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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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1961年饑餓與背叛的一年

1960年的大事記

在臺北的臨時都城，73歲的蔣介石于1960年3月當選為國民黨的總統，開始了的第3個6年的任期。在第一輪選舉中投票的789人中沒有一票是反對他的。

尚未解決的問題只是他的最后繼承人的確定。幾個觀察家認為會是他的兩個成年兒子之一：在蘇聯受教育的54歲的蔣經國；或受德國培訓的蔣緯國。63歲的個子矮小而強硬的副總統陳誠，這一次也毫不費力地再度當選副總統。

在去年通過進入西藏聲稱沿西藏南部邊界的領土均屬中國之后，紅色中國最近努力讓鄰國感到安全。1月，紅色中國同意承認傳統的（但從未真正標明過的）麥克馬洪線作為它與緬甸的共同邊界。與此同時，中國還同意建立一個共同委員會來與尼泊爾共同確定在西藏的邊界。在委員會完成工作之前，兩國達成協議禁止在假定邊界的20公里內派駐部隊以保證安寧。

在尼泊爾首相柯伊拉臘為期兩周的國事訪問結束時，他在北京簽署了尼泊爾協議，中國進一步接近了這個小喜馬拉雅王國，中國還準備處理它最困難的邊境爭議，即與尼赫魯的印度關系。使印度反共產黨人極度不安的是，新德里宣布，周恩來1960年4月19日訪問新德里討論中印邊界將不會很簡單。周恩來將帶去25人，并計劃停留一周。北京新聞界已經暗示，既然尼泊爾和緬甸問題如此“順利地解決”了，其他亞洲爭議也將同樣容易地解決。尼赫魯說他準備閑談，但不準備談判。

茅盾，以及《環球郵報》記者

紅色中國最著名的小說家是一個學者的兒子，自稱為茅盾。這個名字聽起來就與中國的詞語“矛盾”完全一樣——意味著對立的組合。1960年8月，紅色中國的“創造性工作者”聚集在嶄新的人民大會堂參加北京第三屆作家與藝術家大會。

茅盾在20多歲時就已成為了新語言風格的小說家，那時他是蔣介石最有效的活頁文章撰寫者之一。但在與蔣介石的一次爭吵后，他轉向了左翼。他接著寫了尖銳小說《子夜》，反對帝國主義和地主，這使他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作家，尖銳的批評使許多年輕的知識分子相信共產主義是中國的希望。

共產黨讓茅盾這個非共產黨員當了他們的文化部長，并讓他周游世界參加和平與文化討論會。在北京1953年舉行的第二屆作家與藝術家大會上，他激勵其他紅色作家：“我們小說的主人公都是單調無色的抽象創造物，我們許多藝術家還缺乏勇氣來描繪我們社會活動中的矛盾，他們把我們豐富的經歷變為單調的事務，以適應枯燥的公式。”

當這一次作家們再次聚集時，茅盾說這個枯燥的公式是“贊揚總路線、人民公社和大躍進”，他鼓勵他的同事“揭露美帝國主義的真面目：一面假裝和平一面加緊戰爭”。他指出在過去4年中發表的作品是以前6年的兩倍，包括這樣的抒情詩片段：

毛主席，我們的父親

見到你之后我就變得更年輕更勇敢

而我們的歌聲將永遠流傳

就像瀾滄江

1959年10月，北京給多倫多的《環球郵報》（發行22.6萬份）的弗雷德里克·諾薩爾發放了臨時簽證后，諾薩爾加入了進行黨派報道的外國記者隊中。實際上，在北京的25名補充訪問記者中，只有兩人——是新聞通訊社的人，一個來自法新社，一個來自路透社。在讀了諾薩爾的作品后，北京方面表示對新的來訪者非常滿意。作為西半球的第一個駐在紅色中國基地的新聞記者，中國把諾薩爾的簽證延期6個月，甚至還讓他帶來一輛汽車。

