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代的文學引渡

　　我是做當代文學研究的。提起當代文學這樣研究專業，很多朋友可能會一頭霧水，心說你們到底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專門看小說的？沒錯，看小說是我們的一項重要工作，但我們沒有朋友們想象的那么幸福。我們不是專門看小說，而是專業看小說。我們必須在層出不窮、五花八門的創作中把握潮流脈象，必須在一個作品剛剛誕生之際判斷良莠優劣，我們不但要看一個作品寫什么，還要看它怎么寫，更要看它為什么寫。在某種意義上，文學是一個社會的夢幻空間。那么，文學批評者的工作就有點像釋夢師。我們要在作者有意識的書寫背后，讀出一個時代的集體無意識；在貌似膚淺的流行背后，讀出人們深層的怕與愛；通過文學潮流的興衰把握時代精神的走向。這是當代文學研究最迷人的地方，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當代文學研究還有一個迷人的地方是它的介入性。我們的解讀和判斷能多少影響到作家的寫作、讀者的閱讀，乃至文學史的選擇。我想這就夠了，通過一種專業性的工作，你不但可以更有效地認識你所身處的世界，并且還有可能，哪怕是那么一點點，改變你將要身處的世界。

　　正是抱著這樣的熱情和希望，我在留校工作的第一年就和幾個同仁成立了“北大評刊”論壇，并且以論壇為核心開設了選修課。那是2004年，那時網絡文學已經渡過了萌芽期，開始蓬勃發展起來，但其燎原之勢遠遠沒有燒到主流文壇。主流文壇依然是文學期刊一統天下。我們選擇了十種最有代表性的文學期刊，逐期閱讀，逐篇點評，在網站上發表評論。評刊的工作堅持了六年，影響越來越大，當時文壇上幾乎無人不知北大有這么個論壇，有一群人在傻傻地讀文學期刊。然而，這個工作越做下去我的內心越是惶恐。因為，對期刊了解越深我的失望也越深，這些號稱支撐中國主流文壇的作品，離我心目中的當代文學距離太遠。在我的定義里，當代文學最根本的屬性是它的當下性，優秀的當代作品必須傳達出這個時代最核心的焦慮和希望，負載這個時代最豐富飽滿的信息和元氣，并且找到一種最契合這個時代的文學形式。這個“當下性”其實就是“時代性”。從這個意義上講，所有的文學經典在它誕生的時代都是“當代文學”，經典的超越性是穿透了那個時代，而不是逃離了那個時代。還是那句老話，不熟知一個時代的氣息如何勾畫一個時代的靈魂？而我們的期刊文學卻常常是自說自話，它甚至不是一個遺世獨立的象牙塔，而只是一個與時代脫節的小圈子。更讓人悲觀的是，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不在作家而在體制，那個曾經讓文學產生轟動效應的文學期刊和專業—業余作家體制，由于市場化轉型的失敗、片面追求“純文學”理念等多重原因，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功能障礙乃至壞死，大量的讀者和業余作者流失，特別是年輕人大量流失，伴隨圈子化的是老齡化和邊緣化。這樣的土壤怎么能產生真正的當代文學？而能產生當代文學的土壤又在哪里？我在失望中一步步陷入絕望。這是我的絕望時刻。

　　于是，我把目光轉向了網絡文學。那是2010年前后。這時的網絡文學經過十余年的飛速發展已經非常強大，讀者接近2億，作者號稱百萬。盛大文學已經成立了網絡文學的“航空母艦”，發出“誰更能代表主流文學”的挑戰。按照業內人的估計，此時網絡文學與期刊文學的實力對比，大概是作者百倍之，讀者千倍之。不僅如此，網絡文學在十年的發展中已經形成一套獨立的生產—分享—評論體系，形成多姿多彩的粉絲部落文化，這一切都對運轉了六十年的主流文學體制和延續了近百年的“新文學”傳統發出挑戰。然而，對這一切，無論是主流文壇還是主流學術界，都幾乎是漠然的。傲慢與偏見讓我們視而不見。所以，當我停辦當時已成為品牌的“北大評刊”論壇，轉向網絡文學研究時，很多人驚訝，不解，甚至認為是一種背叛。我也說不清我為什么要研究網絡文學，讓我跳下去的不希望而是絕望。如果說有什么希望，就是我相信文學不會死，如果它已經不在我熟悉的地方了，一定在什么我不知道的某個地方生長。

