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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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1946年毛主席與蔣委員長：在勝利與內戰之間

一個美國人眼中的國共相爭

1944年10月，蒙大拿州的國會眾議員邁克爾·曼斯菲爾德突然收到一份白宮召見的請柬。羅斯福總統對他說：“邁克，我要你代表我出使一次中國。”

23年前，邁克爾作為一名海軍陸戰隊員在北京和天津服役過兩年時間。從那以后，他再沒到過中國。但作為蒙大拿州立大學遠東歷史教授和眾議院外事委員會成員，他一直是中國的堅定的朋友。他帶著一長串準備好的官方問題，踏上總統賦予的奔赴中國的使命。

1945年1月，邁克爾·曼斯菲爾德返回華盛頓，交給國會一份長達7000字的報告，陳述他中國之行的所見所聞。他寫道：“中國的情況的確很糟糕。……中國士兵死于營養不良……中國的房屋，房頂漏水，地基不穩，能否修復是個問題。”

當邁克爾·曼斯菲爾德離開中國時，他認為中國的最大問題是援助的物資運輸問題。他此行實地調查后改變了看法。他沿著未完工的雷多—緬甸公路視察，一路上看下來，了解到通過“駝峰航線”每月空運量（1945年11月份）可達34929噸；公路即將完工，等公路完工后，運輸量可大幅度增加。在重慶和其他地方，他與美軍將領和中國領導人會談。隨著他的所見所聞的豐富，他越發感到中國最嚴重的問題是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分裂。延安中共領導著9000萬人口。曼斯菲爾德說：

“中國最嚴重的問題是國內的國共兩黨分裂問題。國民黨越來越不得民心，普通民眾怕國民黨兵，怕國民黨的收稅官。農民造反、省級政府官員的批評、學生抵制被征兵抓壯丁，這些都是有力的證據。蔣總司令帶著懷疑的眼光看待共產黨，他認為共產黨過于強大，如果不加以限制，總有一天可能取代國民黨……”

“共產黨自行制定法律，自行收稅，自行發行貨幣。共產黨與其說是革命者，不如說是農業改革者，但他們的組織紀律嚴明。他們用榆樹樹干制造小型火炮。武器裝備他們依靠繳獲的日軍武器。如果沒有槍，就用長矛和棍棒。蘇聯人沒有給中共任何援助。”

“共產黨與國民黨的軍隊本來可用于抗擊日軍的入侵，卻忙于內戰。我感到共產黨和國民黨現在更關心的不是抗日作戰，而都是保存各自的實力。雙方各自關心自己的地位，因為他們相信美國人能確保戰爭的勝利。”

曼斯菲爾德認為，蔣總司令新近改組的政府有希望完成目前急需的改革。陸軍部長陳誠似乎有決心提高目前這支裝備落后、給養不足和指揮不力的軍隊的戰斗力。國民黨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似乎有機會制止高速的通貨膨脹和奸商的投機倒把和囤積居奇。但曼斯菲爾德問：“蔣介石究竟做了多少？他是否打算改革？他有多少時間？”

至于談到中國最嚴重的問題，曼斯菲爾德認為，統一問題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他公開了蔣介石最近向共產黨的三個許諾：（1）承認中共的合法政黨地位。（2）在平等的基礎上向中共軍隊提供武器裝備。（3）參與組建新政府。

中共方面拒絕了蔣介石的這些好處。理由是：共產黨只能得到政府中微不足道的席位；共產黨的軍隊可能會被消滅。

美國駐中國大使赫爾利仍在努力促成國共合作。同時，曼斯菲爾德報告中說：“蔣介石說美國人要求國民黨政府做出全部讓步，為什么我們美國不努力讓延安中共方面也做出一些讓步？”

在曼斯菲爾德看來，蔣介石提出的由美國施加壓力讓中共方面做出讓步的建議是很有道理的。但他認為繼續支持蔣介石則更有意義。他說：

“蔣介石是唯一能實現中國統一和獨立的人。考慮到中國復雜的國情，他的錯誤是可以理解的……他犯的錯誤，與國際社會其他國家領導人相比，都是不足為怪的。我們對蔣介石已做出承諾，我們將盡全力支持他。”

蔣介石的參謀長魏德邁將軍

南寧失守。在華南，中國軍隊奪回了日本人在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度支那地區的鐵路生命線（現在終于把它看作是撤退時的生命線）。在華北和東北，中國軍隊對同一條戰略鐵路大動脈實施攻擊。日軍在一年前占領這條鐵路大動脈，險些使中國遭受滅頂之災。在華中地區，第三支中國軍隊把日本軍隊從福州港驅逐出去，然后向西和向北推進，為美國軍隊準備一片可能的登陸區域。

中國軍隊能否守住已取得的勝利，目前還難下結論。但對中國來說，經過8年艱苦卓絕的斗爭，1945年5月下旬的戰斗捷報敲響了戰爭勝利的鑼鼓。

《紐約時報》發表了長篇文章，介紹了一個重要人物。獲得新生的中國軍隊（美國訓練、提供物資和支持）的背后是美國陸軍中將艾爾伯特·C.魏德邁，他是駐華美國軍隊總司令、蔣總司令的參謀長。他48歲，是最年輕的美軍戰區一級指揮官。

華盛頓給魏德邁中將的任務很簡單：幫助中國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他在重慶處于中國人的不信任、美國人的仇視、戰爭厭倦、面臨重大災難等的旋渦之中。要應付這樣的局面，需要兩種罕見的能力：一是高水平的軍事才能，二是聯合作戰的天才。

作為參謀長，魏德邁將軍不知疲倦地研究中國軍隊的現狀：屢屢失敗、疲憊不堪、給養不足、武器裝備落后、兵員組織不佳。這支有300個師編制的軍隊必須現代化。支持這支軍隊的是遭封鎖而衰敗的經濟，年產鋼鐵僅1萬噸，交通運輸系統中沒有一條像樣的鐵路，只有5000輛過時的卡車。戰線長約1500英里。武器裝備是“萬國牌”的大雜燴。但不可爭議的事實是，這樣的一支軍隊能生存下來，并且仍在堅持戰斗。

魏德邁開始對國民黨軍隊動大手術。他指出中國工業基礎如此落后，養300個師的一支龐大軍隊不可思議。美國軍隊只有100個師。中國的陸軍部長陳誠將軍也明白這一點。在7個月內，在目前的中國軍隊中將誕生一支精銳部隊。

魏德邁領導下的數千美軍成為這支新型中國軍隊的神經系統。美國唯一在中國作戰的部隊是陳納德將軍領導的第14飛行隊。他們的協調作用是關鍵因素。美國陸軍的地面部隊，由瓜達爾卡納爾島作戰的老兵，羅伯特·麥克盧爾將軍指揮，組成一個聯絡部隊，像脊梁骨那樣把精選出來的中國部隊聯系起來。

建立新的后勤供應系統。美國和中國共同決定通過“駝峰”運輸線運送的物資種類，共同決定中國的軍火工業應生產的物資品種。在美國和戰時生產專家的指導下，中國的軍火工業取得了不小的進步。適合的軍用物資謹慎地運往前線軍隊。中國軍隊第一次得到了充足的給養，得到了現金的津貼，并有了穩定的武器彈藥供應。

