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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4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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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平凡的世界》自問世以來雖未獲得理論界的重視，但在讀者間廣泛流傳。本文通過對這部作品的深入分析，揭示出“現實主義常銷書”這一與當代讀者閱讀口味最為契合的文學模式的內在結構、流通方式和接受環境，從而為相同類型文學的生產提供參照。本文的主要觀點是，《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成為“現實主義常銷書”的代表，不僅因為它恪守了現實主義，更因為它發展了現實主義，在向“經典現實主義”回歸的道路上達到了其他同類作品未能達到的高度。對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目前的學術界沒有做出充分的評估。這部作品在普通讀者和“文學圈”之間影響力的巨大反差，正顯示了當代文學“審美領導權”面臨的危機。
[關鍵詞] 現實主義 常銷書 經典 審美領導權 文學生產 流通
如果不是從事有關“當代文學生產機制市場化轉型”的課題研究，我這個“科班出身”的職業研究者恐怕永遠也不會注意到路遙和他的《平凡的世界》。在我的印象里，路遙在當代文學發展中的意義到《人生》就為止了，他在文學史上的位置更因其英年早逝而被圈定。雖然《平凡的世界》是一部規模宏大的巨著，但當代文學早已前進了十萬八千里，一部傳統現實主義風格的長篇小說還值得進入研究視野嗎？
然而，當我在為以上那個應該說很前沿的研究課題收集材料時，這部平凡得幾乎被我忽略掉的作品卻不斷冒出來，通過一個個具有說服力的調查數據一次次地沖擊著我的研究視野，默默地向我顯示著其“不平凡的力量”。
幾份令人震動的調查報告
最先讓我感到沖擊的是一項在業內頗受稱道的讀書調查：“1978——1998大眾讀書生活變遷調查”，它是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國情研究室受中央電視臺 “讀書時間”欄目委托，對1978年以來中國公眾的讀書生活及歷史變遷進行的調查研究。調查范圍雖然限于北京，但調查結果被認為對全國出版業有參考價值[①]。
該調查中有一項是關于“20年內對被訪者影響最大的書”的調查，調查方法是分幾個
時間段，由被訪者[②]根據回憶列舉出在每個時間段內對自己影響最大的書。這樣的調查方法難免產生一些記憶上的失誤，但卻最能見出經過歲月的淘洗，真正銘刻在讀者心中的書籍的影響力。
調查者根據被訪者所列舉書目進行綜合統計，統計結果是：在1985——1989年期間，對個人影響最大的書籍居前3位的依次是：《紅樓夢》、“金庸作品”、《水滸傳》，“新時期”小說中，入選的唯一作品是《平凡的世界》(第17位)。在1990——1992年期間，居前3位的依次是《讀者文摘》雜志、“金庸作品”、《紅樓夢》，共有5部“新時期”小說榜上有名，分別是《平凡的世界》(第13位)、“賈平凹作品”(第16位)、《穆斯林的葬禮》(第19位)、《白鹿原》(第24位)、《曼哈頓的中國女人》(第28位)。在1993——1998年期間，居前3位的依次是“經濟學書籍”、《中國可以說不》、《讀書》雜志，《平凡的世界》的位置明顯上升到第7位，其他被列舉的“新時期”小說有：《曾國藩》(第17位)、《白鹿原》(第29位)、《穆斯林的葬禮》(第30位)、“王朔作品”(第37位)、“賈平凹作品”(第39位)。
在此基礎上，評選出“到現在為止對被訪者影響最大的書”，前3位分別是《紅樓夢》、《三國演義》、《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平凡的世界》排在第6位，在調查公布的前28部作品中，沒有其他的“新時期”以來當代小說入選。
從以上調查可以看出，《平凡的世界》自問世起，就在讀者中產生著持久的影響[③]。這種影響不僅是穩定的，而且是逐步上升的。也就是說，隨著時間的推移，它不但在讀者的記憶中顯示出越來越重要的意義，而且在當下讀者的閱讀生活中占據越來越中心的位置。北京的讀者群在全國的讀者范圍內屬于較高的層次，從以上調查結果來看，這個讀者群特別崇尚經典，經典的范圍包括古今中外，《平凡的世界》可以說是唯一入選的由“新時期”以來作家創作的“當代經典”。