北京的看法是，對《環球郵報》和諾薩爾的禮遇只不過是互惠。在紅色中國長期的加入聯合國的請求中，多倫多《環球郵報》是一個溫暖的盟友。“拒絕承認真正有效的中國政府已經夠糟糕的了，”《環球郵報》在去年8月的一篇社論中說，“但假裝那個待在小島上的低劣政權是真正的中國政府則是完全的愚蠢。”

在北京的頭6個月里，奧地利出生的33歲的記者諾薩爾，沒做什么有損《環球郵件》與紅色中國關系的事。溫和而正面報道性的作品未經審查就流向西方，報道紅色中國官員（“高尚謙恭”）、嬰兒（“可愛，胖乎乎的”）、北京風光（北京已完全為游客準備好）、周恩來總理（“偉大的人格”）以及工業（“中國工業企業的組織很優秀”）。有時他的紀實聽起來就像直接由中文翻譯過來的：“西方一定要來中國，還包括臺灣。世界已經到了大多數國家都可能贊美美國撤出臺灣的階段了。”

烏托邦公社

毛澤東對共產主義理論最為自豪的貢獻要算是公社-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來沒有想到過。公社是用來將中國的勞動群眾組成巨大的工作組，也是莫斯科和毛澤東之間爭論的一個焦點。“這完全是不現實的烏托邦。”俄羅斯的傳統馬克思主義者說。毛澤東反駁道：“這是實現社會主義和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最佳組織形式。”但是歷經3年的努力后，很顯然，毛澤東的公社仍然在探索中。

第一個公社是1958年4月在湖南省將1萬戶家庭組成27個小農場的合并中形成的。堅定硬性的年輕干部把男人和女人們分成“生產隊”。公社成員把他們所有的財產都上交給國家，他們在食堂吃飯，把孩子送到公社幼兒園，將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使她們能夠加入到沒完沒了的早集合之后向田野中開進的螞蟻隊般的勞動隊伍。

急于表現的干部們，制定了高得不可能實現的目標，讓勞動者在田地里從早上5點一直待到晚上9點，在種植的季節，時間更長。到1958年底，在著名的“大躍進”中，74萬個合作組中的5.5億農民被合并進26500個公社。

黨的高級官員們注意到不斷增長的不滿，于是把工作時間削減至每天12小時。他們也把一部分征用的土地，連同一張小小的印有“這塊私有地將永久地屬于你的家庭，生長在它上面的作物也由你全權處置”的紅色卡片，一起歸還原來的所有者。

1959年4月，中共中央在一次會議上決定把工作重心從公社轉移到小的、村莊規模大小的“生產隊”上來，每個生產隊都有自己的食堂、幼兒園和私有土地。1959年8月，當村莊規模的“生產隊”在理論上成為基本的生產單位后，他們更進一步允許公社成員擁有如房子、衣服、自行車、被子和收音機之類的東西。農民們甚至還可以決定是將他們的小孩送到寄宿學校還是公社的幼兒園去。

1961年2月，中國的農業部部長給出了一個新的規定，最值得注意的如下：

“鼓勵公社成員從事農副業生產和飼養家畜家禽。”

“要合理地使用勞動力和提高勞動產量，公社成員就必須得到適當的休息。”

共產主義者的奠基石，“按需分配”讓位給了北京的一句新名言：“各盡所能，按勞分配。”

鄉村與政府的機關干部可以“給生產隊提出建議，但不能隨心所欲地制定生產目標，機械地安排種植面積和硬性地采用技術手段。”《中國青年報》承認：“現在正在實行的不是共產主義所有制……生產隊所有制才是基礎的所有制。”而且，干部們還被力勸扔掉書本，去從在中國被遺忘了很久了“有才智的老農”身上尋求指導。

這些聲明只是對國內適用的。對莫斯科和對西方一樣，北京堅持說公社正在繁榮壯大。一本160頁厚的書《照片中的公社》宣傳說，公社是“當前的社會主義和未來的共產主義的社會組織形式”。