在中國方面，蔣總司令改進了軍隊的指揮系統，鏟除了軍隊在當地征兵時所帶來的幫派弊端。現在蔣總司令與魏德邁共同制定基本戰略，并把他的命令直接傳達給前線指揮官。魏德邁則通過麥克盧爾將軍和他指揮的聯絡系統監督貫徹落實。但在作戰中，中國軍官全權指揮負責。結果是，美國軍官訓練中國步兵與炮兵，并與他們并肩作戰。美國人建立起通信兵和參謀學校來教授美國的技術。這些學校是史迪威將軍在中國時建立的，魏德邁來到時已經建好。但魏德邁把這些學校組成有機的整體。中國和美國兩國人民之間的傳統友誼，在戰場上，在作為戰爭指揮的中心的司令部里，都經受了從未有過的考驗，并得到了證實。

對中國的盟國來說，中國的勝利表明，中國潛在的軍事力量的先頭部隊正緩慢而堅定地向遙遠的東京挺進。政治上來說，中國的勝利預示中國將成為遠東強國，她的政治命運就是亞洲和世界民主的政治命運。

魏德邁將軍的命令中并沒有賦予他干涉中國內政外交的特權。但中國未來勝利的組織者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中國未來的設計師。中國內政和外交方面的問題也必然會影響未來勝利的組織者。

這些問題是兩方面的：（1）國內政治尚未統一（中國共產黨問題）和改革問題（重慶政府）；（2）中國與蘇聯的關系。這兩個問題因錯綜復雜的、表面的和深層的、政治和社會問題而相互關聯。

1945年5月，魏德邁的改革問題又有了新進展。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了第6屆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再次選舉蔣介石為總裁。會議通過了決議實施更廣泛的社會改革，并通過蔣總裁關于在11月召開憲法討論會以及限制國民黨在政府中的影響的建議。

中國：在旋渦和陰影中受降

蔣介石穿一身簡單的卡其布軍裝，不戴勛章，安詳地、挺直地坐在擴音器前。他看了看白色臺布上的花瓶中的紅花，對“中國人民和軍隊”緩慢地朗讀他的抗戰勝利講話。

蔣說：“……經過漫長的8年黑暗與絕望的抗戰，我們的信心與正義終于取得回報……我們取得了勝利。然而我們在勝利之后不是要追求輕松與驕傲。……要想取得和平還是一個艱巨的任務。……甚至比抗戰時期更加困難。……我們必須在偉大的民主與統一的道路上邁進……”

重慶熱烈地歡迎日本的投降，然而街上的群眾還沒有人聽到日本最后垮臺投降的消息。從擴音器里傳出的蔣委員長的講話使外面的群眾聚集起來。在播音室里，在蔣講話時，隱隱約約傳進來鞭炮聲和群眾的歡呼聲。

蔣的講話10分鐘就結束了。隨后他那挺直的雙肩垂了下來，繃緊的面部肌肉也放松了，他的眼睛很累。此刻的休息、松弛是8年抗戰努力的結果。

當日本人準備在中國放下武器時，延安向蔣介石提出了挑戰。8月13日，朱德總司令致電蔣介石，堅決拒絕不準八路軍、新四軍向日偽受降的命令。

8月15日，朱德總司令向美、英、蘇3國駐華大使送去備忘錄，表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同樣有權接受日偽軍隊的投降。

在重慶，蔣委員長和駐華美軍司令官魏德邁將軍、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一起緊張地開會，然后迅速采取行動。

日軍一旦投降，中國軍隊立即占領重要城市。美國空軍隨時提供空運。中央政府任命了廣州、上海、南京、杭州、北平、天津各市市長，并任命熊式輝為滿洲戰略要地關東半島（應為遼東半島）的長官。

發給日本駐華最高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一個照會：“立即停止敵對行動……派代表來接受中國參謀總長何應欽將軍的訓令……日本軍隊為了維持治安可以暫時保留武器與裝備。”

1945年8月14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的前一天，蔣介石從重慶給毛澤東發去一份十萬火急而又舉國矚目的電報，全文如下：

萬急，延安毛澤東先生勛鑒：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實現，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幸勿吝駕，臨電不勝迫切懸盼之至。

蔣中正未寒（注：未寒即8月14日）

時局時緊時松。岡村寧次接受重慶的命令，準備于本周正式投降。中央軍已進入廣州，正在上海郊區待命。南京偽政府頭子陳公博愿“將功折罪”效忠重慶政府，將駐守長江流域的100萬軍隊交蔣指揮。

8月16日，毛澤東自延安向蔣發出復電：

重

蔣委員長勛鑒：

未寒電悉。朱德總司令本日曾有一電給你，陳述敝方意見，待你表示意見后，我將考慮和你會見的問題。

毛澤東未銑

朱的這封電報要求共產黨與蔣政府共同接受日軍的投降。

當蔣在與共產黨的“公開反叛”格斗時，他的連襟行政院長宋子文匆匆忙忙地從克里姆林宮趕到華盛頓的白宮。自從9月初以來他一直與斯大林和外長莫洛托夫談判。他的口袋里裝著一份已經簽好字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條約內容在雙方正式批準前嚴守秘密，不得外泄。當世界各地還在猜測條約內容時，巴黎傳出了中蘇的談判經過和具體條款：

斯大林與莫洛托夫首先要求中國承認他們控制的蒙古獨立。中國還必須允許內蒙古的某些省合并到蒙古里面去（在這一點上斯大林堅持不讓步）；滿洲必須是一個自由的自治區；中國必須承認蘇聯在滿洲的利益并滿足蘇聯對有戰略意義的東滿與南滿鐵路方面的要求；蘇聯建議新疆應當有“相當程度的自治”，中蘇邊界要對蘇聯亞洲部分有利方面進行調整。

作為回報，蘇聯支持中國收回“外國從中國割讓的領土”。這大概是指英國占據的香港，法國占據的印度支那和受英國影響的西藏。蘇聯建議通過派遣技術人員、提供重工業材料、重建交通、建立空中航線來幫助中國重建經濟。蘇聯應有權使用某些中國機場。

宋子文院長要求蘇聯承認重慶政府為唯一合法政府；停止供應共產黨軍隊武器并防止日本武器落入共產黨軍隊手中；蘇聯必須不支持中共要求蔣介石下臺的要求。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爭辯說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內政問題，蘇聯不能為延安負責，但他們將“使用影響”來防止內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認為蔣介石的下野將有助于平息中國的動亂。

隨著宋子文以巧妙方法防止了逼蔣下野問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最后簽字了。

如果來自巴黎的這個報道屬實，那么蘇聯的邊界事實上就推進到長城。對此，華盛頓方面的報道認為美國對此有功。當有關蘇聯對中國提出種種要求的消息傳到波茨坦的美國代表團后，美國堅持認為東滿與南滿的鐵路應由各國自由使用。美國還堅持門戶開放政策應適用于旅順和大連。蘇聯同意了。

在華盛頓，宋子文與杜魯門總統和貝爾納斯國務卿進行商議，那里廣泛認為中國對這個條約不滿意。這當然是確實的。宋子文簽訂這個條約雖然給蔣介石一個喘息的機會用以加強政府的力量，然而這個喘息機會成功與否還有一部分要看中國在經濟、財政、外交各方面得到美國多大的幫助。

中國終于獲勝——在戰場上和外交上的雙重偉大勝利。她的未來仍面臨未知因素，正如當前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不論大小都面臨未知因素一樣。但近代史上這個有4.5億人口的泱泱大國從未像今天這樣走進一個和平與發展的時代。經歷了整整一個世紀的外國入侵與西方帝國主義的干涉，中國終于成為自己祖國和命運的主人。

