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輯一

反思本土性

本土性的糾葛〔注：本文為筆者赴馬來西亞加影新紀元學院演講論文，2002年10月27日。〕

——淺論“馬華文學史”書寫的主線貫穿

暫時拋開“馬華文學”全稱之中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質疑交織〔注：如黃錦樹，對是馬來西亞“華人文學”還是“華文文學”的較真既體現了懷疑一切的精神，同時又拓寬了馬華文學囊括層面與意義的范圍。而筆者則以為“馬華文學”應為“馬來亞華文文學”的縮寫似乎更好，新馬政治上的分家并不意味著文學上的截然獨立或各為其主，相反，新加坡華文文學青黃不接的現狀和作者身份的復雜性（如許多作家今為新加坡公民，但原屬馬來西亞華人等）都讓我覺得在文學上，馬來亞仍是一個相當有概括力的名詞，既貫穿了幾十年的歷史滄桑，又符合新馬文壇的現狀。無獨有偶，黃錦樹和我心有戚戚焉，他主張“文學史其實先于國家的歷史”［參見《張錦忠與華馬文學（史）復系統》，《人文雜志》（馬來西亞）2000年第2期］。〕 不談，“馬華文學史”的書寫其實仍然存在較大的改寫乃至重寫空間。當然，重寫不是盲目重復勞作，而是在前車之覆基礎上的繼往開來。

文學史科學同樣也博大精深，而文學史書寫體例、規范（paradigm）、話語等諸多層面的理論與實踐操作都耐人尋味，如果再顧及書寫中的意識形態因素、性別立場等等，深邃之處遠非此文此時此刻可以洞察，所以筆者這里想集中探討的是“馬華文學史”書寫的主線貫穿問題。

著名文學史家韋勒克（René Wellek）頗有見地的指出：“（文學史家）在挑選值得討論的對象時，已經暗示在一套價值體系之內進行價值評估，其尺度不僅僅是創新。我們只有建構一個以某種價值取向為根據的發展系列，才能體現出這種‘創新’。”〔注：轉引自陳國球：《文學結構與文學演化進程—布拉格學派的文學史理論》，陳平原、陳國球主編《文學史》（第一輯）（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第93頁。〕馬華文學史的書寫其實同樣也存在彰顯作者價值評判和主線貫穿的問題。同樣，反過來，一部毫無個性和價值取舍標準，追求面面俱到、四平八穩的文學史往往也不能步入優秀史著的行列。

一、他山之石：馬華文學史編纂史

盡管在熱帶地區馬華文學史的書寫與閱讀是一個非常寂寞與冷清的園地（如中國大陸文學等相對強勢的文學對馬華文學的遮蔽，馬華文學即使在本地市場的閱讀占有份額也不容樂觀），但是，關愛者卻不絕如縷，“關心新馬華文文學的發展，一直是新馬華文文學研究界的優良傳統……這個傳統，在新馬華文文學史上，可說是有良好的維持性的”〔注：楊松年：《新馬華文現代文學史初編》（新加坡：BPL教育出版社，2000），第1頁。〕。人常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梳理馬華文學史的書寫史或編纂史，總結其切入路徑的得失，無疑可以更凸顯我們進路的必要性、獨特性與合理性，同時也可以揚長避短，不至于重蹈覆轍。

被古遠清稱為“馬華文學史研究第一人”〔注：古遠清：《馬華文學史研究第一人》，《文藝理論與批評》2002年第1期。〕的方修無疑對此盛譽當之無愧。簡單說來，方修對馬華文學史的構建功績如下：

其一，廣羅史料，勾勒藍圖。毫不夸張地說，是方修喚醒并建構了一度沉寂的馬華文學，憑一己之力，為篳路藍縷之功業，逐步精心營構并向世人展示了馬華文學的清晰面目（盡管這面目打上了方修的深深的烙印，良莠并存）。方修在耐心爬梳報章副刊的基礎上，對確認作者（編者）身份（更正錯訛與重復等），整理作品資料（作品選、大系、史料典故等） 〔注：楊松年：《方修——建構馬華文學歷史的功臣》，何國忠主編《承襲與選擇：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文化篇》（中國臺北：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2001），第198頁。〕等方面可謂居功至偉。