第二份對我產生沖擊力的調查是由唐韌、黎超然、呂欣于1998年進行的“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調查”[④]。它是針對茅盾文學獎前4屆20部獲獎作品的接受情況所進行的一項全面調查，調查范圍集中在廣西地區，收回有效問卷的470位讀者中，大部分是在校文科學生(354 位)，也有從事記者、編輯、大中學教師、圖書管理、會計、工程師、行政管理等工作的人員，年齡在30歲以下的讀者占絕大多數(369位)。
這次調查的重點之一本來是針對《白鹿原》的接受和評價狀況的，但結果卻讓調查者感到“耐人尋味”。調查結果表明，在20 部獲獎作品中，讀者購買最多的是《平凡的世界》(占讀者總數的30%)，讀者最喜歡的作品也是《平凡的世界》，324位回答該問題的讀者中，有145人將之列為第一喜歡的作品， 列它為“最差作品”的僅1人。而《白鹿原》的知名度雖最高，但只有20人將它列為“第一喜歡的作品”，卻有21人將它列為“最差作品”。
調查者在分析中也特別指出，《平凡的世界》受歡迎程度最高有一個特殊的因素，即調查對象為大專以上文化的知識分子，他們自身在艱難中成材的經歷使他們對作品產生了特殊的感情共鳴，而且廣西地處偏遠，如果調查對象是城市長大的高級知識分子、文學圈子中人或初中文化程度的其它行業的從業人員，這部書與其他作品受歡迎程度的反差，也許不會有這么大。但同時，調查分析者也指出，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在這部分被調查讀者中受歡迎的程度仍有重要意義，因為他們是文學作品傳播的重要中介，他們的意見在其他受眾中比較受重視，“大概可以與有持家經驗的主婦對她的鄰居在購物方面的建議，比教授在電視上的推
薦更容易被采納相似”。與之相比，許多專家在《白鹿原》一面世就給予其各種高度評價(如稱《白鹿原》為“傳世之作”)，雖然暫時能對增加銷售量產生一定影響，但也會激發讀者的逆反心理。
第三份令我驚訝的調查來自我自己于2002年6月在北京大學學生中做的一項小小的“一手調查”。我選擇的是大學一年級的一個數學班。從專業來看，文學與數學可以說是“南北兩極”，從年齡來看，這些學生大都出生在1983年前后，是真正的“80年代新一輩”。選擇這樣一個班做調查，應該可以得到一個比較自然的結果。事實上，當調查問卷發下去后，我想，如果收上來一大堆“白卷”，應該說正屬于很“自然”的一種結果。
但當問卷收上來后，我再次感到了震動。47位接受調查的同學中，超過三分之一的人(16人)讀過這本書[⑤]，其中有5位表示“非常喜歡”，并認真寫下了喜歡的理由。其中，左俊城同學寫道：“路遙能在平凡中揭示現實生活中的人們所忽視的東西，能有一種感人至深的震撼，在平凡中告訴我的卻是不平凡。生活這本書，路遙讀得很認真，抓住了不為常人所注意的農村的生活現實，然后用樸實的語言寫出偉大的作品。”在回答“如果只有買一套書的錢，是買‘反腐作品’還是《平凡的世界》？”這個問題時，他表示：“我寧愿再買《平凡的世界》，再仔細用心去讀三遍。我實在喜歡這部作品。”李彩艷同學寫道：“最讓我感動的是書中主人公在艱苦環境中奮斗不息的精神。它常常在我遇到困難時給我巨大的精神力量，使我克服它并勇敢地走下去。”[⑥]還有4位同學表示，雖然現在還沒有讀過這部作品，但有人向他們認真推薦過，如果有時間會去讀[⑦]。
我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所做的圖書借閱率調查顯示了大體類似的結果。我選擇的是從1999年7月起到2002年5月止的離現在最近的3個學年的借閱情況。結果顯示，《平凡的世界》這部1986年問世的作品，其借閱率并不大低于在它之后陸續出版的曾轟動一時或正在轟動的純文學作品(《平凡的世界》平均每套的借閱人次[⑧]為21.5；《白鹿原》為22人次；《廢都》為31人次；余華的《活著》為24.5人次；阿來的《塵埃落定》為19人次；王安憶的《長恨歌》為20人次)，與正在走紅的暢銷小說的距離(張平的《抉擇》為23人次；周梅森的《人間正道》為17人次；衛慧的《蝴蝶的尖叫》為24.5人次；池莉的《來來往往》為34.5人次)也相差不遠。
除此之外，一項在山東、廣東、湖北、四川、重慶等省市的中學里針對429名優秀女初、高中學生的調查也顯示，《平凡的世界》是她們最鐘愛的當代文學作品[⑨]。在《出版廣角》雜志舉辦的“感動共和國的50本書”評選中，《平凡的世界》也成為3部有幸進榜的“新時期”小說之一[⑩]。
所有這些調查都顯示了《平凡的世界》所具有的常銷書的魅力。常銷書與暢銷書的主要區別在于，它并不一定曾轟動一時，但是在讀者中有著長久的影響力。這種影響不止表現在穩定的、“細水長流”的銷量上，更表現在對讀者認同機制長期、深度的契合上。從時間上
