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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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美國人的越南戰爭

印尼退出聯合國，出訪北京

紅色中國的外交部長陳毅為印度尼西亞退出聯合國歡呼，那不僅僅是“高尚而且公平的革命舉動”，“還是1965年的第一個驚天動地的春雷”，很明顯，言下之意是第二個春雷將不會遠了。現在，它來了。總理周恩來提出創建一個新的聯合國——一個“革命的”。據推測，由亞非國家組成，擺脫“美帝國主義的控制”。

這個場合是北京宴請印度尼西亞外交部長蘇班達瑞率領的代表團，周恩來表現出對任何國際組織形式的藐視。中國，他帶著無比的嘲諷說，想與那個把自己稱為聯合國的上演一出對手戲。為什么美國被允許演出它自己的戲，然而我們不能？

毫無疑問，如果允許紅色中國替代國民黨的角色，它仍然急于把握機會加入現在的聯合國。暫時還沒有一個聯合國成員，無論亞非還是其他國家，注意北京的挑戰，甚至是像鐵托和納塞爾的“中立者”也反對中國—印度尼西亞的游戲。聯合國大會更多的興趣是在解決聯合國持續的經濟危機。幾天之后，蘇班達瑞同意接受北京1億美元的援助，“軍事經驗”——毛澤東游擊戰爭的教材。一份聯合公報也攻擊一個未署名國家“極力阻止”將在阿爾及利亞舉行的國際亞非會談會上北京會極力宣傳它的“聯合國提案”。

那所有這些都意味著一個新的北京—雅加達軸心，這產生了許多令東方和西方都困擾的問題，蘇聯人已經在武器上投資了10億美元援助印度尼西亞，結果發現蘇加諾轉投北京陣營。一位深思熟慮的聯合國外交官感到很疑惑，如果像柬埔寨、馬里這些反西方國家或少數幾個其他國家最終都不被北京的聯合國誘惑，如果實際上那不可能真正得到實現，那該如何？

美國人要去“拯救”越南

當美國飛機開始攻入北越時，所有共產主義國家最吃驚的是蘇聯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他正坐在河內，與北越的胡志明在開玩笑，談論可能的蘇聯軍事援助，那時——呼——炸彈在僅僅250里的遠處爆炸了。柯西金必須做出行動，他要把共產主義集團關系的整個問題變成尖銳焦點。

莫斯科可能放棄“和平共處”的科爾舒維恩線路，并且支持北京引發的“持久性戰爭”嗎？蘇聯人能真正被引誘加入亞洲的戰斗——尤其是他的亞洲競爭對手正蠶食他自己的邊境？柯西金處在尷尬的境地，他不得不竭盡所能，為了在光滑的斜坡上剎住。但是決心阻止蘇聯陷入危險境地，蘇聯領導人緩緩向前滑行。

匆匆締結一項向河內的胡志明運送武器的適當協議后，柯西金搭乘專機直飛北京。在機場，他受到了7個持花少女和紅色中國總理周恩來的熱烈歡迎。更奇怪的是，自從1959年再也沒有與蘇聯領導人說過話的毛澤東，正坐在人民大會堂等待。在兩個半小時的秘密會議期間，柯西金與毛澤東無疑進行了爭辯。新中國的新聞發言人甚至出版了他們的相片表明嚴重性和他們相互的不喜歡。

盡管柯西金計劃由北京直接飛回去，然而他卻突然改變了航線，向北朝鮮飛去——一個蘇聯總理從來沒有訪問過的地方，雖然十分匆忙，北朝鮮的金日成還是鋪了紅地毯歡迎意外的客人：當柯西金抵達平壤機場時，瘋狂的人群揮舞著蘇聯國旗，喊著“萬歲”。金日成，北京陣線的斯大林主義者，從前粗暴地拒絕了莫斯科的邀請，熱情地擁抱了阿列克謝。我們認為兩國之間的和睦和團結是至關重要的，他說，當然，自從蘇聯魯莽地決定削減北朝鮮的飛機油料和機器備件的供應，北朝鮮的800架米格戰斗機和國家的少數飛機實際上一直在艱難的條件下飛行。

柯西金沒有公開許諾援助，但是當他贊成金日成“帝國主義的挑釁”把所有共產主義國家聯系得更密切時，觸及到了困難的主題。金日成接著又直率地說亞洲的共產主義國家是“一致希望支持越南英雄的人民”，似乎要告訴西方，柯西金起了作用，莫斯科消滅了關于蘇聯對美國在越南的行動感到“憤怒和擔心”的謠言，而且甚至提高了莫斯科會派蘇聯飛行員駕駛送給河內的飛機的可能性。

