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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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1963年中蘇關系破裂

克勞弗德的中國收藏

從他們航行到了這些東方港口的時候起，美國人就開始對中國的文明有了一個膚淺的認識。與此同時，對中國藝術的研究仍處于萌芽狀態。一年前，5個美國城市的公民參觀了一場由中國舉辦的畫展，發現了北京故宮博物院珍藏品的魅力。現在，1962年10月的一天，另一場光彩奪目的具有教育意義的展覽會繼續在曼哈頓的皮爾蓬特·摩根圖書館舉行。

這次展覽的發起人是一個叫約翰·W.克勞弗德的曼哈頓人，他用從一個西弗吉尼亞石油鉆井設備制造商那里繼承來的一大筆遺產建起了一個西方最大的中國書法和繪畫珍品私人收藏館，其規模超過了原來聞名遐邇的查爾斯·弗利爾。

也許沒有哪位藝術家能夠像中國的書畫家那樣對技術的要求如此地苛刻，可能也沒有哪一種藝術工具能夠被運用得像中國的毛筆那樣極富藝術感染力。在書法創作中，不管傳統書法有多少種筆法，每一種都必須是盡善盡美的。根據傳統書法的要求，“一個點都應該像從高聳的懸崖上滾落的石頭一樣。橫著畫一筆要和舒展開來的1000英里長的云層一樣平。豎著畫一筆要和萬年的青松一般筆挺。”對書法作品如此地重視是這次收藏展會的一大特點，因為書法家的藝術技巧是特別值得推崇的，每一次走進這充滿杰出作品的藝術殿堂的時候，每當人們留戀徘徊在這一幅幅的佳作之間時，每一個人的內心深處都受到了啟示。

這些繪畫作品都有著一種非常相似的規律，畫面上寂靜空闊之處和起伏的線條之間幾乎帶有一種韻律。它們要求掌握熟練的書法般的筆調（筆畫），從傳統技巧中的密集線條到“像小草的手法”那樣的稀疏線條都要求熟練掌握。這些線條一般是非常纖細易落的，看上去就像能被風吹跑一樣。

克勞弗德收藏館的一些藝術家對總體情況提出了一些建議，而別的人則對微觀的一些細節部分進行了研究。當中國藝術家創作出極富藝術性、極具個人化的藝術作品時，西方的大多數畫家還在遵循一些巨匠的理論，模仿他們的作品，即使這些藝術巨匠死了好幾個世紀。如果西方的藝術發展是傾向于依賴天才藝術家的出現而發展的話，那么中國的藝術發展則要流暢得多。每一個偉大的藝術時代都會把它傳統藝術的遺產完整無缺地傳給下一代。

克勞弗德收藏館的收藏范圍從古代畫冊的殘本一直到書法對聯，從壯觀的壁書壁畫作品一直到小到幾英尺見方的篆刻作品。在畫上，經常能看到一些喝得興高采烈的醉鬼和一些文人騷客在瀑布前百無禁忌。這些繪畫作品還覆蓋了從縹緲的山水畫到瘦削的多葉的竹畫等各類作品。一件22英尺見方，刻有一系列宏偉宮殿群的雕刻作品是一件非常復雜精細的藝術之作，簡直是一系列東方的“皮拉尼西”們奇思妙想的產物。然而近來在中國的考古挖掘中已經顯示出在西安（古稱長安）確實存在這些噴泉和宮殿群。

藝術家自己并不懂得階級之分。他們中有代表性的是宋朝的皇帝徽宗，他的國家被韃靼人奪去，自己還創作出了精美絕倫的《燕雀翠竹圖》。另一位藝術家是耶律楚材，他的國家被成吉思汗占領，他成了成吉思汗的顧問，向他介紹書法、稅務以及度量衡的奧秘。還有一位藝術家是無純（音），他是偉大的姚的門徒，姚曾經宣講了一系列的禪宗之學。這個出家者畫了一個騎著驢的和尚。這幅作品可能是對樸素和默想的隱士生活的贊揚。畫上題字的含義很像禪宗的禪機：“雨來天陰，認驢作馬。”

