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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大機車》連載一
    來源:中國作家網 | 鶴蜚  2016年11月17日10:15

    2、 暗夜明燈:可歌可泣的機車工人斗爭史

    每當我們國家和民族蒙受巨大苦難的時候,總會有許多英雄豪杰沖鋒在前,他們是思想解放的先驅,他們是革命勝利的火種。在歷史的長河中,他們中許多人像流星一樣轉瞬即逝,但卻在千萬人的心頭,永遠閃耀著巨星般的光芒……

    日本侵略者為了長期經營大連,把大連作為進一步侵略東北乃至全中國的橋頭堡,對大連進行了比沙俄時期更加巨大的投資,興辦各種工廠企業,以獲取更大的利益。大連工人隊伍迅速發展壯大,到1925年時,大連地區中國工人已經達到了10多萬人。在這支產業工人大軍中,滿鐵沙河口工廠人數最眾。在那黑暗的漫漫長夜里,沙河口工廠里正悄悄地涌動著革命的洪流,成為大連工人運動的發源地……

    傷痕累累的老槐樹

    那棵老槐樹雖然依然挺拔,卻無法忘記曾經的屈辱;那座大掛鐘如今早已成了古董,雖然依然在走,卻回蕩著曾經沉重的哭泣……

    在大機車正門口有一棵老槐樹,遠遠看去,它高大、硬朗、豐滿、壯碩, 盤根錯節,直指蒼穹。冬天里,它枝干挺拔,倔強地任憑寒風粗暴地肆虐侵擾; 夏天里,它枝繁葉茂,溫柔地傾聽著鳥兒的呢喃。這棵老槐樹已經默默地生長了100 多年,雖然歷經百年風雨,依然威武不屈。而100 多年前,最早陪伴在老槐樹身旁的還有一座大掛鐘,大掛鐘產自日本,足有一米多高。槐樹陪伴大掛鐘,經歷了歲月的洗禮,記載了太多的滄桑往事。

    這棵老槐樹最早不是用來給工人乘涼或者遮風擋雨的,是為了懲罰工人時吊打、凌辱中國工人的;而大掛鐘也不是為了方便工人看時間的,更不是用來裝飾的,而是日本侵略者讓中國工人上下班打卡用的,是日本工頭專門為監督中國工人而定制的。在日本侵略者統治大連鐵道工場的40 年里,老槐樹常常也被皮鞭打得遍體鱗傷,記錄下了那一幕幕悲慘的場面,大掛鐘也見證了那一段中國工人的辛酸史、屈辱史。有朝一日人們若能破譯植物的語言,老槐樹一定會向我們傾訴那一幕幕歷史的悲劇。

    1996 年10 月,大機車工會曾在老槐樹旁設立了一塊牌子,上面寫著:

    這棵老槐樹是廠史中記載的工廠門前的三棵槐樹之一。在日寇侵華的年代里,曾經有許多中國勞工被捆綁在樹上,慘遭毒打和凌辱。為了使人們牢記歷史,工廠將這棵老槐樹保留下來,作為歷史的見證。

    甲午戰爭后,旅大地區淪為殖民地,日本把大連開辟為商埠。當時大連工商業發達,海關稅收在全國排第三位,僅次于上海和天津,旅大地區成為日本帝國主義開發滿蒙、侵略東北的基地。日本帝國主義對當地人民采取高壓奴役的殖民政策,“關東州”法律曾明文規定,對朝鮮人和中國人仍然施行笞刑, 他們對中國工人血腥壓榨,如蝗如蟻般地掠食。

    為了便于統治,滿鐵在沙河口工場建立了完整的管理機構和殖民統治政策。員工有嚴格的等級區別,分為月俸者、雇員、傭員、臨時傭員、見習工和徒工。場內有40 多名巡警,13 所守衛崗。員司由正門出入,正門終日開放;工人出入門只有兩處,一處為中國工人出入門,一處為日本人出入門, 只在上下班時間開放。中國工人出入的卡子門用管子攔成四條小道,每條小道只能走一個人, 小道的中間有一個高臺,出入時必須登上高臺才能通過。

