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綜述|2015年詩歌：回溯與展開

　　新觀察·年度綜述

2015年詩歌：回溯與展開

□何言宏

　　“21世紀以來，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常態化 的‘詩歌時代’。2015年的中國詩歌，基本上也較為尋常，并未發生什么非常重大或根本性的變化，要想對它作某種概括，似乎也殊為困難。但是在另一方面， 如果我們冷靜地透過這一年里中國詩歌的種種表象，透過它的喧嘩與騷動來作認真深入的清理，就會發現其中還是有幾個非常值得我們重視的方面。

　　2015年，隨著新詩百年的日趨臨近，新世紀又進入了它的第15個年頭，因此在頻頻的歷史回溯的同時展開我們的詩歌實踐，便成為2015年中國詩歌的基本特點。”

　　充滿活力的詩歌文化

　　2015年的中國詩歌，在制度文化、節慶文化、出版文化、網絡文化和詩歌與其他藝術門類的結合與“跨界”等方面，都有頗多新的實踐。

　　21世紀以來，中國詩歌發生了較為深刻和明顯的歷史轉型，其重要標志就是它在創生著豐富多彩和充滿活力的詩歌文化。2015年中國的詩歌文化，在詩歌的制度文化、節慶文化、出版文化、網絡文化和詩歌與其他藝術門類的結合與“跨界”等方面，都有頗多新的實踐。

　　在詩歌的制度文化方面，以各級作協和其所屬的“詩歌學會”、“詩歌委員會”等為主的體制性的詩歌制度開展了大量工作。2015年12月9日，詩 人黃怒波當選為中國詩歌學會的新一任會長。同時，北京師范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首都師范大學等高等院校的“駐校詩人”制度繼續發展與完善，翟永明、陳育虹 和馮娜分別入駐三所高校。“駐校詩人”制度以學院為主體，突出了詩人遴選的學術標準，其對我國詩歌制度的拓展與創新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對于豐富與活躍詩歌 文化開啟了新的可能。

　　2015年中國的詩歌評獎種類繁多，相當活躍，各種各樣的詩歌獎計有100多種，較為重要的如“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詩人獎”、青海湖國際詩 歌節“金藏羚羊國際詩歌獎”和“中坤國際詩歌獎”等，分別頒發給了詩人沈葦、亞歷山大·庫什涅爾(俄羅斯)和邵燕祥。在此方面，我以為由詩人黃禮孩所主辦 的“詩歌與人·國際詩歌獎”特別值得肯定。這一獎項開始于2005年，每年一屆，2015年，該獎項頒發給了美國詩人麗塔·達夫和我國詩人西川。這一獎項 的成功充分說明，即使是一個個體，他的文化創新的潛能一旦被激發，也能釋放出不可小視的文學、文化甚至是制度性的正能量。

　　2015年，中國詩歌的節慶文化非常發達。僅從見諸媒體的報道中就能發現，在全國各地舉辦的形形色色的“詩歌節”、“詩歌朗誦會”和“詩人雅 集”等活動就達千種。這些活動對于活躍詩歌文化，營造社會的詩歌氛圍，傳承和接續中華民族愛詩、讀詩的文化傳統都有重要意義。但是在另一方面，如何避免這 些活動過于泛濫和它對詩人創作心態的負面影響，如何集中力量打造出具有標志性的、高水準、有世界影響力的國際詩歌節，是我們詩歌的節慶文化工作亟待解決的 重要問題。

　　2015年的中國詩歌在印刷/出版文化方面成果豐厚，最具標志性的就是三聯書店和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分別出版了均為9卷本的《北島集》和《楊煉 創作總集》，對北島和楊煉的創作道路做了系統性的回顧與總結；在這兩部個人“總集”外，2015年值得注意的個人詩集還有《芒克詩選》(芒克)、《潛水艇 的悲傷》(翟永明)、《大是大非》(歐陽江河)、《為你消得萬古愁》(柏樺)、《韓東的詩》(韓東)、《楊克的詩》(楊克)、《騎手和豆漿》(臧棣)、 《山水課》(雷平陽)、《新疆詩章》(沈葦)、《夢蛇》(田原)、《灰光燈》(王寅)、《詞語中的旅行》(馬永波)、《侯馬詩選》(侯馬)和《故國》(曾 蒙)等。