似乎柯西金的旅行——即興的——得到報償，在共產主義世界內部建立了一個脆弱的、臨時的、表面上的團結，但是他們對莫斯科與北京在基本意識形態上不和的事件上，沒有做什么。無論是北越的胡志明，還是北朝鮮的金日成都沒有顯出任何跡象想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三日“團結”會議。還有毛澤東，盡管看起來是伙伴當然仍舊反對新蘇聯領導人的思想。

然而，莫斯科和北京在需要增長對北越的軍事援助上看法完全一致，可能北朝鮮也一樣，似乎很確定，共產主義基礎的深深裂縫，在這迫在眉睫時刻，并沒有焊接合攏。就像一個分析家說的：當濃煙和微笑消散的時候，我們將發現中國和蘇聯仍然在它們以前的地方。

發生的刺耳的好戰的噪聲，打算勾起美國在1950年中國共產黨穿過鴨綠江那天的回憶，“在朝鮮戰爭那次你已經被教訓了一頓，”在向美國發射的異常的英語廣播中，北京電視臺說，“你想把這個教訓在印度支那重來一次嗎？”

如果紅色中國用行動實現它的話，他們使用的武器將是250萬的步兵。中國，當然沒什么對付美國空中及海上的優勢，中國最大的軍艦是一艘陳年的驅逐艦，現停泊在上海港作為訓練艦。飛機的數量是——2900架——紅色中國擁有世界上第三大空軍部隊，但是那在戰斗中不會堅持太久，因為這些飛機大部分都是俄國淘汰的，而且空軍部隊受到了油料和機器配件私有制的妨礙。至于核潛力，上次投彈北京引爆了一枚原始裝置，并且準備進行下一次爆炸試驗。但是成為一個尖端武器——和它的運送方法——是幾年后的可能。最好的估計表明中國有35個野戰軍，每個大約4萬人，分成4個師。中國步兵是以一種簡單式樣的小型沖鋒槍裝備，這種槍射擊有很高的速率，但是準確度非常差，它通常就像一個仔細挑選的應征士兵。

當中國的武裝部隊部署完畢，集中的重點——大約6支軍隊——是針對臺灣。4支部隊部署在北朝鮮邊境一線，另外幾支分布在滿洲和內蒙古一帶。3支駐扎在西藏，在中國南部的軍隊達到了7支——一支保衛易受攻擊的海南島，一支駐扎在多山的云南省，還有3支部署在北越邊境，另外2支安排在廣東省。

軍隊士氣相信是高漲的，近幾年，更多的新兵是來自城市而不是農村，因為城市的年輕人要比農村的更有文化，從而能更快地掌握卡車、交換機、雷達等其他即使是一個半現代化的軍隊也必需的裝置，這是有計劃性的冒險，因為城市里的年輕人同農村的孩子相比，沒那么容易受紀律的管教和約束。在后方，中國有1200萬的民兵，其中部分是經過訓練，有經驗退役的善戰的戰士。其他一些是已經服役一段時間的戰士，接著回到了家里或者工廠。既然每年大約有50萬軍人復員，所以中國的民兵總有很好的補充。

在越盟與法國浴血奮戰時，紅色中國建造了一條直達北越的公路鐵路網。從那時起，中國的藍領勞動者就一直在艱苦工作，修建連接云南和老撾的公路。在這些線路的幫助下，紅色中國巨人相信——有足夠的流動性，可能運送12個方面軍——大約12萬人——在一個月的時間內從中國到河內。

《時代》周刊的香港記者發回的報道表明，幾天前，香港的英國駐軍全面戒備，而且警察的休假也取消了。總督大衛·特蘭西通過電視和電臺呼吁保持冷靜。股市下跌。英國殖民地正面臨著一場危機，但是與南越逐步升級的戰爭毫無關系。這是由于部分香港中資銀行被擠兌存款而引起的。

占香港人口80%的中國人，有不相信銀行的傳統。他們寧愿把儲蓄用珠寶的形式保存在保險箱里，或換成金子藏在床板底下，或者鑲在牙上，然而，當香港成為亞洲的貿易和金融中心，有英國全力支持長期穩定的貨幣，這種懷疑減少了。上一年，殖民地80家銀行存款達到了10億美元。