    每天早晨,中國工人排隊打卡進廠,下班又排著長隊在很窄的通口處,上臺階被當成小偷搜身檢查,稍有不順服和怠慢,便被吊在廠門前那棵老槐樹上用皮鞭子蘸涼水抽打。繁重苦累的勞動沒有時間限制,加班加點、通宵作業幾乎是家常便飯。中國工人們被迫如牛似馬地勞動,只能吃橡子面和化學粉等替代食物。當時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謠:

    橡子面,半月光,

    草根野花度饑荒。

    北風吹,地不長,

    窮人瞪眼見閻王。

    日本殖民者制定規章制度是為了壓迫、剝削工人,特別是針對中國工人設立了防衛系、勞務系等機構,鎮壓和監視中國工人。中國工人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惡劣,每天工作少則10 小時,多則近20 小時,猶如生活在十八層地獄里,受盡欺負、凌辱、剝削和壓迫。日本殖民者給日本工人的待遇遠遠高于中

    國工人,對中國傭員實行了民族歧視政策。日本工人享受的住房和生活待遇中國工人根本享受不到。中國工人的工資收入十分微薄,不足日本工人的四分之一, 甚至是其七分之一。傷亡事故幾乎天天發生,工人的生命安全毫無保障,還經常受到日本工頭的鞭笞和搜身。

    當時沙河口工場日本場長在1926 年5 月12 日給上司的一份報告中這樣寫道:“沙河口工場的職工大體日本人和中國人各半,雖然技術上無大差別, 而其平均工資日本人是3 元27 錢,中國人是82 錢,是(前者)四分之一的比例。”在工資差別最大的1930 年,日本傭員的工資是3 日元,中國傭員的工資是0.55 日元,前者是后者的5.45 倍;臨時工的情況更為嚴重,達到8.1 倍。

    由于日本殖民當局的殘酷統治,加上當牛做馬的勞作、待遇低下、居住條件惡劣,中國工人普遍患有職業病。日本廠主和日本工人住在廠區東部的磚瓦房,而中國工人住在廠區西部被稱為“西官房”的簡易住房,或住在附近用破木板和茅草搭成的窩棚。惡劣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使瘟疫猖獗,日本殖民當局以預防傳染為借口,將所謂的病人拉出去殺害。當時在工人中間流傳著這樣一句順口溜:

    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你要打個盹,上山火燒埋。

    大機車老職工于連杰曾經寫過回憶文章《那座鐘和我們的工廠》:

    那座鐘是座大鐘,掛在工廠正門里,足足有一米多高,上邊走時, 下邊打卡,是日本人專門為監控中國工人特制的鐘。解放后很多年里, 那座鐘一直沒有挪動過,機車廠青年經常被帶到大掛鐘前,聽老師傅講述那掛鐘的故事。久而久之,那鐘便成了永遠的訴說,那鐘的故事便成了歷史的回聲,訴說著那場戰爭,訴說著那段世界史,訴說著那段工廠史……

    疾風驟雨的革命斗爭史

    “虎牢天險今誰主,馬角生時我卻來。醉扶危舷望燈火,商風狼藉暮潮哀。”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東北物價瘋狂上漲,特別是銀價昂貴,金銀比價變化很大。沙河口工場工人的工資是以日元支付的,而市面交易用的是小洋,工人領取工資后必須兌換成小洋,由于換到的小洋減少,工人的生活更加困難。1916 年12 月4 日,沙河口工場鑄造工人楊振和率先舉起反抗的大旗,他組織400 多名中國工人舉行了3 天抗日罷工,要求工廠給工資低的工人增加工資。

    自那以后,工人為了求生存多次罷工,工運浪潮風起云涌。1918 年1 月25 日, 沙河口工場的1000 多名中國工人和800 多名日本工人聯合罷工,向廠方提出增加工資、發給加班津貼和夜班補助、每月公休2 天、危險作業崗位增加津貼費等條件。當時日本廠方對罷工工人實行分化瓦解、部分安撫的辦法,迫使工人復工。罷工進行了9 天,但是因為缺乏統一的組織領導,工人們只取得了微薄的成果。

