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故事”的多維想象(李壯)

　　作家追求形式風格的突破與新變，同時一種回 歸傳統的趨勢也開始初顯：這里的“傳統”既包括現代以來的現實主義“新傳統”，也包括更為悠久的中國古典敘事“老傳統”。2015年的長篇小說正以各自的 方式，為“中國故事”這一當下文學的“想象共同體”雕刻著不同維度的側面。

　　針對熱點話題發聲

　　長久以來，社會都在呼喚文學對當下生活的回應與共鳴。如何針對社會熱點問題發聲，已經成為當下小說寫作最為迫切的焦慮之一。

　　東西的小說《篡改的命》觸及的是這個時代城鄉話題之中那些最酸楚最尖銳的話題。但這部小說并不是簡單的“新聞串燒”或“權力控訴”，而是讓一個 經濟或道德層面上的苦情故事，最終觸及到了文化倫理領域的諸多悖論。汪長尺的兒子終于變成了“另一種人”，一個他曾經痛恨的富二代，“命”的困境在形式上 達成了一個解決。但這種解決帶來了更大的困惑：兒子承載的到底是誰的命？汪家究竟是勝利還是失敗了？這背后是一種文化倫理的劇烈轉換。汪長尺勝利了，但終 究又失敗了；他最后不是掉進了河里，而是掉進了兩個時代、兩種邏輯斷裂所產生的深淵。這里顯示出的時代命題是比較深刻的，它寫出了鄉土社會在今天如何被釜 底抽薪。

　　《篡改的命》不是一部孤立的作品，它的背后有無數試圖直面現實、尖銳發問的文學作品的影子。這類小說的長處在于直接、犀利、穿透力十足，但往往 激憤剛猛有余、細膩豐富欠缺。從中我們或許能看到一些趨勢性的苗頭：在這個社會問題日漸凸顯的年代，直面問題的作品會不斷出現，它們將不斷增加自己的復雜 性，在問題意識的有效性之外，兼顧美學效果的兩全。

　　劉慶邦的《黑白男女》走的則是相反相成的路數：在礦難這一敏感話題之下，小說講述的卻是物質性肉身毀滅之后，遇難礦工的親人們怎樣重建精神世 界。陶純的《一座營盤》將目光轉向了軍隊反腐話題，顯示出了話題捕捉的敏銳性和過人的創作勇氣。張者的《桃夭》關注知識分子的中年困境：曾經滿懷理想主義 的青年，如何在生活的重壓打磨之下變成了壓抑焦慮的中年人，這之中又藏有多少不甘和厭倦。須一瓜的《別人》對醫患關系、食品安全等社會熱點問題進行了一次 掃描和思考，但這種掃描不是就事論事，而是訴諸一個報社女記者的視角。這種觀察如何同文本達成美學上、藝術上的統一，換言之，就是如何找到一種寄寓社會關 懷的有機形式。周大新的《曲終人在》把小說主線故事用“虛擬采訪”這種頗為新鮮的形式懸吊起來，借助“采訪筆記”視角靈活、出入自由的特點，將“官場腐 敗”、“政治生態”等外在社會性話題和人物內心的情感掙扎結合在一起，“內外兼修”地勾畫出了世道人心。

　　關注時空的邊緣地帶

　　小說寫作需要探索那些人跡罕至的時空角落、喚醒世俗生活中被遮蔽和遺忘的經驗。在這個意義上，任何文學作品中出現“第一次”的痕跡，都會使我們 感到驚喜和鼓舞。次仁羅布的《祭語風中》，被稱為“第一部藏族作家講述西藏近五十年歷史變遷的長篇小說”。小說的精彩在于生動鮮活又感情充沛的西藏民間生 活書寫，變幻的歷史風云最終折射在酥油茶的一次次傾注、老朋友的一次次重逢、人物被生活不斷摧易的外貌身形和歷經苦難卻終生不改的精神光芒之上。與此同 時，作者借無常之事寫出了有常之情、因悲憫之心體悟于救贖之道。這是文學的力量所在，也正同小說中濃郁的宗教氛圍相得益彰。

　　與之類似的，是袁勁梅的《瘋狂的榛子》。巨大的時空跨度和各自起伏的故事使這部小說隱隱有一種“世事如煙”的感覺，但有兩條始終不斷的線索卻將文本拉回到強烈的現實感中，那就是穿越時空的深情，以及歷史創傷的平復。

　　嚴歌苓的《護士萬紅》講述了一份亦真亦幻的感情，是怎樣抵擋住時光流傳和世間變幻的淘洗沖擊，始終保持著如一的姿態。這部小說又名《床畔》，一 剪靜坐床畔深情凝望的側影，似乎是這部小說最貼切的詮釋。小說中，嚴歌苓將鏡頭對準了過往年代中被遺忘的愛與深情，同時以近乎極端的方式展示出愛的執拗與 孤獨。

　　何頓的《黃埔四期》通過一批軍校畢業生60余年的傳奇人生，再現了中國從北伐到改革開放這一段恢宏壯麗的歷史，也為當下中國文壇增添了一抹相對 稀缺的色彩。周瑄璞的《多灣》氣魄宏大，在70余年的時間跨度中，講述了一個家族四代人的命運，描繪出中國近現代歷史大潮中普通人的奮斗之路和精神歷程。 冉正萬的《天眼》書寫了一部黔北農村的社會發展簡史，陳永和《一九七九年紀事》則以當下視角重新審視了“文革”結束之后那個百廢待興的時代。

