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緒論

“本土性”的緣起、艱難與化用

在許多人看來，“本土性”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詞匯：它的被人隨意濫用以及空泛的包容性，甚至是本土霸權等恰恰預示了化用它的艱難與危機四伏。但同時，在我看來，如果我們克服因噎廢食式的自暴自棄和“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式的過于謹小慎微，對本土性進行小心翼翼的重新界定與預設，它恰恰又蘊含了迷人的豐富可能性。某種意義上看來，今天這本小書的長成，許多是源于我對本土性一種近乎迷戀式的陷入和挖掘：它實際上只是我的研究計劃的一個殘缺的注解。作為我自我放逐邊緣后的一種有意嘗試，我希望它可以充當那個可以熟視無睹之余又令人大吃一驚的向度，盡管它的威力在我手中還剛剛開始。

復述本土性：一個研究計劃

對馬華文學略有研究的人，自然會感受到黃錦樹著述的《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臺北：遠流，1998）對該學科研究產生的巨大震撼：無論是他從語言演變的層面（漢語－中文－華文）對馬華文學書寫者對文學“中華性”的強調，還是他對馬華文化的中國性（Chineseness，指中國特性、中國特質、中國本色）更多具有“表演性”和“情緒功能”的深刻分析；無論是他對亦步亦趨中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手法、曾雄霸馬華文壇數十年的馬華文學現實主義的摧枯拉朽般的沖擊（如他以方北方為例對整個馬華傳統現實主義的文化觀念與創作指導思想的猛烈攻擊），還是他對現代主義實踐操作（如李永平、張貴興等人在語言再造層面等的努力）的不吝提升。當然，細心的讀者也會發現它的令人扼腕之處，如該書中中國性主線論述的系統性和整體性的薄弱，對馬華現實主義缺乏了解之同情、矯枉過正的“廢功”等等。其著述的得失無疑會引起我們更深入的思考：在探究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復雜關系的基礎上，我們如何梳理與分析直逼馬華文學內核的本土性的流變、得失和假設它自身及提升的諸種可能性？

應當指出，目前關于馬華文學本土性的研究尚處于四分五裂狀態，相關著述更多只是以“本土”作為點綴字眼兒的零星論述。盡管有幾個優秀學者，如楊松年、王潤華等人不遺余力地推動，但由于種種原因（研究興趣的圈限等），對馬華文學本土性的精深理論闡發、整體性的貫穿等研究仍近乎空白，而我的期望，則是想改變和提升這種狀況。當然，這是一個具有極大潛能的研究領域，不斷推進的研究成果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能適合于同樣屬于區域文學研究的臺灣、香港文學。在這個計劃中，我所力圖涉及層面主要包括：（1）對本土性的界定與分層，考察其不同歷史時段的發展形式并預設其可能性；（2）有關經典文本中本土話語、意象和視角的分析；（3）本土性在本土批評中的體現；（4）與其他維度的糾纏等等。

與多姿多彩的本土性層面探研相對應，在研究資料的使用上也是五彩繽紛：在梳理本土性不同歷史時段的表現方式的流變中（尤其是二戰以前），具有新馬特色的報紙副刊則顯得至關重要；而在對經典文本的細讀中，一般意義上的文學文本則包含其中；在顧及馬華文學批評中的本土性時，批評論著則又靈活地轉化為我們直接面對的第一手文本。

應當指出，本土性作為區域文學逐步走向世界并獲得承認的根本憑借之一，無疑也作為研究區域文學一個不可或缺的維度。切入到馬華文學情境中來，這方面的研究卻顯得松散而薄弱。原因大致如下：第一，不屑研究。一些研究者將馬華文學置于整個世界華文文學的范圍內比量后，認為其文學成就不高，而情愿傾注精力轉向影響更大的中國現代文學（含臺港文學等），對整個學科尚且不屑，因此更談不上他們對其本土性的關懷。第二，不敢研究。作為區域文學研究的一個根本切入維度，對本土性的梳理和分析必然建立在大量的文本解讀（含副刊）及相關理論熟諳的基礎上，一些學者對此往往是望而卻步、知難而退。第三，不易研究。在新馬本土以外（如中國大陸的相關研究者）由于資料的極度匱乏，馬華文學的本土性研究不容易有效地進行，當然其深刻性與準確性也因而不可以賦予太高的期望值。第四，部分層面的研究。由于本土性自身尚處于發展階段，比較難以定位，所以論者往往或關注其在歷史演進過程中的姿態與樣式，或只是語焉不詳地論及一些視點，因而往往缺乏全局性及系統性。目前現有的相關研究，多數屬于上述第四種類型，即更多是對本土性某一層面的涉獵，深度和寬度往往因匱乏有意識（全局意識和創新精神）的密切關注和深入探研而有所欠缺。