來自北京的藝術珍寶

在公元5世紀，中國有一位著名的畫家名叫張僧繇，他一天完成了4條無眼白龍的壁畫。他說給這樣兇猛的龍畫上眼睛太危險了，一些批評家卻堅持要給龍畫上眼睛，張沒有辦法，只好給其中的兩條龍加上了眼睛。立刻天空便雷鳴電閃，畫壁倒塌了，那兩條龍騰云駕霧飛上了天，而另外兩條沒有眼睛的白龍依然在原來的位置。

這樣的傳說只是眾多傳說中的一個，然而卻比任何考古發現更能說明中國的藝術。許多世紀以來，中國人認為畫家所做的貢獻是巨大的，甚至是神圣的。這一周，那些愿意冒險再遭遇巨龍的藝術愛好者們將在曼哈頓都市藝術博物館重新發現其魔力。擁有1000多年歷史的藝術品將在最為壯觀的中國藝術品展覽會上與世人見面，藝術品包括從銅臺、玉盤到卷軸畫，應有盡有。這些奇珍異寶是由中國代表團以及專家從存放在北京頤和園的35000件藝術品中選出來的，由于日本的侵略以及紅色政權的建立，這些藝術品幾經周折最后到了臺灣，它們將于5月在波士頓展出，之后經芝加哥和舊金山返回臺灣。

就像其他古代民族的藝術一樣，中國最早的珍寶也是在墳墓里發現的。早在公元前11世紀，人們就將銅制器皿埋葬在大人物的墳墓里，以備尸首在化為灰土之前使用。那時候，藝術家的作用僅僅是制作這些典禮用的器皿。那些復雜的裝飾，不僅驅趕了鬼怪，更為藝術家們提供了想象的空間，怪誕的東西、食人魔、陰陽二極，最后是人體，所有這一切都嶄露頭角，而青銅器的造詣之高實在是后人所不能及的。

在公元前220年，老子的學說得以扎根，孔子提出了“君子”的學說。中國的藝術家也成了制作陶器、玻璃器皿、陶瓷制品、玉器甚至雕刻的巨匠。統治西部的秦國首領吞并了他的鄰邦，建立了秦朝。侵略者將自己封為始皇帝，即第一個皇帝——這一稱謂要求他破除過去所有帝王的宮殿、紀念碑以及記錄。在秦朝之前，中國人一直以來都是自己成就的受害者，而其藝術品也僅僅是對過去的效仿。現在，突然之間歷史沒有了，藝術家們又可以重新開始了。

秦始皇開始修建長城，蒙恬大將軍負責整個工程，然而，歷史之所以記住了這位可愛的大將軍卻是因為另一個原因。據說，蒙恬發明了一種小而精致的毛筆，從而使中國人拋棄了尖筆而讓書法成為一種與繪畫和詩歌同等的藝術形式。

書法和繪畫同屬一族，因為它都是表達思想的方式，而且經常可以互換。在西方藝術界，古代畫家都是極力捕捉他眼睛所能看到的事物，而中國的畫家卻主要通過巧妙運用線條來描繪其思想。

風景畫在唐代開始盛行，這比西方要早好幾個世紀。中國畫家對此種形式繪畫的發展使得繪畫空間更為廣闊，畫面取消了前景部分，距離本身變得與畫中的物體一樣引人注目。《秋林之鹿》這幅畫的畫家利用了畫面的每一個空間。但是，后來畫家們便愿意留出空白，將其風景畫藏匿于隱隱的薄霧中，這便有了神秘色彩，使人有無限遐想。另一方面，在《茂密竹林中的鳥兒》這幅畫里，每一條樹枝，每一片樹葉都有其固定的位置，達到了完美的平衡，給人一種寧靜安詳的感覺。這幅畫創作于宋朝蒙古軍侵略中原的時期。在困難當頭之際，藝術家逃避殘酷的現實，而大自然給了他們最大的安慰。他們很快便與侵略者兼容并進，但是他們的作品中某些重要的東西卻消失了。在宋朝這個文明鼎盛的朝代之后，中國的藝術家們開始一遍遍重復古代大師們的手法。