其二， 創設馬華文學史書寫范式。首先，方修創立并堅持了馬華文學史的書寫體例。其書寫體例比較固定，每個時期都會包含三部分：（1）文藝報刊；（2）作者和作品；（3）理論建設（批評）。應當說，方修不僅在自己的主要馬華文學史著述中（《馬華文學史稿》《馬華新文學史稿》）親力親為這一體例，后繼的馬華文學史書寫基本上還是參照或延續了方修的體制，甚至今天有些著述很大程度上還處于“方修時代”〔注:〔2〕古遠清：《馬華文學史研究第一人》，《文藝理論與批評》2002年第1期。〕的蔭蔽中。其次，方修確立并構筑了馬華文學史的現實主義基調。方修認為，“現實主義的精神卻始終象一根紅線一樣，貫穿著全部的創作歷史，體現在所有的作品里面，成了文學創作的主流，從未間斷過。而且，總的說來，它的從舊現實主義朝向新現實主義的方向邁進的傾向，是愈來愈鮮明，愈來愈進步的”〔注：方修：《馬華文學的主流——現實主義的發展》，《新馬文學史論叢》（中國香港：三聯書店、新加坡：文學書屋，1986），第354頁。〕。當然，方修現實主義文學觀并非鐵板一塊，他也自覺意識到現實主義在馬華語境中要因地制宜和靈活變通。〔注：具體精彩論述參見歐清池：《方修的文學創作論》，《文藝理論與批評》2002年第1期。〕

方修的其他卓越貢獻，如界定馬華文學概念及其性質、分期，還有對他浩瀚著述的綜述等等，絕非筆者在寸紙之內可以遍及和深入鋪陳。〔注：但也可以彌補，比如說，具體可參考甄供編《方修研究論集》（馬來西亞：董教總教育中心，2002）一書，其中對方修其他（包括生活等）方面的論述比較全面。〕但于我們而言，其中的關鍵是：方修書寫馬華文學史的主線貫穿問題何在？

王賡武曾委婉地批評道，方修是“以史稿的傳統方式書寫”，“著重的是史料的收集與史料的考證”。〔注：王賡武：《評馬華新文學史稿英譯》，方修《池魚集》（新加坡：春藝圖書公司，1993），第130頁。〕這在表明方修穩扎穩打、吃苦耐勞爬梳史料方面的認真刻苦的同時，卻也暗暗反證了他文學史理論素養的過于素樸。另一方面，方修對馬華文學現實主義作為主流的固執和單調的堅持壓抑了其他文學書寫（流派、思潮、風格等）的可能性及實踐操作，這也是他為人所詬病的主要原因。〔注：如林建國的《方修論》（《中外文學》第29卷第4期，2000年9月）和黃錦樹在《馬華文學與中國性》（中國臺北：遠流，1998）及《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馬來西亞：華社資料研究中心，1996）等著述中對馬華現實主義的不無偏激的旁敲側擊乃至“廢功”都說明了這一點。〕當然，如楊松年所言，我們要走出方修，“能以方修文學史為基礎，更進一步發掘更多有用的文學史料，從多個方面，多個角度在文學的論析上作深入的分析與發揮”〔注：楊松年：《方修——建構馬華文學歷史的功臣》，第206頁。在今天的馬華研究中，方修的大系等無疑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對于資料匱乏的中國研究者，方修的作用似乎不可替代。但我們需要警醒的是，學術研究還是要堅持第一手資料為前提，方修的辛勤勞作可以作為我們查找的指引和基礎，但不能過于依賴他所提供的二手資料，畢竟，無論如何，這種編選已經蓋上了方修印戳，難免有偏見和遺漏。〕。