香港的富翁兄弟

香港的經濟很少如此繁榮，那些大酒店，比如說古色古香、富麗堂皇的半島酒店和里帕爾斯海灣酒店，都住滿了世界各地的游客。新修的香港黃埔船務公司港口充斥著駛進駛出的各類船只的嘈雜聲。乘客蜂擁進入STARFERRY公司的渡輪和PARK電車公司的有軌電車中，這些電車、渡輪構成了世界最引人注目的交通工具。“中國照明電力公司”花了總數約3400萬美元增添了4個60兆瓦的渦輪機。

這種喧鬧的情形給一對名叫勞倫斯·卡多里和霍雷斯·卡多里的兄弟帶來了特別滿足的心情，因為他們控制了這些利潤豐厚的公司，同樣的公司另外還有30余家。卡多里兄弟倆的個人財富有3000萬美元，再加上每年估計約200萬的分紅，比起那些寄居于這塊殖民地上富有的中國人來說，他們是香港最富有的生意人了。

兩兄弟工作起來非常協調。他們共同分享一家聯合銀行的賬號，他們在“艾里·卡多里爵士及他的兒子有限公司”里有彼此相鄰的辦公室。這家公司是用他們已故父親的名字命名的。老卡多里是一個原籍伊拉克的猶太人，后來加入了英國國籍，并于1880年來到香港，從事土地開發、橡膠種植、銀行業和保險業，并且發家致富。這兩兄弟共同坐在36家主要公司董事長的位置上。63歲的勞倫斯·卡多里永不滿足，老謀深算，同時也擔任政府行政立委委員職位，但他對他們兄弟最大的投資——他們強大公司總是傾注特別多的注意力。他喜歡收集中國古代藝術品，因為“這給我一種平靜的感覺”，他還非常喜歡收集運動跑車，因為“它們比賽馬和情婦要便宜”。60歲的霍雷斯·卡多里是一個精力充沛的單身漢，管理著兩兄弟的慈善事業，還管理著“電車、渡輪、碼頭和橡膠種植園——我對做生意并不感興趣。”

霍雷斯喜歡駕駛他那帶空調的美洲豹汽車穿越難民營，到處仗義疏財。從1950年開始，卡多里兄弟為援助難民而修的公路和水渠總共提供了約300萬美元的無息貸款和物資。這些對難民做的工作——他們為此獲得了1962年東南亞最有威望的公眾服務獎——被認為是他們為了擺脫自私的形象。香港工商業的繁榮有賴于這塊殖民地的充足資源和政局穩定。他們兄弟倆也已經在勞動力過剩的香港修建新的工業設施。他們是成立五年的香港地毯制造公司的創始人之一，這家公司的客戶包括紐約的尼爾森·洛克菲勒和英國、泰國、埃塞俄比亞的皇室家族。

一些工商業人士抱怨他們兄弟倆并沒有用足夠的力氣來開拓艾里·卡多里爵士的富饒王國。中國照明電力公司也一直在受到它的競爭對手香港的電力公司的攻擊，因為它的贏利（增長率）高于香港電力公司。在政府的壓力下，“中國照明”上周答應要與規模偏小的“香港電力”合并，這兩兄弟決心要加強對這個巨人公司的控制。

卡多里兄弟對所有的批評都付之一笑。哥哥勞倫斯說：“我們與香港一塊長大，我們認為我們自己是香港人，我們愿意留在這兒。”他們堅持他們的家庭信念，那就是“擁護和繁榮”；勞倫斯唯一的兒子，21歲的米切爾，在英國的一家銀行里接受培訓，不久將會回到香港擔負起第三代的管理任務。

中蘇裂痕加劇

《紐約時報》的消息稱，北京對蘇聯從古巴撤軍的情況非常生氣。他們在表達這種指責時使用了一種新的技巧：在每一個句子的后面都放一段激昂的軍隊樂曲。不管有沒有銅管樂隊的伴奏，莫斯科和北京之間這種不和諧的曲調在上個星期達到了最強音，沒有人能夠再假裝做出親密的樣子。