馬華社會與文化都因了歷史時空的遷移而表現出與母體中華文化相當的差異性，在這種情境下產生的文學自然而然、或多或少會打上馬華情境的烙印和實現部分本土性的彰顯（盡管這種彰顯是困難的，而非生來就有的。因為馬華文學在國家獨立之前其本土性的姿態往往是閃爍不定因時而異的，母國—中國情結仍然似時鐘的鐘擺與中國時局的變更同步擺動）。我的目的就是要在文學文本、文學批評文本與馬華情境的互動關系中分析其中本土性凸顯與建構的步步呈現與可能。

我期望可以達到如下效果：一方面，為后續的馬華文學研究的基本維度（含中國性、馬來性、本土性等等）創設了一個全面又深入的鑒照與基石，同時也為其他區域文學研究（臺港文學）提供了開拓性的借鏡與指導性的思考；另一方面，它可能為當代馬華時空下艱難的的文化整合與認同（華人文化自大的心理和因馬來化的逼迫而將自我邊緣化同時也是某種程度的閉關自守的現狀）及其對文學創作（如何更好地彰顯本土性或將之有機融入到文學創作中去）都有較好的建設與指導作用。簡而言之，希望它既有填補學術空白的創新性，又可能引發良好的社會效益。

本計劃所用理論比較駁雜。在面對本土性不同的論述層面時，會應用相關的不同理論，如在進行本土性流變姿態的梳理與預設時，將會采用跨學科理論（如文學分析、歷史研究和針對當時文學總體成就薄弱而采取的更多偏向文化層面的考察），而在進行經典文本解讀和考察批評中的本土性表現時，將會使用后殖民理論(Post-colonialism)。但念茲在茲的前提是，必須以馬華文學情境為中心，注意實現所用理論的語境化（Contextualization）。這里僅以剖析馬華文學批評中的本土性表現的后殖民主義 〔注：本文有關后殖民主義的某些觀點演自張京媛主編的《后殖民理論與文化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一書。〕視角為例予以說明。

后殖民主義本身就是一個難以界定、眾說紛紜的名詞。多數人認為，其中的“后”，既表示了對殖民主義之后的世界狀態（尤其是被殖民過的本地狀態）的詮釋，又表征了已獨立的殖民地卻持續使用某些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既存的概念和立場來建構被殖民過的“他者”（The other）。當然，這種看法也面臨著諸多的挑戰與質疑。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毋寧將后殖民主義當作一種和解構主義、女性主義以及后現代主義等糾纏在一起就主體文化身份認同和主體地位和處境進行重新反思的意識和思考模式。其中，東方主義和西方主義、文化霸權和文化身分、文化認同與闡釋焦慮、文化殖民與語言殖民、跨文化經驗與歷史記憶等問題最引人注目。具體說來，后殖民理論的主要內容大致如下：

其一，反思東方主義。后殖民中的Orientalism（東方主義）含義復雜，它不僅包括了西方對東方在學術上帶有傾向的研究，而且包括了西方在客觀世界、政治和社會生活、文學作品中對東方所持的諸多成見與偏執。以薩義德為代表的后殖民理論專門研究了作為一種觀念的東方主義，即東方主義是基于對東方和西方區別之上的一種“本體論和認知論的思維模式，它也是一種西方統治、重新建構和支配東方的話語”（張京媛語）。東方主義的話語往往與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的社會、經濟、政治等聯系密切，其形成也是建立在幾代人思想不斷累積的基礎上。當然，其中的問題是，東西方兩極對立的過于假想化（事實上根本沒有這兩個對立又清晰的實體）；而批評東方主義的同時不能走極端，以“西方主義”的方式重復東方主義的吊詭邏輯。