    雖然此次罷工沒有取得勝利,但是中國工人從中得到了鍛煉,斗爭意識被喚醒。同年9 月,中國工人以物價上漲、生活困難為由,向廠方提出了增加工資、與日本工人同工同酬的請愿書,遭到拒絕。從10 月7 日開始,在楊振和、劉玉柱、王茂林、曹德俊4 名有威望的老工人帶領下,全廠中國工人舉行了罷工, 工廠在罷工的打擊下停產一周。最后,廠方答應了給中國工人增加工資,罷工勝利結束。但中國工人也付出了代價,罷工領導人楊振和、王茂林遭到了逮捕, 受盡了折磨,被驅逐出關東州,劉玉柱和曹德俊被工廠解雇。

    日本資本家對工人剝削的加劇,也激起了日本工人的反抗,日本工人的經濟地位決定了他們與日本殖民當局和資方有著不可調解的矛盾,他們與中國工人聯合開展的斗爭,成為早期工人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年,大連日本職工最大的團體是沙河口工場的“友愛會”,1919 年5 月,友愛會在冊人數為1200 余名。1919 年11 月,沙河口工場又成立了“大陸工友聯合會”,是當時大連地區較有影響的日本工會組織。其間,沙河口工場還成立了其他一些工人組織。這些團體和組織在工人斗爭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日本工人和中國工人一道,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不斷地進行反對資本家的罷工斗爭。

    隨著經濟危機的影響日益加劇,大連市百業蕭條,中小工商業者紛紛破產, 廠商都被迫降薪裁員,大批工人面臨失業。1920 年4 月,沙河口工場預謀裁員。終于,在一個陰云密布的早晨,日本資本家正式宣布了裁減中國工人的決定。這個不幸的消息好比晴天霹靂打在了中國工人和他們的家屬身上。消息剛剛宣布不久,沙河口工場的門前就擁來了眾多工人家屬,其中有白發蒼蒼的老太太, 也有年輕的媳婦,還有大大小小的孩子們。他們聚集在工廠門前,每個人都焦急地等待著,期望能聽到家人“沒有被裁”的好消息。然而,中國工人大多得到的都是“辭職令”,這一份份辭職令像燒紅的鐵塊似的烤得人們心里發燒。辭職令對于這些在殖民統治下的工人無疑是無情的打擊,中國工人們除了出賣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失業即等于把他們及其妻子兒女推向饑餓和死亡的深淵。雖然以傅景陽等為首的工人代表多次與廠方談判協商,但是廠方執意裁員。

    5 月1 日早晨,工人開始罷工。當天下午工人召開聯合抗議失業大會并通過決議,要求停止裁減工人。會后,全廠5000 余名中日工人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游行示威,傅景陽等18 名工人代表向滿鐵再次提出要求,要求停止裁員、增加工資,但是日本殖民當局并沒有給予答復和解決。工廠中日工人的斗爭, 使滿鐵和“關東廳”殖民統治者如臨大敵。6 月7 日,他們從大連、旅順抽調了200 多名警察和70 多名憲兵把守工廠的各個重要部門,第二天,強行裁減了1330 名中國工人和540 名日本工人,還有65 名職員。但懾于中日工人的團結, 工廠方面也不得不做出重大讓步:發給被解雇工人解雇金,被解雇的工人延期半個月搬離宿舍。6 月10 日,歷時40 天的大罷工以工人的勝利宣告結束。

    先驅者永垂不朽,他們是時代的榮耀與驕傲,風起云涌的革命浪潮,正激蕩著那些新鮮的血液……

    沙河口工場是在強盜帝國的霸權下誕生的,可以說,工廠甫一誕生,就被烙上了殖民地的胎記,成為外國侵略者掠奪中國人民財富的工具,中國工人用血汗鑄就的產品在中國的土地上竟然成了屠殺中國同胞的武器。恥辱,勞累、貧寒、饑餓,中國工人的脖子上纏著太多的繩索。

    中國工人的骨頭是堅硬的,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掠奪同時也喚起了中國工人階級的覺醒,各種抗爭和罷工活動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展開的。而引起日本侵略者震動的沙河口工場中日工人聯合大罷工,其規模和氣勢是空前的,在大連工人斗爭史上寫下了重要的一筆。它為殖民地時期工人運動的開展提供了經驗,培養了中國早期工人運動的骨干與領袖人物, 為大連地區中國工人進步團體的成立奠定了基礎。