在布達佩斯，莫斯科代表，赫魯曉夫蘇共中央主席團里最老的成員，81歲的奧托·柯西金在對匈牙利共產黨議會作正式講話時，對著兩張座位后的一位紅色中國觀察員譴責說：“大嘴巴的極端左傾主義批評者們正在全世界的帝國主義面前狂妄地賣弄著他們的言辭武器。”但當古巴的危機時刻來臨時，柯西金則進一步指出，那些“斷了他們生計的人都沒有能力向古巴的革命提供一丁點兒的實際幫助。”

這位11月初在索菲亞目擊了對那些紅色中國的支持者和保加利亞共產黨內斯大林主義者進行清洗的北京來客并沒有被嚇倒。他回擊道：“修正主義者都是工人階級中卑鄙的叛徒。”這種比喻有點像拿鐵托來對比赫魯曉夫一樣。中蘇之間的分裂已經擴大成巨大的鴻溝。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都將可能維持這樣一種無法彌合的狀態。在貝爾格萊德，美國大使喬治·凱南預言：“就像莫斯科1948年與貝爾格萊德的斗爭一樣，中蘇之間的分歧正處于趨向公開化的邊緣。”

看到這個分裂很容易，而要懂得如何去利用它就很難了。聽說英國外交大臣霍姆勛爵上周說：“到某個時候，這是個宜早不宜遲的某個時候，蘇俄的領導者們會發現對蘇俄的束縛就是由西方帶來的。”但是這種在兩個都堅持共產黨制度的國家中選擇一個最愛的方式可能會使莫斯科為了對抗一些北京批評者，同時為了證明它還沒有屈服而做出一些超出預計的努力，從而又迫使其陷入更倒霉的境地。

然而，為了共產黨陣營中的統治地位而進行激烈的辯論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毫無疑問，如果有能力的話，中國方面將會很樂意推翻赫魯曉夫。但是迄今為止，他們還沒有取得什么寶貴的勝利。可能是受紅色中國窮困的經濟困擾，北京可能對世界上奉行教條主義的共產黨造成了一些沖擊，但較之赫魯曉夫對和平戰勝資本主義和過上更好生活的樂觀承諾，這種陳腐的武斷意見還是不值一提。而美好的生活和冷戰的勝利都將依舊繼續使蘇俄難受，北京的理論可能會發現更多的擁護者。

直到不久前，莫斯科和中國的情況還可以這樣形容，就好像德國陸軍元帥毛奇評論他的軍隊一樣，雖然分頭行動，但要共同磋商。現在莫斯科和中國不是這樣。莫斯科從古巴的撤退和中國軍隊與印度的沖突都是在事先沒有互相磋商通報的情況下發生的。他們可能會對對方的行動感到震動，但他們似乎不再會進行磋商與合作。將來，當蘇俄和中國可能會分別造成無窮傷害時，要依靠西方的戰略家們來決定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它們兩國既不可能磋商，也不可能一起行動的事實。

斯諾再次訪問中國

1936年，當毛澤東被懸賞10萬美元通緝以及他日漸減少的紅軍部隊躲藏在山村小窯洞里時，一個名叫埃德加·斯諾的年輕記者徒步穿越中國北方前往長城，途中遇見了毛澤東，花了數周的時間與他進行了有關社會進程的探討，然后，趕回美國寫了一本《紅星照耀中國》的書。這是一本充滿激情的專著，他預言了毛澤東和他那些不能算純粹的共產黨人，但可稱作是土地改革者的戰友們的最終勝利。

兩年前，斯諾再次回到中國看望了毛澤東，如同他在他的新作中幾乎每一頁都提到的那樣，他的這次訪問和第一次一樣成功。斯諾的申請在美國國務院勉強獲得通過，卻受到了北京的熱烈歡迎。他在新中國行程1萬2000英里，與毛澤東交談了數小時（這是10年來毛澤東會見的唯一一個美國人），和周恩來一起待了好幾天。時間的推移并沒有使斯諾對中國那段往事的興趣有所減少，毛澤東和中國還沒有任何事情能給他的感覺蒙上陰影。

