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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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51年在歷史的分水嶺上

敗退臺灣，風雨飄搖的國民黨

1950年2月，沿南中國海海岸，面對國民黨的臺灣島與海南島，共產黨的將軍們正在訓練百萬大軍，為兩棲進攻集結了幾千條舢板小船。

在臺灣修成梯田狀的南部山嶺的山腳下，年輕的士兵用刺刀刺向訓練用的假人，他們口中大喊“殺！殺！”。鳳山龐大的軍事訓練營里回蕩著機關槍的點擊聲，步兵班在進行實戰訓練。鳳山的戰斗課程是美國在“二戰”中所使用的訓練系統，營地的軍官們稱其為“新的中國軍隊的搖籃”。

從訓練營到火山灰黑色沙灘上的駐防部隊并不太遠。在那里，面對大陸，他們修建了許多碉堡，還構筑了鐵絲網，無數次地進行擊退海上來犯之敵的訓練。

新的國民黨軍隊的士氣似乎良好，軍官們將這一進步歸功于頭發灰白的孫立人將軍。現年49歲的孫立人將軍畢業于美國弗吉尼亞軍事學院。他在上海和后來的緬甸對日作戰中表現英勇。在緬甸，他指揮著執行命令堅決、由美國人訓練的38師。作為國民黨抗日戰爭勝利后滿洲的高級指揮官，他曾經連續不斷地打擊共產黨，但派系政治使他被調到了臺灣鳳山訓練營。

島上駐軍很快知道孫立人不是那種利用不定局勢來謀利的人。他為他的部隊立下6個“不許”：不許騷擾平民；不許嫖娼；不許賭博；不許敲詐；不許撒謊；不許懶惰。他還讓臺灣人協助部隊執行紀律。村里人至今還在談論，曾經有個中尉手中拿著列舉自己罪狀的牌子走在鳳山附近的街道上。

在弗吉尼亞軍事學院，孫立人所學遠不止紀律。他對體育運動有種美國式的熱愛。最近他參加了鳳山舉行的足球賽，并告訴其他選手：“在比賽場上，我不是將軍。”一位士兵以一個完美的阻擋把他狼狽地撞倒在地，將軍踉踉蹌蹌地站起來說：“也許我已經不年輕了。”但他堅持打完了比賽。

1950年1月，國民黨給4500名臺灣的年輕人提供了一個在島嶼防御中服役的機會，其他數千名志愿者則被拒之門外。孫將軍感到振奮，已經訓練完畢和正在訓練的部隊（遠遠超過10萬人）至少能夠擋住共產黨的第一波進攻。他已經讓軍官團感到吃驚，但是他需要更多的軍用物資和汽車零配件。他堅持說他的“士兵們正在像海貍一樣工作，因為他們知道為什么而戰”。

由和藹可親的周至柔將軍指揮的擁有300架飛機的國民黨空軍，可能是臺灣最有效的防御手段（迄今為止，共產黨軍隊還沒有運用飛機作戰），但最近周至柔將軍感覺到了他的飛行員的不滿。在臺北，周至柔將軍召開一次冗長的“自我檢討”會，在會上，飛行員們可以談論他們對高級軍官的個人憂慮。他同時也正在為飛行員們的家庭提供更好的條件——士氣問題正在解決之中。

不滿也在相當程度上削弱國民黨的海軍。在背叛的空軍飛行員的帶動下，水兵們至少已經帶著12艘軍艦投降（包括海軍唯一的一艘巡洋艦“重慶”號，也就是從前的英國“黎明女神”號）共產黨。為了與不忠的行為做斗爭，圓胖的桂永清上將已經給幾位高級艦長戴上了鐐銬。他也相對提高了一些自由人士的薪水，希望保持海軍的忠誠。

除了搖搖欲墜的防御之外，困擾臺灣的還有崩潰的經濟。假如國民黨的軍事開支不能控制在臺灣的生產能力之內，共產黨就會被人們毫無抵抗地邀請進來。正如孫立人將軍所言：“假如物價翻番，我們只能采購我們所需食品的一半。假如我們不能養活我們的士兵和他們的家人，你可以想象得到會發生什么事。”