　　第一次在北大開網絡文學的研究課程確實是一場學術冒險。因為，對于我們要研究的對象，所有選課的學生都比我這個老師懂得多。他們懂，但是他們不敢說。在他們的閱讀經驗里，讀網絡小說一直是一件不務正業的事。特別是上了中文系，在經典的威壓下，更是上不得臺面。我對學生們說，讓我們先把所有的金科玉律都放在一邊，回到一個樸素讀者的本心。我們說，“北大是常維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我們不必刻意維新，但要敢于相信自己的判斷。當年胡適等“白話文”運動的倡導者就是把引車賣漿者者流讀的白話小說列為正典，1980年代也是北大中文系的學生們一邊讀卡夫卡一邊讀金庸，老師們是在學生們的引領下才開始研究金庸小說的，之后才有金庸的經典化。我們要用我們的膽識和學識來守護本心，對于那些曾經陪伴過你、溫暖過你、激勵過你的作品，要心存感激。如果你覺得它們有價值，就要去捍衛這價值。不管有多少權威稱它們是垃圾，你都要敢于質疑，這些權威背后的“天經地義”是從哪里來的，“從來如此，便對嗎？”

　　在我的鼓勵和慫恿下，學生們拿出了他們深藏的最愛。他們給我帶來了很多驚喜。老實說，這四年來不是我在給他們開課，是他們在給我開課，至少是我們在共同學習。作為老師不是不慚愧的，學生們安慰我說，老師，我們的課堂才是真正web3.0時代的，用戶自己生產內容！他們讓我真正理解了一個詞：有愛——這是包括網絡文學在內的所有粉絲文化的核心概念。和他們在一起，我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的選擇，因為我相信，愛在哪里，文學就在哪里。

　　進入網絡閱讀后，我也有了我自己的最愛，并且把它們與兒子分享了。他當時正上小學。在他成長過程中，金庸和網絡小說是我們討論最多的話題。借助那些故事和人物，我們聊做人，聊處世，聊底線，聊情懷，聊什么叫兄弟，聊什么是真愛。每當有人問我網絡小說有沒有正能量時，我就會說我兒子就是看網絡小說長大的。也經常有學者問我，現在的網絡小說中有沒有接近金庸的水準的。我的回答是有的已經超過了。類型小說本身就是要不停地升級換代，現在網文中最優秀的作品不但在文學的精彩是不輸于金庸，更具有豐滿的當下性。他們對制度的反思，對文明道路的思考，都是以中國當下的處境為出發點的，這是閱讀金庸小說不能替代的。并且由于網絡的互動性是報刊不能及的，每一個優秀作家身邊都聚集了一圈精英粉絲，這些粉絲里有不少也是各行各業的精英，“網絡性”使網絡文學必然是某種意義上集體智慧的結晶，這也是當年史詩、神話的生產方式。當然，這樣優秀的作品在浩如煙海的網絡小說中堪稱鳳毛麟角，絕大多數小說都是供人YY的。但我們也不能低估這些YY小說的功能。網絡文學發展的這些年，不但中國正處于道德恐慌期，全世界都處于“啟蒙的絕境”的精神危機之中，人們不得不回到“黑暗森林”，重新探索生活的法則。網絡文學的種種“類型文”不但分門別類地滿足著人們的心理需求，形成了一套“全民療傷機制”，并且在“爽”的基礎上重建道德底線。這些道德很樸素，很原始，一點也不高大上，但卻是在欲望深處升起來的，特別靠得住，是重建“主流價值觀”的基礎。這些都是需要我們去挖掘、總結的。

　　在研究和探索的過程中，我們也有很多迷惑。最重要的迷惑有兩個。首先，雖然我們一直強調要入場研究，要創建一套獨立的網絡文學評價體系和批評話語，但我們如何擺脫經典文學體系內的雅俗秩序？網絡文學就是通俗文學的網絡延續嗎？第二，我們鼓勵以“學者粉絲”的身份進行研究，但在研究過程中如何確定自己的知識分子立場，我們要告別精英情懷嗎？這兩個迷惑直到我讀到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的時候才有豁然開朗之感。