　　幾乎是不約而同地，2015年，不同代群的詩人紛紛以出版詩集的方式對自己的創作進行追溯和總結。這一傾向還很突出地表現在以往介紹較少的一些 臺灣老詩人的詩集，如周夢蝶的《鳥道》、向明的《外面的風很冷》、楊牧的《楊牧詩選1956—2013》、張默《張默的詩》、碧果《碧果的詩》和管管的 《管管閑詩》。2015年，中國詩歌的“選本文化”也頗有特點，除了幾種連續出版的年度詩歌選本，洪子誠、奚密主編的《百年新詩選》和何言宏主編的《21 世紀中國文學大系(2001-1010)·詩歌卷》等，均對百年以來或新世紀以來的中國新詩做了系統性的回顧和遴選，中國作家協會還啟動了《中國新詩百年 志》的大型項目。

　　詩歌微信傳播的興盛是2015年詩歌文化中的重要現象。無論是年初的“腦癱詩人”“余秀華現象”，還是后來馬永波詩集《詞語中的旅行》等所發起 的網絡眾籌，微信傳播都在其中起到了關鍵作用。2015年，不同的組織、機構、個人或同仁申請設立了大量詩歌類的微信公號與平臺，形形色色詩歌類的微信群 也紛紛建立。“為你讀詩”、“詩人讀詩”、“讀首詩再睡覺”和《詩刊》社的微信公號等都有著相當巨大的訂閱量，“為你讀詩”還快速做大，形成了較有規模的 產業。有些刊物充分開發與利用微信傳播的獨特功能來發起研討、組織活動、促進交流，廣泛聯絡作者與讀者，以進一步擴大刊物的影響，像《詩刊》社的微信公號 由于擁有高達19萬的訂閱量，刊物的受眾面與閱讀量大幅遞增；內蒙古的《鹿鳴》雜志還率先利用自己的微信平臺綜合根據作品的點擊量、讀者投票和專家意見 等，評選出了唐月的《陰山行》等優秀的年度最佳詩歌作品，引發了微信評選的一股熱潮。

　　在2015年中國的詩歌文化中，“詩歌+藝術”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現象。詩歌和其他藝術門類的跨界融合，在很多網絡/微信空間、紙質媒體和地面活 動中，都有非常豐富的體現。在“詩歌+藝術”的大量實踐中，深圳市文聯“第一朗讀者”活動的“詩歌+戲劇”、上海民生美術館“詩歌走進美術館”活動的“詩 歌+美術”、程璧“詩遇上歌”的“詩歌+音樂”、建筑設計師林江泉所倡導與實施的“詩筑主義”(Poetrachitism)、“詩邸”(Poetic House)中的“詩歌+建筑”等，已在詩歌界與藝術界分別產生了很大影響。而《詩刊》《星星》詩刊、《詩歌月刊》《揚子江詩刊》和《詩江南》等詩歌刊 物，更多地結合中國傳統的書畫藝術，一方面豐富與充實刊物內容，另一方面，還很切實和有效地挖掘和顯示了許多詩人的書畫藝術修養與才能，非常有利于中國新 詩和詩人文化形象的塑造。

　　個體詩學的自覺追求

　　2015年，李瑛、楊煉、柏樺、雷平陽、沈葦、李少君、胡弦、湯養宗、阿信等不同代群、年齡的詩人以他們的創作實踐，在各自的新作中繼續探索著自己的詩歌美學，體現出個體詩學的多樣性。

　　某種意義上，女性詩歌已經構成了中國詩歌的半壁江山。2015年，以翟永明、李輕松、唐月為代表不同代群的女詩人，都有自己代表性的作品出現，表現出對個體詩學的自覺追求。

　　2015年，許多不同代群、年齡和性別的詩人都以他們的創作實踐，體現出他們各自獨特的個體詩學。

　　李瑛在老一輩詩人中至今仍保持旺盛的創作活力。我一直以為，晚年李瑛“生命詩學”的轉向為我們的詩歌研究所長期忽略。在組詩《對生命的贊美》 (《人民文學》2015年第8期)中，李瑛一如既往地關切“生命”，無論是在一棵古樹、一片青稞，還是在雄鷹身上，他都能發現“生命的尊嚴”和“生命的 美”，“生命詩學”又一次在這些作品中得到了雄健和硬朗的體現。