經濟戰線上的指揮官是不知疲倦的省長吳國楨，他是前上海市市長，畢業于普林斯頓大學。為了做個好榜樣，嗜煙的吳國楨戒了煙，因為“煙是走私進入臺灣的，對經濟造成損害”。自從去年12月擔任臺灣省省長以來，吳國楨堅決杜絕浪費，汽車被列為奢侈品，擁有汽車的人必須購買一定數量的戰爭債券，申請護照的居民必須購買與其交通費用相當的債券，對飯店餐飲及電影的稅賦從20%上升到60%。

真正解決經濟問題的關鍵是發展工業。在這個領域里，吳國楨有限地施加強硬的手段。臺灣發電廠的電力供應已經達到日本人占領以來的最高水平，水泥生產已經超過了日本人的最高紀錄。島內貧乏的土地也因為灌溉工程而變得肥沃。但是，即使是最為忠誠的國民黨人也承認，除非臺灣從美國得到更多的經濟和技術援助，否則這些努力的最終結局都將為零。

像其他所有國民黨的領導人一樣，誠實的吳國楨認為美國政府最終會慷慨解囊，目前只是對國民黨的缺點有些不耐煩而已。他說：“當你致力于改革時，在某些時候你必須耐住性子。”但假如紅色政權像奪取其他地方一樣奪取臺灣，這個改革的代價是什么呢？

紅色中國的毛澤東

列寧寫道：“通向巴黎的道路經過北京。”從這條路向布爾什維克進發的人就是中國的紅色領袖毛澤東。4年前，毛澤東還蹲在中國西北延安的荒郊野地里，現在，他已經住進了北京的宮殿，并通過他的代言人站在成功湖邊公然藐視并大聲指責聯合國。毛澤東的軍隊給了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聯合國軍隊——以最沉重的打擊。傲慢與古老的歐洲使團因他的名字而顫抖，并在他的力量面前退縮，美國在他發動的攻擊面前不知所措。

在成功湖畔長達兩個小時的高聲斥罵中，毛澤東的代言人，一位名叫伍修權的將軍，粉碎了所有（或者是絕大部分）自由世界國家對于毛澤東和中國共產主義的幻想。這個臉上帶著刀疤的代言人所代表的毛澤東，絕非美國自由主義的溫和派所描繪的那種人。

毛澤東并不是一個“土地改革者”（如美國國務院所稱），也不是一個“鄉村集會民主者”（如德恩·拉丁摩爾所稱），也不是對莫斯科不忠心的鐵托（如倫敦和華盛頓所指望）。毛澤東繼承了成吉思汗的傳統，他的合作者是斯大林。從莫斯科到巴黎的路途經北京，斯大林和毛澤東已經走了一多半了。

現代歷史上沒有比伍修權在成功湖的演講更富戲劇性的場景了。美國駐聯合國代表華倫·奧斯汀要求解釋為什么共產主義的中國要在聯合國警察行動成功在望的時候進攻朝鮮。奧斯汀說：“亞洲將是和平還是戰爭，世界正焦急地等待答案。”

奧斯汀講話時，伍修權如一個壓縮的彈簧一樣坐著，手握緊放在膝蓋上。當他站起來時，奧斯汀馬上就得出了答案：“要么戰爭，要么投降。”不只是他的膝蓋，自由世界的大部分都在抖動。

伍修權說，美國在歷史上就是中國的敵人：“美帝國主義一直是狡詐的侵略者……從不是中國人民的朋友……門戶開放政策實際上是一項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共同瓜分中國的侵略政策。”

他說，美國挑起朝鮮戰爭以掩蓋它對臺灣的侵略，并使其“狂熱的控制亞洲和世界的圖謀”更進一步。伍修權大聲說：“誰破壞了太平洋地區的安全？是中國的軍隊入侵了夏威夷，還是美國軍隊入侵了朝鮮和臺灣？正如麥克阿瑟所承認的一樣，美國的真正意圖是控制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到新加坡的每一個港口。”

他說，美國誘使52個國家進入在朝鮮的行動，顯然是要分化已經四分五裂的聯合國。對這52個國家說：“不要上美國的當，不要為美國火中取栗——因為……你必須為你的行動承擔后果。”

他說，美國正在步日本之后塵，并正在把日本當作其統治亞洲的傀儡。相比之下，蘇聯的行為是“正當的”。

他說，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中國人民勝利地推翻了日本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必定會在驅逐美國侵略者和收復臺灣等所有屬于中國的土地中勝利……作為偉大的蘇聯社會主義十月革命勝利的結果，作為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東方所有被壓迫的國家和人民都已經覺醒并將自己組織起來。”