雖然歷史對公元前的繪畫存有記錄，然而直到東漢時期，畫家們才對透視畫法有所了解，可以描繪出任何東西，但是從側面看只是一個平面。在公元4世紀，顧愷之開始將山水、樹木作為其風景畫的背景，這種結合十分自然，讓人感覺每一張畫都能體現宇宙的統一性，與顧愷之同時代的陸探微能夠只用一根線條完成一幅作品。兩個世紀后，一位叫謝赫的人寫了一本關于繪畫六法的書，其中的法規被遵從了1000多年，法則的第一條就是“氣韻生動”，意思是生命自身的精神與脈搏，中國將其靈魂以及對和諧的永恒追求融入了藝術。

共產主義陣營的裂痕：蘇共第22屆大會

1961年10月，當參加蘇聯共產黨第22屆大會的代表出現在紅場時，縷縷晨霧正在莫斯科的空中到處飄蕩。在紅場的一側，太陽照在金色圓頂的克里姆林宮，另一側，陽光從玻璃墻的現代化國會大廈上流瀉下來，在那里，空中飄揚著蘇聯15個加盟共和國的紅旗。

巨大的會堂里代表們濟濟一堂。代表們被他們所處的環境深深吸引，給他們印象最深的是，從靜靜地運行的自動扶梯到無聲無息的空調，從耳機到大理石衛生間里流淌的冷熱水，一切都那么完美地工作著。在七層，有快餐廳和飲料室，西方的新聞工作者稱那里為“馬克思之巔”。沒有人勞神去告訴代表們說，是兩家英國公司安裝好那些瓷磚地板和廚房的冰箱，那些空調和電線來自西德。

這些就是自鐵托背叛莫斯科之后，共產主義歷史上最嚴重的公開分裂：中國大陸和蘇聯之間的沖突爆發。這里沒有浮華的辭藻，有的只是典型共產主義者的迂回方式，莫斯科和北京用小小的、無足輕重的阿爾巴尼亞作為它們之間爭論的象征和它們意識形態的替代品。

在新大廳高高的座椅上——它們很舒適卻沒有放腳的地方——坐滿4394名選舉代表和來自蘇聯及其他80個國家的405名非選舉代表。

在來訪的共產主義者領袖們在紫色塑料浮雕的列寧像下面排好后，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13名成員在英俊、稍有點消瘦的赫魯曉夫的率領下從主席臺的左側進入了會場。“我建議我們從現在開始，”黨的書記赫魯曉夫簡短地說，“第22屆黨代會開幕。”

赫魯曉夫處在最高的地位。開幕式那天，整整6個小時他高談闊論國際事務。第二天他又用了6個小時吹噓蘇聯國內所取得的成就。

這個月底，赫魯曉夫宣布蘇聯將“可能”爆炸一顆50兆噸級（相當于5000萬噸TNT）的氫彈，這將給世界帶來一股沖擊波。代表們鼓掌歡迎，甚至包括那些來自哈薩克和靠近北極的西伯利亞，在那里蘇聯試爆其核彈的代表。赫魯曉夫還說：“我們曾經說過擁有100兆噸級的炸彈，這是真的。但是我們不會引爆它。因為如果這樣做，即使在相當遙遠的地方，我們都可能震碎自己的窗戶。”然后，他又奉承地說：“然而，正如他們過去所言，上帝將答應我們永遠都沒有必要在任何地方引爆這些炸彈。”

說到柏林，相對來說語氣要溫和一些，赫魯曉夫說他有這樣的印象，就是西方大國“愿意在一種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基礎上尋求解決爭端的方法”。如果他的“印象”是真的話，他又說：“我們不會再堅持無論如何要在1961年12月31日之前必須簽署所有有關東德的和平協議。”他所需要的是西方解決德國問題的“誠意”——當然得按照蘇聯的條件。