當中國的新年到來，總是大采購的時間，產生了比平時更多的現金需求的時候，這種信心動搖了。由于不能滿足意料之外的需求，兩家小銀行明達克和廣東信仁面對喧鬧的儲戶不得不關門。由于關門消息的蔓延，恐慌的商店和辦公室的工人放棄了他們的工作，加入了銀行門外長達500碼的長龍，成千上萬的人通宵睡在人行道上，目的是保持他們在長龍中的位置。

很奇怪，沒有一家紅色中國所有的銀行受到影響。一個謠傳是北京的特務導致了這次的恐慌。廣播中港督指出，問題不是由于香港經濟衰退，而是香港本地紙幣短缺。為了應付擠兌，政府從英格蘭銀行包機運送了價值500萬英鎊的1英鎊紙幣投入流通，規定了一天限定的提款額度是17.5美元。有了不久前倫敦運來的又一筆3500萬英鎊的紙幣投放流通后，擠兌在周末被平息了。為了突出它的償付能力和使顧客冷靜，一家中國銀行運用了心理學：把一堆金條擺在柜臺上給所有人看。

傲慢的美國人的戰爭分析

在北京的故宮，那里曾經是中國歷代皇帝的住所，現在作為紅色領導人的指揮部，走出了一位戴著墨鏡不怒自威的男子漢。他就是陳毅元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部長，同時也是毛澤東的代言人。“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最兇惡的敵人。”陳毅在蘇聯大使館的一次演講中宣稱。和平共處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反對美國及其幫兇的具體行動中，中蘇聯盟才能得到考驗的鍛煉。

在去尼泊爾大使館的途中，陳毅甚至變得更加激動，“一派胡言！”當被問及關于美國強烈要求共產黨游擊隊停止攻擊南越的問題時，陳毅高聲回擊。“只要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武力還存在著，”陳毅預言，“印度支那就不會有和平的。”接著，陳毅告訴一個瑞士新聞工作者：“在北越遭受攻擊時，中國人民絕不會袖手旁觀，中國與北越是唇齒相依的關系。”

在那個直白的比喻中，陳毅忘記說明誰是牙齒，誰是嘴唇。然而，北京的朋友們提供了大量的嘴唇般的服務。從雅加達（印度尼西亞的首都）到加拉斯加（委內瑞拉的首都），一些“學生”砸碎了美國使館的窗戶，焚燒汽車，撕毀美國國旗，丟擲墨水瓶，并且為列儂·約翰的鮮血痛哭。

經過11天的亞洲巡回訪問回到莫斯科后，蘇維埃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至少得到了北京陣線的回應。他許諾會撥款對北越進行軍事援助，而且他的宣傳機器預言除非“美帝國主義”從印度支那撤軍，否則會有可怕的后果。至少在表面上，分裂的共產主義巨人正在變得統一。

甚至在癱瘓的聯合國聯合大會上，北京的伙伴們正忙于在休會前制造最后的一點混亂。在柬埔寨，很久以前就認為紅色中國在亞洲必然會勝利的國家首腦西哈努克親王，正在召集一個印度支那人民會議。會上，很多這個地區的共產主義者和支持共產主義的團體都堅決要求美國“侵略者”撤軍。戴高樂去信對西哈努克的方案給予了高度的評價。關于東南亞的中立，他的外交部長馬里斯·考夫·戴愛維拉正在華盛頓推行法國式路線。

南越，它的情緒一直搖擺在微弱的一絲樂觀和滑稽之間。美國報復性的空襲提高了西貢的士氣，他們認為針鋒相對的回擊，而不是持續的美國壓力，會產生取得某種政治穩定的希望。但是，當一個新的人民政府試圖在事務上自主時，軍隊就策劃了一系列的軍事政變和反軍事政變（見南越）。從軍事方面來講，情況略微好一些。越共很安靜，大概他們在美國于2月7日和11日的襲擊之后得到了喘息的機會，并且他們也對上周的大部分時間贏得的大幅度領先感到疲憊。他們損失了795人，多于以前的任何一個時期，同時也奪走了37名美國人和290名南越人的生命。

但是超越西貢的政治活動，超越令人極度痛苦的游擊戰爭，超越進一步對北越空襲的問題，隱隱呈現了一個最基本的問題：美國與紅色中國的對抗。毛澤東自稱在這件事情上根本不緊張，“美國將會疲勞的，”他最近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講，“他們在這件事情上沒有耐心的。”