“無論美帝國主義侵略者多么野蠻和殘暴，艱苦斗爭的日本人民，勝利向前的越南人民，英勇抵抗的朝鮮人民，從未放下過武器的菲律賓人民，以及所有東方受壓迫的國家和人民必定緊密地團結在一起。不會屈從于美帝國主義的誘惑，也不會屈從于美帝國主義的威脅，他們將會不屈不撓地繼續戰斗，直到為國家獨立的斗爭取得最后勝利。”

伍修權演講的時候，美國的奧斯汀穿著一套皺巴巴的棕色西裝坐在那里，顯得很不高興，他的傳譯耳機像一個王冠一樣戴在頭上。英國的格萊德溫·杰伯爵士溫文爾雅地聽著。聯合國秘書長的手深深地插在外套里，像拿破侖一樣斜著眼抗議。南斯拉夫的阿列斯·白勃勒，正在主持，卻顯得睡意綿綿，連眼睛也睜不開。國民黨的聯合國代表蔣廷黻看起來對將要發生的事情一目了然，但卻毫無興趣。

毛澤東從未放棄在更大范圍內進行共產主義運動的夢想。10年前，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寫道：“當今的世界處在戰爭與革命的新時代；資本主義道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走不通，社會主義將是唯一選擇……”

走向勝利的中國紅軍

獵人需要武器。毛澤東所具備的強大的武器就是中國紅軍，它已經在蘇聯的默許下，以一種西方人尚不能廣泛理解的方式鑄造了成功。

“中國共產黨有別于蘇聯以外任何國家的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事實，對于清楚地理解過去的1/4世紀發生在中國的事情是至關重要的，”中國最杰出的學者、曾任美國大使的胡適寫道：“中國共產黨，部分是由于設計，部分是由于非同尋常的環境，幾乎從它建立的最初歲月起，就擁有一支屬于它自己的強大軍隊。這個獨一無二的特點成為它力量的最重要來源，它一直由世界共產主義的主宰、戰略家斯大林培植、支持……”

斯大林本人于1926年在通過共產國際發送的電報中命令中國共產黨建立一支自己的軍隊。一支紅色的軍隊已經被毛澤東發動起來，當時毛澤東在共產黨內的職務不高，經常被他的不太現實的同志們嚴厲指責，稱他為夢想“在山區的荒野中建立浪漫的蘇維埃共和國”的機會主義者。毛澤東創建軍隊的決定實際上是對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的不宣而戰。蔣介石則狠狠地還擊，讓他的蘇聯顧問卷鋪蓋走人，驅趕了共產國際的代表，將毛澤東趕進了“山區的荒野”。

當蔣介石與北方軍閥進行戰斗時，毛澤東很快地與一些“強盜”會合，并將其合并到自己的新紅軍中。新紅軍是一支游擊力量，高度機動，并在廣大的鄉村征募兵員和籌集糧餉，他們不為普通軍閥的戰利品而戰，而是為一場紅色革命而戰。

到1936年，這支部隊已經發展到6萬人。當時蔣介石以德國將軍亞歷山大·馮·福克豪森為顧問，以絕對優勢兵力進行圍剿。對共產黨的5年黑暗而又血腥的國民黨“圍剿”運動，最終將毛澤東的余部逼到大撤退——這就是著名的長征。這次長征歷經一年，跋涉了6000英里——這是史詩般的苦難，最后不到2萬名紅軍幸存者抵達了他們選擇的延安附近。

當蔣介石慢慢地逼近毛澤東的藏身地時，斯大林開始援助毛澤東——新的共產國際的口號是“團結陣線”，反抗日益增長的日本法西斯的威脅，此舉獲得了成功。在8年抗戰中，紅軍一邊作戰一邊從4.5萬人發展到91萬人，控制著5000萬人口。

盡管領導有方并進行了很好的思想灌輸，但紅軍依然是一支游擊力量，沒有能力在公開戰役中與日本人或國民黨對抗。要想轉變成為一支具有決定性打擊力量的正規軍，他們還需要斯大林的援手。1945年8月到1948年4月在俄國占領滿洲期間，這只援手出現了。