    革命力量逐漸凝聚,革命浪潮暗流涌動。

    1920 年7 月,沙河口工場的工人傅景陽、于景龍、王立功、辛培源等先后加入了進步團體大連中華青年會,學習文化科學知識,接受民主主義啟蒙教育。1923 年京漢鐵路工人二七大罷工的消息傳到大連,傅景陽、于景龍等三十幾名青年工人時常聚在一起,醞釀成立像關內工會那樣的中國工人自己的團體。但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大連,中國工人公開打出工會的旗幟, 日本殖民當局是不會答應的,而成立地下組織又不利于團結更多的工人,也不利于開展工作。這些有知識、有文化的進步青年們苦思冥想,期望探求出一條革命之路。

    據記載,1919 年至1923 年,南滿鐵路工人罷工132 起,其中,大連市內發生40 余起,占南滿各市鎮之首位,大連、旅順工人罷工次數占南滿各地罷工總數的1/3,大連成為“南滿勞資糾紛的中心地”。

    大連中華工學會——光耀中華的名字

    站在大連黃河路人流湍急的鬧市中默默矗立的小紅磚樓前,仿佛能聽到工人們正在唱著大連中華工學會的會歌:“我們工人創造世界人類食住衣,不做工的資產階級反把我們欺。起來起來齊心協力鞏固我團體,努力奮斗最后勝利定是我們的!”

    曾幾何時,大連中華工學會的火炬燃紅了十里廠區,工人運動在大連風起云涌,勞動者的吶喊在遼南大地上回蕩。

    那鏗鏘有力的歌聲猶在耳畔……

    黃金町107 號,這個殖民地色彩濃郁的地名,或許不被太多的大連人所熟悉, 但是說到大連沙河口區黃河路658 號的那棟二層小紅磚樓,了解大連歷史的人都會知道,這里是大連市第一個工人運動組織——沙河口工場華人工學會的舊址。小紅樓位于鬧市區的主要道路上,雖然經過百年的城市變遷,盡管近些年來房地產產業異常紅火,許多知名的開發企業都看中了這塊風水寶地,但讓我們這個城市感到驕傲和欣慰的是,我們的城市管理者高瞻遠矚,在這個黃金地段保留下了這棟意義非同尋常的小樓。

    知識,在思想萌芽初發時,總會讓心靈的力量漸增,那斗爭的激情,總是被壓迫和屈辱催生著……當時在大連,識字的中國工人不多,這些有文化的工人受進步思想的影響,逐漸成長為工人的領袖。20 世紀20 年代初期,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不斷擴大,廣大窮苦工人朦朦朧朧地意識到對新生活的向往, 逐漸覺醒,開始自發地走上反日斗爭的道路。

    1923 年12 月2 日,大連第一個公開的工人團體——沙河口工場華人工學會召開了成立大會,豎立起“勞工神圣”的牌匾,以傅景陽為代表的沙河口工場有志青年和其他愛國人士在一幢小樓里莊嚴宣布,沙河口工場華人工學會正式成立。這是中國東北地區最早出現的中國工人自發成立的工會組織,從此, 工會和工人運動如同星星之火,迅速燃遍大連、遼寧乃至東北地區。

    當天出席會議的代表有百余人,加上一些列席代表和來賓,共有138 人。工學會的辦公地址就在當時的黃金町107 號,當時每月租金18 元。工學會機關辦公樓前懸掛著“沙河口工場華人工學會”和“工人業余學校”兩塊大牌子。成立大會上,大家通過了章程和會旗。傅景陽專門講解了工學會章程,工學會章程共有21 條,開宗明義宣稱:“在當今之世界,作為一個戰士,如果不鞏固團體,不斷地隨著時勢的發展而站在競爭的戰場中,就不可能得到安定生存。蓋世上不論何事都無不依賴于人們的智慧,始得有所成就。我們學習的目的,

    即在于啟發智能,我們青年是先鋒,最富有上進心。”“本會以加強友誼、相互接濟、協同一致、增進學識為目的。”