　　也有一些作家，其興趣不是沿時光之河逆流而上，而是在空間的層面上，向那些偏遠生僻的所在不斷打開。遲子建在《群山之巔》中，構建了一個復雜而 神秘的北方小鎮。白山黑水之間的愛恨情仇，在諸多個性十足又頗顯神秘的小人物身上演繹得刻骨銘心。這些被現代生活甩出視野之外的人和故事，帶給我們新奇強 烈的審美體驗，他們身上流露出的人性情感本能，卻又是我們內心深處暢行無阻的通用密碼。張好好的《禾木》在第二人稱敘述這樣特殊的方式之中，抒發了一位身 在都市的女孩對地處祖國西北角那片草原故鄉的懷念；她對草原的重新認知，也能夠激起都市中人對自己生活的體悟與反省。

　　藝術形式的多向度探索

　　王安憶的《匿名》或許是2015年最獨特的作品之一。主人公在一場陰差陽錯的綁架之中失去了記憶并被棄置深山，在失去了對現代文明的意識之后， 蠻荒山野間那些充滿靈氣的草木山川卻忽然向他的內心敞開，隨之而進入讀者視野的，是鄉野村落里那些傳奇的故事和精靈般的人物。王安憶在作品中使用了一種濃 度極高又捉摸不定的語言，整部小說的文字如同漫過河堤的洪水，有力、恣肆、不可規訓，具有一種夢囈般的氣質。小說中常常有形而上的哲思片段直接介入，人物 感覺、內心和潛意識層面的活動也被無限放大，傳統小說所注重的“情節”卻退居為相對次要之物。《匿名》的敘事在多數時間里是片段化與散點式的，不同于傳統 的“講”和“敘”，小說更像是在“觀”和“感”。在實驗精神漸趨退潮的今天，《匿名》顯示出少見的探索勇氣，令人印象深刻。

　　同樣在形式上敢于突破的，還有陳應松的《還魂記》。小說主人公在被害垂死之際靈魂出竅，以“半鬼魂半肉身”的狀態重新介入到殘破故鄉的當下生活 中。與之相應，小說在表現方式上也采取了“半夢半醒”的方式：現實書寫與超現實筆觸雜糅共存、場景切換節奏詭異、怪異的人物和驚悚的意象層出不窮。陳應松 似乎有意要挑戰長篇小說的傳統形式，這種膽氣過人的冒犯之舉，帶來了小說形式變革的新動力。

　　就體量和架構而言，康赫的《人類學》無疑是2015年的一部鴻篇巨制。作者用130余萬字的驚人篇幅，編織起上百人糾纏交錯的復雜關系網，并選 擇了“交談”作為敘事結構推進的具體方式。恣肆的內心獨白、自由的意識流動、被反復拉伸延宕的敘事，都如毛細血管般重重纏繞著作者對90年代北京生活最細 枝末節的描寫。這一切都使《人類學》呈現出鮮明的實驗色彩。

　　重返現實主義與古典傳統

　　回返傳統，是2015年長篇小說創作的另一重顯著圖景。這一“傳統”，既包括“小傳統”，即漢語新文學百年發展中逐步確立起來的經典寫作方式(如現實主義)；也包括“大傳統”，即中國古典文學的豐饒資源。

　　從純粹私人經驗的耽溺里抽身而出，重新展開小說寫作對社會生活的觸碰，《歡樂而隱秘》被稱為韓東的一次“中年變法”。小說中，韓東將目光放回到 人與人的關系之中，并對諸多社會癥候性的精神命題加以關注。韓東其實在向現實主義小說的常規形態逐漸靠攏。再如曹文軒的《火印》、黃國榮的《極地天使》、 王松的《燃燒的月亮》等反法西斯戰爭題材小說，介入歷史的角度和方式各有新奇不同之處，總體上也都采用了現實主義的處理方式。

　　重拾現實主義的同時，中國傳統敘事的諸多特征，也已經廣泛滲入到當下長篇小說的創作之中。李杭育《公豬案》借助相似的要素，把三個時空的故事捏 合在一起，彼此穿插、互為投射，頗有幾分“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味道。弋舟《我們的踟躕》對傳統文學資源的化用則是內在性的。小說借用了漢樂府《陌上 桑》中“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的故事，使之與當代都市中一場糾結曖昧的三角感情形成了互文。

　　陳彥的《裝臺》是一部典型的現實主義作品，其內在的美學韻味，又深得中國古典文化神髓。小說書寫了藝術產業鏈末端裝臺工人群體的酸甜苦辣，具有 開闊的生活視野、真切的細節描繪、生動扎實的語言風格以及人道主義的情感關懷。《裝臺》很“輕”，有一種表情活潑的喜劇感；同時也“重”，充滿了人世的悲 憫情懷。它寫出了世俗生活的“熱鬧”，更寫出了熱鬧背后永恒的“冷清”。在此意義上，《裝臺》是在一個當代故事中，復活了中國古典美學中那些最迷人的品 質。

　　孫智正的《南方》形似最典型的現實主義，書寫了一群浙北少年最真實的青春期生活，但作者將其推向極端，整部小說幾乎是無數經驗素材的拼貼排列，近乎于一刀不剪的長鏡頭。這反而使這部作品充滿了先鋒甚至挑戰的意味。這種悖論式的奇異效果，顯示出青年作家身上的可能性。

　　路內的《慈悲》、盛可以的《野蠻生長》、葛亮的《北鳶》、張怡微的《細民盛宴》等作品，則顯示了青年作家自身創作風格的繼續延展。前文提到過的 《多灣》出自“70后”作家之手，也具有特殊的意義。無法處理更廣更大的題材內容，一直是青年作家被詬病的弱點之一。這部橫跨四代人的小說一朝問世，則顯 示出青年作家處理大話題、大歷史、大篇幅的勇氣和野心。就2015年的創作實績來說，它只是諸多佳作中的一部；但在作家代際成長的更遼闊視野中，其意義顯 然不止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