也許不，但是那就是面臨的斗爭：一場卷入了亞洲力量平衡的耐性、意志和力量的考驗。

毫無疑問，北京方面有兩個方向的目標：1.把美國從亞洲大陸趕走，最終趕出整個亞洲；2.重建如18世紀清朝統治下的邊境。

那么中國的邊境會深深穿過現有的版圖，向西北超越黑龍江向北面擴展，中國包圍了蒙古、韓國和臺灣。在南面，中國可以進行其他徹底的控制性貿易，以至于貢物都是無關緊要的，所有的一切使中國人備受憎恨，令人害怕，然而在這個地區卻受到尊敬。

從那時候開始，歷史便不再受到中國人的優待。首先是歐洲殖民勢力，接著是“二戰”早期的日本侵略者，最后是美國——1961年接受傲慢的法國的責任，卻拒絕接受中國控制印度支那的命脈。南越、馬來西亞和泰國，又在中國影響的領域重新提出一些凸點。

因而，南越戰爭可以歸結到以下的基本問題：美國及其同盟能保持在亞洲邊境的立足點嗎？或者它們最終必須在中國一而再，再而三的壓力下讓步嗎？從某種方面來講，提出這個問題根本就是可笑的，因為西方這一邊是壓倒性的強者。

美國及其同盟在西太平洋環繞中國部署了高機動性、重武裝的局勢力量。美國第七艦隊的航空母艦、巡洋艦和攻擊驅逐艦巡航在從日本北部皚皚白雪的千島群島到波濤洶涌的南中國海的亞洲的突出部分。三部北極星飛彈裝置到艦隊，增加了一個可以攜48枚飛彈的核彈頭，飛行距離達1500英里，從而把航空母艦從戰略責任中解放出來，并且允許它支持南越的作戰。

美國的空中力量保持在32個作戰中隊的攻擊機，副隊在從日本到菲律賓一線，并且在關島還有戰略空軍司令部的2個中隊B—52轟炸機隨時待命。空軍的運輸機能夠在24小時之內從沖繩島或者夏威夷運送相當多的部隊到達泰國。自從1962年的老撾政治危機開始，就有大批美國海軍涌入泰國。美國人和泰國人一直在忙于建造一個永久性軍事基地，在亞洲其他地方都放棄時，它將使泰國成為最后一個據點。他們已經建成了3個1萬英尺的簡易全天候噴氣機機場，武器和彈藥需要供給駐扎在農村的美軍們一個旅的部隊。美國還在泰國人中間推行他們的心理戰，美國新聞處和泰國流動信息隊生產流行的摩拉摩式樣的電影，帶有西方的宣傳信息，通過摩拉摩演員們演唱的情歌來潛移默化。

東南亞之外，1500人的海軍陸戰隊預備軍不斷被運上船，一部分在兩棲登陸艦，一部分在航空母艦上，除了它自己22.2萬人的兵力外，如果真的在這個半島進行威脅，美國也可以把南韓55萬人軍隊的擔保算進去。南韓的軍隊最近已經裝備了美國的最新式的武器：鷹式防空導彈、F—5超音速“自由戰士”，還有175毫米的火炮，它比北朝鮮所擁有的任何武器都具有更嚴重、更廣泛的破壞力。真正決戰的時候還會解放出蔣介石的60萬良好裝備、紀律嚴明的部隊。為防萬一，美國也可能會調集東南亞條約組織同盟國菲律賓的4萬軍隊。

在東南亞的遠處，英國已經加強軍隊來對付傾向北京的印度尼西亞總理蘇加諾，他威脅要“打敗馬來西亞”。7萬英國及英聯邦的軍隊包括有50艘皇家海軍戰艦和250架轟炸機，也許不會直接參與中美之戰，但是他們會用于防衛左翼的襲擊。

中國能提供什么答案呢？重要是數量。北京必須依靠它250萬之眾的強大步兵，還有1.2億民兵的支持。

在常規戰和游擊戰中得到很好訓練的中國步兵，是由中國造的自動武器簡單裝備的——而且是俄羅斯人在“二戰”中使用的Vent—barrel沖鋒槍的復制品。它的主要武器裝備是輕中型迫擊炮、火箭筒式火箭發射器、無后坐力步槍和世界上最好的火炮。裝甲運輸部隊方面，毛澤東百萬軍隊的裝備極其簡陋。大約有4000輛俄制T—34坦克仍在服役，雖然在抗美援朝戰爭中這種坦克是一級的裝甲部隊，但是現在已經過時了。而且這種裝備在東南亞的戰爭中沒有什么用處，就像在上蠟的地板上弄皺地毯一樣有推動的作用。