楊松年的《戰前新馬文學本土意識的形成與發展》（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和八方文化企業，2001）和《新馬華文現代文學史初編》（新加坡：BPL教育出版社，2000）對馬華文學斷代史的書寫視角可謂蹊徑獨辟〔注：朱崇科：《本土書寫》，《南洋商報·南洋文藝》（馬來西亞）2001年12月1日。 .. 〕，以“新馬作者的中國感情與本地情感的消長”為主線使得楊超越了單純的史料收集而為新的書寫范式的出現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當然，毋庸諱言，以思想意識來貫串文學史有其危險性：知識分子和作家的心態史不能替代作家作品和文學思潮串聯起來的文學史。湊巧的是，楊的馬華斷代史恰恰“歪打正著”地避免了這一點：戰前的馬華文學的確文學性較差而思想性更強。但如果要打通整個馬華文學史的話，楊的主線仍然有其局限性。〔注：如黃錦樹就批評道，“文學思潮不能喧賓奪主，文學史的主體應該是文學作品。更重要的是，由一些名字和一些文字成品構成的歷史歷程不一定就是‘文學史’，因為那些書寫不一定是文學”。參見黃錦樹：《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馬來西亞：華社資料研究中心），第 41頁。〕

黃錦樹的《馬華文學與中國性》《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對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吊詭關系的微妙處理、中國性在馬華文化中的表演性特征等諸多問題論述精到。〔注：朱崇科《臺灣經驗與黃錦樹的馬華文學批評》［見龔鵬程、楊松年等主編《21世紀臺灣、東南亞的文化與文學》（中國臺灣：南洋學社，2002），第219—239頁］、朱崇科《吊詭中國性》（《海南師范學院學報》2003第2期）對此皆有專門論述。另，朱崇科《馬華文學：如何中國，怎樣現代？》［《南洋商報·南洋論壇》（馬來西亞），2001年11月11日—11月18日連載］也有部分涉及。〕如果考慮到黃的著述都是論文集這個客觀事實的話，那么我們可以理解黃的中國性論述的缺乏系統性、連貫性和它對于馬華文學史書寫的斷裂遺憾（黃對戰前馬華文學的不屑一顧阻止了他對中國性貫穿的更具代表性的深邃考察）。問題的關鍵在于，黃更多地進行了批駁的“破”的工作，而建設性的“立”的工作并沒有真正如火如荼、卓有成效地展開。

就馬華文學史書寫的海外研究（相對于新馬本土）而言，陳賢茂主編的《海外華文文學》（中國廈門：鷺江出版社，1999）無疑分量最重（新加坡華文文學占了整整一卷，馬來西亞華文文學占了近半卷）。其編寫陣容強大，充分體現了集體作業的優勢：相比較而言，資料收集相對齊全。遺憾的是，其書寫套路仍比較陳舊，而且字里行間可以讀出許多編寫者對研究對象極其語境缺乏應有的“手感”（借用體育名詞）；對新生代作家，如黎紫書、黃錦樹、鐘怡雯、陳大為等人的漠視（抑或未知，資料不足）令人扼腕，而對李永平等的忽略則表明該書在視野及美學價值取向上仍要銳意開拓，多加檢討。

同樣，潘亞暾著《海外華文文學現狀》（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賴伯疆著《海外華文文學概觀》（中國廣州：花城出版社，1991），公仲編著的《世界華文文學概要》（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或因中華文化/意識形態影響，或因體例所限，多不盡如人意。不僅在資料占有、分量配置上有所偏差，而且馬華文學史的書寫更多近似于作家/作品羅列或資料匯編。文學史書寫的內在理路（邏輯）或重復前人，或單調淺顯，所謂主線貫穿，不能起到綱舉目張的作用，在切入到馬華情境中時，也就不能量體裁衣。當然，他們這種孜孜不倦的熱情和在資料匱乏的情況下堅持不懈的精神還是值得贊賞和欽佩的。

值得一提的是黃萬華著《新馬百年華文小說史》（中國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9）。該書雖然只是就個體文學史（小說）進行闡述，有些觀點和材料也有值得商榷之處，但整體上看來，理路清晰，新見迭出，可圈可點之處甚多，“在文學史的分期依據、內在線索，觀照角度、容納視野等方面均有新的探索”〔注：黃萬華：《新馬百年華文小說史》（中國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9），內容提要。〕。但該書的主線貫穿卻由于包涵、照顧太多而顯得有些游移、雜亂，不夠清晰。