    據唐宏經后來回憶,1924 年年初,李震瀛來大連指導工作,他先后多次給工人們講演,在工人中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強調,工人只有團結起來,才能改變自己的地位,實現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社會。李震瀛在大連期間,經常與工學會干部研究工作。他提出,你們這個“沙河口工場華人工學會”的名稱很狹隘,不利于廣泛發動工人群眾,若是改為“大連中華工學會”,范圍會更廣,力量也會更強大。大家聽了他的話都非常震動,“華人”是外國侵略者對我們的稱呼,改為“中華”多有力量,多能顯示我們民族的氣魄。

    1924 年夏,中國共產黨早期工人運動領袖、中共中央委員、年輕的鄧中夏來到大連,他住在工學會,指導工學會的工作。他號召廣大工人要團結起來, 強調只有把工學會辦得堅強有力,才能使工人團結起來解救自己。他指出,工學會應當把大連到寬城子的南滿鐵路全線的工人都組織起來,開展工會活動, 使工學會的力量更加強大。鄧中夏的話讓工學會的人開闊了視野,明確了工人的斗爭不能只局限于一個工廠、一個地區。

    凡?高說,一間暮色中的書店,宛若黑夜中發出的光芒。

    每到夜幕降臨, 黃金町107 號工學會的小樓里都聚滿了人,許多會員到這里閱讀報紙、書籍, 聽課,交流。工學會的夜校,分高級班和初級班。初級班由不識字和識字不多的工友參加,學習《千字文》等國文、算術和白話尺牘課程,有時還組織體育活動。高級班由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工友和“官徒”參加,開設國文、算術、尺牘、日本語課程,學習《論說文范》《秋水軒尺牘》等書籍。兩個班雖沒有明設政治課,但秘密地以文化課為掩護,隨時向工人宣講時事和革命道理,對工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

    工學會夜校引起了殖民當局的注意,他們經常派便衣到工學會夜校監視, 沙河口警察署還經常派警察到工學會課堂“旁聽”。夜校就派人放哨,在敵人的嚴密監視下巧妙地周旋,用革命道理提高斗爭信心。

    大連中華工學會夜校對大連工人的覺醒和斗爭覺悟的提高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使向往光明的工人兄弟仿佛看到了漫漫暗夜里的那盞指路明燈。參加工學會的人數越來越多,至1925 年年底,全市工學會會員已經達到3000 余人。

    大連中華工學會是大連最早出現的中國工人自己創建的現代工會組織,它的成立揭開了大連工運史上嶄新的一頁。它有完備的章程、健全的組織、靈活的策略。它的出現,對帶動大連乃至東北地區工人運動的發展,對提高大連乃至東北人民反對侵略者的斗爭意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大連中華工學會的成立和活動的開展,點燃了大連乃至整個遼南地區工人運動的火炬,標志著大連工人運動已經形成了有領導、有組織的斗爭聯合體, 標志著大連工人運動的興起和大連反帝愛國統一戰線的形成,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工人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為黨組織培養和輸送了一大批骨干,對大連地方黨團組織的建立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在大連地區、東北地區乃至中國鐵路工業的工運史上都留下了光輝的篇章。

    如今,黃金町107 號小樓已經維修一新,遠遠看去,格外莊嚴。近百年來的風云變幻、風雨飄搖并沒有減少它的魅力,它反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更加迷人,充滿了獨特的韻味。小樓前的石碑上刻有“大連中華工學會舊址”“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字樣。這棟小樓承載過大連勞苦工人追求自由與幸福最早的期望,寫下過大連工人運動最光輝的革命斗爭歷史,見證過青年革命家的光榮與夢想,更激發過幾代中國人實現中國夢的萬丈豪情。

    大機車走出大連共產黨員第一人

    1925 年2月,32 歲的毛澤東回到家鄉韶山,通過創辦農民夜校,建立農村基層組織,發動農民進行反封建、反剝削的革命斗爭。而此時,遠在中國北方大連的一個年輕人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大連共產黨員第一人。他莊嚴地宣誓,要將一生獻給共產主義事業。

    在大連瓦房店市以東30 多公里、西臨渤海20 多公里的復州城鎮,從西漢時期建立縣治至解放初期,這里一直是州、縣治所在地,也是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建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的橫山書院,曾經是清末的最高學府,也是遼南唯一現存的古書院。從建院至1905 年前后60 年間,復州考生高科連捷,甲于遼南,造就了一大批賢達人士。

