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3

1955-1956年周恩來的勝利

被猜測中的蔣介石

狐貍知道很多事情，但刺猬只懂一件。

——西方古老寓言

銀色的窗簾，灰綠色的擺設，涼爽的陽臺，這是1955年3月的一個安靜下午。輕微的拖鞋聲從里屋傳了出來，一個助手馬上應道：“總統！”這人踱到陽臺，一身黑色打扮：黑帽、黑袍、黑毛氈拖鞋。他是中華民國的總統蔣介石。

蔣介石禮貌地微笑著鞠躬，此時客人注意到，多年的逆境與由此而來的自律，使他消瘦而棱角分明的臉和額頭如同雕塑一般。總統示意客人就座，然后在他旁邊的椅子坐下。他說一口生硬的中國話，不時授意旁邊的翻譯。談到印度支那的時候，他的眼神中流露出關注；談到重返大陸的決心時，眼神又變得凝重。6點整，茶喝完了，這時，一種莫名的表情忽然出現在總統的臉上，客人似乎感覺到了什么，識趣地告辭了。總統只是在原地彎了彎身子目送客人。在客人看來，總統那黑色的帽子和長袍里，似乎同時隱藏著脆弱和強大。

很多美國高級官員都到過這個涼爽的陽臺，使這里的氣氛變得焦慮、緊急。出入的人總是不會發表任何宣告，或者做出任何決定，但都會傳授著總統的旨意——他們在關鍵問題上都會有一樣的想法，并且，跟總統一樣的想法，這是非常重要的。在遇到棘手的問題和猶豫的時候，總統都會使任何氣氛變得平和。

蔣介石很久之前就堅持認為他最難纏的敵人是受莫斯科指揮的中國共產黨。這種頑固終于使他在1936年12月12日激怒了他的同胞（他們希望他聯共抗日），而后也使史迪威將軍和杜魯門總統惱怒——前者要他武裝共軍遠征緬甸支援英美盟軍對日作戰，后者堅持要他與“所謂的共產黨”聯合。當其他人都感覺到不能只顧著啃共產黨這塊硬骨頭的時候，蔣介石卻頑固地抱著他的念頭不放。

除了這個簡樸而漠然的蔣介石，世界上似乎沒有誰的名字會如此地毀譽不斷。在一些人看來，他是個毫無信用的獨裁者，并且他的缺點讓他失去了大陸；在另一些人看來，即使過去他是個“無賴、極權主義者”“該下臺送去流放的人”，現在也已經是“英勇的盟軍”了；有人則把他列入“反動主義者之流”；印度人說他是“美國的傀儡”；美國的史迪威將軍管他叫“小人物”；但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卻說他是“愛國的、清廉的和睿智的領導者”。

美國國會最近例外地達成了一致，他們要保住蔣介石的臺灣。世界上的其他人如果還沒有改變對蔣介石個人的看法的話，至少對他的政權的看法有了改變。當然，仍會有人從蔣介石的立場出發考慮問題——只能說，這些出于個人的想法都已是落伍了的，甚至是可笑的，因為它們仍停留在戰后的政府分裂和軍隊瓦解的災難記憶中。新的看法已經形成：那就是臺灣應該、也必須被保留成自由世界的一道防御工事。

在許多亞洲的反共者眼里，美國對臺灣的防衛政策將會套用在本國身上。一個英國人在曼谷說：“你們這里的政策已是夠白癡的了，我們的也不例外。但毋庸置疑，迫使蔣介石撤退到臺灣就是這些白癡政策的一個結束。”另一個菲律賓的殖民者則說：“美國已經用臺灣來展示它對亞洲小國家的價值觀。”

臺灣，在徘徊與嘆息中的蔣介石

今年3月中旬，中共的炮兵從大陸向金門的稻田投擲了炸彈，并攻擊馬祖的漁船。面對中共大陸的是三個國民黨的精銳師，分別駐扎在大小金門跟往北150里開外的馬祖。它的同盟也對前景感到沮喪。但蔣介石不管盟軍們的態度如何，他也要保住那幾個外島——即使是到最后一個士兵。

蔣介石說：“我們的軍隊不能輕言放棄前線而自行撤退，不戰而退會影響我們軍隊的士氣和忠誠。我們的政府可能忍受某一次戰斗的失敗，然后再戰，但絕不能不戰而退。即使沒有盟軍我們也要打下去，我們的士氣才能高漲，要不然誰也幫不了我們。”

在和談和停火的問題上，蔣介石顯得很平靜，“這左右不了我，我知道中共是不會接受的。我們不會在一個不可能的事情上糾纏。”無論世界的輿論如何猜測蔣介石的意圖，他仍不改初衷。蔣介石的夫人說：“他把每個時刻都看成是最后的時刻，仿佛重返大陸是他的使命。”