二、本土性及其可能性

所謂本土性，就是指本土特質、本土特色、本土立場與本土思維。具體到馬華文學中時，自然是指文學中的馬華特質。誠如王潤華所言，“海外華人多是生活在別的國家里，自有他們的土地、人民、風俗、習慣、文化和歷史。這些作家，當他們把各地區的生活經驗及其他文學傳統吸收進去時，本身自然會形成一種‘本土的文學傳統’（Native Literary Tradition）”〔注：王潤華：《從新華文學到世界華文文學》（新加坡：潮州八邑會館，1994），第259頁。〕，而本土性就是在這種文學傳統中體現出來的獨特品格和內在精神。

（一）為何本土性？

以本土性的糾葛作為馬華文學史書寫的主線貫穿是我的想法。當然，在展開本土性闡述之前，我必須面對的當頭棒喝自然是：為何本土性？

前面述及的馬華文學史編纂史之所以命名為“他山之石”，其目的自然是為了更好地“攻玉”。人常言，“前車之覆，后車之鑒”。前人著述中的盲點與軟肋往往是告誡后學（來）者要吸取教訓，取長補短，同時也為后續的新穎獨到的書寫主線鋪路。從此意義上講，本土性視角的被借重有其必然性。當然，僅僅以此作為交代，理由似乎不能充分得足以服眾。我們不妨再分析幾個佐證予以加強，而真正的本土性展開則暫時“且聽下回分解”，集中在下一小節。

1．分期與文學性

文學史的分期其實從某種意義上凸顯了文學史書寫的紋理脈絡和內在邏輯，同時也可反映出作者從紛繁復雜中一針見血、快刀斬亂麻的機智和個性鮮明的美學立場與道德追求。馬華文學史的分期目前主要有四種：方修、楊松年、孟沙、黃錦樹分期法。

方修分期（戰前主要分為萌芽期、擴展、低潮、繁盛四期，1945—1956年則分為戰后初期、緊急狀態初期、反黃運動時期）明顯存在著較多問題：第一，前后段分期標準雜亂，一為文學盛衰，一為政治運動；第二，即使我們在分析戰前分期時也不難發現，采用類似起承轉合的盛衰分期法只會是死路一條，要么陷于歷史循環論中，要么無法把握與處置繼起的馬華文學。

楊松年分期〔注：參見楊松年：《戰前新馬文學本地意識的形成與發展》（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八方文化企業，2001），第3—4頁。〕主要還是采用本土意識與中國感情的消長為主線，其得失如前所述，在此不贅。

孟沙分期（萌芽期、南洋新興文學運動時期、低潮期、抗戰文學運動期、被占領期、中興期、緊急法令期、反黃運動期） 〔注：參見孟沙：《馬華文學雜碎》（馬來西亞吉隆坡：學人出版社，1986），第1頁。〕不僅標準錯亂，而且似乎并未顧及馬華文學自身發展的獨立性，可謂嚴重地“干預具有有機性的連續性的文學生命”〔注：參見.楊松年：《編寫新馬華文文學史的新思考》，陳榮照主編《新馬華族文史論叢》（新加坡：新社出版，1999），第28頁。〕。

黃錦樹的分期（僑民文藝期、本土意識為主導時期、文學主體性建立、獨特文學風貌建立）〔注：參見黃錦樹：《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馬來西亞吉隆坡：華社資料研究中心，1996），第42頁。〕不可謂不野心勃勃，他對文學性的獨尊使他不僅超越（走到極端也可能是拋棄）了馬華文學的邊界而放眼世界，而且也遺棄了文學思潮與走向成熟過程中必經的馬華前輩們的艱辛探索。另外，即使暫時認同其分期準繩，我們不難發現，本土意識、文學主體性和獨特風貌之間的界線（抑或壁壘）實在是太模糊了，這種空泛的能指無法完成黃所賦予它的具體所指應該達成的使命。