這個重大的時刻降臨于芷江，華中一個沐浴在陽光下的盟軍空軍基地。一架日軍飛機盤旋后著陸。中國軍人等在機場上。

侵華日軍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少將，手扶在鑲有寶石的大號指揮刀上，坐進一輛中國軍用吉普車。中國和日本軍人沒有相互敬禮。他的6位隨員及其行李（公文包、茶葉筒、果汁飲料、美國蝦肉等）緊隨其后。

在一株鮮花盛開的櫻桃樹下，毫無表情的中國侍者為毫無表情的日本軍人端上中餐。飯后日本軍人被帶到副總參謀長何應欽上將的司令部。

何將軍在敵人走進來時并未起立。在這之前，已經伴隨著無數杯茶水起草了停戰條款。當敵人交出一張侵華百萬日軍兵力部署圖時，何將軍的助手們打破平靜，高興地擁上前去觀看。

兩天之后，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同意將其部署在北起中國東北、南至臺灣和印度支那的百萬陸海空軍全部投降。第二天，總司令蔣介石的政府軍進駐南京。他們曾在7年9個月零5天之前被迫離開南京，南京隨后發生了一場令世人震驚的慘案。

“好，好！”在臨時首都重慶，蔣介石總司令在這一個星期里大顯政治家威望。他在中央政府辦公大樓舉行的簡短儀式上簽署了《聯合國憲章》。當他放下筆時，輕輕點點頭，自言自語：“好好，好好！”一副心滿意足的神態。

在國防委員會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上，蔣介石總司令作了一個關于外交政策的劃時代的報告。在這之前，蔣總司令干練的內兄宋子文在莫斯科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在會見記者時，蔣表達了自己的以及國家的希望：“我十分樂觀。”在與中國共產黨舉行重要會談之前，他對建立和平統一充滿了希望。中共方面要求推遲召開國民議會討論組成立憲政府一事，他相信自己的力量能說服他們。他說：“國民議會將如期召開。”

蔣認識到國內依然存在許多的問題，但這些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恢復到正常狀態可能只要三五年時間。但他的注意力在有關中國的國際地位的長遠問題上。

他說：“對我來說，戰爭勝利意味著真正重建的開始——無外來干涉的經濟和政治建設。”他在強調“外來干涉”時，明顯表現出來他對中國新獲主權的自豪感。

百廢待興，國共議和

中國的普通民眾，飽嘗抵抗外國入侵的艱辛，聽到抗戰勝利的消息后歡喜若狂。然而，經歷了長年暗無天日的生活之后，人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位重慶的人力車夫，對著貼在墻上潮濕的報紙，喃喃地說：“日本投降了，我們能回家了嗎？”在大街上，在市場里，在茶館里，在政府辦公樓走廊里，到處都回蕩著這句話：“日本投降了，我們能回家了嗎？”

在內地后方，從重慶到昆明，遠離家鄉的中國人變賣自己簡單的家具，準備重返家園的長途旅行，準備繼續那既痛苦又幸福的人生故事。一些人聚集在長江岸邊，尋找船只順流而下。另外的人用手推車或步行沿著公路行進。約有2500萬之眾的人潮，他們曾經穿過相當于半個美國大的國土面積從沿海來到內地，現在開始重返家園。

如同中國有眾多的省份一樣，和平的前景也各不相同。喜愛吃面條的北方人，黃河流域高大剽悍的人們返回他們涼爽的故鄉。在北平，人們吃大蒜、手掌里玩弄核桃、逛天壇、游古代宮殿、下午帶鳴鳥遛大街。

喜愛大米的南方人，精明世故的浙江人和福建人或重新開始吟詩讀書，或種荷耕作。廣州的市場和夜市又將興旺發達起來。杭州人又可以去觀西湖美景。蘇州姑娘又可以低吟家鄉民歌了。

南京人又可以品嘗鴨席，中山陵前又有野餐聚會了。上海著名的外灘將開始新的生活。工業和商貿中心不久將重新開張。城市之外有世界上人數最多的農民，他們又可以精心耕作水稻田、各類谷物田地和菜地。他們終于獲得了自由。

到目前為止，日本對中國城市和廣大農村所造成的破壞究竟有多大，仍缺少全面的數字。廣州幾乎成為一座死城。上海的市民處于嚴重的饑荒中，150萬工人失業，3萬妓女流浪街頭謀生。但上海的一些工廠仍完好，一旦機器轉起來，全市的工業生產即可恢復。上海很有可能成為國家建設復蘇的一面鏡子。

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計劃給中國價值9億美元的食品、藥品和紡織品（抑制通貨膨脹）的緊急援助。如果實現國內和平，即使在不遠的未來，中國便可能承受比許多人所預料的少得多的損失。在沿海城市福州，解放剛兩個月，中國人的勤奮和堅強已經把城市生活恢復到戰前水平。街道重新修飾，舢舨輪渡重新開航，商業貿易重新開張。

國民黨政府也準備離開充當臨時首都8年的重慶，搬遷回南京。南京距離重慶750英里，是中華民國選定的首都和象征。

各級政府機關工作人員整理好文件準備上路。行政領導們一直研究到深夜，商討解決運輸和救濟問題，還有更大的國家新時期的建設問題。

8年抗戰勝利后，和平帶來更多更嚴酷的挑戰。中國既不強大，也還沒有統一。1945年8月底，共產黨還沒有占領一座重要城市，而國民黨軍隊正在占領南京、廣州、漢口和上海。

蔣介石的軍隊已經開進一些鐵路沿線的內陸城市，如洛陽、太原，都位于共產黨長期以來的占領區。蔣介石制訂了周密的計劃，一旦日軍正式投降，國民黨軍隊在美國空軍的幫助下，迅速占領中國北部。在蘇聯撤回援助后，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力量收斂了進攻態勢。

中共軍隊有堅強的領導機構，其代表人物是毛澤東，他是國內戰爭久經考驗的戰役指揮家、軍事家。毛澤東在1939年指出：“武裝斗爭也是我們黨的政治路線的重要部分……”

共產黨的游擊戰對“二戰”的盟國戰爭行動做出了貢獻。共產黨致力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他們要求重慶方面組成“聯合”政府，要求分享國家的執政權，但仍保留自己的軍隊和政權。

蔣介石決心要建立孫中山先生所提出的社會和人民民主，而不依靠武力尋求統一。他在1941年宣布：“可以相信，將來再不可能發生鎮壓共產黨的任何作戰行動。”今年3月，他再次重申，他將尋求“政治解決”共產黨問題的方針。

經過外交部長宋子文在莫斯科的外交斡旋，中蘇雙方簽訂“中蘇條約”。蔣介石手中有了“中蘇條約”，就接近于實現“政治解決”方案。條約中明確規定蘇聯對中央政府的支持。

1945年8月20日，蔣介石發出第二封電報邀請毛澤東：“來電誦悉，期待正殷，而行旌遲遲未發，不無歉然。”

蔣介石在電報中，對以朱德名義發來的那份長電，做出了答復：抗戰八年，全國同胞在水深火熱之中，一旦解放，必須有以安輯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誤。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計，則受益拜惠，豈僅個人而已哉！

毛澤東回電，他請中國共產黨的二號領袖和著名談判專家周恩來參加會談。

蔣介石發出第三封電報邀請毛澤東（按照中國的習慣，三顧茅廬才能表示真誠的邀請）：延安毛澤東先生勛鑒：未養電誦悉，承派周恩來先生來渝洽商，至為欣慰。唯目前各種重要問題均待與先生面商，時機迫切，仍盼先生能與恩來先生惠然偕臨，則重要問題方得迅速解決，國家前途實利賴之。現已準備飛機迎迓，特再馳電速駕！蔣的意思是“我必須親自與你會談。……我已經準備了一架飛機去接你。請從速起程”。