　　作為“朦朧詩”的重要代表，楊煉在其新作《畫：有橋橫亙的哀歌》(《上海文學》2015年第1期)和《永樂梅瓶》(《作品》2015年第11 期)中，表現出他作為一個漂泊中的華夏之子植根于個體生命而又能夠心系故國、關懷人類的流散詩學，不管是明朝的永樂梅瓶，還是西方畫家魯本斯的《阿馬凇之 戰》，都能引發他在巨大的歷史時空之中充分展開其宏闊的抒情和深邃的歷史思考。

　　柏樺自《水繪仙侶》以來一直提倡“逸樂美學”，在他發表于《揚子江詩刊》2015年第3期和《山花》第12期的兩組(《柏樺的詩》《春天之 憶》)共計23首的詩作中，他的“逸樂美學”已經不僅表現在他對日常生活、自然萬物的耽溺與迷戀，更演變為一種“至深的逸樂”——即“詞語的逸樂”，在對 包括自我在內的古今中外各種本事和文本中靈活自如地穿梭引證、自由互文，成了柏樺“逸樂美學”的最新嘗試。

　　當下中國的詩歌界，有一批詩歌成就主要取得于21世紀的詩人，如雷平陽、李少君、沈葦、胡弦、湯養宗、阿信、龐培、泉子、胡桑等。雷平陽的詩集 《基諾山》和沈葦的新版詩集《新疆詩章》都有著非常突出的身份焦慮，表現出他們內涵不同的個體文化詩學。《基諾山》中的雷平陽并沒有過于簡單地將自己安頓 于某一文化、地域或某一族群，而是不斷地“討伐”和拷問自己，使詩人的自我日漸豐滿、日漸復雜，不斷獲得新的深度與新的內涵。這一特點，正如他在《基諾 山》的“序”中所說的：“我一直覺得，自己是這時代的一個偷渡客。價值觀、文化觀、審美觀，我所奉行的往往就是我內心反對的，而我真正以文字竭力捍衛的東 西，卻又連說出聲的勇氣都早已喪失，我的身份缺少合法性、公共性和透明度，總是被質疑、被調侃、被放逐”。所以他在《基諾山》中的抒情主體，也正像他所寫 的那樣，“早就生活在一場自相矛盾的鬧劇中/是一個夢想偷渡又從渡口/退回來的人……”置身于“天地之間，一個人守渡、擺渡，領受/昏天黑地的孤獨”， “甘愿接受”“一陣又一陣閃電的凌遲”，近乎成了詩人根本性的精神文化困境。

　　沈葦的身份焦慮主要來自于他對身份認同本身的警覺與思考，對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間互相包容和睦相處的祈盼與倡導貫穿于整個《新疆詩章》(特別是 《寒冷融化內心的冰雪》一詩)中，沈葦憤激于“異族”這個詞，不僅追問著“‘異族’這個詞是誰發明的？”還“希望它滾得越遠越好”——“想到世上異族像我 同族/一樣的奔忙生計/一樣的牢騷滿腹/一樣的孤單寂寞/一樣的生老病死/我在內心焐熱‘異族’一詞/并把它輕輕挪開、放下/希望它滾得越遠越好”。沈葦 的詩歌和他的詩學觀念強調個體，但又主張人類文化與文明的多元交融，相應于我們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積極倡導，沈葦的詩歌，將越來越顯示出它的重要價 值。

　　李少君常被稱為是“自然詩人”，在《著名的寂寞》《自然之筆》《過臨海再遇晚秋》(《揚子江詩刊》2015年第3期)和《在坪山郊外遇螢火蟲》 (《花城》2015年第6期)等詩作中，他仍然載欣載奔地體悟自然，詩風率真，平易親切。正如他在《著名的寂寞》中所寫到的，“這個初春，我不是在飲酒/ 就是在窗前聽春水暴漲”，對于自然的諦視與感懷在他的詩中隨處可見，刻未稍息。我注意到，李少君2015年的詩作平添了許多寂寞與憂愁，他以往的明亮也蒙 上了不少陰翳與傷感。這樣一來，他的自然詩學反而更加能夠充分真切地表達其個體經驗，他的個體詩學的特點與內涵因此也變得更加豐厚、更加明確。