當然中國目前最重要的問題是糧食短缺。但即使是周恩來自己也曾說過：“這次大災是自19世紀以來最嚴重的一系列自然災害。”斯諾也認為1960年的饑荒被西方過分夸大了。而且，斯諾說，新中國的這場饑荒如果發生在舊中國將變成一場令官員們彈冠相慶的盛筵。在他的旅程當中，他沒有看見任何糧食匱乏和營養不良的情況。所到之處，他看到的是新興的城市、新修的公路與鐵路，如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的工廠，歡樂的人群，微笑的兒童。犯罪情況依然存在，但正在逐漸減少，貧窮的街道現在干凈整潔，到處是書店和診所，熱情專注，每個人天天都要專心致志地做健美操——太極拳。和中國別的東西一樣被控制和馴服了的黃河，現在也流淌著藍藍的河水，斯諾說：“就和愛琴海一樣藍。”

但如果中國實在太令人驚訝的話，等見到了毛澤東，一切就更清楚了，在斯諾的眼里，毛澤東是自孔子以來唯一能在中國被公眾如此崇敬的人。他說話風趣，妙語連珠，時常以平民身份走入民眾中。斯諾透露說：毛澤東最寶貴的愿望是想參觀美國，哪怕是只能在波托馬克河里游泳。雖然斯諾認為美國應該撤出臺灣、日本、南越和南朝鮮的“侵略性的軍事基地”，但他也認為不邀請毛澤東訪問美國是美國政策的一個“巨大錯誤”。

斯諾在中國沒有發現什么不好的地方，他靠自己的推測判斷，如果是蔣介石來掌管政權的話，中國的情況將變得更糟糕。雖然對所承諾的進一步討論還沒有一個具體的計劃，但斯諾已經從這個被外界宣稱發現無數缺點的政體中看到了讓人歡欣鼓舞的優點和長處。

斯諾也懷著驕傲的心情提起他在中國時所說的一些非常幽默的俏皮話，“你對鐵和鋼有什么了解？”“我從來沒摸過那種東西。”對這個落后國家所進行的無休止的緩慢而單調的報道把他的觀察結果融合在一起，并像犁田一樣使之歸納成序。他經常是用一種模仿“歷史的差距”的方法，用過去的感覺來描寫現在的中國。

中蘇關系完全破裂

除了只能走向破裂以外，中蘇高層會談幾乎不可能再繼續下去。1963年7月，當紅色中國的7人代表團收拾行李準備離開莫斯科時，一切已經顯得不再重要了。北京的《人民日報》似乎準備把這種形勢稱為停滯。紅色中國宣稱：“我們要求的是團結，而不愿看到分裂，但是我們不得不懷著沉重的心情指出，所有的事件都背離了我們原來的意愿。所有的情況都變得暗淡了。”

一周以來，身在莫斯科會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就好像根本沒有舉行中蘇會談一樣。克里姆林宮裝出一種好像最后的決裂從來就沒有發生的姿態。大家都認為會談要繼續進行，而蘇聯的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卻都小心地避開了這個地方。但當被問及原因時，一位莫斯科的新聞主管帶著諷刺的口吻說：“今天是發薪日，他們都去花錢了。”在就一些表面性問題進行了兩次會談以后，在接下來的7天當中，俄國人和紅色中國的代表只進行了3次會晤。在一次會談開始前，一位西方記者問一名便衣警察，北京的代表預計什么時間能到，他聳聳肩說：“你根本不了解他們。……我們昨天就等他們，但他們一直就沒有出現。”