和往常一樣，赫魯曉夫譴責美國，說美國是“世界反動派的策源地”，它的魔爪在世界各地游蕩，企圖把一種新的“殖民主義”強加于剛剛獨立的國家身上，并且在愛好和平的共產主義國家之間“挑撥離間”。但是今天，他大聲叫道：“不是具有豺狼本性的帝國主義，而是追求和平和發展理想的社會主義正在成為世界發展中的決定性因素。”赫魯曉夫說，雖然承認美國國內的共產主義者已屬極少數，但美國當局還是極為恐慌。他把美國共產黨比作一塊“小而有價值的金幣”。

赫魯曉夫在國內幾乎遇到同國外一樣多的敵人。在斯大林死后近十年，在赫魯曉夫已經從權力位置上將斯大林主義消滅幾年后，他發現仍有必要長期地堅持對“個人崇拜”和斯大林時代的各種罪惡的批判。因此，赫魯曉夫繼續與那些他稱之為“反黨”組織、那些“強烈反對”對斯大林的批判的人進行斗爭。

赫魯曉夫第一次公開指責老布爾什維克列農·范羅謝爾夫是“曾經加入過魔鬼集團但后來道歉了的”反黨分子。代表們鼓掌表示同意。范羅謝爾夫是41人的議會委員會里無足輕重的成員之一，年事已高，已80歲了。別人給他定罪，他也盡職盡責地鼓掌。赫魯曉夫接著指責尼科拉·巴爾格寧，直到巴爾格寧1958年降職之前，他是赫魯曉夫和巴爾格寧組合中的搭檔。在聽眾席上的巴爾格寧代表聽到他的名字時，似乎正從一個小盹中醒過來，而后做了一些記錄。另外的一些反黨分子——莫洛托夫（因在維也納，相對來說比較安全）、波瓦可霍恩、沙伯羅夫和謝普羅夫——看起來就像是將被從黨內開除的人的候選人一樣，則可能入獄，或者更糟。

突然，赫魯曉夫把攻擊的矛頭轉向那個最小和最不重要的共產黨國家——阿爾巴尼亞。他抱怨說阿爾巴尼亞共產黨仍然是斯大林主義者，并慍怒地說：“在原則立場上，我們不能做出讓步，無論是對阿爾巴尼亞共產黨的領導人還是其他任何人。”

當代表們報之以雷鳴般的掌聲時，那個在事實上可能成為赫魯曉夫所指的“任何人”的人，雙手抱臂的中國大陸的總理周恩來，兩眼凝視著空中。

赫魯曉夫的挑釁

在共產主義迂回的修辭里，赫魯曉夫已經講得很明白。人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對久已不在位的反黨分子和小國阿爾巴尼亞的攻擊是針對中國大陸的。假定的分歧在于：北京那些眾人熟知的“斯大林主義者”要求對西方使用更多的武力，少一點關于和平共處的談論，及北京希望在亞洲事務中擁有超過莫斯科的優先權。蘇聯對北京的企圖疑慮重重，其中一個信號是上周蘇聯采取的若干神秘行動。這些行動可以被認為是在共產主義歷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蘇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省——俄布拉斯特，它位于尚未明確的衛星國——蒙古的邊界，突然升格為一個“自治的蘇聯共和國”。

翌日，周恩來冷靜地接受了這一挑戰。他闊步走向講臺，宣布中國大陸是蘇聯的朋友，也是“所有社會主義陣營中其他國家的朋友，從北朝鮮到東德，從北越到阿爾巴尼亞”。一陣稀稀拉拉的掌聲一會兒就平息了，因為那近5000名代表看到赫魯曉夫和其他12名中央委員無動于衷地坐著，沒有鼓掌。

周恩來接著開始反擊赫魯曉夫，因為他“對阿爾巴尼亞進行了公開的譴責”，“在敵人在場的時候公開兄弟國家間的爭論，這種行為不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做法，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周恩來接著發表了抨擊美國的演講。