　　與李少君一樣，胡弦也常感懷于自然，但他的詩風要更加激烈，也更奇崛與驚險。他常注目和留心于自然萬物、山河故土，深究與體味日常生活和我們的 文化與文明的歷史遺存，表達出某種浩茫或沉痛的主題。他的組詩《白云賦》(《詩刊》2015年第4期·上)中有一首短詩《平武讀山記》——“我愛這一再崩 潰的山河，愛危崖/如愛亂世。/巖層傾斜，我愛這/猶被盛怒掌控的隊列。//……回聲中，大地/猛然拱起。我愛那斷裂在空中的力，以及它/捕獲的/關于傷 痕和星辰的記憶。//我愛絕頂，也愛那從絕頂/滾落的巨石一如它/愛著深淵：一顆失敗的心，余生至死，/愛著沉沉災難”。我很震撼于《平武讀山記》中的抒 情主體，一種上承老杜的孤絕與沉雄使他的詩學深厚獨特，值得我們進一步去研究與把握。

　　在對2015年詩歌的大量閱讀中，我注意到兩位分別地處東南與西北的詩人湯養宗與阿信。湯養宗居福建霞浦，按照他自己的描述，“迷宮”般的結構 和曲折“蜿蜒”地游走的語言是其詩歌的基本特點，所以我將他的詩學稱為“繁復的詩學”。他的詩歌開合自如，想象奇特，詞語與細節經常如閃電般地招之即來， 并且在文本中增殖與彌漫，但即使如此，一個他常自嘲為“走投無路”的個體，從來又都清晰可辨地隱伏于詩中，構成著詩的核心。在《致所有的陌生者》《湯養宗 的詩》中，諸如“看！走投無路的困獸就是我……”(《睡后書》)、“這幾天愁悶/身上有鬼氣，有點走投無路”(《癸巳清明，天陰酒濁，渾話連篇》)、“坐 在家山我已是外人，無論踏歌或長嘯/抓一把春土，如抓誰的骨灰”(《春日家山坡上帖》)、“這歲末，什么都看不住，也抓不住”(《癸巳歲末，過福寧文化公 園》)等等，不斷顯示出這樣一個個體的基本情狀。在湯養宗的個體詩學中，雖然詞語無比繁復，他的個體主體性卻更顯示出令人揪心的不安與凄惶。

　　與湯養宗不同的是，身處西北高原的詩人阿信日日面對的自然環境要遠遠惡劣于前者，但在這樣的地理空間和自然環境中，阿信卻有內心的鎮定與安詳。 在《那些年，在桑多河邊》(《詩刊》2015年第4期·上)等詩作中，無論是從一座寺廟(《山間寺院》)、一叢野花(《詞條：卓尼杜鵑》《安詳》)，還是 從“一小片樹林”(《一小片樹林》)和“一座孤零零的小屋”(《那些年，在桑多河邊》)中，詩人都能找到深切的皈依與認同，一種凝定與沉著的個體自我處處 可見地存在于阿信的詩中。阿信通過自己的詩歌寫作來“尋找精神的皈依”，“尋找到自己”、“完成自己”，突顯出在這個個體自我無以安頓的時代阿信詩歌的意 義與價值。

　　像阿信這樣通過自己的詩歌寫作來表現個體自我精神安頓的詩人還有泉子。在泉子的組詩《在浮世》(《作家》2015年第2期)中，一種希圣希賢、 對自己有著極高期許的詩學主體非常突出。泉子的詩學，應該被稱為“心的詩學”。正是一個“心”字，構成了泉子詩學的核心內容。比如在這組《詩人的心》中， 泉子這樣寫道——“一片樹葉落下來，大地以微微的震動作為回應。/是又一片，又一片片的樹葉，/落下來，/落下來——/直到大地獲得一顆詩人的心。”而在 另外一首《凡心》中，詩人又這樣寫道——“在對神持續的仰望與注視中，/光芒來自你的心，/來自身體的至深處。/這個終將被光芒澆筑的人是你嗎？/而幽暗 那無處不在的刀刃，/它無時無刻不在雕琢，在為一個偉大的時代賦形”。詩人于天地之間，欲立其心，仿佛古代的另一位浙人王陽明，欲以歷史、時代和其個人的 周遭際遇，皆為龍場，雖然“幽暗”“無處不在”，但卻“此心光明”，足可以“為一個偉大的時代賦形”。泉子的詩學抱負，相當宏大。