在9個月里，毛澤東的大部隊沿長城跋涉進入蘇聯控制的東北，并用日本人的武器武裝自己，重新訓練后又一次開拔。在3年內，紅軍雖然損失慘重（根據他們自己的估計，有160萬人犧牲、受傷或失蹤），但國民黨軍隊的損失更為慘重，毛澤東和他的紅軍贏得了勝利。

中國紅軍是毛澤東的特殊締造物，也是他的自豪。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很大一部分就是由他研究出來的。他信任的朱德總司令和戰功卓著的野戰將軍林彪、陳毅、劉伯承，都是他智慧的大腦指導下的驍勇之士。

對于游擊戰，毛澤東改造了由孫子創造的一些創意，“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是他寫下的軍事條令。《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42年發表于延安，它很可能是非正規戰爭的經典之作。它的規則大膽地指示，要殲滅“20倍于我們的敵人”。

1950年7月，美國已經離開朝鮮，并與臺灣脫開干系。在臺灣，蔣介石的一些死硬國民黨分子正準備他們最后的抵抗。毛澤東的軍隊，由于受到蔣介石的海軍與空軍的封鎖而一籌莫展，進攻停滯。然后，北朝鮮越過了三八線。在政策的戲劇性轉變中，美國終于從消極轉為積極。

哈里·杜魯門宣稱，在朝鮮沒有侵略才意味著太平洋的安全。他同時說：“我已經命令第七艦隊防止任何可能對臺灣的進攻。”從毛澤東所處的位置來看，這可能意味著整個美國政策已經突然改變了。這意味著美國不僅要試圖保衛朝鮮，而且也要保護臺灣。毛澤東冷靜地觀察美國是否試圖奪回在亞洲的主動權。

毛澤東不久就發現美國雖然已經振奮起來，但仍是糊里糊涂。美國對國民黨的核心政策沒有變化，還是拒絕與這個亞洲唯一持續抵抗毛澤東與斯大林聯盟的力量合作。美國在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去年1月發表的觀點中明顯有所保留：“沒有人能夠有正確的想法……認為國民黨政府的垮臺是因為它與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相對抗的結果……蔣介石的部隊消失了……苦難之中的中國人民……完全收回了他們對這個政府的支持……”

當第七艦隊駛向臺灣海峽時，美國命令蔣介石停止已經對共產黨海上運輸造成嚴重災難的海上與空中打擊。后來，美國又唐突地拒絕了蔣介石向朝鮮提供33000名士兵的表示，上周他們本可以整裝待發。美國的政策是因為一種恐懼，它害怕任何壯大蔣介石的行為都會把中國共產黨帶向朝鮮戰爭，相信安撫毛澤東會使共產黨留在朝鮮之外。

當8月份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抵達臺灣時，聽到的對美國人來說全是沮喪之音。當麥克阿瑟決定對“那些過去在太平洋地區宣傳……失敗主義和綏靖政策的人”進行公開警告時，總統命令他閉嘴。到現在為止，美國在臺灣得到的最終結果就是，延緩了國民黨的海空封鎖，紅色中國打開了從西方進口銅、石油和武器的港口。

毛澤東也沒有被安撫住。1950年12月26日，當聯合國、美國和英國準備進一步妥協時，他進行了打擊。

毛澤東的部隊在數量上具有一時的優勢。自從征服中國的那一年起，毛澤東就在不斷地建設他的軍隊。共產黨的軍隊達到250萬人，分成為4個巨大的野戰部隊。他們嚴格執行紀律，可稱為中國的奇跡。他們由警惕的軍官進行集中訓練，由更為警惕的政治委員進行集中思想灌輸。最好的部隊是林彪的部隊第四野戰軍，這支部隊一直轉戰滿洲和北部中國，現在正主導朝鮮戰爭。

斯大林對毛澤東進行武器援助的同時，也給他送去了數以千計的俄國顧問。中國紅色空軍大概有500架飛機，包括米格-15蘇制噴氣式戰斗機。中國群眾的背后，是蘇聯軍事、外交和宣傳的威力。1949年2月，紅色蘇聯和紅色中國通過斯大林和毛澤東簽署的條約正式結盟。他們的實際關系更為緊密，因為他們對共產主義目標的認同。

朝鮮戰場上中國軍隊分析

在人員傷亡這一點上，駐韓美軍的確在進行自美國內戰及兩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第四次大規模戰爭。而在對敵軍的了解方面，美軍又是在與最神秘的對手作戰。舉例來說，美軍智囊團至今還不清楚誰在指揮中國軍隊與美軍作戰。《芝加哥日報》記者在朝鮮發回的報道指出了這一可怕的事實。