蔣介石充分意識到他的臺灣統治將是重返大陸的基礎和關鍵。在大陸做了22年的國民黨政府首腦，他沒有一刻不在跟對手打仗——軍閥、共產黨或者日本人。在臺灣的最近4年里，他終于有機會能在一種相對和平和穩定的局面里施政。

蔣介石主張統一，反對分裂。他的使命是把分裂的中國統一起來——不能以追求個人自由為由推翻君主專政政體。孫逸仙認為中國不像歐洲，中國擁有了太多而不是太少的無組織的自由，“我們必須成為一盤散沙中的領導，我們要的就是組織。”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盡力遵照孫逸仙的旨意。漸漸地，在解釋孫逸仙的三民主義過程中蔣介石形成了自己的統治哲學，其中深深浸透了儒家思想。他的統治哲學是建立在下級對上級的忠誠，晚輩對長輩的忠誠，兒子對父親的忠誠上的。孔子說：“君高尚者，民亦高尚也。”

臺灣本地人并不愿接受這批于1949年底艱難逃到臺灣的200萬國民黨人。在抗日戰爭結束后，第一批從日軍手里接管的國民黨軍官就被認為是一批外來的政客及無能者。1947年舉行的反抗游行持續了3天，最后被彭孟緝將軍血腥鎮壓，彭孟緝當時是警備司令，現在擔任全軍首長，成千人被殺害。

蔣介石到各地鼓舞臺灣人的士氣。他任命了不起眼的同窗同學陳誠。陳誠一邊抓緊警務建設，一邊開始改革，特別是土地改革。蔣介石吸取了在大陸的教訓：“全體一致認為最后4年的失敗是由于我們沒有加強民生管理。”

通過有關法律限制租稅最高不得超過年收成的37.5%，原來是年收成的70%。政府把從日本人手里收復的大量土地賣出去，同時還收買地主手里的土地，再以更優惠的條件出租給佃戶。在蔣介石統治的4年內，佃農的比例從40%降至20%，成千上萬的臺灣人蓋房并娶上了媳婦。

蔣介石的這塊新領地還算富裕。臺灣從原有的800萬居民基礎上增加了200萬國民黨部隊，不論是土地面積還是人口，都只有比利時或荷蘭那么大。戰前，臺灣人民生活水平在東方僅次于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蔗糖出口地，總出口量（大米、茶葉、水果）超過土耳其和南斯拉夫。在美國的經濟援助及技術支持下，臺灣的經濟繁榮起來。發電量成倍增長，農用肥料增長6倍，紡織品增長2倍。直至1950年止，臺幣一直比日元穩定。

政治上，臺灣人在政府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4年前，競選只是在地方，去年，省議院也開始公開選舉了。在許多選舉中，許多“獨立人”反對國民黨候選人，最近也發生了一個重要例子，獨立黨人已在市長選舉中獲勝。

困難仍然繼續存在。國民黨在島中聚集，對自身有優越感，他們覺察到自己很難聽懂臺灣的閩南口音，閩南人由于被迫學習日語后，也不愿意再學習普通話。因此國民黨人和臺灣人仍然喜歡擁有各自的俱樂部，住在不同的區（國民黨人大批移入日本撤退地）尋求不同的群體。但是相互通婚越來越多。更重要的是，從去年開始，臺灣本地青年被募集頂替國民黨的退伍老兵。這不存在什么問題，現在國民黨軍隊共有9萬臺灣當地人了。

蔣介石能在臺灣贏得公民投票嗎？——這是一個英國勞工黨常常會問的問題，答案雖然不肯定，但還是有可能的。

蔣介石一直執行一黨專政，大多情況下是一人政府。蔣介石是總統，國民黨的總首領及全軍總司令，但是，他的權力主要來自于站在他這一邊的人的尊敬與畏懼。

蔣介石有時也不能隨心所欲，必須欺騙或用金錢購買權力。有時他甚至屈服于壓力。1950年，更年輕一代的國民黨人要求他讓許多只有閑差的老國民黨人退休，迫于許多部長的強烈壓力，他只好接受了。

在臺灣省政府日益獨立的同時，國民黨政府權力相對縮減。直至現在，國家政府員工只有12000人，而省政府員工卻有113萬人。除了外交部和國防部中的大臣外，其他大臣的職責都和省政府官員相同，因此，國民黨政府除了準備反攻大陸外，別無他事可做。

蔣介石把自己隔絕于大多數日常事務，他并不和所有部下直接接觸，只是選擇部分干部交談。通常，蔣介石6點鐘起床，這時候，臺北北部這處草坡上的房子里很安靜，常駐警衛靜靜地站在林子里守衛。蔣介石花一個小時時間祈禱和沉思。蔣夫人也經常和他坐在一起，靜靜地度過這一小時時光。