看，讀者對常銷書的認同不僅不會因時間的推移而弱化，相反，隨著時世變遷，常銷書原本的基礎內涵會被賦予新的價值，煥發出新的生機；從認同方式上看，常銷書讀者的認同更多地表現為個體、一個階層的小群體間潛移默化的認同。其認同不是停留在愉悅、獵奇等較淺的層面上，而是在人生觀、社會觀等深層價值觀念上。通過一部書的凝聚，個體或小群體的這些觀念和感悟逐漸融合，可能匯成一股“內力深厚”的社會性的文化力量[11]。這正是《平凡的世界》十幾年來在讀者中所展示出的“不平凡的力量”。
以上調查所及的仍是比較顯見的讀者層，其實，《平凡的世界》還有一個“隱見的讀者層”是我們的調查難以抵達的，這就是該書盜版本(特別是其中低劣盜版本)[12]的讀者層。據筆者觀察，《平凡的世界》一直是盜版書攤上的常銷書，越靠近民工聚集區的書攤上，它越是常備書。盜版書雖然大大損害了該書正版的發行量[13]，但低廉的價格卻使它到達了許多像《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那樣在底層掙扎的人群手中。想想那些用身上僅余的飯錢來購買一部精神食糧的窮學生，那些在低矮的窩棚里、昏暗的燈光下尋找溫暖和激勵的“攬工漢”們，他們絕對是路遙的“核心讀者”。我們不知道這個讀者群到底有多龐大，也許他們構成了《平凡的世界》實際讀者群中“沉默的大多數”。
傳統現實主義與“審美領導權”
像《平凡的世界》這樣一部十幾年來在讀者中產生深遠影響的常銷書有可能成為“新時期”文學的經典。用提出“文學生產場域”理論的法國思想家皮埃爾·布迪厄的說法，所謂“經典”就是“長久的暢銷書”[14]。但“長久暢銷”并不意味著經典，一部作品能不能邁入經典之列不在于它是否能得到“沉默的大多數”的認可，而在于它是否能得到握有頒發“象征資本”權力的權威機構的認可。這些機構包括評獎機構、批評研究機構、教育機構等。特別是教育機構的認可尤為重要，因為唯有教育機構才可以為一部“被認可了的作品”長期提供“經教育轉化了的公眾”，從而形成“廣大和持久的市場”[15]。
從“主流”的角度上看，《平凡的世界》獲得了最高規格的“象征資本”。它以榜首的位置獲得“第三屆茅盾文學獎”；在全書還沒有完成的時候，就開始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小說連播”節目全文廣播；2000年又入選“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16]，權威的現實主義批評家秦兆陽、朱寨、曾鎮南都曾給予路遙很高的評價和切實的鼓勵、支持[17]。
但是，這樣一部在“官方”和“民間”都轟轟烈烈的作品，在我這樣一個1986年(是《平凡的世界》出版的那一年)進入大學中文系學習的“純種學院派”的感覺里卻是“默
默流傳”[18] ，主要原因是，自80年代中期起，一向在文藝界居于主流地位的“現實主義審美領導權” [19]開始受到嚴峻挑戰。至少在“學院派”的圈子里，處于實際強勢地位的是另一個集團——這里姑且稱之為“文學精英集團”。這個集團的核心基本由以“語言學轉型”之后的西方理論為主要資源的批評家和研究者組成，他們與純文學雜志、出版社編輯、專注于文學形式探索的各種新潮作家一起形成了一個布迪厄所謂的“文學場”。以“回歸文學自身”為旗幟，這個“文學場”宣稱只遵守文學自身的原則，而在那個特殊的發展階段，所謂“文學自身的原則”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以西方的文學標準為參照系的。西方的強勢話語有效地支持了中國的“文學場”在與強大的“政治場”的艱難對抗中一步步地分裂出來，但同時，其“話語權力”也對許多不夠“新潮”的研究者和作家形成強大的輻射力和壓制力。
這個“文學精英集團”對《平凡的世界》的價值評判可以從文學史的寫作中體現出來。在近幾年出版的文學史論著中，被公認學術成就高、影響大的有洪子誠所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版)、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9月版)和楊匡漢、孟繁華主編的《共和國文學5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8月版)。其中洪子誠先生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極其深刻地論述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一新中國文藝“規范”確立和逐漸解體的過程，但路遙的《平凡的世界》沒有成為作者論述這一問題的關注對象。楊匡漢、孟繁華先生主編的《共和國文學50年》設有“農民文化與鄉土之戀”一章(共10章)，論及“知青文學”、“尋根文學”、張煒的《古船》、陳忠實的《白鹿原》以及賈平凹的一些作品，也是只字未提路遙。陳思和先生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以“民間”的概念開創了一個全新的文學史視角，該書在第13章第4節專門討論了路遙的《人生》，但提到《平凡的世界》的只有一句話。
