑直來到了周恩來的房間。

周恩來一見宋美齡，含笑招呼坐下。宋美齡說道：“恩來，西安的事情，我們多虧了你周旋，中正一直掛在嘴邊，說沒好好謝謝你呢！”

周恩來搖手說道：“那是中央和毛主席的意思，我不過中間奔走。”宋美齡看了看邊上，又說道：“恩來，我們不是外人，我就和你說。中正回去很不高興，說你是半空要價。他給中共的條件已經很好了，毛潤之他們也要適可而止。”

周恩來笑道：“感謝蔣夫人坦誠相告。委員長認為對我們很好，我們也感謝他的善意。不過我們也有自己的原則，一味退讓，那就不是合作，而是投誠了。”

宋美齡點頭道：“這倒也是。張淮南在匯報的時候說了，賀衷寒不知在想什么，這種條件提出了太不夠格了。中正前日已經罵過賀衷寒了，說他盡會壞事。我看這人心思很多，也讓中正小心一點。”

周恩來微笑不語。他知道賀衷寒在西安事變后組織了“討逆赴難團”，蔣介石頗為不滿，一見賀衷寒就破口大罵，罵得他失聲大哭。現在西安談判又是此人從中作梗，如果賀衷寒真的被冷落，對國共合作倒真不是壞事。

二人又說了一會兒話，提到了西安的時候一些事情。約莫半個鐘頭，宋美齡起身告辭，周恩來拿出一封信道：“這是中央讓我帶來的十五條書面意見，有勞蔣夫人提交委員長閱示。”

宋美齡帶上信上了車，回到了南山路189號的澄廬。這是一幢式樣別致的三層奶黃色西式別墅，原是中國第一家鋼鐵聯合企業漢冶萍公司總經理盛恩頤所有，后成為蔣介石在杭州的行轅。1927年12月，蔣介石與宋美齡在上海完婚，蜜月旅行的第一站就是西湖澄廬。

宋美齡剛走進鋪設白色大理石的樓梯，樓上蔣介石就叫道：“達令。”宋美齡上了二樓，將和周恩來的見面略為一提，展開了周恩來的信件。只見上面寫著：

中共方面承認之十條與要求國民黨之五條，其主要為：

甲、中共方面承認：

一、擁護革命的三民主義及國民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

二、取消暴動政策及沒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運動。

三、取消蘇維埃政府及其制度，現有紅軍駐在地區改為陜甘寧邊區，執行中央統一法令與民選制度，其行政人員經民選推薦中央任命，行政經費另定之。

四、取消紅軍名義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服從中央軍委及蔣委員長之統一指揮，其編制人員給養及補充統照國軍同樣待遇，其各級人員由自己推薦呈請中央軍委任命。

五、改編現在紅軍中之最精壯者，為三個國防師計六旅十二團及其他直屬之騎兵、炮兵、工兵、通信、輜重等部隊，在三個師上設某路軍總部。

為特務營、工兵營、炮兵營、輜重營、交通隊、衛生隊、修械所、教導隊等。紅軍原有騎兵合編為一個騎兵團。紅軍改編后之總人數，不少于四萬三千人。

六、其余處置：原蘇區地方部隊改編為地方民團及行政區的保安隊，編余的精壯人員改編為徒手工兵隊擔任修路工程，老弱殘廢由中央給資安置，紅軍學校俟辦完本期后結束。紅軍中的醫院工廠保留。

乙、國民黨方面保證：

一、徹底實現和平、統一團結御侮的方針，全面停止“剿共”。

二、實現民權，釋放政治犯，在全國各地分批釋放共產黨員，不再拘捕共產黨員，容許共產黨在適當時期公開。

三、修改國民大會組織法及選舉法，使各黨各派、各民眾職業團體、各武裝部隊均能選派代表參加，以制定民主的憲法。

四、修改國防會議條例，使國防會議成為準備與指導對日抗戰的權力機關，并使共產黨也能參加。

五、實行準備對日抗戰工作及改善人民生活的具體方案。

蔣介石看后，陷入了沉思。宋美齡說道：“中正，我看中共還是有誠意的，恩來親自過來，就是想談好。”蔣介石點了點頭，說道：“達令，我不想多走動，明朝要不讓恩來來這里講吧！”

3月26日，周恩來來到了澄廬。此后兩天，談判主要就是在澄廬中進行。談判中周恩來再次強調：“一、中共非投降，紅軍非改編，而是為民族國家利益愿意擁護蔣委員長的統一領導和指揮，這種合作立場完全是誠意的、互信的，愿意堅持到底的；二、中共這種大的改變，必須給以解釋的機會與時間，并望諒解其困難；三、以后一切都欲力求就成一片，向心的而非離心的，并愿以擁護統一及抗日之精神影響各省。”

蔣介石聽了舉手說道：“這些小節不成問題，即使未談好，也堅決不會再打。有什么具體的，恩來你可以說說。”

具體的方面，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如下要求：（一）蘇區改成邊區（十八縣）；（二）紅軍改編三個師后，人數請容許在四萬人以上；（三）請設立指揮總部；（四）中央軍政人員只任聯絡；（五）學校辦完這一期；（六）增加紅軍防地。

蔣介石沉吟一會，說道：“關于軍事主管的事情，我昨天已經說了。這個需要再議。至于接濟糧食等等，均可告顧祝同解決。他決不會派人破壞，只是聯絡而已。”

也許是張沖、宋美齡等人的建議，蔣介石做了不少讓步。兩天的談判，大部分的問題都說清了。蔣介石指示顧祝同和張沖陪周恩來到德清莫干山的白云山館繼續就一些細節磋商。兩天的時間，雙方都記下了幾大本厚厚的記錄。

周恩來告辭的時候，蔣介石沉默了很長時間，像是想起不少往事，感慨地說道：“過去的兩黨合作，失敗雙方均應檢討，要保證永久合作，就要不只圖目前，而且要計及將來。中共有民族意識和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幾個月來的和平運動影響很好，只要堅守新政策，必能達到成功。”

周恩來頻頻頷首，并提出“共同綱領是保證合作到底一個最好辦法”，蔣介石突然話鋒一轉，又說道：“中共不必說什么國共合作，主要是與我個人合作。過去的事過去就算了，希望中共這次改變政策，能夠說話算數，做到與我永久合作。我這里特別想說綱領與領袖兩個問題。現在，他們都叫我領袖，所以特別是共產黨組織與我個人和與共產國際的關系，以及如何服從的問題，你們要多考慮，商量出具體辦法。恩來，以后我們一起了，你可以多來看看我，我們都是老同事了，要走動走動。”

在德清談妥細節后，周恩來從杭州返回西安。此次來杭，正值“窈窕西湖三十里，柳絲含煙拂湖水”的時節，但因談判的緊張和艱苦，大家都無暇顧及美麗的湖山。臨行前，張沖邀周恩來和潘漢年前往樓外樓菜館，在二樓選了個僻靜的位置，三人吃了一餐家鄉飯。幾十年后，周恩來重登此樓，對當年的情景記憶猶新，感慨不已。

周恩來回延安后馬上匯報了杭州談判結果，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4月9日，周恩來直接致電蔣介石，稱：“……述及先生合作誠意，均極興奮，現黨中正開會計議綱領及如何與先生永久合作問題。”會畢即南下晤蔣。同時，考慮到蔣介石的建議，中共中央開始草擬《御侮救亡復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民族統一聯盟組織規約》，并討論修改國民大會組織法與選舉法。

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序幕就這樣徐徐拉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