蔣介石的軍事力量是首要問題。在精力充沛的國防部長俞大維的率領下，20余支部隊已全副武裝起來，受到良好訓練的士兵30萬人。從真正意義上說，大部分是挑選出來的——他們是自己決定離開大陸而跟隨國民黨來到臺灣的。雖然美國沒有按照1951年的計劃發送給蔣介石軍事設備，但是現在的軍事裝備還是跟得上他們的訓練需要。

臺灣空軍（雙翼的F-84和單翼的F-86）的裝備很差。新任命的綽號為“王老虎”的司令員王叔銘是中國最好的軍人。蔣方軍隊一直被美方壓制，美方不打算讓國民黨軍隊有攻擊能力。這種壓制甚至體現在燃料和武器上。國民黨弱小的海軍（巡洋艦、驅逐護衛艦）只有一些防御能力，幾乎沒有攻擊力。

部隊的領導能力一直遭到懷疑。回想起在大陸的那些糟糕的司令員，蔣介石對手下的司令員的第一要求就是對他忠誠。所以4年來雖然沒有得到美軍的援助，但卻進行了兩次重要的重組和無數次小的重組。司令員的最大要求就是在沒有總司令直接命令的情況下，從不輕舉妄動。

如果共產黨想要奪取金門和馬祖，他們具備了大量軍隊、武器和軍事經驗，而他們最缺少的就是空軍力量。現在，大陸軍隊在盧橋（泰城對面）建立了一個空軍基地，并準備派遣40架米格機。在南部，國民黨在沙頭附近發現了另外一個基地，也許在6個月內它還不能完成。如果一旦完成，這就會成為共產黨的空軍基地，其覆蓋面不只是金門和馬祖，而是整個臺灣海峽。到那時候，就不只是沿海的小島要受到威脅，而是整個臺灣將處在危險之中。

美國會幫助他們迎接如此的挑戰嗎？蔣介石認為美國是會來保護金門跟馬祖的。但上周國務卿杜勒斯卻重申他們“沒有任何義務之類的表達、暗示以及承諾”。國民黨一個高級官員也承認：“我們是有點神經過敏了。”

對于美國來講，這個答案不僅對臺灣而言是殘酷的，而且對整個東南亞也是殘酷的。從香港到西貢，從曼谷到雅加達再到新加坡，散布著1200萬華人。他們都是蔣介石跟紅色中國要爭奪的外在力量。

明顯地，共產黨已經在靠近這些華人了。一個曼谷的老華僑說：“我們的下一代都為共產黨感到驕傲，他們都在嘲笑蔣介石以及他在大陸垮臺的政府。”如果中共真的成功地影響了部分海外華人，那這便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一支“第五縱隊”了。

在臺灣，一些人已經對重返大陸失去信心，除非有美國的幫助。這些人現在想的是怎樣在臺灣安居，并要求政府改善生活條件。

但作為中華民國的總統，蔣介石是不甘于這種局面的。不管那些中間斡旋者向他提出多少折中的退路，他始終相信自己還有機會。在一點上，他跟他的“共產黨敵人”卻是相同的。

這是否意味著蔣介石已經接受了，或者打算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呢？當今的世界恐怕不能接受這種選擇，因為這不是人們的習慣思維方式。蔣介石說，他的“反攻”大陸不會帶來全面戰爭。事實上，只要中國大陸還在共產黨的手里，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永遠存在可能性。

周恩來萬隆之行

會場上各國的代表正在啜茶，他們聚集在這里準備開會。尼赫魯，這個印度的總理威嚴地掃視了會場一眼，然后優雅地點起他的黑骨煙斗，仿佛在等待他人的朝拜。在這個29個國家參加的亞非會議上，尼赫魯似乎有一種無可爭議的威懾力。紅色中國的周恩來在他的伴隨下被介紹給與會代表，周看起來像是個溫和派。中共借此擴大了它自己的影響，尼赫魯也因此成了有色人種的代言人、東西方的調停人，甚至成了和平的傳播者、中立主義的領導者。

不同膚色和信仰的人在這里匯集，帶著驕傲和興奮。“我們的人民曾是世界的沉默者”，印尼總統蘇加諾疾呼，“但亞非國家不會再做其他人的工具和玩偶。看，亞洲的人民要發言了，而且要讓全世界都聽見。”

讓人驚訝的首先是萬隆聚集了各種不同的聲音，并且他們不需要什么領頭人。尼赫魯顯然低估了他的伙伴們。

尼赫魯的計劃一個接一個地受挫。巴基斯坦的默德里反對尼赫魯所謂避免爭執和限制自由言論的計劃；土耳其的代表冷冷地表態，說他不會接受沒有自己參與而做出的決定；利比里亞的代表也說：“我們也要表達自己的聲音。”尼赫魯生氣了，咆哮著步出場外，“這次會議的問題就是與會者把聯合國那一套搬了過來！”