雖然中國空軍在數量上排在世界第三位（居美國和蘇聯之后），但是它的2900架飛機大部分是過時的米格—15和米格—17。

西方專家預言中國將在不久后開始生產由自己研制的一種新的、先進的米格—吉19和米格—吉21噴氣機，但產量很少并且很慢。轟炸機方面，中國有數量為300架的俄制2L—28型噴氣機，但是這些飛機不能做超音速飛行，因此能很容易被美國的空中防御系統捕捉到。中國海軍僅僅是一個海岸性防衛的部隊，雖然它有28艘潛水艇——只能對美國第七艦隊造成驚奇的一擊——造成不了任何損害。假設，中國可以從韓國到印度6個地方，在同一時間開戰來分散西方的軍人，但是同時也要承擔龐大的后勤問題和其他弱點，因此大部分軍事專家認為，中國不可能發動一場多線作戰的戰爭。

總而言之，美國還是害怕與中國龐大的軍隊進行地面糾纏，美國的軍事優勢是空軍和海軍的力量能夠充分發揮作用，毛澤東似乎決定避免任何這樣的環境。為了更多地說明，一篇發表在《中國日報》的社論問：到底什么是空中及海上優勢：即便是12艘航空母艦部署在這個地區，那么僅僅意味著多了12個機場，既然越南戰爭的結果必須在地面上解決，他們能做什么？

美國人的如意算盤

面對這個復雜的敵人，美國的選擇是什么？盡管查爾斯·戴高樂相信中國和美國是困在一場無情斗爭中的一對堅強的巨人，但是實際的行動都是多變和無常的。

美國從南越撤軍必然致使整個印度支那處于北京的勢力范圍。美國或許轉而尋求泰國的支持，并且與勇敢的泰國人一起，依靠美國海上的力量，在那里停下進行反擊，但是這一切需要泰國愿意以性命為賭注押在美國的決心和技術上。

在美國放棄越南后，沒有人愿意下這個賭注，從短期來看，撤軍將會大大損壞美國作為一個可靠的反共主義盟友的可信度——在曼谷、漢城、馬尼拉和其他地方。那將會使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亞完全處于中國的保護下，馬來西亞將會利用這次勢力重新組合的壓力，把英國逼進一個狹窄、險惡的處境。很多專家認為，俄國與美國一樣全部為這次改變而感到遺憾，因為它會大大加強北京成為世界共產主義領導的意圖。

協商中立將僅僅是拖延完全撤軍的影響。現在，那里會協商什么？美國不得不堅持保留一個非共產主義的南越，這僅僅有可能通過以下方式獲取：1）直接的國際控制，這是幾乎不可能獲得的；2）在未來的南越政府中將共產主義排斥在外，但是現在無論是越共或者是在河內和北京的老師也沒有任何理由接受這樣的條件，因而任何中立方案都可能遲早把印度支那送到共產主義的統治之下。

針鋒相對的反應，反對北越共產主義國家和中間區域可以把越共和河內控制在一定區域，但是實際上打擊北越的政策會使越共在形勢變得險惡時，把主動權交到共產黨的手里。也許，最好的辦法是保持一種不穩定的狀態，通過它自己當然沒有能力改變游擊戰的方針，而通過一種真正強有力的手段促使美國保持中立。部分在亞洲的美國高級軍事專家認為，美國是時候該采用針鋒相對的政策了。

慎重的反應，目的在于對北越進行足夠的打擊，使其放棄支持在南部共產黨的游擊戰，會有很好的成果，這將需要美國更多地：1）隨意地進行襲擊；2）在主要目標，雖然也許還達不到河內，在兩方面對越共進行重重的強硬打擊會卓有成效，這會要求將近10∶1的軍隊比例，如同英國在馬來西亞同共產主義進行戰斗一樣，因而在南越需要更多的美國地面部隊。根據情報表明，如果美國軍隊在南越參戰，中國不會派兵參加戰爭，盡管北越22.5萬人訓練有素的軍隊可能出動。美國的空中以海上力量能有效地封鎖戰線入口，給予北越軍隊迎頭痛擊，另外轟炸河內的威脅——還有河內一線的很難建成的國家工業企業——會使北越不敢進犯。

