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窄門以里和深淵以下

——關于《兄弟》的閱讀筆記

被指控通奸或有猥褻行為的男女，要一起接受騎馬游街的嘲弄。這種懲罰由義憤的社區群眾執行……圍觀的人們嘲笑并推擠他們。

——凱倫·法林頓《刑罰的歷史》

58懲罰……必須用儀式復制它，以羞辱和痛苦的方式將其施加于犯罪者的肉體上……目的在于將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

這是一篇猶豫不決的文字。我得說，我在小說的寓意上對它是激賞的，在小說的故事設置上認為它是富有匠意的，但在小說的敘述上卻對它是失望的，因此，在《兄弟》的上半部問世將近半年的時間里，我一直在為這篇文字舉棋不定。但最終我還是決定要談一談它，因為它也許會引出一些相關的問題，關于余華，關于小說藝術，也關于當代文學的其他問題。

無論在普通的讀者還是在專業的人群那里，私下的議論似乎多是失望，甚至對于開頭偷窺屁股一段夸張的描寫，有人還表示了強烈的惡心感——純潔的人們自然都不愿意看到這樣的筆墨；而“有承受力”的內行讀者，也看到了它的過于詼諧滑稽的筆法與后面關于人物（李蘭和宋凡平）的悲劇性描寫之間的尖銳的不和諧。很顯然，《兄弟》是可挑剔的作品，其失敗和缺陷之處是顯在的。但這也并不意味著它是一部不值一談的作品，它仍是一部復雜和有意味的小說，而且我以為，這在某種程度上反而為我們談論它提供了更多話題。

一、敘事情境的分裂：一個比較中的困境

人們很容易地就會拿《兄弟》與1995年問世的《許三觀賣血記》，以及1992年前問世的《活著》來對比，很顯然，《兄弟》和前兩部作品之間不幸構成了難以拆解的“兄弟”關系，它們變成了相依為命的難兄難弟：某種意義上是因為前兩部作品讓它顯得遜色了。然而如果沒有前兩部作品做鋪墊，它的夸張詼諧和單純化的小說風格也會顯得突兀，缺少必要的語境和基礎。況且，如果不是前兩者使余華聲名鵲起，這部小說也不會引起人們如此的關注——當然，失望感也正是從此而來。期望得過高，便容易失落。想想看，進入90年代后期以來，《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這兩59本小說幾乎已成了普及性讀物，余華在人們心中也已經成了一個神話，一個善于書寫喜劇性人物與悲劇性故事的高手，一個創造了一種獨特敘事方式甚至小說語言的天才作家，他的寫作甚至成為了某種“標準”——“先鋒”的象征，“轉型”為“現實主義”的標桿……甚至也沒有人能夠確切地統計出，近年來各種報刊上究竟發表了多少談論余華的學術和非學術性的文章，這應該同樣是一個令人驚駭的數字。總之，談論《兄弟》已經無法離開這樣一個前提和背景，沒有人能夠離開這樣一個背景而單獨對它作出一個評判和估價。

對于本文來說，也同樣存在著這樣一個背景，同樣免不了要拿前兩部作品來比較。而這個比較的結果，便免不了要有失望。因為很顯然，就敘事的感人程度而言，《兄弟》遠不及《活著》，盡管在它的后半部也有相當“煽情”和感人的一面，比如落難中兄弟的手足情深，比如宋凡平和李蘭感天動地的愛情，宋凡平的無辜與慘死，李蘭艱難余生中對宋凡平的懷念，她拖著病軀前往鄉下為宋凡平掃墓等等，其中受難中的溫情的描寫、暴力的描寫，人生絕境中的掙扎的描寫等等，都可謂是余華的拿手好戲，但這些比之《活著》中福貴已被推到極致的命運，都要顯得小巫見大巫了。另一方面，由于小說采取的是“亦莊亦諧”的敘事，前半部分過于“詼諧”甚至滑稽，也反過來抑制了小說總體上感人的一面。

關于小說一開始對李光頭窺探女廁所，并且被捉游街一幕的描寫，是非常值得討論的。由于這一段“起筆”文字是一段“戲劇性場景”，是描寫李光頭這個主要人物的起點，他身上的鄙俗、惡劣和喜劇性意味，使余華不得不使用了詼諧和夸張的筆法。但畢竟他還是一個十四歲的孩子，他身上的“惡”的成分還帶有少不更事的童稚，因此一方面這個喜劇場景才可以成立，另一方面作為正面的場景描寫又顯得有些過頭——包括反復使用“屁股”、“陰毛”一類詞語。顯然，在敘述這一情節時余華有一個兩難——如果不這樣寫，小說的喜劇性基調就不能設定；而一旦這樣寫，就免不了大肆夸張，使一個群眾性場景變得充滿“狂歡節”意味。這樣他就不由自主地失去了分寸感。設想如果小說完全是“寓言化”的，這樣夸張的敘述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小說隨后所出現的總體基調又涉及了非常具體的歷史情境，是相當“真實”的。盡管我毫不懷疑現實中會發生十四歲少年鉆廁所看女人屁股的事情，但這里余華喜劇性的筆法，卻先入為主地給他后面悲劇性情節設置了難以彌合的裂痕。也就是說，問題不在于這樣的事情是不是可以寫，而在于以怎樣的敘事情境來寫，在細節處如何安排。在敘事的形式感和音樂性方面，《兄弟》似乎也在延續《許三觀賣血記》中的特點，卻很難與《許三觀賣血記》相提并論。《許三觀賣血記》之所以成功，首先是因為它恰如其分地設置了一個單純的敘事線索和敘事情景，并成功地將之“寓言化”了——他把一切人世的主題，都容納進“賣血”這樣一個哲學化的寓意之中，這樣就可以自如地用一個高度形式化了的講述，展開一個深奧復雜的哲學故事。它的主人公由一個喜劇性的小人物，隨著其賣血的頻率，一步步深入衍化成了一個悲劇性人物，也由此引起了讀者的強烈的憐憫（如果我們采用亞里士多德的說法，似乎可以這樣說：《活著》所引起的是“恐懼”，因為它大量而極致地書寫了死亡；而《許三觀賣血記》所引起的則是“憐憫”，因為它書寫了一個善良的小人物卑微而又具有普遍的影射力的一生——這是余華對悲劇的精妙理解而衍生的藝術奇跡）。另一方面，《許三觀賣血記》還由于它對細節敘述的刻意提煉與重復，而形成了“民歌”或者音樂的旋律感，單純而富有容量的、詼諧而具有回旋性的形式感。這也是它最耐咀嚼和愈久而愈覺其魅力的原因。