這幾部文學史之所以在學術界獲得很高的評價，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們各自以鮮明的學術個性突破了以往以現實主義為基本原則的寫作規范，從而具有了“重寫文學史”的意義。所謂“重寫”正意味著“審美領導權”的較量。或許是出于對“現實主義”規范的有意疏離，或許由于傳統現實主義風格的作品難以被容納進新的文學史框架，《平凡的世界》成為這些文學史的“盲點”，這樣的“集體忽視”，其實正顯示了在“現實主義審美領導權”弱化以后繼續創作的傳統現實主義風格作品的位置。
需要強調的是，這幾部文學史的態度并不體現“文學精英集團”的激進觀點，因為雖然以個性見長，但它們畢竟是作為高校學生的教科書或重要參考書，有的還是“集體創作”，無論是立論還是行文都盡量平衡、客觀。應該說它們是對這些年來“學院派”整體批評觀念比較全面、折衷的反應。正因為如此，《平凡的世界》被“學院派”忽視的狀況就表現得更為徹底。這些文學史是建立在著述者多年的教學和研究成果上的，曾經影響了一大批學生，作為最權威的教科書，它們還必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影響中國大部分“科班出身”的文科學生的價值體系(“學院等級”越高、越接近“文化中心地區”的學生受影響越深[20])。大學中文系的教育對象是未來的高校教師、研究者、雜志編輯、出版編輯(出版商)、記者、書評
人、作家和文化官員。他們是“有影響力”的人，精英文化標準會潛在影響文化生產的類型。
這樣的影響在《平凡的世界》的出版、傳播和接受的過程中已有了生動的體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個“細節”就是被稱為“支撐了中國當代優秀長篇小說出版半壁江山”的人民文學出版社與這部“現實主義力作”失之交臂。
路遙在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時，最初是請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來看稿的。路遙的成名作《驚心動魄的一幕》就是在當時任《當代》(人民文學出版社所屬刊物)主編的秦兆陽的直接幫助下刊發的，以后，《當代》又刊發了路遙的《在困難的日子》里。由發現路遙的老牌出版機構為其進行最后的“封頂”，這原本可以成為出版界的一則佳話。但是，人文社派去看稿的年輕編輯在只看過一部分書稿后就輕率做出退稿決定。痛失《平凡的世界》令老編輯出版家何啟治先生(人文社前副總編輯、《當代》雜志前主編，路遙《在困難的日子里》責編，也是主發《古船》、《白鹿原》的終審負責人)追悔不已，引為他在人文社40年編輯生涯的最大憾事之一[21]。這件事表面看來是一次“個人失誤”，但一位年輕的編輯居然如此自信，以致違反操作常規[22]，輕率對待路遙這樣一位與人文社素有淵源的著名作家以宗教般的虔誠慘淡經營數年的嘔心瀝血之作，正說明他背后所依恃的那套審美價值體系此時是何其的強勢和傲慢。對此，何啟治先生的分析是：“路遙用生命的最后幾年寫作《平凡的世界》時，正是新潮人物紛紛擁到前臺的時候。現在看來已顯盲目的追新求異風一時成為主流，贏得陣陣喝彩，像是進行一場文學革命。一個編輯在這種形式下沒有足夠的定力，很容易隨波逐流，甚至成為新潮的忘情歌者。”[23]
這次“失之交臂”既是人文社的損失，更是《平凡的世界》的損失。這部書后來版權幾經輾轉，印數都不高[24]。如果對照一下《白鹿原》的銷售狀況(1993年出版，初版時未預計會暢銷，印數為14，850冊，后來應銷售需求陸續加印，到2002年印數已突破百萬冊，據何啟治先生估計，盜版數只多不少[25])，這部書如果一開始就落戶于人文社這樣的“現實主義作品生產大戶”，即使初版時沒有趕上大規模的“市場化”運作，以它在讀者中受歡迎的程度，應得到比現在更廣、更有效的傳播。