其二，尋找文化身份與認同。后殖民主體在發展的過程中必須不斷地重新確認自己的文化身份。從文化身份與認同的自身來看，要注意考察種族、階級、性別、地理位置等對“身份”的影響，同時具體的歷史演變，特定的政治、文化語境也對“認同”起著決定性作用。

從自身與“他者”的關系來確認自己的認同與身份也是后殖民理論研究中常用的手法。即通過梳理后殖民主體與依舊起著殖民作用的文化、觀念等殖民符號象征之間的悖論式關系來探詢后殖民主義主體的位置。

其三，對殖民者和后殖民話語的批評。殖民者的離去并不意味著殖民地自然而然擺脫了被殖民狀態。殖民主義的權利（力）、文化與話語結構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保留了下來并得以延續。由于之前被殖民者自身的文化特性、民族意識在被殖民的過程中受壓抑，其文化發展的原本素質與面貌（可能性）就遭到了扭曲，當地居民（含精英知識分子等）則認同了殖民者的文化。當他們在看待本土的情況時往往又不可避免地套用了殖民者的文化、理論、話語等標準和原則，這就產生了本土認同與話語闡釋焦慮的問題。清醒的被殖民主義者就是在這種使用過程中逐漸使原本的殖民話語異質化，就是使其慢慢喪失權威性，從而逐步建立自己的本土話語。

其四，探研民族主義。后殖民理論中同樣也批判狹隘的民族主義，它同樣提醒我們要避免重蹈所批判對象結構的覆轍。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指出，民族主義是帝國主義的產物，民族主義的敘事又是帝國主義文化的產物。這表明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吊詭關系：民族主義喚起同一民族的人民反抗壓迫他們的殖民者，但是這種對抗卻又是和殖民者本身的隱喻相依附的。所以后殖民理論又是提醒我們不要以民族主義形式取代舊殖民主義成了另外一種新殖民勢力。

當然在使用后殖民理論時，有如下的原則需要注意：（1）后殖民主義有其歷史和時空語境的限定性，在切入到馬華文學中時，要注意其特殊性，如東方主義的理論就不能機械地套用，馬華情境始終必須是遵守的首要原則。（2）后殖民主義理論中的后殖民狀況（post-coloniality）概念中包含了與歷史的線性推進觀相同的概念（從前殖民到殖民再到后殖民），這其中都過度強調了人我對立而忽略了他們的互動關系。如黃錦樹在討論中華文化與馬來化的關系時就曾較好地剖析了二者之間的吊詭關系。（3）后殖民主義只是一種理論觀照，要從全局出發，采用多種理論進行相對客觀的立體辨析后得出的結論，才有可能避免偏差。

毋庸諱言，我們在運用中要對癥下藥。如我們運用后殖民理論在處理中國性與本土性在20世紀30—40年代馬華文學中的糾葛時，既要意識到恰是因了中國性的洶涌澎湃而導致某種程度上戰前新馬文壇更多成為中國現代名家的文藝殖民陣地，因為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壓制了本土性的正常的健康的成長，但同時也要注意本土性在當時的客觀條件下自身發展歷程中恰恰處于薄弱階段，而且，作為強勢文學的中國文學同時又吊詭地成為馬華文學發展的資源與借鑒之一（同屬華文文學），也是對本土性逐步彰顯的一種推動，所以不能固守單一視角而一葉障目立論偏頗。

同樣在梳理本土性的歷史流變姿態時，我們要運用文化身份與認同的尋找這一條目。其中中國性在其中的起伏也是引人注目。中國性作為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所言的“想象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其本身有其發展變化的軌跡，而在馬華的想象中卻表現出更多的純粹性而更衍化為一種意指的符號。反思民族主義這一理論思考的運用，無疑在為我們省思馬華文學的借鑒資源提供理論支撐。既要吸納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華文文學，又要虛心融合馬來文學中的精華而不可以一味強調大漢族中心主義。

還有，在分析本土話語與后殖民話語的復雜關系時，也要注意靈活運用后殖民話語中合乎本土性的有利因素，不可以一棍子打死。當然，同時更要分析本土作家如何在本土話語營造過程中有意識地逐步剝離與后殖民話語的粘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