但這樣的佳境注定是難以超越的，余華之所以出現了一個將近十年的“空白期”，某種程度上是因為這樣兩部難以超越的小說擋在了前面。或許還有一個未知的因素——《兄弟》的全貌要等到下半部問世之后，才能見出分曉，小說整合起來也許會出現新的“修辭效果”，但至少目前看來，它的敘述情境是出現了內部的分裂，因為其中的“詼諧”和“悲劇”在根本上是無法統一的——“喜劇傾向于表現比今天的人差的人，悲劇則傾向于表現比今天的人好的人”，而“摹仿上述各種對象時所采取的方式是不同的”。〔注：亞里士多德：《詩學》，陳中梅譯，第38、42頁，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亞里士多德早就說過了，余華當然不會不知道這一點，但這種區別在具體的作品里卻不容易掌握。《許三觀賣血記》和《活著》中的主人公也都有前后不同的性格（從喜劇人物到悲劇人物）演化，從年輕時代的頑劣或者少不更事，到中年之后的善良與升華，這個轉化的過程是61漸變和符合邏輯的，是悲劇和苦難的命運一步步將他們推到了這樣境地，人物本身的由“惡”到“善”，引導了小說敘述風格由“諧”（福貴早期的壞）到“莊”（后期的悲劇命運）的轉化過程，而讀者從中感受到的，是可信的和天衣無縫的邏輯過程和奇妙體驗。而且在《活著》中，余華還巧妙地運用了“轉述”方式，這種轉述帶來的是傳奇情境，使適度的夸張（福貴作為“惡少”的那些劣跡）具有了自然的合理性。而《兄弟》中李光頭鉆廁所的劣跡，卻是在真實的“目擊”情境下進行描寫的，因此夸張和渲染便難以恰如其分。其中，人物身上的善與惡是分裂的，是兩種看起來有親緣關系，但實際上又水火不容的對立的人物：“惡”的一類——李光頭和他親生父親劉山峰是單面的，“善”的人物——宋凡平和李蘭也是單面的。他們被強行捏合在一起，彼此善惡兩界、差異巨大，這樣，便導致了小說敘述筆法的矛盾。并且在李光頭這個人物身上，也存在著少年的簡單可愛和可怕的“心藏大惡”之間的矛盾。

另一方面，描寫過細、筆墨過多也是一個原因。余華本來是擅長“短小的長篇”體式的——大約十萬字的規模，這樣可以維持它簡練的寓言性和“走窄門”的敘述風格。在人為拉長“注水”，將細節過于渲染放大之后，不免出現了變形，這也是始料未及的。

不禁想起了幾年前我的一篇談論余華的文章，在這文章的結尾處我曾這樣說：“作為一個作家，余華的問題在于他已經‘熟透’了……過早的返璞歸真使他沒有給自己留下太多回旋的余地，這或許是他目前的困境所在。很多人都已注意到，從1995年《許三觀賣血記》問世至今（2002年）已經將近七年了，在這么長的時間里余華的小說寫作幾近是一個空白。或許我們可以把這理解為一個必要的‘蓄勢’過程，但這個時間在當代作家通常都相當‘密’的寫作周期中，也確實顯得長了一點。的確，沒人會懷疑余華繼續寫作的能力，但對這樣一個‘熟透（注意，不是早熟）’的作家來說，如果無法拿出全新的作品、又不肯‘重復’原來的寫作的話，那么即便封筆也未嘗不可。也許會有一個新的余華，但即使以《許三觀賣血記》為結尾，也未嘗不是一個好的結尾了。”〔1〕這話的意思當然首先是表達了我對《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這兩部業已“經典化”了小說的推崇，但也暗含了我對余華期待的限度。如今我覺得這樣一個限度似乎有被“證實”的成分。當然我沒有理由自鳴得意，因為如果總拿前兩部作品來“預期”以后，便庶幾墜入了“庸俗進化論”的陷阱。事實上也沒有哪一位作家能夠始終維持著不斷的自我超越，如果我們放棄這個比較的角度，是否會有新的和積極的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