　　在縱覽這個時代甚至每一年度的詩歌創作時，我們決不能忽視女詩人的寫作。某種意義上，女性詩歌已經構成了中國詩歌的半壁江山。在2015年中國 的女性詩歌中，不同的代群都有自己代表性的詩人表現出對個體詩學的自覺追求。比如翟永明，在其組詩《弗里達的秘密衣柜》(《詩刊》2015年第10期· 上)中，她的“黑夜詩學”既沒有了早期的顛覆與叛逆，也不像她前些年的創作，在對現實、歷史(包括女性歷史)的憤激與介入中顯示出她所獨有的犀利與力量， 仍在“黑夜”的翟永明，已經有了略微的自閉(“世界依然危險 當我向晚年靠近/我能否拿起筆墨  向黑暗致意/我能否寫下牌子 寫下地址/寫下日期 然后寫下：閑人免進”)與灰頹(“我也曾雙腳踮立地尋找/我現在累了，倒地尋找/如果找到了 我更加茫然無解/如果找不到 我必將終身抱憾”)，但正因此，她的“黑夜詩學”倒更加真切地表達了詩人的個體生命，具有了深厚獨特的真實內容。

　　與翟永明相比，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女詩人李輕松在兩組詩作《李輕松的詩》(《揚子江詩刊》2015年第3期)和《鐵水與花枝》(《詩刊》 2015年第6期·上)中，她的“鐵與花的詩學”反而顯得熠熠生輝。在這兩組詩中，詩人寫鐵、寫花——“鐵如此俊朗，花枝如此羸弱”、“我粗糲的鐵，硬、 堅硬/也能爆出熾烈的天真/我柔軟的花，水、水靈/都生在枝節之外/我的境內，花與鐵的混合/……/鐵水已纏繞了花枝/花枝已被鐵水淹沒”，這位曾經“愛 上打鐵這門手藝”的女性詩人，又一次高呼著“親愛的鐵”(《親愛的鐵》)。

　　不同于李輕松的激越和翟永明的“累”，出生于70年代的女詩人唐月的“月的詩學”卻更冷靜。在唐月的很多詩作中，她不僅經常以“月”為題材，以 “月”自況，充分書寫“月”的生存與“月”的情懷，“月”的高冷與純凈，還構成了詩人審視眾生和反顧自我的獨特視角。在《速凍》(《山西文學》2015年 第5期)和《頑疾》(《延河》2015年第7期)等詩作中，詩人既會在“凌晨一點”不無自嘲地冷靜自視，“看肌膚慢慢生出，/毛茸茸的月光”(《速 凍》)，也會在寒冷的夜晚，在“零下二十度的枝頭”，“捶打滿月”，發出“分一半我給你”的熱切呼喊(《分一半我給你》)……當代中國的女性詩歌繼上世紀 八九十年代的舒婷、翟永明以來，一些更加具有個體性甚至中國性的女性詩學不斷自覺，李輕松“花與鐵的詩學”和唐月“月的詩學”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詩歌批評的非學院趨向

　　2015年的中國詩歌批評，應該重視其中的非學院趨向，其中最為明顯的標志就在于其批評文體。這樣的批評厭棄和擺脫了盛行于學院的“學術八股”，代之而起的是更加自由與靈活、更加生動與活潑、也更加具有實質性內容的批評文體和批評語言。

　　考察2015年的中國詩歌，決不應該忽略詩歌批評。在此方面，我以為我們更應該重視其中的非學院趨向。近些年來，文學批評包括詩歌批評中的學院 批評對于文學靈性和基本感悟力的窒息，以及它們低水平的重復和缺乏有效的問題意識的學術空轉，催生和激發出更具價值的非學院化的詩歌批評。