通過兩個多月的作戰經歷，美國對于中國軍隊的評價已有了很大的變化。剛開始，中國人像是從他們的滿洲腹地爆發出的無窮無盡力量的、不可抵御的游牧部落。漸漸地，他們慢了下來，由前進變為頑固的防御作戰。他們的弱點越來越明顯：空中力量薄弱，坦克及重裝備缺乏，原始而脆弱的后勤補給線，甚至還要部分地依靠牛車、駱駝以及人拉肩扛，缺乏醫藥保障。

簡而言之，中國紅色軍隊的情況已逐漸為五角大樓的觀察家所熟悉。總體上，共產黨軍隊共有約500萬人，200多萬是正規軍，其余是民兵及后勤部隊。

第一野戰軍

駐守中國西北部，駐防范圍從甘肅省直到遙遠的新疆和俄羅斯、哈薩克斯坦邊界。它的領導者是足智多謀的彭德懷，一位軍人兼政治家。

第二野戰軍（約42萬人）

控制西南部及南部地區，由獨眼將軍劉伯承指揮。其一部分已進入西藏，還有的正在協助越共抵御法軍。劉伯承曾在莫斯科軍事學院接受教育，并和蘇聯紅軍一起與東北軍閥張作霖打過仗，他也參與領導了1934年至1935年間史詩般的從中國中部到西北延安的長征。劉伯承被認為是中共軍隊中最富謀略的軍事家。

第三野戰軍（約63萬人）

現在似乎駐守在中國北部，尤其是山東半島。它的司令是令人畏懼的陳毅——南京及上海的征服者。作為現在的上海市市長，他同時也是一位戰爭詩人。抗戰勝利后，陳毅從他的山東根據地開始，將國民黨政權從很多北方大城市趕了出去。

第四野戰軍（約80萬人）

是參加朝鮮戰爭的最主要部隊，林彪將軍任司令。林彪是中共著名的軍事理論家，也是狂熱的政黨理論家。林彪的大部分部下出身農民，而他卻來自中國的中產階級。林彪的家庭曾在湖北省經營一家小的織布廠。林彪是在黃埔軍校接受軍事教育的。這所國民黨學校是由蘇俄幫助于1920年代建立的，蔣介石曾是林彪的老師之一。而1947年至1949年間，林彪帶領他的東北野戰軍南下，在北平及天津摧垮了蔣介石的軍隊。

大多數在朝鮮的中國軍隊，以及駐守東北的軍隊來自于第三、第四野戰軍。

中共軍隊在朝鮮前線表現得出乎意料地“勇敢”，聯合國軍隊不止一次地遭受了令人震撼的所謂“人海”攻擊。一波接一波的共產黨人沖向致命的火力網。

但過分地強調“共產黨軍隊在人數上的無限優勢”則是一種誤導。軍隊的人力最終要受限于國家的經濟實力，也受制于受過良好訓練的軍事骨干的數量。可以確信，中共已經失去了它的一些精銳部隊，也許就是第四野戰軍的一部分。這樣的損失將會減少經歷過戰爭的士兵和軍官人數，從而減弱前線士兵的士氣。總而言之，中共軍隊是一支龐大的，難以戰勝的軍隊。但同時，它又是一支裝備原始而易受攻擊的軍隊。

美國人的仇恨與停火傳言

杜勒斯提醒他的聽眾們，毛澤東一直強調他們與斯大林的“關系”，1949年在莫斯科待了近3個月，然后回國號召東南亞各國作為“以蘇聯為首的力量”的一部分通過“武裝斗爭”來尋求解放。杜勒斯還說：“沒有一個有理智的人會認為中國將其大量青年人及物質資源投入到朝鮮戰爭這一熔爐之中是符合其根本利益的。中國所做的只是為了支持北朝鮮，一個對中國而言意義不大，但從沙皇時代起就因其在對抗日本的戰略意義上被俄國覬覦的地區。”

“從誕生到發展再到成熟，毛澤東政權實際是由莫斯科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扶持，不可避免的是，許多中國人也被所發生的事情蒙蔽，但是美國人民和他們的政府不應該被蒙蔽。我們應該按毛澤東政權本來的樣子來對待它。”