如果說《白鹿原》因吸取了一定的現代文學觀念和技巧，獲得評論界的較高評價，因而在流通中獲得了更多“象征資本”的支持的話，《平凡的世界》卻因恪守傳統現實主義風格而受到讀者更深切的喜愛。在《平凡的世界》流行的過程中，讀者間的相互推薦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26]，朋友推薦給朋友，老師推薦給學生，父母推薦給孩子，哥哥姐姐推薦給弟弟妹妹……這種令人感動的“口口相傳”與“學院派”的淡漠之間形成巨大的反差。
經過“五四”以來現實主義文學的長期影響，特別是經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強力“打造”，現實主義的審美規范已經內化為讀者深層的閱讀期待，它正是過去教育體制長期教育的結果，是一種潛在的市場資源。而自從80年代初王蒙等作家局部吸收“意識流”
等現代派技巧以改善現實主義表現功能起，當代文學就開始了對西方各種文學浪潮進行高速率、高密度追趕的旅程，其速度恰如路遙所說如進入“火箭時代”[27]。表面上看，“文學失去轟動效應”不過幾年，實際上，“文學精英集團”所推崇的文學潮流和普通讀者的理解力和趣味之間已隔了一兩個世紀。要讀懂先鋒文學的作品，必須先從包法利讀到博爾赫斯，要做完這番功課，非大學文學專業10年、8年的訓練不可。每一種文學上的創新從獲得“權威機構”的認可到經教育機構傳播普及都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但中國的當代文學卻沒有一個相對單純、平穩的發展環境，這樣，文學沒法不成為“圈內人”的事。由于與普通讀者的接受水準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文學精英集團”頒發的“象征資本”的權威性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和置疑。而像《平凡的世界》這樣作品的價值無須專家鑒定，讀者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審美能力做出自信的判斷，他們也傾向于把自己心中“經典”的位置留給這樣的作品。
《平凡的世界》的暢銷并不是孤立的個案，與它同獲第三屆茅盾文學獎的《穆斯林的葬禮》也一直在讀者中廣受歡迎，它在讀者中的影響力也遠遠大于在文學界的影響力[28]。《平凡的世界》和《穆斯林的葬禮》一剛一柔，一土一洋，在純文學曲高和寡的時代，滿足著廣大讀者的閱讀需要。當然，“茅盾文學獎”也為這兩部作品的暢銷提供了“象征資本”[29]，但比較一下其他獲獎但未暢銷的作品就可以看出，這兩部作品受讀者偏愛主要是憑借自身的魅力。這樣的暢銷作品實際上為“茅盾文學獎”增添了含金量，以致于在其屢屢受到來自“文學精英集團”的批評時，成為有關組織者反駁的有力論據之一[30]。正是在現實主義這一點上，主流意識形態的審美原則與市場原則找到了某種意義上的契合點。
市場化轉型后，“市場原則”日益對“文學場”的“內部等級秩序”產生影響。“市場原則”的過度膨脹對文學的發展產生很多危害，但有一點是值得肯定的，它使普通讀者的閱讀口味受到尊重，普通讀者“一人一票”的權利既打破了“長官意志”的控制，也打破了“精英趣味”壟斷，為爭奪“審美領導權“的斗爭注入了新的因素。這大概是這部“平凡”的作品近來屢屢“浮出水面”，使像我這樣的“純種學院派”不再敢漠視的原因。
經典現實主義的“未了情結”
特別值得注意的時，對于文壇的“冷遇”，甚至對于發表和出版的艱難，路遙在創作《平凡的世界》之前就有著清醒的意識。對于他來說，運用一種“類似《人生》式的已被宣布為
過時的創作手法”結構這部長篇巨著不是出于一種文學觀念上的無知或文學技巧上的無奈，
而是一種“清醒狀態”之下的堅定選擇，是“個人對群體的挑戰”[31]。路遙在生命最后一段
時間內完成的長達數萬字的《早晨從中午開始——〈平凡的世界〉創作隨筆》可以視作一份補發的挑戰宣言。
在這份“宣言”里，路遙表示，他之所以采取這樣一種“冥頑而不識時務”的創作態度，是因為他堅信現實主義在中國沒有過時，“在現有的歷史范疇和以后相當長的時代里”，仍會有“蓬勃的生命力”。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現實主義在當代文學的發展中還沒有達到類似19世紀俄國和法國現實主義文學那樣的高度，以致于作家必須重新尋找新的路徑。事實上，現實主義文學無論在表現當代社會生活還是在表現五千年歷史上都還沒有“令人十分信服的表現”。另一方面，路遙認為，檢驗一種文學手法是否過時，“目光應投向讀者大眾”。以目前中國讀者的接受狀態來看，只有“出色的現實主義作品”才可能滿足各個層次讀者的需要，這是任何一種“新潮”文學手法都做不到的[32]。