隨后的上臺發言者，實際上是在赫魯曉夫和周恩來——兩個社會主義大國之間投擁護和反對票。赫魯曉夫的支持者一個接一個地把怒氣撒在那些反黨組織和公然違抗的阿爾巴尼亞身上。波蘭的哥穆爾卡、東德的烏布列希、匈牙利的卡達爾、捷克斯洛伐克的諾沃提尼以及羅馬尼亞的喬治烏·德治，都異口同聲。

一些代表說起話來就像是一張新聞報紙上的謠傳。副總理米高揚聲稱阿爾巴尼亞總理穆罕默德·謝胡曾說過斯大林犯了兩個錯誤：其一是他死得太快，其二是他沒有打破“現有蘇聯共產黨的領導體制”。文化部長俄卡特尼娜·伏特謝娃對大會說，拉扎卡加諾維奇個人應對50年代處死幾百個鐵路工人負責；烏克蘭的尼科拉爾·波德哥尼稱卡加諾維奇是一個“墮落者”和“真正的悲觀主義者”。一位白俄羅斯的代表控告前任黨的書記喬治·馬尼科夫通過指責一些無辜的人屬于某一反蘇的地下組織，從而幫助秘密警察迫害人民。

來自西方的共產主義領導者們迅速加入了這場大合唱。但是在國會里，周恩來并非完全沒有朋友。北越留一撮小胡子的胡志明和朝鮮矮壯的金愛山譴責阿爾巴尼亞，但拒絕附和赫魯曉夫批評中國。

在兩個共產主義大國困于爭奪領導權、東方和西方忙于選擇立場時，幾天之后，小國阿爾巴尼亞聽起來越來越像站在反對面。在地拉那，阿爾巴尼亞廣播電臺嘲諷赫魯曉夫為“反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分裂者”。它歡呼般地宣稱：“我們將取得勝利，因為我們并不孤立。阿爾巴尼亞不會在赫魯曉夫和他的跟隨者們的攻擊、誹謗或壓力下屈服。”

西方自由世界對這種結局顯然感到高興，并且有可能支持俄羅斯的“軟”陣線贏得對中國大陸的“硬”勝利。盡管它有可能利用共產主義者的分裂，但西方在這個問題上也可能殃及自身，因為“軟”和“硬”是連在一起的。盡管看起來赫魯曉夫對北京比較軟弱，可在別的地方，他表現得異常得強硬。最終，這些手段都是實現同樣的目標而采取的不同策略：推翻資本主義，取得共產主義的勝利。這是西方在與統治世界上三分之一人口的人打交道時，不能沒有危險就置之不顧的一個簡單但很重要的事實。

蒙哥馬利和毛澤東

有一個因為他的頭銜和經歷而擁有一批聽眾的人，正在散布一些關于中國大陸有史以來最特別的話。他就是73歲的陸軍元帥蒙哥馬利子爵。

上周在英國的電視臺和報紙上，蒙哥馬利激動地談論著他9月份的中國大陸之旅。在《星期日泰晤士報》里，他報道說，他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說明中國人民正在變得疲憊和開始醒悟過來。相反，證據表明，蒙哥馬利說：“關于大面積的饑餓，嚴峻的貧窮，冷漠和一個動蕩不安的國家的這些談論，是胡鬧，甚至可能是危險的。”

在中國大陸的領導人身上，蒙哥馬利沒有看到信心的喪失。毛澤東帶蒙哥馬利到長江去游泳（由60個神情緊張的保鏢護衛）。毛澤東的接班人，劉少奇，他的舉止給蒙哥馬利留下深刻印象的卻是“一個思考者，一個知識分子”；堅忍的外交部長陳毅則是一個“非常和藹可親和有情趣的人，并具有強烈的幽默感”；而周恩來則有“一個一流的腦子”。

在英國廣播公司電視頻道的《萬花筒》中，蒙哥馬利大談毛澤東把千百萬的人民從悲慘和恥辱中解放出來。“他是一個非常誠實的人。只要你見到他，你就會感到一種誠摯——一張非常優美，堅強的臉。他是那種我愿意與之共患難的人。”