    1900 年6 月,傅景陽出生在這個著名的文化古鎮,父母給他取名傅成春。小時候的傅景陽非常聰明,7 歲時就讀于復縣縣立第一小學,4 年后,考入當時有名的復縣縣立高等小學,15 歲時以優異成績考入大連滿鐵沙河口工場技工見習養成所,成為該所第七期見習生。1919 年12 月畢業后被分配到沙河口工場臺車職場當鉗工。

    從少年時代起,傅景陽就酷愛讀書,到了沙河口工場技工養成所后,他開始接觸一些進步報刊,他從報上看到有關五四愛國運動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俄國十月革命等的文章,逐漸接受了民主主義思想,懂得了一些爭取工人解放

    和救國的道理。他加入了老同盟會會員、大連地區中文報紙《泰東日報》編輯長傅立魚發起的大連中華青年會,得到了啟蒙教育,開始覺醒。他相繼和當時在泰東日報社做工的關向應、趙悟塵等同志接觸,后經關向應介紹認識了《泰東日報》編輯、北京共產主義研究小組的劉恂躬,開始學習《共產黨宣言》等革命書籍,并在工人中宣傳馬列主義,繼而領導大連地區的革命運動。1922 年年初,他結識了我黨早期領導人羅章龍。1923 年12 月2 日,以他為首的30 余人發起創立了沙河口工場華人工學會,使大連地區的工人階級第一次登上了政治舞臺。1924 年6 月,傅景陽由中國共產黨中央派到東北進行革命活動的干部李震瀛和陳為人兩位同志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當選為共青團大連特支工運委員,不久結識了鄧中夏。

    1925 年2 月,他代表大連中華工學會出席在鄭州召開的中華全國鐵路總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在會上做了《關于大連工運情況》的報告,被選為執行委員。會后,為貫徹會議精神,他首先在沙河口工場發起組織大連地區第一個國際性組織——中日工人懇親會。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后,他積極組織大連工人和各界愛國人士聲援上海工人階級的反帝愛國運動,發起成立了“滬案后援會”, 被選為執行委員,領導大連工人階級和社會各界市民群眾舉行示威游行、散發傳單、開追悼會、募捐等。

    1925 年,經李震瀛介紹,傅景陽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大連地區也是遼寧省第一個中國共產黨員。同年7 月,他擔任了中共大連特支工運委員,兼任沙河口工場黨支部第一任黨支部書記,成為大連地區地下黨組織創始人之一。

    1926 年,傅景陽赴天津出席中華全國鐵路總工會第三次代表大會,被選為執行委員。福紡紗廠工人大罷工開始后,他不顧敵人的威脅和鎮壓,6 月24 日, 在福紡紗廠門外召開了群眾近3000 人的聲援福紡罷工大會,并做了慷慨激昂的講話。第二天,他被捕入獄。在法庭上,他同敵人進行了不屈的斗爭,表現了堅強的無產階級革命氣節。在監獄中,雖然被敵人施以酷刑,但他始終沒有暴露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更沒有向敵人屈服,他積極同黨組織聯系,念念不忘正在開展的工人運動,表現出了一名共產黨人大無畏的革命精神。

    1927 年春,經黨組織的積極營救,日本殖民當局被迫宣布他無罪,并釋放出獄。出獄后,他被大連日本殖民當局驅逐出境,回到原籍。傅景陽曾先后從沈陽到各地尋找黨組織未果,成為終生遺憾,后病死于沈陽,年僅42 歲。

    世紀老人的榮耀

    他以超群的智慧、超人的勇氣、超凡的組織能力,為中共“六大” 在莫斯科的勝利召開做出了重要貢獻,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重要篇章……

    1993 年11 月23 日上午,大連下起了冬天里的第一場雪,那天的天氣非常寒冷,雪花在狂風中漫天飛舞,但大機車廠史陳列室里卻洋溢著一派熱烈的氣氛,大家正圍坐在一位紅光滿面的老人身邊,聚精會神地聽他在講著什么。他就是時年92 歲高齡的唐宏經老人,他正在回憶60 多年前,他帶領當時的滿洲省委代表團,遠赴莫斯科參加黨的“六大” 的不平凡的往事。