800位中國的朋友也聽到了伊利諾伊州參議員保羅·道格拉斯的聲音。道格拉斯是民主黨人，曾經在海軍服役，長期以來呼吁政府執行更為強硬的亞洲政策。現在他挺身而出尋找共同之處，結果找到了許多令人驚異的共同點。道格拉斯說：“我相信美國人已經很明白了”，那就是：美國應反對紅色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必要時應該行使否決權，臺灣千萬不能落入中國共產黨的手中，毛澤東在日本和平條約一事上不應有發言權。

“不必在中國大陸上發動一場全力以赴的戰爭，或將俄國帶入戰爭。”道格拉斯提出了一個麥克阿瑟的支持者和反對者都可能接受的建議。首先，他將加緊對中國的經濟封鎖；其次，“我們要給中國內部的民主力量以盡可能的幫助……可能有成百上千的民主游擊隊員”；第三，“如果我們允許（蔣介石）憑自己的實力冒險突襲中國大陸，發動非正式戰爭，我看不出有什么危害，相反還可能有著極大的收益”；第四，他將“發展和鼓勵”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地下反政府活動。

“是我們反擊的時候了……如果我們能夠削弱附屬俄國的力量……如果有些附屬國能推翻他們的共產主義領導……我們將進一步減少戰爭的可能性，并開始擊退俄國專制的浪潮。我們要使之成為一場限制戰而非升級了的戰爭。”

北京的電臺對戰爭的最后表述是：“可惡的美帝國主義必須被完全趕出朝鮮。”

然而，1951年5月20日，關于近期停火的傳聞四起。科羅拉多的共和黨議員埃德文·約翰遜建議：1.北朝鮮接受以38度緯度作為分界線；2.聯合國號召在6月25日凌晨4點，即朝鮮戰爭一周年紀念日停戰。約翰遜提到朝鮮戰爭時，說它是“摩擦與躊躇的無望的沖突……不必要的人類屠殺”，他暗示美國應該退出，“將亞洲留給亞洲人。”

在聯合國大會上，印度的比耐格·勞先生高興地提起約翰遜的想法，還回憶起馬修·李奇微將軍最近發表的一項聲明：“如果戰爭在我們力量的控制下以38度緯度結束，那將是聯合國偉大的勝利。”克里姆林宮看起來對此事也有興趣。蘇聯媒體刊出了約翰遜提議的全文，紐約的《工人日報》也是如此，它高度評價道：“為什么要等到6月25日？現在就結束屠殺……停止戰爭……和中國及朝鮮展開對話。”

當同志們看來不能在戰場上獲勝時，他們顯然打算在會議桌上有所收獲。

改造反革命分子

美國《生活》雜志拍攝的圖片表明，周恩來總理，一位以其微笑和動人的態度一度向許多美國外交家證明他是“純粹”的共產黨員的中國人，1951年6月初平靜地宣布了一個驚人的事實。在總結了紅色統治1949年10月以來的成就后，他報告說，共產黨政府已經處決了許多個“從事破壞活動的人”以及國民黨的游擊隊。這些數字并不包括那些估計在目前的清洗或者被中國政府稱為肅反的“反革命”活動中被處決的傳說中的數萬人。

但顯然仍然有國際力量與美國對于中國現政府的認識不同。例如，種種跡象表明，印度首相尼赫魯和他的顧問們仍認為，北京政府是中國幾個世紀以來最好的政府。

印度食品農業部的特使丹梅爾已經離開北京返回印度。他剛剛完成了一項讓處于半饑餓狀態的中國向饑餓肆虐的印度出售50萬噸大米的交易。中國已經很難負擔這樣的舉動了——洪水和干旱已經毀壞了中國兩千萬英畝的農作物。

中途在香港停留時，丹梅爾向記者微微一笑，聳了聳肩告訴記者，關于紅色中國肅反運動的報道被夸大了。他說：“在北京及其鄰近地區有幾百人被槍斃，但大多是在舊政權時期犯下罪行的惡棍無賴，現在他們受到了應有的處罰。”而且，丹梅爾還以贊美的語氣說道“共產黨中國的火車都是準點運行的”。

武訓是個目不識丁的山東農民，他常常挨打挨餓受凍，但他有遠見卓識和毅力。他決定用乞討來的錢建立一所免費的學校，讓其他窮孩子不再像他那樣長大。他曾在寒風中在富人的屋外站幾個小時就為了一個銅板。他曾在一個官員的大宅外乞討3天。到1896年，他的堅持使他籌得了夠建3所學校的錢，并且也讓他自己成為中國學齡兒童中的一個傳奇。