　　被譽為“先知”的麥克盧漢半個世紀前就提出了具有“哥白尼式革命”意義的媒介理論。它提醒我們跳出哺育我們長大的印刷文明的局限，從人類文明整體發展的“大局觀”審視人與媒介的關系。從媒介革命的角度出發，網絡文學真正顛覆的不是雅俗秩序，而是構造雅俗秩序的印刷文明自身。未來作為一個概念存在的其實是“紙質文學”而不是網絡文學，因為網絡是電子文明的主流媒介，今天以印刷形式存在的各種文學都將進入網絡移民。從這個意義上網絡文學的重心在“網絡”而非“文學”——并非“文學”不重要，而是我們今天能想到的和想象不到的“文學性”，都要從“網絡性”中重新生長出來。如果我們把“文學性”比喻成精靈，它從竹簡、從絹帛、從手抄本、從印刷書籍，以及從網絡屏幕中鉆出來，面目肯定是不一樣的。所謂“內容一經媒介必然發生變化”，這正是麥克盧漢那句著名警句“媒介即信息”的核心要義。

　　麥克盧漢理論給我的更重要的啟示是，他認為，在媒介變革之際，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有一個重要使命，就在在新媒介打擊徹底降臨之前，引渡舊媒介的文明成果。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常使人誤解他在歡呼印刷文明的崩解。恰恰相反，他一再警戒媒介變革可能帶來的文明中斷。如16世紀古登堡印刷技術興起時，當時注重口頭傳統的經院哲學家沒有自覺應對印刷文明的挑戰，很快被掃出歷史舞臺，隨之而來的印刷術的爆炸和擴張，令很多文化領域限于貧乏。在媒介革命來臨之際，要使人類文明得到良性繼承，需要深通舊媒介“語法”的文化精英們以藝術家的警覺去了解新媒介的“語法”，從而獲得引渡文明的能力。

　　麥克盧漢的啟示讓我看到了自己工作的真正使命，這是我的“頓悟時刻”。我們研究網絡文學不是為了割裂文學傳統，恰恰是為了延續文學傳統，而我們的入場式研究可以是一種引導式的介入。當然，在網絡時代任何精英的引導都必須是自下而上式的而不是自上而下式的。我們必須從“象牙塔”進入“控制塔”，按照網絡文學場域自身的邏輯去影響網絡文學的發展。只有這樣，精英批評的“引導”才是真正有效的。

　　剛剛過去的2014年對于網絡文學發展而言是十分關鍵的一年。經過十幾年的爆發，網絡文學的發展格局在這一年發生了重大變化。聲勢浩大的“凈網”行動和同樣聲勢浩大的“資本”行動，讓網絡文學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震動。至此，網絡文學才真正從某種意義上的“化外之地”成為了布爾迪厄所說的“文學場”——在這里，至少有三種核心力量在博弈——政治力量、經濟力量、網絡文學“自主力量”，同時還有一種看不見的力量，就是媒介革命的力量。如果說，媒介革命的力量曾是網絡文學發展的內在“核動力”，隨著媒介革命的深入，ACG(動畫Animation、漫畫Comic、電子游戲Game)產業文化的興起，以文字為載體的網絡文學還是最受大眾和資本“寵愛”的文藝樣式嗎？在“有錢”的擠壓下，“有愛”的“粉絲文化”會受到什么影響？原生的“網文機制”又會受到什么影響？如果網絡文學要被納入“主流化”的進程，這個“主流化”和網絡文學自身的“部落化”又構成什么樣的關系？隨著媒介革命的深入，網絡文學需要重新定位。能否在“媒介融合”的時代尋找到自己的新位置，承擔起新使命，不僅影響著網絡文學自身的發展，也直接影響著需要以之為“孵化器”的其他文藝形式的發展。

　　在網絡文學場域的三方博弈中，我們學院研究者要堅定不移地站在網絡文學“自主力量”這一方。當務之急是總結研究網絡文學發展十幾年來的重要成果(包括優秀作品、生產機制、粉絲社群文化等)，特別是對其中具有代表性、經典性的作品，做深入系統的研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一套相對獨立的網絡文學評價體系和批評話語，并在一個廣闊的文學史視野脈絡里，確立網絡文學的價值意義。在這一批評體系主導下推出的“精英榜”必然有別于商業機制主導的“商業榜”，同時也必然有別于“主流意識形態”主導的“官方榜”。

　　總之，媒介革命已經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發生了，如何使印刷時代的文學星光繼續在網絡時代閃耀，如何將“網絡文學”的“文學性”與“偉大的文學傳統”連通，將粉絲們的愛與古往今來人們對文學、藝術的愛連通，讓文學的精靈在我們的守望中重生——這是時代對我們這些當代文學研究者提出的特殊挑戰，也是知識分子無可推脫的責任擔當。

　　(本文為作者于2015年3月7日在北京大學舉行的TEDX Peking University“頓悟時刻”演講稿，文字略有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