    唐宏經,曾用名唐韻超,1901 年3 月出生在金縣董家溝,16 歲那年進入滿鐵沙河口工場,先后在鉸鑌職場(現車體車間)和制罐職場(現焊接車間)當學徒和鉚工,曾參與發起沙河口工場華人工學會。1926 年年初,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大連中華工學會副委員長、工學會黨支部書記、中共大連地委工運部長等職。后任中共滿洲省臨委執行委員、常委、工運部部長,滿洲省委常委、工運部部長,哈爾濱市委職運委員等職。

    1927 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開始走上了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道路, 迫切需要召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統一思想,明確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前途等重大問題。處于革命低潮的中國共產黨人面臨著險惡的環境,汪精衛對共產黨人采取的“寧可錯殺一千,決不放過一個”的血腥政策,使黨很難找到一個安全的開會地點。就在這時,中央得知,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和少共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1928 年春夏將在莫斯科舉行,考慮到屆時中共也將派代表團出席這幾次會議,遂將中共“六大”會址定在了莫斯科。

    1928 年1 月20 日,滿鐵沙河口工場重新建立黨支部,開展了張貼反日標語、散發反日傳單等一系列地下活動。

    1928 年4 月,滿洲省臨委接到中共中央決定在莫斯科召開“六大”的通知, 通知要求滿洲省臨委在全省選舉5 名代表參加“六大”。當時中共中央考慮到中共黨組織領導機構中知識分子較多,需要增加工人和農民出身的干部,按通知精神,要求滿洲省臨委多選舉工人和農民代表。基于大連沙河口鐵道工場早期黨組織在東北地區產生的影響力,加上中央提出要多派工農代表的指示,滿洲省臨委研究決定,以滿鐵沙河口鐵道工場工人黨員唐宏經、朱秀春、于治勛、王傳碧為代表,組成代表團參加大會。代表之一的朱秀春是在到達莫斯科后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入黨介紹人正是唐宏經。

    1928 年6 月18 日至7 月11 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的塞列布若耶鄉間別墅召開,這是我黨歷史上唯一一次在中國領土之外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100 多位代表冒著生命危險前往莫斯科參加會議。在參加“六大”的142 名代表(其中工人代表44 人)名單中,有許多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閃光的名字,他們是周恩來、劉少奇、羅章龍、李立三、鄧中夏、鄧穎超、瞿秋白、關向應,等等。

    這次大會完全是秘密的,出席大會的代表由國內秘密地分批到達莫斯科, 其中周恩來、鄧穎超等主要領導都是經大連往莫斯科去的,而承擔重要護送任務的正是唐宏經。

    “六大”召開之前,唐宏經接受當時中央一位常委的秘密指示,擔任秘密護送到莫斯科參加會議的代表的負責人。組織上擔心南方代表的語言問題,擔心他們暴露身份,讓唐宏經組織人員護送南方代表到莫斯科開會。唐宏經按照上級指示,機智有謀,周密安排,分兩次從滿洲里護送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和李立三等黨的重要領導人,以及山東和云南等地的黨代表成功過境滿洲里,到達莫斯科,得到了當時我黨設在哈爾濱工作站黨組織的肯定。組織要求唐宏經繼續護送羅章龍和夏曦等第三批代表,并隨他們一起去莫斯科開會,唐宏經用他的機智和大膽圓滿地完成了任務,跟隨最后一批代表,順利地抵達莫斯科, 保障了會議的順利召開。

    中共“六大”期間,唐宏經任滿洲省臨委代表團書記,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可以說“六大”的勝利召開,唐宏經做出了重要貢獻,在中國革命史上, 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大連地區解放后,他組織大連工人成立了職工總會,擔任大連總工會主席、市參議會議長,并重新負責黨的領導工作,任大連市委常委, 負責總工會的工作。新中國成立后,他擔任東北人民政府勞動部部長兼東北總工會常委等職務。

    2005 年2 月16 日,唐宏經在大連逝世,享年104 歲,走過了世紀滄桑, 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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