毛澤東終于同意來重慶。電報遵從嚴格的漢語禮節：“蔣介石先生勛鑒：梗電誦悉，甚感盛意，鄙人極愿與先生會見，商討和平建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晉。弟亦準備隨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復。毛澤東敬。”重慶方面報道，美國駐中國大使赫爾利將飛赴延安護送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飛往重慶。

國共重慶談判

毛澤東乘飛機前往重慶與蔣介石舉行和平談判，美國駐中國大使帕特里克·J.赫爾利護送。這是毛澤東52年來第一次乘坐飛機，也是內戰20來年與蔣介石的第一次會面。

當毛澤東在重慶走下飛機時，蔣介石顯然措手不及。不過，歡迎儀式也挺隆重，受蔣總司令委托前往機場歡迎毛澤東的包括他的長子蔣經國。蔣經國思維敏捷，曾在莫斯科留過學。有人問毛澤東：“乘飛機有什么感受？”毛澤東不屑地說：“效率蠻高的。”赫爾利不愿讓毛澤東乘坐蔣總司令提供的轎車，他把毛澤東推進自己那輛黑色的凱迪拉克轎車。汽車啟動后，這位出生于俄克拉荷馬州的外交官情緒激動地對愣在機場的人群喊道：“再見！再見！”

當晚，蔣總司令即宴請毛澤東。陪同者有美國人赫爾利大使、艾爾伯特·C.魏德邁中將，以及周恩來將軍。蔣介石和毛澤東用黃酒相互舉杯祝酒，毛澤東一飲而盡，而蔣總司令向來滴酒不沾，只是點到為止。蔣介石說：“我希望我們能再有1924年時那樣親密誠懇的氣氛。”

這番話喚起了人們對現代中國開端時的記憶。1924年時，共產黨屬于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的一部分。那時，剛從莫斯科受訓回國的蔣介石，負責黃埔軍官學校的籌建工作。這所學校是中國新型民族軍隊的搖籃和核心。毛澤東和周恩來當時是蔣介石的同志，周恩來還擔任軍隊中的政治領導工作。那是中華民國時代國共兩黨的第一次親密合作。當蔣介石背棄了共產黨，并斷絕與俄國的關系后，兩黨從此分裂了。

10月10日是中國的“雙十節”，中華民國成立34周年。上海全市上下一片狂歡。市政府出資500萬元（約7000美元）用于街道裝飾。在重慶，歡慶的人群高唱含有國家統一歌詞內容的新國歌。10年來，歌詞第一次不是空話。和平帶來美好的前景：一個統一的中國。

掌握中國1/5人口命運的共產黨人這時不那么高興，國慶日前夕，他們坐在宴會桌前。宴會的貴賓是毛澤東，他堅強的臉上顯現出未來的命運。坐在對面的是精明的張治中將軍，他是蔣介石的主要談判代表。在43天拉鋸式的談判中，張治中和周恩來在他們各自的助手的協助下，對方案進行逐個討論修正，以彌合共產黨和國民黨雙方的分歧。現在，終于到了給中國和世界一個圓滿結果的時候。

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接近實現國家統一的目標，國家分裂的危險也從未如此迫在眉睫。美國長期以來一直關注中國的興衰，但也從未像現在這樣為中國的未來作出如此多的承諾。

雙方最后達成了一個宣言。在許多次要問題的見解上，蔣總司令和共產黨領袖毛澤東是令人振奮地接近，但是在一些最基本的、事關整個中華民族利益的重大問題上，雙方的認識依然有很大的距離。

蔣介石和毛澤東最大限度地強調他們在下列問題上原則上達成共識：

（1）國民黨和共產黨將在蔣總司令的領導下盡最大努力以避免內戰，共同建設一個自由、繁榮的中國。

（2）將建立一個由各政治黨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以討論結束國民黨一黨執政問題。政府將承認各黨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3）中國人將享有人身、言論、信仰、出版和集會的自由。限制自由的法律將被廢除。為了擴大國民議會的組成人員，推遲原定于11月12日召開國民代表大會起草新憲法一事。這作為對共產黨的讓步。

（4）將廢除特務組織（如秘密警察），只允許司法機關有逮捕、審判和執行的權力。

（5）政治犯除了被判定叛國罪的，都將被政府釋放。共產黨將列出他們要求釋放人員的名單。

（6）鼓勵成立地方自治政府。

但冠冕堂皇的話并不能掩蓋雙方業已存在的根本分歧：

（1）共產黨堅持要控制大部分位于中國北部的重要地區，擔任那些地區的省長或市長。蔣介石斷然否決這個要求。

（2）共產黨曾堅持保持實際控制48個師的兵力，政府方面成功地說服共產黨把軍隊壓縮為20個師。雙方原則上同意所有軍隊都應該“國軍化”，但最為關鍵的軍隊控制權的問題仍有待進一步討論解決。

在達成的信任方面，有共產黨不打內戰的含糊的保證，承認蔣總統的領導地位，答應幫助起草憲法和重建政府等。未達成信任方面，共產黨堅持他們的目標，即在中國北方4個關鍵的省（熱河、河北、察哈爾、山東）實行軍事和政治的自治，并要求在共產黨及軍隊已經楔入的其他6個省保持自己的政府和軍隊，這6個省都處于國民黨統治區的心臟位置。

毛的最低要求是，共產黨解放區仍然保留黃河以北的中國北方，以及長江中下游地區。

在一次官方宴會上，談判者們努力使氣氛輕松愉快。突然，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傳進了宴會廳：共產黨第18集團軍秘書李少石在重慶街頭遭國民黨軍隊士兵槍殺。官方的解釋是，李秘書的汽車闖入了禁區，國軍士兵一怒之下向李開槍，他還以為在射殺一個普通平民。該士兵已被拘捕，將被迅速審訊。至于李秘書長得酷似毛澤東的談判代表周恩來將軍，則實在純屬巧合。

這一突發事件顯然激怒了周恩來，他離開宴會廳，前去看望李秘書。周恩來說，這個同志是為他而死的。毛澤東待到宴會結束，第二天，張治中將軍護送毛澤東回到延安。

日本的戰敗投降給共產黨占領華北和華東的廣大地區展示出了誘人的前景。而此時蔣介石的軍隊正忙于在南方受降。

在解放區的中心，古老的清政府的首都北平已被國軍第92軍和第95軍迅速占領，美國空軍第10航空隊把他們從漢口和上海空運到北平。氣憤的共產黨新四軍將上海團團包圍，而美軍飛機空運蔣介石的第94軍到上海。隨后，美軍的中國戰區司令部也進駐上海。南京被空運來的蔣介石的新6軍牢牢控制，廣東則由蔣介石的美式訓練的機械化新一軍所占領。

在中國沿海，共產黨軍隊只控制了一個孤立的港口煙臺，但一支強大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已經在戰略要地天津和青島登陸。不久，美軍將會把這些城市移交給國民黨政府。海軍陸戰隊還占領了北平和秦皇島。

蔣介石一面空運軍隊大舉奪取地盤，一面舉行和平談判，毛澤東和周恩來非常惱火。當中國共產黨受到強硬壓制時，莫斯科已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簽訂了一攬子協議，至少在目前，毛澤東不能指望得到外界的支持。