紅色中國的代表們顯然花了大量的時間，坐著黑色大型豪華轎車穿越列寧莊園地區，神秘地往返于中國大使館和代表團下榻的別墅之間。西方記者曾經瞥見代表團團長鄧小平安逸地在別墅的花園里散步。這座宏偉的、淡黃色的高墻背后毫無生氣。只是在車隊來到時，負責警衛的蘇聯士兵在打開裝在帶有尖頂的鐵門上面的監視孔向外觀察時露出來的一對靴子才似乎告訴人們這里有生命存在。俄國人頭一次愿意談論中蘇之間的沖突甚至于拿它們開玩笑。但是在莫斯科卻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解決中蘇會談僵局的唯一辦法是毛澤東終止他和戴高樂之間的同盟關系，因為這種戰略伙伴關系能使這兩個“擅長給世界制造麻煩的家伙”互相提供幫助。

在時斷時續的會談過程中，雙方代表始終存在著意識形態的斗爭。克里姆林宮在《真理報》的頭版大肆宣揚它的政策聲明，毫不客氣地警告北京，指出北京所實行的政策將會帶來“嚴重的后果”。當匈牙利的卡達爾抵達莫斯科時，赫魯曉夫則派出政府高級官員、國賓儀仗隊和電視攝影機對其熱烈歡迎，因為這位匈牙利總統對莫斯科極盡討好獻媚之能事，表示要重新回到莫斯科一邊，與莫斯科和平共處。

而紅色中國的代表抵達莫斯科時則是受到了蘇聯政府的低規格接待，蘇聯媒體也蓄意低調處理。北京第一次表示了它與蘇聯共產黨之間是絕對平等的關系，并用一句精妙的比喻警告莫斯科：“在只許州官放火，而不許百姓點燈的情況下，根本不可能實現真正的聯合與團結。”

中蘇關系的一切變故都按莫斯科精心設計的軌道發展，從而把分裂的責任歸罪于中國人。顯然，中國人根本就沒指望會談會取得成功，堅持到底的結果只能使蘇聯人難堪。在接下來的會談中，克里姆林宮無法固執己見了。幾天后，北京的記者透露，如果其他的矛盾可以延期討論的話，中蘇之間的一些分歧有可能在不久以后得到解決。很簡單，中國人已做好了將這種爭吵無限期拖延下去的準備。“今年如果不能解決這些分歧的話，”北京方面平靜地說，“我們可以等到明年。”

俄國人可沒那么有耐心。他們提出了一份正式答復警告北京，說“最近的將來”將會決定是否會加大雙方的分歧。莫斯科向紅色中國以及西方國家發出了一個信號。“畢竟”，蘇聯人說，“我們有著共同的敵人。”

社會主義中國的外交成就

不久前，中國擁有很多的朋友。亞洲的不發達國家以及世界各地的殖民地朋友都仰慕地傾聽毛澤東如何迅速將貧窮變為富裕的計劃，西歐以及美國的左翼勢力已不再著迷于斯大林的驚駭，而將毛澤東視為新興的，更為高貴的人民社會主義的建筑師。而在聯合國，在紅色中國政權代替臺灣加入聯合國的問題上，騷亂的亞非國家投票勝過美國也只是時間問題。

然而，今天的毛澤東卻將自己治下的國家卷入與美國、蘇聯以及印度的長期敵對中，而這是繼中國之后世界上最受歡迎的3個國家。實際上，這樣使中國陷入孤立的境地，它的聯盟也屈指可數，只有亞洲的北朝鮮以及歐洲的阿爾巴尼亞。

對于毛澤東來說，中國的農業與工業一直在“大躍進”時的災難中徘徊，也沒有足夠的武器來進行大規模軍備競賽，同時，與世界兩大強國對抗是完全不理智的。但是，毛澤東完全有可能認為，要想既打破束縛中國經濟的枷鎖，又堅持他的“理想主義”，其唯一的辦法便是國際政治秩序的神奇改變。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盡力嘗試贏得朋友與同盟。

在中國各大城市支持黑人的大規模集會中，共有87名非洲代表訪問北京，布隆迪女皇和索馬里的首相都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中國在肯尼亞的宣傳者運用了這樣的口號：“我們黑人兄弟必須團結起來！”