顯而易見，路遙這里所說的現實主義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學精神和創作態度，而是以托爾斯泰、巴爾扎克、司湯達等歐洲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大師為代表的“經典現實主義”。由于經典現實主義原則(強調客觀的真實性和理性法則，以及“典型環境下的典型人物”)在50——70年文學，尤其是“文革文學”中發生極度變異，“新時期”文學的起步是從向經典現實主義原則回歸開始的——回歸就意味著發展。但回歸的路并沒有走多遠，就被洶涌而來的現代派浪潮所打斷。路遙十分不滿于當時理論界“一窩蜂”地“趨新”的風潮，他雖承認對西方現代派文學技巧的借鑒和實驗對中國文學發展的積極意義是“毋庸置疑”的，但嚴厲指責文藝理論界對這類作品創作實績的過分夸大，乃至貶低、排斥其他文學表現形式，甚至認為這種“病態現象”會造成與“‘四人幫’的文藝”殊途同歸的“新的蕭瑟”[33]。
可以說，向經典現實主義回歸是路遙身深懷于心的“未了情節”。這個“未了情結”其實也深懷在許多作家和廣大讀者心中[34]。但在當時“聽不到抗爭和辯論的聲音，看不見反叛者”的情況下，支持路遙的唯一力量是讀者，“你之所以還能堅持，是因為你的寫作干脆不面對文學界，不面對批評界，而直接面對讀者。只要讀者不遺棄你，就證明你能夠存在。其實，這才是問題的關鍵。讀者永遠是真正的上帝”[35]。
一部只面對“讀者上帝”創作也深受這個上帝喜愛的作品必然包含了中國當代讀者認同機制中最普遍、最恒定的因素。挖掘出這些因素對當下的文學生產有重要的參照價值。
從讀者調查的情況來看，《平凡的世界》在讀者中深受歡迎最主要的原因是這部作品對農村生活的真實描寫和主人公(如孫少安、孫少平)艱難奮進的個人經歷在讀者中引起極大的情感共鳴，那些如夢魘般的生活經歷通過一個個精雕細鏤的細節描寫(如“吃飯”的細節、“攬工”的細節、種種“活人”的細節，等等)鉤起有相似經歷者刻骨銘心的記憶[36]。尤為可貴的是，路遙在創作中始終要求自己“不失普通勞動者的感覺”，他不是像“民粹派”、“啟
蒙者”那樣“到民眾中去”，而是“從民眾中來”，他不是為民眾“代言”，而是為他們“立
言”，他自身的形象經常是與筆下的典型人物形象——渾身沾滿黃土但志向高遠的“能人”、“精人”合二為一。以“血統農民”的身份塑造出從中國農村底層走出來的個人奮斗的“當代英雄”，這是路遙對當代文學的獨特貢獻。
以扎實可信的細節創造逼真的現實感，這本就是現實主義作品最基本的魅力所在。路遙與其前輩作家(比如路遙極其崇拜的、堪稱其“文學教父”的柳青)的不同之處在于，他書寫的不是集體的記憶，而是個人的記憶。無論是孫少安辦磚場還是孫少平求學打工，都不再像“梁生寶買稻種”那樣是肩負集體的使命，而只是為了自己更好地“活人”。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作品中，“個人記憶”一直受到“集體記憶”的壓抑，而正是這些被壓抑、被扭曲的“個人記憶”實際上構成了一些“流行革命經典”(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春之歌》)的流行因素，但它一直沒有得到真正自由充分地書寫。在《平凡的世界》之前的“傷痕文學”、“改革文學”中，主人公所負載的仍主要是“集體記憶”，只不過支撐這些“集體記憶”的意識形態系統有所變更。《平凡的世界》是路遙立意創作的一部史詩性的作品，政治斗爭一直是這部作品的大背景和情節主線，但路遙有意讓他的主人公遠離政治旋渦的中心，孫少安、孫少平的成長歷程基本像約翰·克利斯朵夫、于連那樣是在特定歷史環境下個人奮斗的歷程。這種向經典現實主義回歸的努力使“典型人物”從“高大全”中解放出來，成為既扎根于黃土地、又閃耀著“永恒的人性”光輝的“民間原型”，也使“批判現實主義”批判、抗爭的對象從具體的政治制度、社會現實轉移到更廣義、抽象的生活、命運。同時，也使這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具體的時代背景，在中國當代的文學生產環境中獲得了更廣泛的適應性：既以樸實、真實深得讀者信賴，又在被主流意識形態接納的過程中比《白鹿原》等作品順利[37]。