　　詩歌批評的非學院趨向，最為明顯的標志就在于其批評文體。這樣的批評厭棄和擺脫了盛行于學院中的“學術八股”，代之而起的是更加自由與靈活、更 加生動與活潑、也更加具有實質性內容的批評文體和批評語言。在2015年關于新詩百年的討論中，《揚子江詩刊》特別開設“中國新詩百年論壇”，邀請著名詩 人和詩歌批評家集中討論百年中國新詩中的核心問題，如第2期葉櫓的《主情乎？主智乎？》、第3期霍俊明、汪政等人的對話《新詩“自身傳統”構建及其不 足》、第4期徐敬亞的《論“新詩”概念的休止》、何同彬、王家新等人的對話《百年新詩的“公共性”及其邊界》、第5期霍俊明、葉延濱等人的對話《詩歌的空 間和地方性》、第6期羅振亞、李少君等人的對話《百年新詩：本土與西方的對話》等，具有突出的現實針對性，是我們當下的詩歌創作迫切需要回答的基本問題。

　　在這些討論中，不管是單篇論文，還是多人參與的圓桌對話都能直擊問題，提出各自獨特的思考與見解。比如徐敬亞的文章在一開頭不僅明確提出應該停 止使用“新詩”概念，而且還頗為明確地批評“學術八股”，自承“我不想正襟危坐、一句粘一句一段連一段地論點……論據……一是手藝操作上不屑，二是訴求意 義上不值”、“至于本文是不是‘論’，這我就不管了”、“在我看，只要把論理的話說得明白，即是論”。正是以他這種極富個性化的文風，徐敬亞在文章的最后 一方面指出“百年來，在中國現代文明的艱難進程中，在舉世華人輾轉逆行的精神呼號中，在漢民族龐大母語的復雜演變中，中國現代詩歌早已完成了它的初創”， 因此他十分贊同“以‘現代詩’取代‘新詩’的概念”；另一方面， 他還進一步指出：“無論巨量的詩人規模、巨量的文本、巨量的逐時創作數量，還是內部的百十家風格流派，或是延展發育上的多重向度與多重維度，中國現代詩在 世界各國、各民族的同類藝術體裁中，均處于強勢。在全球的詩歌參與、詩歌交流、詩歌影響上，與全球幾大語種相比，中國現代漢詩亦不落下風”。

　　同樣是非學院派的詩歌批評家，沈奇在《文身之石——現代漢詩詩學斷想115則》(《鐘山》2015年第2期)中提出了很多極富洞見和啟發性的詩 學見解。他和徐敬亞及前面所說的葉櫓一樣也認為“新詩的靈魂(詩心、詩性)已漸趨成熟”，因此提出應該放棄使用“新詩”這一概念，只是在對新詩基本問題的 認識上，沈奇更加強調和突出語言問題，認為“百年中國新詩，要說有問題，最大的問題就在于丟失了漢字與漢詩語言的某些根本特性，造成有意義而少意味、有詩 形而乏詩性的缺憾，讀來讀去，比之古典詩歌，總缺少了那么一點什么味道，難以與民族心性通合”。這樣的文字平白易懂，非常精準和警醒地揭示了問題。我們的 文學批評自現代轉型以來，越來越在批評文體上背離傳統，走向偏至，像沈奇這樣“詩話式”的“斷想”，它的啟發性和它的生命力，將越來越得到顯示。

　　詩歌批評的非學院化趨向，還體現在《收獲》雜志專門為詩歌批評新開設的“明亮的星”欄目，先后發表了鐘鳴《翟永明的詩哀與獺祭》(第2期)、陳 東東的《張棗：我要銜接過去一個人的夢》(第3期)、鐘文的《記錄北島》(第4期)、張定浩的《顧城：夜的酒杯與花束》(第5期)和《海子：去建筑祖國的 語言》(第6期)等關于當代中國詩歌史上代表詩人的精神評傳。這些文字既具學院派批評難有的悟性與才情，在詩學見解與專業性上也為后者所難以具備。每一位 作者在文體方面都各有追求，特別是鐘鳴，他的近乎文言的文字深邃古奧，加之以他淵博的“雜學”，使得他的文章獨具一格。

　　與此相似，2015年的《名作欣賞》雜志也開設了名為“新世紀文學十五年·詩歌卷”的專欄，以批評家主講，參與者圍繞著主講進一步進行深度研討與對話的方式，逐期關注了包括沈葦、陳先發、雷平陽、楊鍵、朵漁等在內的十來位詩人，在詩歌界產生了很大影響。

　　正如詩歌探索往往會引領文學風尚一樣，我們非常迫切地希望，詩歌批評的非學院化趨向，也能夠矯治文學批評的學院化積弊，引領后者逐步進入健康與良性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