本土性的主線貫穿則可以比較好地解決上述問題，既可以繼往開來、高瞻遠矚，又會照顧文學思潮與早期文學雛形等的發展態勢，可謂一氣呵成。

2．經典之爭與本土呼喚

無論是1939年郁達夫對“南洋色彩”作品出產及大作家出現的指路（寫它一二十部具有南洋色彩的作品，南洋文學自然得以發揚光大），還是1992年馬華文學經典缺席的轟轟烈烈的論爭，無疑都將矛頭指向了共同話題：呼喚本土文學大家的出現。盡管不同意識形態背景、文化資源和個人理念等影響、浸潤下的經典認知往往各不相同，甚至迥異，但對當時馬華文壇生機勃勃卻缺乏大樹的不滿（以至于恨鐵不成鋼）或辯護（以至于故步自封）在同樣暴露馬華文學位置和危機〔注：朱崇科：《馬華文學：經典消解與建構》，《南洋商報·南洋論壇》（馬來西亞）2001年12月16日。〕的同時，我們（包括辯論者們）其實都無法掩飾從內心里汩汩流出的渴求馬華文學大家誕生的深情希冀。

本土性的糾葛就是不僅要勾勒本土性發展的歷程，同時也在總結和評析現有姿態的基礎上預設它可能發展的方向與層次。

（二）本土性：可能性及如何可能？

1．可能性

馬華文學本土性產生的可能性必須建立在如下前提的基礎上。

第一，“華文寫我心”的可能性。華文中的中國性對于文學作品的創作自然影響深遠，我們在對它保持高度警醒的同時也不能神經過敏，因噎廢食。如果如新加坡的華文學習一樣，過度注重其工具理性，那已經不是能否自如地用華文進行創作的問題，而是“它必須要有一個完整語言的問題”。 〔注：王安憶：《語言的命運》（上），《星洲日報·星云版》1993年12月7日。新加坡華語的衰落更應該是政治國家認同塑造與實用主義指導下的犧牲品，國家的引導與強迫、民眾的反抗與自然接受都很吊詭地糾結在一起，個中原因的確值得品味。〕

當然，吊詭的是，我們同時又不能一概抹殺有些本土語言的擴張與創造，因為它可能因此拓展了華文的表達能力，如人所論，“新興華文文學的華文是‘異言華文’（Chinese of difference），另有一番文化符象，走的是異路歧途，文學表現也大異其趣，這樣的新興文學才有其可觀之處”。〔注：張錦忠：《海外存異己：馬華文學朝向“新興華文文學”理論的建立》，《中外文學》第29卷第4期，2000年9月。〕

華文文學在世界各地的蓬勃興起和碩果累累都表明了華文在抒寫不同歷史時空情境與思想文化的可操作性和適用性，這說明“‘中國’文字可以產生‘非中國’的意識形態”，盡管創作者可能“必須先存在于中國文字之中，接受那個維系中國社會之社會性的象征體序（Symbolic Order）”。〔注：林建國：《為什么馬華文學？》，《中外文學》第21卷第10期，1993年3月。〕

第二，文化身份重建和資源重讀（組）。讓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聲名遠播的《想象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向我們闡明，其實民族性和文化身份也是一個開放的文本（Text），它“總是在既定的歷史條件下，根據現實的需要在想象中不斷地構成、豐富和重建”〔注：陳曉明：《藝術創新與文化身份：華文文學的自我超越》，見《走向21世紀的世界華文文學：第九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文選》（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第56頁。〕。同樣，作為馬華文學文化借鑒資源的中華文化在進入馬華文學的視閾和閱讀視野后，本身也附加了相應的限囿、烙印以及營建了重讀的或擴或縮（也是篩選）的空間，“本地華文文學對民族文化的繼承，也是根據原有的體系，結合當地的條件與華社的需要，作了某些變更，使之與新鄉土的環境相適應，結出累累之花果”〔注：莊明萱：《東南亞華文文學的獨特性》，見《面向21世紀的東南亞華文文學》（上卷）（中國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1），第43頁。〕。

2．如何可能？

本土性的形成和發展絕非沙灘上可以拔地而起的空中樓閣，不可以一蹴而就，而對年輕的馬華文學來講，尤其需要一個相對漫長的積累過程。所以我們首先要梳理一下本土性發展的歷史流變。