進攻北越，通過轟炸包括河內所有主要目標，加上可能派出的美國地面軍隊，將有可能使中國也卷入進來，即使僅僅是面子原因，蘇聯也會進一步援助。不過，某些美國軍人覺得同美國在南韓的情況相比，在南越他們更有機會可以取得勝利，并且他們贊成這樣的方案，也是唯一的方案，就是對共產主義進行重重打擊，使他們接受一項美國可以容忍的國際協議。

轟炸中國，和他們新生的核工業中心，這聽起來很誘人，但現在被嚴肅的政策制定者和專家否決了。無論說什么都是有助于“忘記現在與中國開戰”的，在中國有核反擊能力前，這樣先發制人的戰爭大大違反了美國人的道義。除此之外，盡管蘇聯與中國有矛盾，也幾乎不可能容許這樣的變化，結果導致全面戰爭爆發。

放棄無論是帶走全部的軍隊或者是通過撤軍都不是美國在亞洲進退兩難處境的方案，沒人愿意卷進可能對美國有效的不同選擇的冒險中，但是為了維持在東南亞的地位，最終也許在整個亞洲，美國不得不冒著與中國發生戰爭的危險——小心而且是精心計算的，但仍舊是在冒險。美國抓住西柏林不放，還有從古巴驅逐出蘇維埃導彈，都是通過一個精心計算的同蘇聯發生戰爭的冒險，除了一場完全的大屠殺外，那也將會摧毀美國的城市。畢竟中國比美國更能承受戰爭的損失，只要美國能造出除了面對真正的敵人之外沒有任何作用的效果——不論是軍事上還是外交上——中國就只能不采取任何行動等待時機。

15年來美國對中國的主要立場就是一直都不承認紅色政權，而現在也沒有任何原因改變它的立場。不承認政策是不可取代的政策，自從韓戰以來，美國實際上就已經發展了一個中國神話，神話一邊認為中國是無情、殘忍、無所不在、瘋狂的戰士，他們在“人海”進攻中視死如歸；另一邊也認為像西方已學會共處的蘇聯及其附屬國一樣，中國共產黨終有一天將會變得更溫和，更通情達理，他們會添加可行的經濟和政治組織，盡管歐洲的共產主義與亞洲的種類大大不同，亞洲迫在眉睫的危險是未發展的政治不穩定區域，那里人滿為患。

西方當然不能通過一種運動的方式把資本主義和民主強加于亞洲，但是它可以建立自由經濟和自由社會，即使是要向社會主義分子做出讓步。馬來西亞和泰國是西藏和緬甸可行且充滿希望的替代品。同時，美國必須抓住東南亞，抓緊，再抓緊。有效的語言是耐心，實質上，耐心是在整個亞洲行之有效的語言。

第二次原子彈爆炸

《紐約時報》的報道似乎想表明，原子彈爆炸這件事提前近3個月就已經被預測到了。并且，在過去的兩周里，美國地震學家一直在關注地面的情況，希望能夠抓住一些微小的震動。高空飛行的U—2偵察機也新安裝了輻射性微塵空氣收集器，在亞洲一帶待命，隨時準備出發。接著，正如所預料的那樣，另一團蘑菇云在中國西部荒無人煙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羅布泊上空緩緩升起，直達云霄。

第二次核爆炸的當量比7個月前的那一次要大一點，至少達到2萬噸，粗略估計，與在日本廣島投下的那枚原子彈產生的破壞力相當。但是，要等到對這次爆炸之后慢慢擴散的輻射性微塵的分析結果出來，還需要一段時間。這一結果可以顯示出中國政府是否已經把自己現有的核能力又向前推進了一步。