去年秋天，上海昆侖電影制片廠推出他們最好的導演兼作家孫瑜撰寫的一個關于武訓的劇本。今年初，《武訓傳》一片在全國放映。電影獲得極大成功。報紙雜志爭相夸贊。共產黨作家稱贊武訓是“一個偉大的新的革命英雄”。作家兼導演孫瑜表現得很出色，至少他被認為是這樣。

俄國的塞格·愛森斯坦由于將伊凡大帝弄得太恐怖而惹了麻煩，這個經驗可能會告訴孫瑜，政黨路線不是那么容易被電影表現出來的。就在孫瑜所獲的好評達到頂峰時，北京的《人民日報》譴責道：“他的《武訓傳》表現出了資產階級融入了共產黨的反動思想。”武訓從人民英雄變成一個危險的“不知道自己的苦難是來源于階級壓迫”的傻子，犯了向富人尋求幫助的嚴重錯誤。而且，電影里武訓在一次農民起義中懇求道：“殺人——是正確的嗎？”報刊上對于這部影片得出結論：“武訓的行為方式是不切實際的，他的經歷不是群眾的經歷。”

美國人眼中的周恩來

也許周恩來與他的同志們的不同之處就在于他與莫斯科巧妙周旋的才能上。美國的《紐約時報》用了一版長篇文章，試圖證明這一公認的觀點。

周恩來15歲時進入一所西式高中求學，然后在日本上了一年大學，接著回到中國就讀于天津的南開大學。在那里，如今天許多的年輕學生一樣，他投入了中國的革命運動。他加入了一個叫作“覺悟社”的組織，熱衷于爭論和學生運動。1919年，他因領導學生進行反對《凡爾賽和約》的示威而被投入天津市監獄。在那里——故事總是這樣發生的——周恩來遇見并愛上了另一個“同志”鄧穎超，兩人后來結婚了。

那時，身為北京大學圖書管理員的毛澤東正忙于召集貧窮的學生加入北京一位教授構思的“工讀”計劃，讓他們去法國一邊工作一邊學習。一方面給中國學生一個出國學習的機會，另一方面也緩解了法國勞動力緊缺的問題。出獄后，年輕的周恩來抓住了這個機會。在和他的同伴們一起在萊茵河畔的煤礦苦度歲月時，他受到的教育很少，但卻得到了很多思想。不到一年后，他離開了煤礦，立刻開始將法國和德國的中國人號召到共產主義的旗幟下。

到1924年，當共產黨與孫逸仙領導的國民黨結盟時，周恩來成為國民黨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和蔣介石共事。一年后，周恩來成為蔣的第一任國民革命軍的政委。

周恩來的特殊任務之一是：在上海工人中組織一次起義。他與其他經驗豐富的共產黨員一起潛入上海，確保了武器和訓練場地，成功地將60萬工人組織為武裝成員。蔣介石發現共產黨試圖削弱國民黨的權力時，他毫無聲息地進入了上海，解除了周恩來的工人武裝并逮捕了工人頭目。而周恩來成功地逃走了。國民黨懸賞8萬元買他的人頭。周恩來繼續從事地下工作，以昂貴的旅館為避難所，還蓄起了胡子，最后設法到達了莫斯科。

周恩來的一位校友曾經對他說過：“你給我的印象是屬于比較溫和的人，你怎么會變成共產黨員呢？”

周恩來回答說：“記得在學校里你曾經給過我一些建議。在寒冬的早上，當我不愿意起床時，你建議我猛地跳起來，由于少許寒冷的沖擊我很快就覺得暖和了。我發現信仰共產主義也是這樣，開始很冷，但現在由于寒冷而變得暖和多了。”

周恩來很快喜歡上了共產主義的氣候。在莫斯科待了一年后，他于1929年返回中國并與中國新的紅色領袖——他在巴黎的老朋友李立三會合。周恩來堅持從城市工人武裝起義開始革命的策略，但當莫斯科轉向毛澤東組建農民軍隊的策略時，他也設法轉變了過來。接著周恩來將他在黃埔軍校時教給國民黨員的那些軍事技巧教給這支新的軍隊。