周恩來充分地發揮了他的作用。他謙遜、忍讓，只在被提及的時候才發言，他用溫和的回答化解憤怒，他讓尼赫魯替他表達，并在同意的時候點頭表示。

在這個曾經是荷蘭官員俱樂部的大會場里，一個個代表接連發言。法國在北非的殖民主義，南非的種族隔離以及英國在也門亞丁的殖民主義都受到譴責。但也有伊拉克的代表針對北京的言論：“共產主義想用一種更致命的殖民主義來統治世界，他們連讓人哭泣的機會也扼殺掉。”會場以掌聲附和，巴基斯坦代表的激動和尼赫魯的怒目而視也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

“我們難道只有向統治我們并讓我們成為奴隸的殖民者投降才能拿回我們的自由和勇氣嗎？”菲律賓的代表說。巴基斯坦的代表也說：“我們不能被所謂自由的偽裝誤導，不能向這種更為險惡的帝國主義打開我們的大門。”

泰國的王子指出，共產黨人正在忙于訓練住在中國的泰國人，以對泰國進行滲透和顛覆。“所謂的共存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發問，“難道是意味著活著的和那些讓他們活著的人共存嗎？”

雖然遭到猛烈的攻擊，周恩來仍不為所動，最后，他站起來答話：“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周恩來的第一句話就扣住了全場的人心，人們感到會上的氣氛馬上變了。

然后，周恩來說：“我們共產黨人從不諱言，我們相信共產主義和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是好的。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制度……”

“中國代表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在我們中間有無求同的基礎呢？有的。那就是亞非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曾經受過，而且現在仍在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這是我們大家都承認的，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中找共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

進會場的人越來越多了。最靠邊的人很多站在椅子上。

尼赫魯想把那些執拗的代表重新控制住，他安排了聚會和晚宴，邀請了代表來跟周恩來會面。

尼赫魯碰到最大的釘子還是錫蘭的約翰·科特拉瓦拉爵士。當尼赫魯在討論如何著手解決臺灣問題時，爵士插手了，這個星期他早早地會晤了周恩來，并明確地表態：“為什么我們不試試解決臺灣問題呢？”他三次設午宴邀請周恩來，并聯同科倫坡的五個首腦人物以及菲律賓首腦羅慕洛、泰國王子一起出席。但周恩來每次都托詞沒有出席，甚至有一次轉而參加尼赫魯的晚宴（這個晚宴沒有邀請約翰爵士）。爵士大為光火。

他穿著一件黑色的外套和馬褲走進了會議室，宣讀了自己起草的計劃：要求美國第七艦隊撤退；放棄金門和馬祖；臺灣作為聯合國或者科倫坡之下的托管國。

尼赫魯對他的計劃嗤之以鼻。“為什么是聯合國？”他譏諷地問，“我想錫蘭就已經很足夠了嘛。”

爵士很惱火，毫不避諱地咆哮。

尼赫魯一直以來小心翼翼企圖促成的共存幻想破滅了，他惱羞成怒。“白癡！”羅慕洛惱怒地罵了一句。尼赫魯質問：“你做這樣的計劃之前為什么不告訴我一聲？”爵士反駁道：“那你提出任何動議之前有征求我的同意嗎？”

那一晚，有關爵士的傳言就在印度民眾間散布開來。他并不是一個聰明的角色，其實只是太急于出風頭而已。但是第二天，周恩來卻對爵士作為一個中立者所表現出來的憤怒大為贊賞，他走上去握住爵士的手，用英語對他說：“你的演講中有某些部分還是十分有建設性的，我支持你。”爵士驚訝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想我的態度應該謙和點。”周恩來向委員們解釋道。

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黎巴嫩、利比亞、蘇丹還有菲律賓都支持譴責“任何形式的殖民主義（包括訴諸武力的國際教條、滲透和顛覆）”的議案。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阿里提出一個動議，包括賦予成立聯盟以自保的權力（這是“五項原則”里所不包含的）去代替尼赫魯和周恩來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土耳其的代表支持他，并說，“如果不是因為北約的話，土耳其現在也不可能有機會參加這個會議。”

尼赫魯生氣地敲打桌子，北約其實是“殖民主義最強有力的擁護者”。“我們不應該支持冷戰的任何一方，”尼赫魯說，“那只能使亞非人民恥辱地淪落成為權力集團的應聲蟲……我們不能加入任何的權力集團，因為那就意味著失去自尊。”

他拒絕承認共產黨勢力的擴張就好像殖民主義一樣。歐洲的附屬國“是聯合國的主權國，我們又怎能認為它們是殖民地呢？”“那危地馬拉又如何呢？”那難道不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殖民主義嗎？他說：“我可沒有說它是，我們如何來斷定一個國家是不是被奴役呢？”