第一，歷史流變。應當指出，馬華文學的誕生有其特殊性：馬華文學特質的產生（從中國性中萌蘗出來）、積累（逐漸濃厚的本土關懷與認同）乃至將來的質變（馬華特質的成熟）是一個從有到無的極大落差。馬華文學作者的本土色彩的增強也是伴隨歷史事件和政治、國家身份認同的推進而逐步（并非螺旋式，其中也有反復）推進的。所以企圖讓“僑居”立刻書寫“土著”，或者因了今天的土著身份而力圖摒棄歷史（一如以為只吃第7個煎餅就可果腹的妄想一樣荒誕）都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從20世紀20年代南洋色彩的萌芽，到30年代馬來亞地方文學的提倡，再到40年代馬華文藝獨特性的論爭〔注：參見楊松年：《戰前新馬文學本地意識的形成與發展》（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八方文化企業，2001），第33—171頁。〕絕不僅僅是“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概述亦可參見朱崇科：《在場的缺席》，《人文雜志》（馬來西亞）2002第1期。簡單改旗易幟和名詞更替，其變更體現了本土性物質性脈絡的漸次清晰與豐盈。臺灣著名散文家王鼎鈞認為:“所有的故鄉都從異鄉演變而來，故鄉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注：轉引自余秋雨：《文化苦旅·自序》（中國臺北：爾雅，1992），第7頁。〕因種種原因被迫僑居他鄉的中國人在1920年代能激情澎湃地呼吁和宣泄南洋色彩，愿意“以血與汗鑄造南洋文藝的鐵塔”（曾圣提語），可以說體現了本土意識覺醒后本土性萌芽破土而出與沉積的中國認同的角力和區別，本土性成為自己書寫乃至文化中的自覺呼喚和一分子。當然，這種提倡更多仍然流于口號標語式的情緒宣泄，并沒有真正轉化成為有代表性的文藝佳作，而且“南洋”依舊凸現了中國中心觀照之下的邊緣定位。“馬來亞地方文學”至少在地名上已經表現了本土性層次上的遞進：對此地的確認和認同。不僅如此，在此次論爭中，許多作者還強烈批判搬取中國口號，要求作家們“團結起來共同肩起推進與提高馬來亞文藝的社會任務”，“建立馬來亞的新文學”。 它在本土性物質性層次上的提升，究其原因，應非偶然，而“應當是當時知識分子心態地折射，也是當時知識分子本地意識進一步發展的結果”。〔注：楊松年：《戰前新馬文學本地意識的形成與發展》（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八方文化企業，2001），第101頁。〕

馬華文藝獨特性的論爭，無疑更多指向了本土性與文學性。內容上，不僅一反常態地攻擊僑民文藝，批評僑民文學作者，而且轉而提倡馬華文藝，強調作者要多方面愛惜并挖掘此時此地的客觀現實，“寫下每一個時代的歷史風貌，刻畫出每個時代里的典型人物”〔注：以多：《論馬華文藝的獨特性》以多等編《論馬華文藝的獨特性》（新加坡：南洋大學創作社，1960），第8頁。〕。而且，在語言也強調語言的人民性與本土性（如對方言和民間社會立場的強調）。

當然，在本土性的歷史流變過程中，由于其創作方面的薄弱從而映襯出這種流變更多是流于口號標語式的激情釋放。黃錦樹甚至不無偏激又深刻地指出，“所謂馬華文藝的獨特性其實是一種無個性的普遍性，充盈著華裔小知識分子喋喋不休的教條和喧囂”〔注：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中國臺北：遠流，1998），第197頁。〕。

黃錦樹固然是偏激的，因為我們如果認為馬華文學是“早期馬華作者對他們歷史位置的解釋，因此是馬來亞部分人民記憶（Popular Memory）的具體呈現”〔注：林建國：《為什么馬華文學？》，《中外文學》第21卷第10期，1993年3月。〕的話，那么本土性在文學思潮與論爭中的流動與壯大也理所當然有其不容忽略的歷史地位和角色。問題的另外一面在于，如果我們的關于本土性的論述和創作實踐就此原地踏步的話，本土性顯然過于弱不禁風，其存在的合法性根基也會搖搖欲墜，所以我們必須繼續發展本土性。