蒙哥馬利不僅希望中國加入聯合國，而且他還主張將臺灣交回給共產黨。但1000萬臺灣人民怎么辦？難道他們在這件事上沒有發言權嗎？蒙哥馬利的回答是：“我沒有深入地去研究這個問題。”

1961年的饑餓

中國就像一個饑餓的巨人，從白雪皚皚的東北平原到潮濕的云南竹林，從直聳云天的青藏高原到霓虹閃爍的繁華都市——上海，到處都只有一個話題——吃。

武漢的鋼鐵廠處于半關閉狀態，一個月的大米配給量只能夠維持3天，白糖一年只發4次，主婦們為了使粥看起來稠一些就加些野菜進去，天津的饑民們半夜潛入莊稼地里掰玉米吃。現在中國傳統的問候方式“你吃了嗎？”，顯得那么令人心酸，并帶有諷刺意味。

夜晚，北京的各條大街顯得幽暗。由于電力不足，9盞街燈只點亮1盞。兩年前，香港的華人每年要送87萬個食物包裹給他們大陸的親戚，而今年絕望的求援聲已經使他們托運了900萬個包裹。饑餓的人們如潮水般涌進香港和澳門，他們想盡一切辦法逃脫饑餓的折磨。一位香港的居民曾在1958年返回大陸，他說因為他想為自己的祖國工作。而上個星期他返回香港說：“吃不到肉，而魚一星期只有一次。每天早上你不得不兩三點就起床去排隊，等著政府給你派發的大米、水果、蔬菜以及用桑葉卷的雪茄——即使是這些東西，也并非常常有供應。人不是機器，如果一個人沒有食物果腹，那他就沒有興致去工作。”

一位從浙江逃難來的18歲的姑娘說：“今年我只買過一回鞋、襪子、毛巾以及一管牙膏。”她還說：“我們每年只有8尺的棉布。”

是暫時的缺乏還是可怕的災難

中國的歷史是一個長期的“暫時性的缺乏”的歷史。但是在過去，中國所固有的饑餓是由于戰爭、自然災害或是對如何利用土地以及如何維持人們生存的無知而造成的。恰恰相反，中國目前的饑餓卻是一個龐大計劃的產物，而且，這場饑荒到來的時候正值中國的和平時期，正值其他國家在消滅貧困的時候，正值當權政府允諾要結束落后狀態、消除社會的不公平的時期。

大躍進實際上是向大災難的一次躍進，這一點在前一陣已經被證明了，然而失敗的影響現在才變得顯而易見。由于過分強調發展工業，中國的農業幾近癱瘓，而工業也沒有達到預期目標。目前政府正在策劃一場巨大的轉變，為了留有能夠維持生活的必需農產品，正盡力減輕農民所承受的壓力。

早在1949年打倒蔣介石時，毛澤東就堅決表示，經歷了幾十年的痛苦，經濟上仍處于小農經濟的中國必須工業化，這是為了使中國能在世界事務中采取強硬的態度。在根除舊社會的喧鬧聲中，在希望與恐懼、允諾的回報與現實的苦難的相互交替中，中國共產黨一心為毛澤東樹立的目標而奮斗，而且也確實發生了奇跡。8年來，棉花產量比戰前增長了30%，達到了160萬噸；鋼產量比1943年的90萬噸增長了幾乎6倍。盡管有如此巨大的漲幅，中國的人均鋼產量也只是日本的4%。在蘇聯的技術支持下，中國首次生產了卡車、火車機車、牽引機和飛機。大型工業區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在包頭、武漢及鞍山等地；各大河流上建起了多座水壩；國家的農田又增加了約5000萬英畝的灌溉田；中國的產品已打入了外國的市場。