蔣介石背后有美國的支持和援助。像曾經發生過的一樣，毛澤東或者同意和談，或者與蔣介石打到底。他是否會再到重慶試一試呢？10月中旬，華盛頓出人意料地宣布，前任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不久將返回中國。

20年來，蔣介石經歷過希望與絕望，他領導了中國革命。對他個人和對整個中國來說，這都不是一場輕而易舉的革命，也不是一場溫文爾雅的革命。為實現這一目標，如果有必要，蔣介石要千方百計傾全力繼續打下去。

爭奪滿洲里

美聯社的消息表明，俄國人正從中國內戰的焦點地區滿洲撤離，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正緊隨其后對滿洲里實施接管。而國民黨的軍隊也在向滿洲這一遙遠、富饒的地區行進。

這是一場奇怪的戰爭。中國的第13軍、第52軍沿著通向沈陽的公路，進入滿洲西南部。到目前為止，這場戰爭大體上是一場使用輕武器的戰爭，戰線在迅速向前推進。地面上看不見炮彈坑，沒有彈痕累累的殘垣斷壁和廢墟，沒有損毀的車輛，沒有醫院和燒焦的尸體，甚至傷兵都難得見到。

身著淺綠色軍裝的國民黨軍人在綏中的街道上采購肉和蔬菜。綏中距離著名的山海關長城大約30英里。一個廣東兵腋下夾著一捆芹菜，看得出來，在滿洲11月的寒冷天氣里，他可真凍得夠受的了。還有一個士兵手中搖搖晃晃提著幾只豬腿，正穿過一塊莊稼地，白色的羊群正在莊稼地里啃那稀疏的麥茬。

前方的某個地方就是前線。杜聿明中將是滿洲地區遠征軍的總司令，他是個短小精悍、目光炯炯有神、精明機靈的軍人。山海關一戰，杜聿明指揮國民黨軍隊突破長城的防線。他說：“這僅是雙方初次交戰。”杜將軍預期自己的軍隊于兩星期內占領沈陽，沈陽距離綏中190英里。到1945年12月初，他的軍隊向前推進60英里，到達一個重要的鐵路樞紐，共產黨的軍隊曾試圖占領該地。杜將軍幾乎是過于自信，他預計在圣誕節前占領整個滿洲。

在國民黨軍隊到達沈陽之前，俄國人早就撤離，將滿洲交給了共產黨軍隊。從共產黨軍隊手中重新奪回滿洲，很大程度上似乎取決于國民黨軍隊到達沈陽之前的交通和后勤問題。

從上海運出的大米和面粉已經由秦皇島運到杜將軍手中，而通過通往長城外的北平至沈陽的鐵路，后勤供應已開始向前方延伸。到目前為止，這條鐵路只受到輕微的破壞。而軍隊一旦到了沈陽，將有更多的大米和面粉，除非俄國或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已將其洗劫一空。如果發生激烈的戰斗，彈藥供應也將是一個問題：彈藥仍然必須源源不斷地由南方運來。

不過，一旦登上杜將軍乘坐的火車，車廂內充滿自信的氣氛。你們可以獲得這樣一個印象：這是一支組織優良的軍隊，各級參謀和指揮工作有序，正向前線行進。

杜聿明將軍的士兵盡管都是南方人，不適應北方的嚴寒，人地生疏，但看起來士氣很高。

俄國人也許正在拆卸滿洲里的工廠，但在綏中似乎還沒有這種情況。這個位于滿洲西南部的城市，曾是侵華日軍和俄國占領區的前線。這里只有一個工廠，是幾年前日本建造的水銀提煉廠。

俄國人在綏中曾繳獲過一些日本人的汽油和食品，并通過鐵路將其裝運到北方。除此之外，不算個人的行為，俄國人不曾帶走什么東西。作為個人，他們對手表和皮鞋十分喜歡。一個中國朋友曾對我說：

“俄國人購買手表和皮鞋時曾用偽滿洲國貨幣來付款，不久，他們使用在Chinhsien印刷的俄國占領區的貨幣。他們偶爾也會拿了東西不給錢。中國人害怕俄國人，當他們想買某樣東西而中國人又聽不懂他們的話時，就會不要錢把東西送給他們。”

美聯社報道說，1946年1月25日是中國18年來第一次沒有發生戰斗的一天。蔣介石在重慶分不開身，所以讓宋美齡代表他去滿洲進行慰問。三年來這是她第一次單獨擔任這樣的巨大任務。在滿洲國首都長春，遍地都是積雪，氣溫降到零下14度。中國漂亮的第一夫人穿戴著皮大衣、皮帽、高筒皮靴含笑走下私人專用的C-47型運輸機，向歡迎群眾揮手致意。

宋美齡連續三天和蘇中官員進行交談、宴會、檢閱部隊、參觀福利設施。她還為蘇聯紅軍勇士授勛，贈送糖果慰問。蘇聯紅軍為歡迎蔣夫人舉行宴會，以滿洲產的白酒為蔣夫人祝酒。蔣夫人則以葡萄酒回敬并以誠懇的、巧妙的語句表達中國人的愿望：

“我知道在座各位都有家庭和親人，自從戰爭開始以來彼此離散，天各一方，現在都渴望團聚，因此我在這里祝各位早日實現團圓的愿望。”

在談到未來的長期中蘇關系時，她說，“沒有任何兩國的邊界有中蘇邊界之長……中蘇未來必須都有實行這樣一種政策的愿望，即‘我不活也讓別人活’，這樣不獨對我們兩國人民有利，也對世界的其他地方有利。”

總司令蔣介石在一次重要的新聞采訪中承認：俄羅斯人在“非正式”會談中要求中國政府在滿洲給予其特別的經濟優惠。

在1945年8月蔣同莫斯科簽訂的條約中，俄國獲得了滿洲鐵路主干線30年的合法經營權，它還將在旅順建立聯合的海軍基地，同時將大連開放為自由港。據說在1946年，俄國人又要求分享滿洲礦產、重工業和電話業的經營權。

褒貶不同的兩個傳奇人物

過去十年中最受贊揚的政治犯就是人稱為“少帥”的張學良。他是傳奇人物“老帥”張作霖的兒子。張作霖是個兇狠的軍閥，在1928年被暗殺以前一直是滿洲王。張學良于1936年西安事變中綁架了蔣介石委員長，最后他釋放了委員長，向蔣請罪，愿受懲罰。對少帥的懲罰是軟禁。聽說他是在某地鄉間一所別墅中受到嚴密監視。

最近政界謠傳蔣介石要派張學良去滿洲以抵消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的影響。共產黨任命張學思為有戰略意義的遼寧省主席。中國人認為張學思會成為未來的滿洲領袖，謠言具體到蔣介石已經派了一個中間人為了國家利益勸說張學良。

這位中間人是64歲的滿洲老資格律師莫德惠，他是去年8月參加中蘇談判者之一。莫在貴州桐梓的“美麗的湖邊”和少帥一起待了6天。他回來時報告說：

“我和少帥已有長長的8年沒有見面了。這次見面他發現我的胡子已經變白，我覺得他胖多了。

“少帥每天6點鐘起床，然后釣魚、打獵，在花園中種菜。以后是讀書、睡午覺等。晚上九點鐘睡覺。一位美麗而甜蜜的趙小姐分擔他的孤獨與寂寞。她和張都作詩。其中一首被偷運出來交給一個共產黨的出版社。這首詩又被銀行家孔祥熙辦的保守的《時事新報》轉載出來。”詩的大意是：