第二，理論預設。本土性體現到文本中并非只是本土認同（Local Identity）的簡單呈現，我們毋寧說它是本土認同等與文學性的完美結合。本土性是有它適時的層次劃分的，我曾經將本土性劃分為如下層面：（1）本土色彩；（2）本土話語；（3）本土視維。〔注：朱崇科：《在場的缺席》，《人文雜志》（馬來西亞）2002第1期。〕

本土色彩主要體現了本土性的物質性層面，它的指向則為本土自然風情、人文景觀和部分本土語言的借用等等。應當指出，流傳發展至今的馬華文學作品多數仍然只能劃分到此層面中，而20世紀70年代之前的作品（含前文所述的歷史流變等）大多也只是徘徊于這一層次中，文學書寫因為缺乏文學性的精美提煉和本土性精神的貫穿往往使此類作品流于膚淺、呆板、平庸和匱乏鮮活的靈性。

本土話語則是指馬華文學歷史情境下對中文的再造與發展，它包含本土意象、本土后殖民話語等等。應當指出，話語（discourse）運作中滲透了無所不在的權力因素，權力“隱藏在一切話語中”。〔注：羅蘭·巴爾特著，李幼蒸譯：《符號學原理》（中國北京：三聯書店，1988），第3—5頁。〕本土話語的產生于操作也同樣包含了這一特點，所以我們也要提防這個深層危機。某種意義上講，本土話語的營造是為了實現本土文學書寫的自由、快樂乃至經典性，但往往我們卻糾纏于中文（含背后深邃的文化底蘊）的自然限定中不能自拔，從而無法逃脫其遮蔽，但真正一旦走出，本土話語的營造卻又成為貧血而僵硬的能指。

吳岸詩歌的一些意象與話語從某種程度上講體現了本土話語的實踐操作。《達邦樹禮贊》（馬來西亞：砂勞越華文作家協會，1991）中的達邦樹意象意味深長。當達邦樹一身潔白吐納天地精華、頂天立地于晨曦中時，它“像一個銀色的巨人”；在炎熱七月野火焚燒的滾滾濃煙中，它“像一個古銅色的巨人”；半夜巨響驚醒后，發現它“消逝在黎明前最深邃的黑暗中”；當達邦樹已化為沃土，仿佛又見到它在晚霞中，“像一個金色的巨人”。達邦樹的命運歷程指涉豐富：是樹木本身？或者是馬華的命運？抑或是馬華文學逆境中的掙扎與奮進？王潤華認為它是“殖民時期與后殖民時期的本土文化，自我認同的象征”〔注：王潤華：《到處聽見伐木的聲音：吳岸詩中的樹木》，甄供編《說不盡的吳岸》（馬來西亞：董教總教育中心，1999），第117頁。〕。達邦樹已經衍化成為馬華情境中堅強不屈、百折不撓、無私奉獻精神的象征，它背后關聯的和浸潤的恰恰是馬華的本土事件。

本土視維是指文學書寫中本土視野、思維及精神的流露與貫穿。它之所以被我認為是本土性的最高層次，是因為這種視維是一種非常成熟的自然反映（應）：無論文學文本書寫內容是指向本土事件、景觀、吾國吾民，還是指向他域，本土視維都可以胸有成竹、自由自我地表達出其馬華特質。當然，這種層面的代表文本還是鳳毛麟角，尚需假以時日，但這種相關視維的零星閃現卻也并非毫無可能。