緬甸的代表提出一個議案，融合了聯合國人權憲章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項議案應該不會有什么人反對，”尼赫魯贊同地說，但是巴基斯坦的阿里頑固地堅持說：“這個會議將不會有什么建樹，如果它只是片面地批評殖民主義的不好的一面。”這時，局面陷入了僵持。最后，會議達成“殖民主義的各種行為表現”的譴責議案。

周恩來的精彩

尼赫魯的計劃節節挫敗，他只得靜下來嘟噥著，而這正是周恩來走出來發言的契機。

當其他人正在爭論不休的時候，周恩來巧妙安靜地進行著他的工作。他走訪了一個又一個的代表，并辦了不少實事。他用不斷發展的商貿活動來揶揄日本，支持印度對果阿的權利要求，用投票支持譴責以色列的方式來拉攏埃及總理納賽爾和其他阿拉伯國家。最重要的是，他和印度尼西亞就250萬中國海外僑民雙重國籍的問題上簽署了一個協議——使這些人有一年的時間去選擇印度尼西亞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由此排除了他們選擇中華民國作為國籍的可能。

在會議結束的前一天，周恩來用簡短樸實的語言，做了一個至今仍被視為最精彩的演講。他成功地給人一個坦誠、有原則的印象——他不會為任何對他的指責而道歉，但卻能接受和聽取其他不同的聲音。如果一些代表認為“和平共處”這個詞語代表共產主義的話，那“我們就換個說法嘛。”周恩來說。他建議用聯合國憲章里的詞語“在一起和平地生活”。中國反對“為軍備競賽而組成的陣營”，但是他指出其他國家可能非常支持。他說：“他曾和巴基斯坦的總理大臣談過，他告訴我盡管巴基斯坦是軍事聯盟里的成員國，但巴基斯坦并不視中國為敵人。因此，盡管中國反對軍事聯盟，但是我們仍然可以達成共識。”

一些代表曾經提到共產黨。“事實上有很多派生的組織是中共不贊同的，”周恩來說，“我們并不愿意成為美國情報局網絡監控之下的犧牲者。但是如果大家對這個問題不能達成一致的共識的話，這個會議將不會提出任何解決的方案。”“在我們的鄰國里有很多是害怕中國的，”周恩來承認道，“比如泰國和菲律賓，因為我們之間缺乏共識，所以它們害怕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周恩來保證，“我們將不會對泰國或者菲律賓采取任何侵略或者直接威脅的行動，”并且，“邀請泰國的代表團到我們國家參觀訪問，看看到底我們國家有沒有對任何國家存在侵略或者威脅。”

然后周恩來畫龍點睛地說道：“中國人民并不想與美國開戰。中國政府是很希望坐下來和美國政府磋商以舒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尤其是臺灣緊張局勢的問題。”這個提議他事后補充：“一點也不影響中國共產黨解放臺灣的初衷。”

如果對周恩來的成功還有什么疑問的話，他的最后提議就足以釋疑了。盡管美國立刻反駁道，將不會在中華民國缺席的情況下接受任何磋商，但是其中一些“極右”的人也對周恩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是個很偉大的動議。”巴基斯坦的阿里大喊道，其后他自己將這項議案提交到了華盛頓。

在這個有29個國家參與，但僅有7個國家承認中國政府的會議中，周恩來贏得了朋友并使其他的那些國家深受影響。一個印度尼西亞的代表說道，那些所謂的反共產主義勢力就像一群瘋狂的宗教崇拜者一樣。周恩來則像一個紳士，我們都是這樣認為的。

北京生活

中國古人認為天壇是宇宙的中央，但它卻坐落在北京城的一個偏僻角落，似乎是怕宇宙之大驚擾了壯觀的京城。

當成吉思汗的孫子——蒙古皇帝忽必烈入侵并決定定都北京的時候，北京已經是一個有著超過2000年歷史的城市了。忽必烈下令用圣象遠道送來長青植物點綴萬壽山，山上鋪一層青銅礦石，山頂再蓋一個綠色的亭子。馬可·波羅在他的游記里寫道：“這位偉大的可汗所做的這一切是為了讓他的精神得到安慰。”

在不過5個世紀之前，蒙古人已被趕走了很久，北京重建了起來。明朝皇帝永樂聽從占星術士之說，把這個城市建成“哪吒”那樣一個三頭六臂的怪獸形象。它的“頭”就是主要的出入口，“腸子”就是開放式的溝渠，“肚臍”是一口井。當工程完成后，北京變成了一個由一系列城墻組成的城市，就像一個中國式的迷宮游戲，一個匣子連著一個匣子。

在4平方英里的城里建起了亭子滿布的皇城。皇城里面是紫禁城。永樂鏟平了部分皇城來建“一系列像肥皂泡的湖泊”，把掘出的土堆成了“煤山”來保護宮殿，抵御北方惡勢力入侵。從金水河到玉泉河，這像是由北海、中海、南海組成的一條項鏈。