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品不但能創造出逼真的現實感，還能成功地創造一種烏托邦式的意識形態幻覺。《平凡的世界》里那套扎扎實實的現實描寫背后有一種非常光明樂觀的信仰：聰明、勤勞、善良的人最終會豐衣足食、出人頭地、光宗耀祖。書中一個個推動故事發展的情節安排(孫少安、孫少平不斷獲得善人幫助、大人物賞識、潤葉、田曉霞等高干女兒“七仙女式的愛情”)都是基于這種信仰，這給了讀者極大的心理滿足和閱讀快感。如果把《平凡的世界》與《人生》做一下比較就可以看到，《平凡的世界》不僅是細演的人生，更是完美的人生。高加林在事業追求和道德背叛之間的矛盾、“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式怨憤不平在孫少安、孫少平這里消失了。在他們這里，事業成功與道德完善是一致的[38]。他們是“精人”、“能人”，又是最仁義的好人，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化身。有人認為，在《平凡的世界》里，路遙減弱了與現實抗爭的力度，有意調和矛盾[39]。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很難解釋為什么高加林和孫少平同樣得到讀者的普遍認同，創造他們的路遙會得到讀者的一貫信賴。更合理的解釋是，不是路遙變了，而是現實生活的基礎變了。《平凡的世界》寫的是1975年到1985年期間北方農村的變遷史，醞釀、創作于1982年到1988年這6年期間。這段時間內應該說是農村發展的“黃金時代”。土地所有制改革剛剛實行，在饑餓線上掙扎了多年的農民有望過上豐衣足食的好日子。靠政治秩序建立起來的人與人之間的等級關系開始解體，民間倫理重新確立，勤勞者致富，懶惰者受窮，被農村戶口束縛了多年的“能人”“精人”們也有了尋求別的生活機會的可能，高加林的問題有了可能的解決方案。路遙是一位真誠而敏感的作家，他在書中也寫到了一些改革的負面效應，如孩子們不再上學，農民掠奪性地使用土地，
農民的欲望被刺激起來，“共產主義時代”的溫情關系解體……但后來越來越惡化的農民不
堪重負被迫出外打工、社會腐敗和不公現象益發嚴重的情況此時還沒有出現。正是這樣一個相對的“黃金時代”的生活基礎，奠定了這套樸素信仰的“光明內核”：社會雖然有無數的不公正，但通過不屈不撓的艱苦奮斗終能獲得成功和幸福。這套信仰是民間土生土長的，又
合資本主義個人奮斗的精神，它提倡以個人的而非集體的方式改變底層人民的命運，在一個“后革命”的時代正是政府倡導、老百姓普遍接受的主流意識形態。
其實，《平凡的世界》十幾年來魅力不減，而且越來越在讀者的閱讀生活中占據中心位置的原因正在于這種時間上的錯位：當年孫少安、孫少平面臨的生存困境至今在很大程度仍是廣大農村青年現實面臨的困境，對于許多希望憑一己之力拼命向上爬的求學者、打工者來說，他們甚至面臨著更殘酷的生存壓力，而路遙在“相對黃金時代”形成的“黃金信仰”又在一個道德危機的時代為苦苦掙扎著的下層青年帶來了難得的溫暖和有力的撫慰。
也正是這套在特定“黃金時代”形成的“黃金信仰”，使《平凡的世界》在客觀真實性和意識形態的包容性之間達到了極佳的平衡。近幾年來，隨著現代性壓力的有所緩解、文學市場化程度的加深以及“主旋律”的大力提倡，現實主義又回到“強勢”、“主潮”地位。但如果路遙面臨著“現實主義沖擊波”作家面臨著的生活現實，他的作品里還能有如此明朗的“黃金信仰”嗎？抽調了這樣的“黃金信仰”，現實主義作品還能保持常銷書的魅力嗎？答案是不容樂觀的。目前的現實主義作品深為人詬病之處就在于廉價膚淺的人道主義和缺乏批判立場、價值觀念模糊。現實主義作品如果失掉了內在堅實的價值系統，其結果只能向兩個方向發展，一個方向是平面展現、羅列現象，成為新的“問題小說”，如果所寫問題有新聞性，可能成為暢銷書。另一個方向是向主流意識形態靠攏，回到“喉舌”、“工具”的位置，這兩者從“新時期”以來文學的發展軌跡上看都是倒退。這樣看來，路遙當年抓住寶貴的“黃金時光”在回歸經典的道路上一意孤行，所達到的也許是“頂峰”，所留下的可能是“絕唱”。即使如此，作為標尺，《平凡的世界》創下的被廣泛認同的文學模式及其“耐人尋味”的流通方式都可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為同類作品的生產提供一個有多面價值的參照。
作為“現實主義常銷書”的代表作品，《平凡的世界》的文學史價值不僅在于它恪守了現實主義的原則，更在于它發展了現實主義，在向“經典現實主義回歸”的道路上達到了其他當代文學作品未曾達到的高度。雖然經過現代派大規模的沖擊、洗禮，面對劇烈變化了的社會結構，讓現實主義完全地回到經典的道路上已不可能。與在20世紀整個世界范圍內發生的現實主義由經典向現代的轉變一樣，中國當代文學中的現實主義也逐步從經典形態向現代形態發生轉化，在吸收了大量現代主義技巧和文學觀念后形成的“現代現實主義”，理應成為未來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一種主要形態和發展方向。但是對于現實主義的發展在另一個方向上探索的意義和價值，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如果不做出適當的評估和肯定，無論出于何種原因都是有缺憾的。