紅色中國同樣在亞洲的共產黨中拉攏黃皮膚和褐色皮膚的兄弟們，并且在日本、斯里蘭卡以及新西蘭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北越的瘦小領袖胡志明態度十分曖昧，但是他必須考慮如果失去蘇聯的支持，中國將是他的第二扇大門。印度尼西亞的紅色領袖艾地走的是鋸齒形線路，而緬甸的共產黨人則分為兩個派系——一邊支持毛澤東，一邊支持赫魯曉夫。

美國的觀點至少是一致的：它堅持不管中國巨人的姿態是如何的，毛澤東的政府對于美國人來說現在仍然是不合法的存在。因為美國人現在仍然堅持不打算承認他們，他們仍然與躲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的蔣先生保持著外交關系。而對于蘇聯，則在中國身上運用了一大堆在長年的痛罵中積累起來的謾罵詞匯，它們曾經被用來責罵帝國主義、托洛茨基分子、異端分子以及法西斯走狗。蘇聯人稱毛澤東“企圖破壞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并且控訴紅色中國的領導人為“建立世界共產主義，要將百萬人民犧牲于核戰爭中”。北京政權反問是誰“不顧一切地將火箭送往古巴又不知道恥辱地將之撤回，如此這般地拿百萬生命當兒戲”。《消息報》（蘇俄機關報）急迫地報道1961年中國將其在世乒賽中取得冠軍等同于蘇聯第一次由人駕駛的飛船飛入太空，紅色中國宣稱多級火箭是中國人9世紀的發明。蘇聯人還詆毀地補充說中國人甚至不會發R的音，總要說，“R—R—REVELUTION”（革命）。

紅色中國的典型教育

一些新的宣傳活動的展示物令人有些匪夷所思。《時代》記者發現，近幾個月，報紙和雜志都在大力贊揚“南京路上好八連”的行動，這是駐守在充滿誘惑的上海中心的一個連隊。這些英雄們在無數資本主義邪惡勢力的誘惑面前堅持對共產黨的一片忠心長達14年之久。當“專業游說人士”企圖用鈔票來賄賂他們時，“好八連”的戰士們對錢財置之不理；當“穿著華麗的小姐在街頭與他們搭訕時，他們就命令小姐們離開”；當一位戰士撿到了一枚硬幣，就立刻上交給該連的指導員，并且告訴其他人，“一枚硬幣不值什么，但是如果你據為己有，那么你的心靈便有了污點。”

更有教育意義的事例是22歲的楷模雷鋒，他是一支駐扎東北的運輸連里的班長。在萬惡的舊社會，他的父親因傷病去世，兩個兄弟被餓死，而他的母親因不堪地主的凌辱自殺了。在美好的新社會，雷鋒經常攙扶老婦人過馬路；幫助迷路的母親買火車票；積極地在大堤和水渠上干活，當他的鏟子破了的時候，他就用手來挖掘。雷鋒在一場意外中去世，然而對宣傳者來說卻是幸運的。雷鋒留下了一本20萬字的日記，其中記錄了這些情感：“我認為我的一生是為了讓他人過得更好。”而且“我將我的一生都獻給了黨，獻給了社會主義，獻給了共產主義”。

作為理想的共產主義者，雷鋒將作為中國青年的學習榜樣，因為今天的中國青年常常將長征中頭發斑白的老兵與解放戰爭中的士兵混為一談。在去年，至少40本描寫雷鋒的書出版。1000名志愿者走向農村，對目不識丁的農民們講述他們對毛澤東的愛戴以及為毛主席所做的貢獻。

7月份，當副總理鄧小平為結束中蘇分裂所做的努力宣告失敗后，共和國的領導階層建立起了雷鋒式的團結，當鄧小平返回北京時，在首都機場遇到了規模空前的歡迎隊伍，包括毛澤東在內。實際上，只要沒有生病或外出的高級領導都加入了歡迎隊伍。