北海繞著忽必烈的萬壽山轉入一個被白塔點綴的寧靜的小島，具有南方特色的亭子，巧奪天工。

從西華門到珍妃井，紫禁城里是一系列的禮堂、大廳，肅穆的庭院，花團錦簇的園子。在這里，帝王們穿著高蹺似的鞋子昂首闊步地走過，皇后們在孔雀扇下曬太陽，妃子們梳理頭發，而太監們則在密謀造反。

今天，中國的新統治者接管了紫禁城，他們住在附近的勤政殿里。

北京都市生活的脈搏在看似平靜的匣子背后顫動著。忽必烈時期的寬闊大道中交叉著擁擠的胡同與鋪滿灰塵的小路，京城里滿是沒有窗戶的城墻和四合院以及帶有歷史痕跡命名的千人渠、狗脖子胡同等。

商人們在胡同里找尋金魚、蟋蟀、炸油脂球、長命草等。從小販們的笛聲、撥浪鼓聲、鈴鐺聲或是民謠小調里就可以聽出商人們的行當。這種生活方式在各種社會制度下延續數個世紀。莫里森大街，一個歐式商業小區，已經被更名為王府井大街。商人用算盤在記他的賬。

自從共產黨1949年勝利以來，北京的人口增長了兩倍，到現在為止，已經有300萬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15個城市之一。大部分北京男女，現在都穿著一種藍色的粗棉布衣服，整個城市的街道都呈現出一片單調的顏色，只有小孩和三輪車夫例外。

似乎為了彌補自身衣著上的單調無趣，父母把孩子打扮得花枝招展。三輪車夫，粗壯的個體勞動者，穿著雜色的衣裳。他們對于旅游者而言，是重要的交通手段，但對于北京的雇主來說，他們是私有制的殘余。一下子讓所有三輪車夫在路上消失會導致失業問題，于是政府采取了逐步停止三輪車零配件流通以達到這樣的目的。

為了不讓行人與自行車攔住去路，北京的機動車在路中央猛沖。每個司機都罵罵咧咧地想把別人趕出這條路。從永安路到天安門一路簡直就是一場恐怖之旅。

街上的車晚上10點就不出來了，夜生活和娼妓業被廢止，廣播體操替代了這些，全城范圍的廣播每天3次督促人們在任何地方做下蹲、屈膝動作。

曾經是宗教文化中心的北京現在已成為喧鬧場所，這個城市的辦公場地加倍建設，并建成了4家一流的賓館、20家醫院。新城區、新劇院、新的摩天樓改變了城市的景象，向古老的那種認為建筑物必須與自然達成和諧的觀念發起了挑戰。

今天，北京的建筑物高聳入云，但治理者似乎還沒能讓北京重現它古時的輝煌。

北京的善意：釋放美國飛行員

1955年8月，中共釋放了11名被捕的美國飛行員，放人的時間掐得很準，剛好是在日內瓦會議開始的前夕，這樣仿佛給了這次對話一個好的開始。這是個聰明的主意，因為日內瓦萬國宮的日程上只有兩個焦點：1.被紅色中國俘虜的美國人的釋放問題；2.其他正在討論的實際問題。中方看起來沒有意識到，阿諾德上校的苦難經歷會受到美國公眾輿論的關注。

緊接著杜勒斯和紅色中國的周恩來之間的跨太平洋會談，日內瓦對話開幕了，同樣在兩周前四大國商議的那棟建筑里進行。周恩來總理宣布了一個原則，美國把它作為北京的和平宣言。這原則是“不訴諸武力”。

幾個小時后，周恩來用一段對他而言算是溫和的談話說，他不認為誰是匪徒或戰爭制造者。聯合國成員國和貿易禁運問題已經是老調重談了，但一直以來他們都暗示著北京已準備好對臺灣問題進行談判了。周恩來強調：“條件允許的話，我們準備尋求和平手段解放臺灣。”周恩來是在要求國民黨政府不用武力就投降。但華盛頓方面決定對周恩來表現最友好的一面，杜勒斯在他的新聞發布會上說：“周恩來的話比他以前更強調了不訴諸武力。”

還沒聽說過阿諾德上校的故事的杜勒斯滿心希望地補充說，有跡象表明中共已經“放下武器”，“我們之間的一些實際問題就可能明朗化了。”

被派往調查的人是堪薩斯出生的烏拉爾人，阿來克斯·約翰遜，46歲，一個遠東問題老手，現任美國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他是個強壯的人，曾在日本人的“滿洲”的收容所待過半年。在日內瓦的印中和平會談上，為美國戰俘的回家問題進行過首輪談判。早些時候，約翰遜在日內瓦遇到了一個老對手：紅色中國的王炳南，47歲，中國駐波蘭大使。