我隨時都在想，

像賊一樣如何偷偷地把糞便弄到地里上肥，

這樣我就可在人前夸口說：

我種的菜是最好的，

第一流的！

莫的報告又說：“每當少帥站在湖邊，面對廣闊的靜靜湖面，他就會陷入沉思。無窮無盡的監禁生活使他懷念很久很久以前發生的許多可喜可愛的事情。”

十年軟禁期間，原來粗野的少帥看完了將近200本書。這就使他能“以辯證的觀點來看事物的發展”，并從研究歷史中尋求解決國家問題的辦法。

當莫把張學良對歷史有興趣的消息報告給蔣時，蔣大為高興。蔣讓莫德惠為張學良請一位有名的學者教導張學習歷史，并向他推薦更多的書。莫遵命辦了。現在張正閱讀《中國現代史》、《印度支那史》、《滿洲史》以及《明末遺恨》。

1946年3月，南京附近的群山中，一架運輸機的殘骸里有一具燒焦的尸體。那里還有一件毛衣的殘片，一名保鏢的手槍。一位滿面悲傷的副官辨認出這個被火燒殘的軀體就是戴笠將軍，他是中國最神秘也是最可怕的人物之一。他的死沒有公開宣布，但是47歲的鄭介民中將被任命為接任戴笠職務的中國秘密警察的首腦。鄭曾在莫斯科受訓，主持情報工作。

戴笠不論生前或死后都與秘密工作和暴力有關，他是一個傳奇人物，神秘到甚至年紀多大也不清楚，“大約”50歲左右。從很少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他的鼻子扁平而發黑，兩只眼睛距離很寬，三角眉。他生于浙江，是蔣介石的同鄉，也是黃埔軍校畢業生。

戴緊跟蔣介石這個新升起的明星，通過他為國民黨軍隊的情報工作所做的不懈努力，贏得了蔣的信任。1934年他組織了調查統計局（軍統），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工作機構之一。他的特工人員分布于從巴厘島到緬甸，從新加坡到新疆。這個機構從事諜報與反諜報工作，監視共產黨員、外國人。在日軍后方，他的眼線是賣花女、苦力、人力車夫等。這個機構用密寫墨水向戴笠寫報告，“消滅”戴笠黑名單上的人，建立效率高的游擊隊核心。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海軍尋求在日軍后方建立氣象臺。他們與軍統合作，成立中美合作機構，戴笠任主任，美國向戴提供經費和專家，講授新技術，將游擊隊擴大到7萬人。美國武裝部隊則獲得極有價值的材料：華南沿海地圖、被擊落飛行員的安全通道和日軍動向。

戴的名聲褒貶不一，混亂又矛盾。他雖然避免參加公開的文娛活動，但他喜歡開奢侈的酒會，在重慶歌樂山他的司令部附近一個地方，他向客人敬酒，無數次地干杯。在和客人賭酒時可以一連喝下18杯白蘭地酒。他既兇狠又很溫和。他個人出錢救助受日本人殘害的難民，成立孤兒院收養流浪兒童。對共產黨人和他們的同路人，他用的是集中營。戴笠的朋友和敵人都說他“殺人不眨眼”。

馬歇爾的使命

美國政府特使喬治·卡特利特·馬歇爾飛赴重慶，他身材高大，其貌不揚但飽經風霜，并流露出大人物的氣質。三個月之后，他以輕快的步伐從飛機的舷梯上下來，結束了此次中國之旅，返回華盛頓。

《紐約時報》評價：他發現這個擁有4億5000萬飽受戰爭創傷人口的國家正處在內戰的邊緣；他離開后，留下的不是和平，而是停戰和希望。

沒有任何一個人（當然也沒有任何一個外國人）能夠使中國的勝利得以維持下去。中國民眾迫切希望美國的對華政策是支持中國：建立一個強大、獨立、團結和民主的國家，需要外部的幫助——指導、調停和一個值得信賴和強有力的朋友，而不能以犧牲中國的獨立作為代價。3個月來，馬歇爾就是扮演了這種“朋友”的角色。就在返回華盛頓次日的上午，他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說明了其使命的完成情況，其中對他自己幾乎只字未提：

“中國人民正在致力于同全世界展開愉快合作的努力。這種努力幾乎是史無前例的。他們的領導人每天都在解決沖突的方案方面取得進展……沖突的背景十分復雜，其過程也很慘烈，持續了20多年……他們在結束敵意方面正在取得成功……”

喬治·馬歇爾更加謹慎地繼續說：“如果我們要擁有和平，如果世界要和平，那么就必須要知道為什么中國當前的努力一定要成功。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他國家行動的方式。如果中國對此置之不理，或如果有人千方百計阻撓其實現渴望已久的和平，那么努力將面臨失敗……今后幾個月，對于中國人民和……世界和平的未來是至關重要的……”

最緊迫的問題是如何幫助中國各持不同政見的派別，準確地將基本協定變成具體的合作，馬歇爾直截了當地從具體的方面入手：中國內戰各方必須停火，并計劃為內戰各方的武裝裝上保險。

為了進行民主實驗，這位特使在重慶建立了自己的“實驗室”。這個實驗室建在嘉陵江和長江的交匯處上方的一個西式別墅中，別墅門前的石頭上刻著“幸福花園”四個漢字。

開始時，這位特使聽得多，說得少。他直言不諱、坦率正直，一直彬彬有禮。不久，他的客人們都把他稱為“老教授”，中國人對別人的一種尊稱。

一次，在會見一個民主聯盟代表團（其中包括幾位著名的學者）時，馬歇爾要求他們就民主問題提出建議。一名代表反問道：“什么是民主？”

馬歇爾特使沒有猶豫。他說：“同一幫專家進行理論探討是一種冒險，他們要我給民主下一個定義。我說在當今的世界上，關于民主的定義五花八門……俄國人有一種，英國人還有一種，我們也有自己的定義……我可以對你們講的只是許多美國人對于民主的看法。我們認為它是一種體系，賦予我們與生俱來的權利，在自己的事務中擁有發言權，言論自由的權利，和平集會的權利，獨立地、不受干預地處理我們自己事務的權利，除非干預了他人的權利……”

關于軍事停火的會議作為試驗開始了，這位特使坐在了會議主席和調停者的位置上。在他的左邊是周恩來，右邊是張群（四川成都人，為國民黨元老之一，張與蔣介石私交甚深，頗得蔣的信賴）。在軍事重組會議期間，這個機構出現了一個變化。馬歇爾僅僅作為顧問而坐在那里。周恩來為共產黨一方說話；張治中將軍曾任蔣介石的副官，則為政府行事。

特使并沒有把自己的意見強加于人。他喜歡提出問題，然后讓各方闡述其觀點，同時，他還經常將討論引導到具體的事件，起草書面建議上。在最恰當的心理關口，他會加些民主的催化劑。

中國認識到了馬歇爾的誠意。在他自己的國家和在巨大軍事冒險面前，為了民主而做出了相類似的犧牲，他沒有猶豫。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他所在的參謀部提出了更加嚴厲的新聞控制。馬歇爾對他們說：“此時，我們在這里工作，我們民族的命運就取決于我們的判斷和我們的能力。我們有資格，我們有能力完成我們的職責。但是我們怎樣才能保證？”他補充說：“我認為，媒介是我們最好的監督官之一。”