不管怎樣，這次爆炸很難給人驚奇的感覺，或者說，讓人害怕。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說：“我現在并沒有看到一種直接的核戰爭威脅。”克里姆林宮當時的客人——印度前首相拉爾·伯哈德·夏斯特里比他顯得更為漠不關心，“我們很早以前就已經預料到這次爆炸了”，夏斯特里評論道。（甚至）在這次爆炸前，北京政府就已經針對西方（帝國主義）在越南的“帝國主義威脅”連續不斷地發起攻擊，擺出一副好斗的姿態。在一篇題為“紅色旗幟”的社論中，美國與蘇聯被劃分為同樣兇殘的敵人，總參謀長羅瑞卿把林登·約翰遜形容成一個“比希特勒還要陰險可怕”的人。同時，他還把矛頭的另一端指向蘇聯，原因是蘇聯不愿過多地卷入東南亞事務。“不論是誰，如果想通過犧牲別人的利益滿足他自己的野心，”羅瑞卿寫道，“毫無疑問，其結果都將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為了響應羅瑞卿總參謀長的號召，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通過了一項宣言，動員了國內2億多民兵（其中包括女民兵）開始進行嚴格的訓練，大陸的新聞機構也開始大肆渲染有關“云南邊界部隊熱火朝天地練兵”的情況，以及男男女女身著藍色工作服、肩扛步槍在北京街頭激昂地前進的情景。

北京一家幻燈片制造廠甚至修改了他們的裝配線，把凡是“美國”的字樣都改成了“侵略者”。并且有消息說，北京、上海、廣州三地的鐵路運輸已經因擁擠而陷入混亂——可能是因為向東南亞邊境運送部隊和軍需品所致——當然，也有可能是中國方面自己設計出這樣一種局面。同西方一樣，北京政府同樣了解心理戰的價值。但是，如果中國政府在這種時候要與美國進行一場大規模的地面戰，那他們就太天真了。一位亞洲事務專家這樣說過：“與美國進行地面戰，中國沒有任何優勢；他們已經從越戰中獲得了他們可能得到的一切利益，這種利益是不帶風險的。”如果中國要想把在羅布泊那兩萬噸當量的爆炸威力用在世界上任何一個目標，實現它的戰略企圖，至少還要等上5年。

美國人停止對臺援助

它有一個“美麗”的名字，卻有著艱難、丑惡的歷史。臺灣，這個山脈縱橫的島嶼被日本占領了50年，受盡了蹂躪與摧殘，即便在1945年中國恢復了對它的統治之后，臺灣人的生活也沒有多大起色。1950年，臺灣經歷了歷史上的最低潮，那就是蔣介石撤出共產黨控制下的中國大陸，帶著50萬殘兵敗將和200萬難民登上了臺灣島，把這個不幸的地方推到了崩潰的邊緣。

經歷了流血混戰之后，新來者與500萬當地居民在一種不穩定的休戰狀態下共同定居下來。而與此同時，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以驚人之勢試圖跨過115里寬的海面攻向臺灣。也就在那時，杜魯門總統提醒國共雙方，美國既不會阻止共產黨攻打臺灣，也不會繼續援助蔣介石。

但由于中國入朝參戰，美國的對臺政策突然來了個大轉變。援助物資與武器裝備源源不斷地輸入這個被包圍的島嶼，使它能抵擋得住外來侵略，恢復經濟并實現現代化及發展貿易。美國也因此給予在臺的蔣介石政府27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外加15億美元的經濟支持。

一項土地改革計劃比農業生產率翻一番還有效。而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國家資源被投入到工業生產中去。這些進步使今天的臺灣可以稱得上是亞洲生活水平第二高的地方（1965年，僅次于日本）。盡管3/4的國家預算被用在了國防方面，自1960年起，臺灣得到了4200多萬美元的外國投資，而臺灣島上廉價、熟練的勞動力也吸引了從威斯汀豪斯到溫徹斯特的一大批美國公司。1963年，臺灣實現了歷史上第一次收支平衡。

實際上可以這么說，直到前幾天（1965年6月）華盛頓宣布中止對臺灣的援助為止，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實際上一直都在用美國人的錢。而且，此次中斷對臺灣的經濟援助將標志著美國對任何不發達國家進行的一切援助方案有史以來第一次實現了它的最終目標——使美國自己從這團麻煩中擺脫出來。

李宗仁回大陸

面對一位悔過的罪人，沒有人比中國總理周恩來更感到高興——尤其當他是一位從西方國家回國的重要人物時。為了表達他的喜悅之情，周恩來總理特意安排黨內宣傳機構在1965年7月全力以赴為74歲的李宗仁先生舉辦了一場招待會。李宗仁是民族主義政黨成員，在中國共產黨即將取得最后勝利的階段擔任過中國的代總統，他也是東西方對抗游戲中北京政府迄今為止最大的勝利。