李永平早期作品《婆羅洲之子》（馬來西亞砂勞越：婆羅洲文化局，1968）在樸素的敘事手法與結構中卻閃耀著強烈的本土色彩，而且某些時候也凸現出一些相當獨到的本土視維。圍繞大祿士身份（半個支那）與神圣祭典的風波，顯然，李永平展現給大家的怕不只是其中的愛恨交織與誤解和和解。盡管他給了這部小說一個光明的尾巴，預示了種族融合、和平共處的大趨勢，但我關心的卻是李永平以樸實手法揭示種族沖突、本土視野所帶給讀者的巨大震撼力。小說中本土色彩（本土風俗景觀、文化習慣、人名等）的羼入自然新人耳目，情節的曲折與緊湊也扣人心弦、引人入勝，更難能可貴的是李永平在1960年代對種族歧視事件觀照的強烈介入姿態和馬華視野：大祿士的個案指涉的其實是馬華眾所關注的華族的平等地位、利益身份確認問題，同時他也從文學立場追問了與馬來亞華人息息相關的“落地生根”的可能性、障礙及未來等課題，在在發人深省。

需要指出的是，本土性這三個層面在文學的實踐操作中并非是涇渭分明的，好的文學作品（經典？）完全可以囊括這三個層次，也可以只取第二、第三個層次，而且層次越高，對前面層次的包容性也就越強。所以，我們要會靈活掌握這個規則。

第三，本土性的其他糾葛。毋庸諱言，單純以本土性來貫串馬華文學史其實是人為簡單化了馬華文學史書寫的多重維度。

中國性無疑是本土性的最重要的姊妹維度。溫瑞安認為：“文化鄉愁，對于海外華人是一種傾向，決定了人們的精神價值取向。生于海外的人們，意味著散居族裔文化的延續。族裔殘余的集體記憶隨著人們的遷移而擴散，甚至穿過時空深植于基因之中，以遺傳的方式代代相傳。”〔注：轉引自顏泉發：《殘存的集體記憶》，見《期望超越》（中國廣州：花城出版社，2000），第 66頁。〕當然，在中國性已經化為馬華文學如影相隨的內在陪伴時，我們真誠希望這種文化遺傳是優化遺傳基礎之上的變異，使得馬華文學可以靈活、巧妙地處理好中國性，最終實現中國文學與馬華文學的平等對話，互相闡發。就目前現狀來看，“在對話中馬華文學不應該永遠只是‘聽者’，從對話中馬華文學才能更清楚地了解自身的發展需要，從而活出自己的生命和尊嚴”〔注：顏泉發：《殘存的集體記憶》，見《期望超越》（中國廣州：花城出版社，2000），第70頁。〕。

馬來性（Malayness）作為馬華文學的交疊屬性之一，理應得到更高程度的重視、虛心學習、批判借鑒與吸收（但也要提防被國家文學收編），否則，馬華文學本土性的形成也只能是更多地在大中華文學的陰影下亦步亦趨、發育不良抑或緩慢成長。而且從長遠來看，文化上的優優結合不可阻擋，“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學習，相互滲透，是最終達到民族融合的必經之路”〔注：梁英明：《戰后東南亞社會變化研究》（中國北京：昆侖出版社，2001），第270頁。〕。本土性的發展與成熟也歡迎多元混雜（hybridism）屬性的優化組合與水乳交融。

對本土性的強調不應該是狹隘民族主義的膨脹與擴張，我們反對過度“強調文化身份，以一種封閉的，‘東方他性式’的文化想象，去制作一些似是而非的民族主義的自我指認”〔注：陳曉明：《藝術創新與文化身份：華文文學的自我超越》，《走向21世紀的世界華文文學：第九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文選》（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第65頁。〕。

當然，對于本土性各個層面產生、發展、流變與對成熟肌理形成預設的闡述也必須堅持多元視境和立體詮釋，如林建國認為，“馬華文學的發生，不能只從中國新文學的影響的角度看待，也須從中國以外被殖民的第三世界角度審視”〔注：林建國：《為什么馬華文學？》，《中外文學》第21卷第10期，1993年3月。〕。所論頗有見地，的確，作為馬華文學重要資源的中國文學也可能被人為殖民化，反而吊詭地成為馬華文學的殖民者。事實上，王潤華著述的《華文后殖民文學》（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臺北：文史哲，2001）的許多發人省思的論述恰恰是以實證有力地論述了后殖民視角與多元本土立場的強大戰斗力。〔注：具體評價參見朱崇科：《新“新”視角與后殖民解讀》，《南洋商報·南洋文藝》（馬來西亞）2002年1月22日。〕

（原載《學海》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