馬歇爾抵達重慶之后的第19天，國民政府與共產黨簽訂了一項停火協議。6個星期之后，他們又簽署了一項削減和合并軍隊的正式協定（18個月內，由300個師減至60個師）。他促使各方聯合在北平成立了軍調處，由國民政府、共產黨、美國派出實地監督小組，加強對停火實施的監督。

實地小組是馬歇爾試驗的一個關鍵的成分。他們不久便發現這項任務十分艱難：地方指揮官之間仍然不斷發生小規模的沖突；干擾通信，使整個計劃處于危險之中。3月1日，馬歇爾特使由周恩來和張治中將軍陪同，離開“幸福花園”，在惡劣的天氣里，飛往3500英里之外的華北地區。在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里，他訪問了10個城鎮，周旋于接連不斷的視察、接待以及15道菜的宴會之間，聽到手持旗子作為歡迎者對他的吹捧。

中國需要美國的信用貸款，數目龐大。它希望從世界銀行得到15億美元的長期項目貸款。除了金融幫助，它需要美國所擁有的大量剩余財產（特別是輪船、卡車、機車等）。馬歇爾特使于是請求給予中國特別優先權。

美國陸軍和海軍人員幫助中國訓練其新組建的軍隊，但中國還需要更多的美國技術援助，以便在機械化的時代向其人民普及技術知識。

向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提出請求之后，馬歇爾特使計劃重返中國。在喬治·馬歇爾的眼中，中國、美國和全世界幾乎如同100年前，他的遠房堂親漢弗萊·馬歇爾所說的那樣。漢弗萊在1853年至1854年曾任美國駐天朝（譯注：封建時代外國對中國的另一種稱謂）的特派員。漢弗萊寫道：“無論何時，俄國人或英國人的貪婪或野心都將會誘使他們去獲取大量的不義之財，亞洲的命運將由他們決定。中國與美國的未來關系將長期地被認為是十分密切，除非‘現在’美國采取斷然措施，以避免出現事與愿違的結果。依我看，美國的最高利益在于‘維持’中國……這將好于眼看著中國成為一個無政府的場所，而最終成為歐洲野心的犧牲品。”

脆弱的和談

根據中國的歷法，狗年很快就要過去，豬年就要開始。在中國各地，人們都以最高興的心情慶祝這一年。新年是按古老的傳統來慶祝的，孩子們收集各種怪樣的石頭，認為這些石頭代表壞運氣，他們把石頭扔在廚房的灶里驅除邪氣。

在重慶和全國各地，慶祝新年有雙重理由。在這個山城首都，全國的主要政治組織剛剛開完歷史性的會議。

“從現在開始……”1946年1月31日下午6點半（根據西方的推算），經過3星期的有失有得的協商，全體政協委員聚集在一起開最后一次會議。晚上8點，38位代表一致通過成立聯合政府的計劃。一部民主憲法將遞交在5月召開的有廣泛基礎的國民大會。

在聯合政府中，國民黨仍然是強有力的多數派，但它已經不是在政治上唯一負責的政黨。在這個歷史上關鍵時刻，蔣委員長的講話具有深遠的影響。他在政協閉幕會上致辭說：

“從現在起，社會上各個黨派的領袖都將參加政府，共同肩負著建造中國未來的責任。從現在起，繁重的任務不光是單單落在國民黨的身上更不是單單落在我個人身上……從現在起，不管我在職或不在職，我一定作為一個公民，忠實地、堅決地執行這次政協會上所做的各項決定，真誠地為國家走向統一與民主而奮斗。”

《時代》記者威廉·格雷電：“中國的春天顯示出中國內戰問題時好時壞的現象。現在局勢嚴重地惡化了。國共雙方都想在馬歇爾將軍來華前盡快加強自己的地位。”格雷的電報說：“盡管馬歇爾作了巨大的努力，中國還沒有出現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國共雙方達成妥協的跡象。共產黨明確認為妥協即使有時是有利的，也意味著失去所得或喪失機會。今年春天他們的機會是建立在政府方面的饑餓、通貨膨脹和困難上。”

但是現在和平還沒有到來，中共在重慶的談判代表周恩來宣稱，在俄國人撤出時要全力斗爭以求控制滿洲。在開原，雙方的激烈沖突稀奇古怪到了極點。國民黨新一軍突破了共產黨設在鐵路以北的封鎖線。當國共美三方組成的軍調小組抵達時，新一軍軍長立刻把共方的談判代表關押起來。

根據延安的報道，共產黨把政府軍的尸體用棺材裝好送到政府軍戰線以“表示誠心誠意的和平與統一的愿望”。

在勢不兩立的國共兩黨之間，獨立的、溫和的《大公報》呼吁：“遍地餓殍，災民吃草根樹皮……部隊欺壓老百姓，喝他們的血……地方官員使老百姓生活困難。這些都使我們痛心疾首。認為：中國必須和平，否則就無法生存。如果野心家執意冒險，我們就會死亡……”

中央政府花了7個月的時間準備審判中國第一號戰犯，但是只用了6小時開庭，一個星期后判定有罪。在蘇州江蘇高等法院的百年老房子里，南京汪精衛傀儡政權的最后一任主席、受過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的陳公博被宣判為：漢奸，死刑。

衣著藍袍，溫文爾雅的陳曾是個革命者，擔任過國民黨政府的工商部長。他聽到判決后仍然不失風度，有禮貌地鞠躬，對庭長說：“不論閣下對我如何判決，我都不會上訴。”

政府控訴陳的罪行主要是：迫害愛國人士，和日本簽訂秘密條約，在教科書中進行親日宣傳。在他的6萬字辯護書中否認這一切——包括任何自私自利的動機。他說：“我沒有私人房產了，銀行中沒有存款。如果我說我沒有個人財產，人們不會相信。如果我承認我有，我就不會相信自己。”

陳的名字和他一生的經歷形成諷刺的對比。他的名字公博，意思是“顯示公眾與偉大”。在他沒有當漢奸以前，他不過是一個普通的高級官員，可是由于汪精衛死了，俄國人又把滿洲國的傀儡皇帝溥儀抓走，他就成為一個大漢奸了。

即使在審判陳公博時，他也沒有審訊比他更壞、更有吸引力的另一個漢奸引人注目。這個人就是狡猾、肥胖、患糖尿病、脾氣暴躁的汪精衛遺孀陳璧君。她是汪精衛最親近的政治顧問。汪精衛怕老婆，她生的已長大的4個兒子也怕她，其中3個兒子已被捕入獄了。陳璧君毫不悔悟，她給兒子寫信說她已做好死的準備，而且希望早死。

蘇聯紅軍撤走

紅軍進入長春8個月后，現在準備撤走了。大約2000名空運來的政府軍，加上5000名當地的輔助部隊進入了這個城市。圍城的共產黨軍隊有6萬到7萬人。從南方開來的解圍部隊是國民黨的精銳新一軍。在115英里以外的開原火車站，政府的正規軍突破了共產黨的防線。這是國共雙方為了爭奪滿洲的控制權的第一次兇猛的戰斗。

由于國共雙方都同意把不穩定的停戰擴大到滿洲，所以開原之戰似乎是不祥之兆。重慶方面報道說，由于雙方存在著“基本方面”的分歧，影響了國共加美方組成的軍調小組及時前往出事地區。當美國的軍調組軍官到達沈陽時，見到的是亂七八糟的景象。