社會主義世界的嚴峻形勢

中蘇的交流已經到達了一個困難的階段，兩國已經在開始調動軍隊了。然而，由于中國語言的廣泛含義，北京政府對于紅色中國的困境的警惕正如中國共產黨的名言，“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

當美國的代表得到一個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布的4萬字的秘密通告時，西方國家才得以了解紅色中國對1961年強權斗爭的看法。在一份通告中，老撾被形容為把中國勢力影響趕出東南亞的帝國主義的活塞，出于自己的考慮，中國把老撾稱為是“世界范圍反帝國主義斗爭”的“焦點”。然而對于蘇聯來說，柏林更加重要。但是，北京政府是很歡迎《日內瓦條約》的停火命令的，這倒符合中國傳統的規則——邊打邊談。所得到的文件披露了紅色中國1961年春天國內饑荒時軍隊的緊縮。當時，大范圍的食品短缺以及軍隊自身的士氣問題，士兵們抱怨農村的生活條件，他們怨氣十足地說：“如今，農民吃得很差……”現在，北京政府不想再在老撾發生什么事情。

中國之所以如此警惕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悲觀地認為莫斯科不會給予援助。一位共產黨將軍曾警告過：“如果三年到五年內再發生戰爭，我們就不得不依靠我們現有的武器。”現在中國還得不到它極其渴望的武器——核彈頭。

1957年，蘇聯曾與中國簽訂協議答應幫助中國制造原子彈，而今蘇聯的食言使中國十分氣惱，中國報道了蘇聯轉換態度的所有細節。相信中國的物理學家引爆核武器還需要兩年到三年，離專家所稱的“顯著力量”還遠。然而該項目已經在進行之中，因為中國政府希望擁有核武器，即使是原始的核武器，也會在地球上的落后國家中贏得聲譽，使它們相信中國一定會勝利。

北京的吵鬧聲并沒有減少。赫魯曉夫因公開支持中國的“反黨分子”而受到指責，西方專家們認為赫魯曉夫所支持的“反黨分子”是軍人，他們反對日益嚴重的中蘇分裂……赫魯曉夫還被指控提出“兩個中國”的計劃用來平息毛澤東與蔣介石的爭斗。

北京的電臺還確認了先前有關赫魯曉夫煽動新疆的哈薩克族暴亂的報道。就在去年中國指責蘇聯勸誘新疆的1萬名哈薩克人越境到達蘇聯的哈薩克斯坦，不管北京政府怎樣反復抗議，蘇聯始終拒絕歸還這些哈薩克人，理由是“人道主義”——中國則認為這是荒唐的借口。

毛澤東消失了很長一段時間，據報道他是在美麗西湖旁的別墅里沉思。沒有人知道為什么他在1958年放棄了政府主席的職位，也許他想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他作為共產黨領袖的工作中……

中國與蘇聯的隔閡很深，這樣的僵局很難打破，除非毛澤東和赫魯曉夫中有一人去世或消失，但是毛澤東之后，又會是誰呢？每個人都在猜測。

太子蔣經國

當聯合航空的噴氣式飛機于上周降在華盛頓機場時，蔣經國將軍穿過由美國官方以及國民黨組成的迎接代表團，他并沒有引起注意。過一段時間，人們才發現了他。這個穿著不倫不類西裝的矮胖男人正在參觀布爾士機場候機樓里的現代室內景觀。

代表團的錯誤以及蔣經國的舉止都是意義深遠的。雖然作為蔣介石的大兒子又是國民黨聲望極高的領袖，53歲的蔣經國卻是拒絕聚光燈的臺灣神秘人物，這種神秘是有部分的原因的：作為臺灣秘密警察的頭目以及臺灣直接對付紅色中國的游擊隊首領，蔣經國是需要在暗處的。

據說，他10年來的第一次訪美并沒有特殊的意義。他與美國中央情報局以及五角大樓的情報官員討論關于中國大陸最新的形勢。在討論會期間，蔣經國還專門擠出一天時間乘坐噴氣式飛機前往堪納瓦拉爾海岬。他還與總統進行了75分鐘的會談，并贈送了中文譯本的《英雄人物略傳》，并補充說這是臺灣的暢銷書。