然而，到1957年止，中國農業在經濟中所占份額已經落后——國家投資中只有8%是用于發展農業的。據西方國家統計，雖然工業產值增長了123%，但是農業產值只增長了26個百分點，剛剛超過8年來的人口增長率。按照常規來講，農業應該得到更多的扶持，即使這樣可能意味著重工業發展的暫時性停滯。然而，毛澤東對待經濟就像對待負隅頑抗的敵軍主力一樣，采用人海戰術。他承認農業極度需要化肥、各種機器以及技術勞動力的支持，而他的解決方式是：讓農民通過公社自己解決問題。

中國的計委用來規范無組織形式群眾的工具是干部，干部們將北京政府的政策向社會的各個階層推廣。他們將中國的百萬農民編制成人民公社，讓他們住進群居的大宿舍，過著軍事化的生活。清晨起床時，農民們要排隊點名，在紅旗的指引下向著霧色蒙蒙的農田進發。在干部的哨聲中，他們競相犁地、鋤草或收割，當號角吹響的時候，農民又放下農具，操起沒有子彈的槍支進行訓練。當哨聲再次吹響時，他們就會有新的任務要去完成。他們會涌入簡易的車間生產帆布鞋、草紙、棉布，或是涌向粗糙的鼓風爐把當地低品質的鐵礦石煉成生鐵。

整個中國大地上200萬微型的“后院鼓風爐”照亮了夜空。干部們的口號是“把所有的東西放到爐里去”。公社自己攢錢為新的礦井、工廠、煉爐買設備，外國參觀者發現摘棉花的機器是用盒子和舊木板做成的，而紡織機也有木制的配件。在新疆，當人們建造輸油管道的鋼材用完了，便用竹子來代替。一個湖南公社擁有6000頭豬，一年有30萬磅產量的魚，然而他們眼睜睜地看著公家拿走所有的東西，工人們的一日三餐只是吃著生面團、幾盎司的白菜片和面條。

中國政府面臨的困難顯然并不止這些。去年夏天，中國中部連續200多天沒有雨水。在中國的北方黃河完全干涸，汽車在河床上行駛沒有問題。可是，在中國的東北，肆虐的河流淹沒了鞍山和本溪的煤礦和煉鋼廠。雖然壞天氣成為這次大饑荒的借口，但它遠遠不能給整個中國的大災難一個完整的解釋。

中國大陸30%的可耕地休耕，同時，為了彌補損失，剩下的耕地要深層犁地，密集種植。在這個過程中，所有人又被卷入了“兩反”斗爭（反浪費，反保守主義）和除“四害”（麻雀、老鼠、蒼蠅、蚊子）的運動中。現在看來，密集種植的小麥患了毀滅性的傳染病——生銹病。深犁的稻田里長成的稻子又高又弱，就是一陣風也能把它們吹倒，統統毀掉。而對麻雀的大面積捕殺使好吃谷物的害蟲數量劇增。不久，共產黨就用臭蟲代替了“四害”中的麻雀。一位日本的社會學家參觀完中國后吃驚地說:“在我整個旅途中，我沒有一次看到人們向稻田里施肥，中國的農業落后日本50年。”

心力交瘁的工作之后，農民們發現他們家庭制造的生鐵易碎，不能作為農具來使用，農村公社煉制的鋼錠也太小了，根本不適用于現代的軋鋼廠。許多新建的工廠由于缺乏原材料而被解散或是被閑置，負荷過重的鐵路網也處于癱瘓狀態，容易腐壞的貨物爛在鐵路兩旁，鐵路中心被滯留的貨物阻塞。

疲倦和冷漠也造成了物品的囤積。記者福蘭德·哥根曾于去年參觀了俄國人在長春建造的卡車廠。他看見生銹的閑置的配件被堆積在建筑物之間，一條生產流水線每分鐘只移動3英尺，工人們在那里無所事事，缺乏斗志和嚴謹的態度。今年對遼寧省31家支柱工業進行了一次調查，結果發現了4萬噸閑置產品。在沈陽，由于規格的經常變化，7000臺發動機被扔到了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