在現在仍然叫作“斯大林路”的擁擠的大街上，一個被俄國人搶劫過的商人說，他要等“美國領事要他重新開業”時他才重新開業。當告訴他美國領事沒有這種權力時，他眨眨眼，表示理解，但是堅持說：“那么由美國領事告訴中國官員，由中國官員告訴我們重新開業好了。”有20個蘇聯商人被紅軍扔下不管。他們抱怨說，因為蘇聯政府不批準飛機在沈陽降落把他們接走。

滿洲最重要的工業企業是日本人建設的撫順聯合企業，它是以世界最大的露天煤礦為基礎建設起來的鋁、頁巖油、鋼鐵等工廠和發電廠的聯合企業。俄國人把重型機械盡量運走，使得煤產量從日產1萬噸降低到日產1千噸。上個月蘇軍撤走，留下20來個蘇聯礦業與鐵路官員，讓他們和中國人協作，共同經管這個聯合企業。

以戰爭期間在四川工作的煤礦專家嚴恩為首的22位中國工程師在撫順下了火車。他說：“我沒有必要去見俄國人。如果他們來看我，我可以見他們。在我所受的指示中沒有與俄國人合作一條。”

嚴解釋說，去年8月宋子文院長在和斯大林進行談判時，要求撫順聯合企業不在合管之列，斯大林同意了。問起準備怎樣對待對于俄國人仍然住在大和旅館并在聯合企業的主要辦公室工作的問題時，嚴說：“不理他們。撫順市長應寧樓（音）已經訓令22000名日本工人不得接受俄國人的命令，只能聽我方的命令。今后俄國人可以坐在辦公室里喝茶，可是不能發號施令。”

嚴的挑戰馬上反映到俄國在聯合企業中的代理總監尤里·米哈伊洛維奇·基祖克維奇（音）和他的助手——能通曉各種語言的喬治·欽德（音）那里。欽德反擊道：“我們在這里不光得到了俄中兩國政府的同意與批準，而且這是兩國政府的命令。我還得到通知說，兩國組成的聯合委員會正在哈爾濱討論撫順的未來。在委員會做出決定前，撫順聯合企業繼續屬于中蘇長春鐵路。我們當然不會在這里只是閑坐喝茶。也許坐在辦公室里喝茶是中國人的習慣，不過蘇聯人沒有這個習慣。”

撫順市長設宴招待俄、中兩國人。雙方不斷祝酒，但是在宴席上出現了陰影。俄國人抱怨說去年一月中國工程師張新夫（音）在撫順附近被謀殺，中國人“明顯地暗示”說應由俄國人負責，俄國人則認為是共產黨干的。欽德的報告說，“中國人不斷地對我們說，他們會保證我們安全抵達沈陽，然后又提醒說，我們紅軍是保證那個被謀殺的人的安全的。”

俄國人召開了一次會議，擔心可能會發生“不幸事件”，不知道和他們一起住在撫順的家人如何是好。欽德聳著肩說：“中國人是用武力占領撫順的，我們沒有武力。”最后這些俄國人向駐沈陽的俄國司令部請示，高興地接到讓他們離開撫順的命令。

不過撫順的所有權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嚴恩認為這個聯合企業是中國人的，以后還是屬于中國人。俄國人雖然已經撤離撫順，恐怕還有不同的想法。

1946年的國民大會

1946年11月的這次國民大會像個難于控制的小學校。蔣介石要求大家保衛自己的權利，要自己教育自己。蔣甚至說自己退休的時候已經到來。而美國《時代》周刊記者弗雷德里克·格里森認為這是中國突然出現的民主：

蔣委員長走到臺前，有點猶豫，有點像個小學生走進一個新的學校似的，坐到主席團輪流擔任主席的座位上，在宣布大會開始前戴好了眼鏡。雖然主席團要求不要對大會的規則與進程進行公開辯論，但是陜西代表王孔安堅持要求蔣委員長解釋他最近寫給少數黨、民主社會黨（民社黨）領袖張君勱一封信的意思。王質問道，如果委員長允許張君勱起草憲法，為什么不讓國民大會來起草呢？代表們立刻大喊大叫，會場一片混亂。

委員長解釋道，他是以國民黨總裁而不是以政府首腦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建議會議的議程應該按照規定的程序進行，但是代表們不同意。他們按投票按鈕使計票板上反映出他們的意見，把大會的規定交到一個特別委員會上審查。

中午休息時間，有些代表在走廊中、茶室里對外國觀察員低聲問道：你對我們這里的情況怎么看？美國國會……英國議會……是這樣的嗎？在紅磚瓦房中吃午飯時，蔣對一些代表說，得人心的選舉必須按照新憲法行事，否則“我就成了另一個袁世凱”。

午休之后穿著黑色長袍的胡適建議說，國民大會是一個整體，不應再另設一個專門的審查委員會浪費時間討論問題。蔣介石也準備發言，代表們大喊大叫迫使他坐下。胡適的建議最后獲得通過，不過代表們的發言每個人限定5分鐘。當一個好斗的代表發言超過5分鐘時，蔣委員長就按他左邊的電鈴示警。如果他仍繼續發言，蔣委員長就按他右面的電鈴，可是這人還不肯停下來。蔣氣得咬著牙站起來，直到這個代表把話說完。

3天之后，蔣委員長又在臺上出現。這時他已不是以國民黨總裁而是以政府領袖的身份在臺上了。他不用講稿講了35分鐘。回顧了革命的歷史，孫中山的目的，他是孫中山的信徒等等。他說他沒有任何政治野心，他宣布他的奮斗目標：慰問孫中山在天之靈。“孫總理說五權原則（按：指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的根本精神是分散權利與權力……然而一千年來，中國人民缺乏保護自己權利的訓練。坦率地說，他們根本沒有這種能力與習慣……他們的權利必須受到保護。”

“當我們達到人民能夠保護自己的階段時，總理的理想和五五憲法（5月5日公布的憲法草案，當時稱為五五憲草）的精神就不會受到威脅了……自從總理逝世后，我一直盡力按照他的教導行事，雖然做得還很不夠。現在我已年到60，我可以告訴諸位，我沒有政治野心……我擔心自己已經沒有能力像從前那樣工作了。我必須把責任交還給人民，而人民必須學習如何保護自己的權利……不過目前的情況是，人民雖然在學習，可是我認為五五憲法并不合適……不要通過不完善或不合適的五五憲法，否則中國會受到傷害。大家要考慮人民的權利和福利。只有這樣才能安慰總理和所有革命者的在天之靈。”

委員長向代表們鞠躬然后離去。外面正在下雪，中國人說這是上天給的吉兆。

發生在這次國民大會上的插曲還有，當國民大會的主席團提名工作結束時，或至少每個人都認為是結束時，忽然站起一位來自新疆的代表馬清昂（音），他揮舞著兩臂，不顧會場規則對著擴音器喊道：“主席團候選人中有黨代表、職業代表、各省代表……為什么沒有各民族的代表……我要求平等，不然我就退出……”

留著花白山羊胡子的馬清昂立刻得到一個來自貴州西部的土司楊提春（音）的熱烈支持。楊說他代表彝族和苗族人民，并祈求孫中山在天之靈主持公道。他威脅說，如果不接受他們的意見，就退出國民大會。

會場上各代表嘩然，紛紛指責這兩個人是“破壞者”。此時蔣委員長遞給大會臨時主席孫科一張便條。大會秘書長洪蘭友看到了便條內容，便請大家安靜，宣布說，貴州省的代表張道藩自愿退出主席團，把這個名額讓給貴州省的國大代表楊提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