肯尼迪總統和美國的高層官員與這位繼承父業將成為國民黨總統的人物進行了面對面的交流。在臺灣，蔣經國被稱為“小蔣”，與他爭奪總統位置的主要對手是陳誠，而陳誠因患慢性肝病從6月份就處于半退休狀態。蔣經國出生在浙江，是蔣介石的第一任夫人——一位農村婦女的兒子，而這位母親后來死于日本人的炸彈轟炸中。1925年16歲的蔣經國就被蔣介石送往莫斯科“學習更多的革命思想”，他加入了俄共青團開始在共產黨的一所軍事學校中學習游擊戰術。當1927年蔣介石與共產黨分裂時，一封由蔣經國署名的譴責其父親是“叛徒”的信出現在《真理報》上，而蔣經國則稱該信是偽造的。

蔣經國自己由于托洛茨基主義的事情與斯大林分道揚鑣，并投身于金礦和工廠努力學習。當由于日本的威脅促使斯大林與蔣介石重新結盟時，蔣經國獲得許可攜同其羞澀可人的俄羅斯妻子法妮娜（后來蔣介石先生為這個兒媳婦取名為蔣方良）和兒子阿蘭返回中國。

蔣介石對兒子的歸來滿心歡喜，但是他依然想到了蔣經國對未來的展望太俄國化，并花兩年時間將其重新轉變得中國化。自從那以后，蔣經國忠心圓滿地完成了其父業，不管是在重慶為共產黨嫌疑犯建設集中營，還是創立旨在考驗軍隊是否忠心的政治代表系統。在蔣經國的領導下，國民黨的游擊隊探測出了中國大陸政權的弱點，在過去的兩年中，約1500人被安插在了浙江以及廣東省沿海。在美國看來，個人破壞分子經常完成任務，但是大規模的襲擊隊伍總是很快被紅色中國發現并清除。

蔣經國不止一次被控告與北京政權進行秘密會談，其目的被猜測為在蔣介石死后達成協議。那些最了解他的人則嘲笑那些他會將臺灣讓給紅色中國的說法。

沒有接受過正規大學教育的蔣經國對國民政府并沒有什么教條，而不順從常常激怒了這個國民黨的頭號政治家，他的同父異母的弟弟——47歲的蔣緯國非常支持他的哥哥，作為不占名額的內閣大臣以及總統的特別顧問，蔣經國與他的父親緊密工作，另外一支力量源泉是蔣經國擁有10萬人的青年特種部隊。在軍隊中，他對晉升所持的否決權使他在中層軍官中有著很大的影響。

蔣經國較年長的兩個孩子都結婚了，而他與他的妻子以及兩個兒子住在臺北樸素的家中。每天早晨他6點鐘起床，練習一個小時的中國書法及繪畫之后，他便在他的辦公室中工作至深夜。他喜歡在山上徒步旅行。但是自從患上了輕度的糖尿病后，他不得不放棄飲酒——主要是伏特加。一位老朋友稱蔣經國為“中國傳統與馬克思主義的結合體”，而令大多數評論者印象深刻的則是，蔣經國是羞澀與強權的奇怪結合。一位中國朋友則詮釋得更好，他說：“看他的雙手——就知道他粗糙、堅強、耐心。”

在蔣經國的華盛頓一行接近尾聲時，這個神秘人物接見了幾家美國報刊的記者，當時他坐在鑲著金邊的沙發上，蔣經國的翻譯、后來成為臺灣領導人的馬英九說，紅色中國處于歷史上最薄弱的時期，而臺灣則是處于最強時期，他對美國的訪問旨在建立與美國的相互理解。這是否就意味著有誤解呢？蔣經國在問題未被翻譯時就大聲回答道：“不是！”訪問在一聲簡單的“就這些”中結束了。蔣經國開車去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去享受他堅持要在美國經歷的內容——住汽車旅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