王炳南是個小個子、嚴肅的男人，頭發像往上豎起的刷子。王炳南在日內瓦一直穿著他碼頭工人風格的服裝。點頭微笑，擺姿勢拍照，拿著一把紅色的天竺葵。他奉命高調地與約翰遜會談，用西方的話來說，就是“讓全世界聽見中國對聯合國的敲門聲”。而相比之下約翰遜則是沉著地周旋，對記者強調美國官方的觀點：“各位記住，這不是會議，只是大使間的談話而已。”

約翰遜的意圖是把對話限制在釋放美國戰俘上。在對話前一天11名飛行員被釋放讓約翰遜大吃一驚，但當會談深入以后，王炳南先生發現這位堪薩斯人也是個棘手的對手。

在他們的第一場會議里，約翰遜堅持美國的所有平民犯人都必須釋放，美方才會滿意并進入“其他實際問題”。第二場會議里，他列出一張40個美國人的名單，要求紅色中國釋放他們。王炳南回應說，要美方“釋放”一群被美國扣留的中國留學生，當時美方說這些學生在美國大學里獲得的知識可能用在美國的敵人身上。王炳南表示中國學生事件在法律上和在道德上都和那些飛行員的性質是一樣的。

新社會和新生活

美國的記者們被北京震驚了。《生活》雜志的圖片上有北京新生活的景象。“五一”這天，50萬人的游行隊伍川流不息地走過天安門廣場，幾千面彩旗在大風中獵獵作響。裙子——這種最令人惋惜的革命的犧牲品，在這一天重新公開亮相。婦女們身著鮮艷的春裝，步履輕快地走在隊伍中間。她們沒有穿著近年來時髦的上衣、長褲。

1949年建立新中國后，紅色領導人依然穿他們的“解放制服”——一種深色肥大的棉襖棉褲。出于謹慎和需要，中國的民眾紛紛效仿。女裝與男裝幾乎無法區別。擁有旗袍的女性把它們收藏起來。中國大陸的旗袍與香港、新加坡的旗袍樣式差不多，貼身合體，下擺開衩。

去過中國的外國人都認為“解放制服”的樣式僵硬、沉悶、單調，而且他們也把自己的想法講了出來。最后連蘇聯人也開始抱怨（有個蘇聯人說他無法分清學校里的男生和女生），中國這才下決心變革。一位中國官員沮喪地說：“在莫斯科的劇院里，只要你看見一片藍色或灰色，那肯定是中國代表團。”幾個月前，北京政府開始鼓勵人民嘗試新的服裝樣式，因為它能反映出“人民正在享受社會主義社會的幸福生活”。

但是，人民已經學會在生活中保持低調的生存之道。他們不愿張揚個性或財富，唯恐別人利用這一點來對付自己。必須鞭策他們。北京的播音員說：“讓幾個帶頭人做出榜樣，其他人就會效仿。”為了推動新面貌的出現，在北京、上海、廣州和其他城市舉辦了時裝表演會。盡管官方告誡婦女不要穿緊身服裝，不要“濃妝艷抹”，但胸罩和貴妃香粉（牌子取自一位唐代的美人）的銷量還是直線上升。一位政府官員甚至談到“曲線美”。1956年5月開張的一家服裝店有3000種春裝供顧客挑選。

北京的播音員大聲宣布：“樹木長出新芽，花兒綻開笑顏。人人穿著鮮艷的春裝，與這美麗的春天媲美。”而實際上所有男人仍穿著“解放裝”，許多人在新衣服外面再罩上舊衣服。膽小的人把目光朝“五一”觀禮臺上掃去，希望找到鼓舞他們的跡象。但毛主席和他的同僚們都穿著舊式服裝。他們更像是堅定的革命者方陣，而不是綻放的花朵。

德國的攝影師沙爾瑪·培伯爾是幾個承認紅色中國的西方記者之一，他是慕尼黑圖片雜志《快速》的職員。為了報道一支西德足球隊的莫斯科之行，培伯爾申請了一個簽證。當得到簽證時他懷疑地發現只有一個限制條件，不得拍攝軍事設備。在中國，他從廣東到東北漫游了10個星期，采訪中國人，拍攝下他看到的一切。在北京的5周里，他與16個朝鮮停戰后選擇留在紅色中國的美國戰俘中的10個見了面。在人民大學——他們在那里度過了3年學習中文的時間，他被允許拍攝照片。培伯爾發現這些人想家了，每個月他們將獲得中國紅十字會給的40元生活費。他們稱贊紅色中國的優點，看起來決心在這里一直待到“國內政治氣氛變了”為止。