1936年，當共產黨在中國的勢力處于最低谷時，周恩來以其流暢的談吐和極具說服力的風度從國民黨編制下爭取過來15萬軍隊——這就是“少帥”張學良的部隊。在一次軍事政變中，少帥綁架了蔣介石，希望能借此停止內戰。作為延安特使的周恩來以其典型的機智使蔣介石最終獲得釋放，促成了國共兩黨合作共同對抗日本，并給了中國共產黨一個寶貴的喘息時間。

在接下來的9年里，國共兩黨不斷講和、開戰，開戰、講和，周恩來大部分時間都在中國的戰時首都重慶，向中國的美國同盟，特別是新聞機構的記者，講述共產黨的良好意愿。上周在華盛頓，韋德米爾將軍回憶周恩來是一個“充滿魅力的人”。周恩來住在城市中最貧窮的區域，所住的房間地板滿是灰塵，家具也很簡陋，而他一直是謙遜溫和，平易近人。后來到南京，周恩來的誠懇態度說服了馬歇爾將軍，后者在提及周恩來的“友誼和個人尊重”時說，“在共產黨員中確實有個自由主義的團體……他們為了建立起共產主義理念而把中國人民的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周恩來和他的同志以他們自己的方式為中國人民的利益服務。他們打破了中國的封建傳統，代之以一個與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描繪的反烏托邦社會驚人相似的新結構。在全力以赴的紅色攻擊下，首當其沖的傳統項目就是原來備受中國人尊敬的單位——家庭。婚姻，除了生兒育女這一純功能性的原因外，只有在長期調查了雙方的政治可靠度后才能獲得結婚的批準。過去的結婚典禮是向家中的長輩鞠躬，現在通常是在毛澤東的畫像前三鞠躬。只要聽說配偶有“反動傾向”，年輕的中國人被教導將自己的生命完全貢獻給黨。

許多人將他們的戀愛問題鄭重地提交小組會議進行公開討論，由小組來決定某一特定事例是否可行。

共產黨在努力將他們的愿望加諸其他機構——學校、寺廟、農場。北京對基督教傳教士展開持久戰，使其備受困擾直至逐漸被趕出這個國家。

北京鼓勵青年參軍赴朝鮮戰場

在共產黨之前，中國的其他統治者曾試圖打破這個國家的社會結構，但是都失敗了。從很重要的一方面來說，共產黨的任務輕松一些，因為他們奮斗奪來的中國已經被幾個世紀的激烈動蕩以及連年戰爭動搖了根基。但共產黨能否接著把他們的意愿實現在這片廣闊而又飽經磨難的土地呢？

美聯社在香港發出的消息稱，此前早些時候，中共政府激勵人們赴朝鮮參加“志愿軍”。他們正努力讓中國人民相信美國是他們的敵人。群眾大會、游行、短劇、海報以及街頭演說家將美國丑化到極致。在上海演出的一場滑稽劇描述了殘暴的美帝國主義軍隊降落在毫無防御的朝鮮的情景，結尾一幕是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同日本首相吉田密謀重整軍備。在火車站，成群的士兵歡呼著趕赴朝鮮同帝國主義作戰。

政府號召更多的志愿者赴朝作戰，與此同時，北京宣布開展長達6個月的全國募集資金的運動，以購買戰需品。政府發言人稱，在朝鮮的志愿者急需更多的坦克、槍炮、汽車、衣物和藥品。在一份詳細的指令中，抗美援朝委員會大體勾勒出在未來6個月里全體中國人所能做出的貢獻。黃金、珠寶、美元以及其他外幣形式的捐贈都在要求之列。

所有這些跡象指出一項事實，就是朝鮮戰爭是中國一項昂貴的賭注與負擔。當馬歇爾將軍突然前往朝鮮前線會見中國方面的人士，西方各國就開始流傳停火的消息。還有消息是來自中國，最近中國重新出版了毛澤東1937年寫的一篇文章，指出革命領袖必須能夠根據變化的形勢隨時變換政策。智慧的周恩來和他的戰友們還沒顯示出任何想在朝鮮停戰的征兆。而北京看起來一如既往，他們的收音機說：“那些為保衛我們國家免受瘋狂敵人襲擊而戰的戰士……是絕不會氣餒的……”

如果紅色中國的主人們選擇繼續留在朝鮮，毫無疑問他們可以做到。

鏈接：《中國時代》連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