美聯社用詳細的報道向美國讀者介紹了創造這一新聞的人物。李宗仁在20世紀20—30年代期間擔任廣西軍閥，為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他曾組織過一個由民族主義者和共產黨人組成的地方聯合陣線政府。在1938年的臺兒莊戰役中，他也曾指揮他的軍隊取得了對日本的第一次重要勝利。這次勝利當時曾給絕望中的中國人帶來了一絲希望。1948年，內戰蔓延之際，李宗仁打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頗具西方風格的政治戰爭，并察覺出蔣總統對于副總統寶座的最佳人選；數月之后，蔣介石下野，李宗仁有機會與共產黨共同尋求和平。這樣，中國革命才迎來了最后的勝利。

長期以來，李宗仁都對蔣介石政府持批評態度。在民族政府最后崩潰之際，他沒有跟隨蔣介石去臺灣避難，而是自己去了美國。1965年6月，李宗仁賣掉了他在新澤西州的房子，并告知朋友他要前往瑞士，陪伴剛剛經過癌癥手術并處于恢復期的妻子。他先去了瑞士——這一點確是事實——然后他就開始了向東的歷程。在北京首都機場，他宣布要與“罪惡的過去”斷絕關系，并勸告那些仍然滯留臺灣的同僚舊友“回到祖國的懷抱，創造一個新的聯合陣線”——但這一次的目的則是為了抵御美國“貪婪的野心”。

李宗仁的這次回國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已經到家了，經過了這么多年流離失所的日子之后，我又回家了。”

1965年的法國訪客

“人們樂于犧牲并非出于個人利益，而是或清醒或盲目地為了捍衛他們的尊嚴：就如同基督教對于奴隸，國家對于公民一樣，共產主義對于工人而言無比神圣。”

安德烈·馬爾羅的性格就是這樣鑄就的，并且在他20年代的作品中有明顯的反映。他在20年代的廣州待了兩年，是當時尚與共產黨聯盟的國民黨主管宣傳的代表。1965年8月初，馬爾羅作為中共領導人的客人40年來第一次重回中國。正是中國共產黨完成他年輕時曾為之工作過的革命事業。但是，由于個人主義過于突出，他一直未能加入共產黨。馬爾羅對于共產主義的覺醒來自“蘇德協定”的簽署，從那時起，他就投入到另一種更為狹隘的主義——“戴高樂主義”。

馬爾羅的故地重游只不過是為他充當信使的任務掩人耳目。表面上，他離開“法國文化事務部”的辦公室是遵照醫囑進行長距離的海上航行以便徹底放松。而他登上汽船“勒蘭·伯爾德吉”號，目的地原是日本，卻在新加坡下了船改坐飛機到達香港。接下來就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他來到廣州，參觀了黃埔軍校，那是他1925—1926年曾經工作過的地方。

離開廣州后，馬爾羅在北京花了4天的時間，馬不停蹄地逛古玩店，游覽故宮和頤和園。他還同中國外交部長陳毅進行了3個小時的會談；馬爾羅樂觀地稱這次會談為“有限度的交流”，據說內容包括兩國間的文化關系。接著，他被安排參觀了洛陽的龍門石窟、西安的大雁塔以及毛澤東在長征之后設立根據地的延安，欣賞那里遍布窯洞的山脈。

在回京后的宴會上，他和陳毅互贈鮮花，接著又與中國總理周恩來進行長時間的會談。在談到共產黨中國和法國時，馬爾羅說：“我們的社會體系的確各不相同，但是有這樣一個事實：法中兩國都不得不面對一個強大的侵略者，他們帶著大炮到不應該來的地方挑釁。”馬爾羅指的可能是日本侵華，但北京很可能理解為朝鮮半島上的美國人。

宴會之后，馬爾羅拜訪了黨主席毛澤東和國家主席劉少奇，時間長達3個小時。他出乎意料地向毛澤東遞交了一封查爾斯·戴高樂的信件。人們普遍認為馬爾羅在離開巴黎時并沒有帶上這封信，信應該是在他告訴法國使館一切順利之后才在北京交給他的。

當馬爾羅起程返回香港時，他并未做出十分詳細的解釋。對于他此行任務的提問，他只是聳聳肩避而不答，但馬爾羅承認法國同意出資在巴黎舉辦中國藝術展覽會。難道他此行的目的僅限于此嗎？他這樣評價毛澤東：“很顯然，對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最重要問題，毛主席有著全面透徹的了解，當然，他向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