在微笑地騎腳踏車人中，3個美國人和1個同行的蘇格蘭人坐著一輛三輪車在北京的長安街上逛。這些人在北京可以自由走動，但受到紅色政府的監督。

一個兒童的香港假日

只有90英里長的海岸線隔開了廣東和香港，但它們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共產黨接管廣東之前，肖陶凰夫婦與因懷孕而與丈夫一同留下的姐姐肖明告別。開始這兩個家庭偶爾寫信，但很快發現不寫信更為明智。最近在廣東，肖明利用政府放松了的出境政策，南下去香港探親。她不得不留下一個家庭成員——她的丈夫在家。但她帶上了她的孩子李波，他剛剛在國營幼兒園里上完第一學期，他穿著一件深藍色的列寧裝，臉上是對一個5歲孩子來說早熟的嚴肅表情。

小李波呆呆地看著肖陶凰桌上的食物，然后用他的筷子在每個人面前翻來翻去。肖明解釋說在廣東食物很缺乏，因為大陸“為建設未來而節儉”。小李波此時宣布道：“我和像我這樣的年輕人，將是未來的主人。”肖陶凰一家人非常吃驚，接著大家都沉默了。

突然李波把他的小手拍在桌上，碗和筷子都跳到了空中。他驕傲地展示他手掌上的黑點。“哈！”他喊道，第一次露出笑容，“我又消滅了一只蒼蠅。”他媽媽尷尬地提起中國內地消滅“四害”的運動。李波插話道：“我已經打死了20只老鼠和麻雀，消滅了300只蚊子和蒼蠅。”肖明讓兒子去洗手。李波本以為會受到夸獎，他受了傷害似的答道：“不要像美國走狗一樣命令我。”

第二天早上，肖陶凰一家被他們小客人的歌聲弄得比平時早醒了一個小時。“共產黨像太陽，”李波唱道，“……四面八方傳來喊聲，起來，起來，冒著敵人的炮火……”

當天晚上，當肖陶凰的先生讀報時，李波憤怒地關了燈。“另一間屋子里有燈。”他迅速地告訴房屋的主人，“你在浪費電，浪費人民的錢和人民的汗水與勞動。”想和外甥處好關系的肖陶凰的先生給他吃糖。李波急切地伸出手，當看見包裝上的英文字母時，手縮了回去。“我不吃敵人的食物。”說完他調頭就走。

在接下來的日子里，李波和任何少年一樣好奇，但有所區別。為什么墻上沒有毛澤東的肖像？肖陶凰阿姨和姨父是如何為人民服務的？在香港為什么放映美國毒片？

急于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回答這些問題，肖陶凰一家讓肖明把李波留在香港受教育。肖明回答說：“你們發現我兒子很奇怪，甚至暗示——不過我知道你們沒有惡意——他接受的教育就是這樣。我不能判斷對與錯。我只知道，如果你們處在今天的中國，你們不會對我兒子有這樣的看法，因為所有的孩子都像他一樣。”

中國共產黨喜歡用統計數字表明年輕一代在新中國是如何受到良好的教育的。他們說，“為避免母親們因孩子之故不能參加生產的現象”，在工業和礦業企業已建立了約5000個國營幼兒園和1900多個育兒所，照顧著19.2萬名兒童。結果：紅色中國的婦女10個中有9個都合理就業。

消滅“四害”是中國兒童喜歡的活動，江西廣播電臺報道說雙西村的兒童把“四害”稱為“小蔣介石，從而產生了極大的消滅它們的熱情。”僅在最近一次為時兩周的“戰役”中，71萬名兒童消滅了283.2萬只麻雀、869525只老鼠。

周恩來再訪尼赫魯

微笑著，能言善辯而又自謙，他的態度傳遞著玫瑰色的好運，紅色中國的總理周恩來于1956年11月底抵達新德里拜訪尼赫魯。充滿魅力而得體的周恩來似乎決心從尼赫魯處贏得微笑，而后者剛讓他的蘇聯朋友幻想破滅。當跨出飛機時，周恩來愉快地忍受了玫瑰花瓣的“襲擊”以及印度女學生掛在他脖子上的金盞花花環。一天之后，當一個大爆竹在一次集會上以炸彈的響聲爆炸時，他仍在微笑。

印度人以一個愿望來回應中國政府的友好。他們對這位紅色領導喊道：“印度和中國，兄弟，兄弟。”“世界變成一種模式，生命的樂趣就會變少。”尼赫魯說，同時承認了他的政府與中國政府之間的幾點基本區別。

在一起密談10個小時，周恩來和尼赫魯也許討論了他們之間所有的棘手問題：共產黨在尼泊爾和西藏的鞏固，中國對緬甸和臺灣的意圖；但大部分，如果不是絕大部分的話，談話集中在尼赫魯在這個月晚些時候訪問美國時將面對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問題。“現在是時候了”，周恩來告訴美國記者，“建立一種好一些的關系，也許這并不是美國的觀點，也許杜勒斯不喜歡我，但可能我們的繼任人能夠走到一起。”

當尼赫魯從他的美國之行回來后，周恩來會再在新德里聽聽他們說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