雖說一部作品主要憑借自身的魅力在一、二代人之間“默默流傳”，這本身就是一種光榮和偉大，但不借助文學史的力量，這樣的光榮與偉大遲早會被歷史長河淹沒得不留痕跡，這對于路遙這樣的作家來說是不公平的，特別是當我們想到，在那個文壇“一窩蜂”地乘坐“火箭”飛離公眾的時代，他甘遭“遺棄”，忠心耿耿地為“讀者上帝”寫作，他以青春和生命寫下的作品曾激勵了那么多的處于逆境中的讀者，而且還必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繼續溫暖人心。
(《小說評論》2003年第1期。《人大復印資料·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2004年第6期全文轉載。收入《2003文學評論·21世紀年度文學評論選》，南京大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心編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7月版。)
[①] 該調查結果及研究分析見康曉光等著《中國人讀書透視——1978--1998大眾讀書生活變遷調查》，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版。現任北京印刷學院出版系主任、在期刊研究界頗有建樹的李頻先生在其力作《期刊策劃導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月版)中，稱贊它是一本“特色鮮明、頗富理論與應用價值的出版文化研究著作”(見22頁)，并將之作為重要參考資料之一。
[②] 被訪者共有1000位，其中500位為街區隨機抽樣訪問，500位為書店、書攤隨機攔訪。調查者認為這樣的抽樣方式可以更準確地呈現出北京人的讀書狀況。
[③]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發表于1986年，但在這項調查中，它在1978-1984年這個階段就被列入提名，這顯然是一個錯誤。這或許是由于提名者將《人生》等路遙其他作品與《平凡的世界》混淆，或許正說明《平凡的世界》對這些提名者的影響非常久遠。
[④] 調查結果《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調查報告》見《廣西大學學報：哲社版》1999年第5期。
[⑤] 作為對比數據，我還在調查中詢問了其他一些當代作家的被閱讀情況，結果是：讀過余華、莫言、阿來、蘇童、馬原、格非作品的分別為10人、9人、9人、7人、2人、1人。而讀過張平、周梅森、張宏森等人“反腐作家”作品的合計為3人。
[⑥] 這兩位同學來自農村的貧困家庭，但另3位也表示“非常喜歡”的同學兩位來自大城市，一位來自小城市，家庭經濟條件為“一般”。在這次范圍有限的調查中，出身背景與對這本書的喜愛程度關系不明顯。
[⑦] 其中康寧同學寫道：“真沒看過路遙作品，但讀完的朋友說很感人，故事很真實很貼心，包含著一種不屈的個性。”
[⑧] 因為不同書籍圖書館館藏套數不同， 為做對比， 只能用平均每套的借閱人次。
[⑨] 這些中學優秀女生鐘愛的書刊還有《讀者》、《青年文摘》、《遼寧青年》、《簡·愛》以及魯迅著作，參見田良臣、劉電芝：《影響優秀女中學生成長因素的調查分析》，《西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9年第6期。
[⑩] 另兩部進入前50名的“新時期”小說是張志揚的《第二次握手》、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環》。參見《“感動共和國的50本書”評選透視》，《出版廣角》，1999年第8期。
[11] 參閱伍旭升：《大轟動——中外暢銷書解秘》，第104頁、179 頁，廣州出版社，1993年6月版。作者對常銷書(他稱為“長命書”)和讀者認同機制的問題進行了富有見地的深入論述。
[12] 筆者所見到的盜版本有4種。一種較高級的“仿正版”，按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3卷本仿制，售價為30元(書上標價為64元)。一種為假冒“云南人民出版社”的1卷本，字型很小，但印刷質量尚好，售價大約12元。還有兩種假冒“內蒙文化出版社”和“時代文藝出版社”的1卷本，紙張、印刷質量都極粗劣，售價大約7至10元。據書攤老板介紹，30元的那種購者多為城市居民，后幾種的購者主要是打工者。
[13] 該書“華夏版”責編陳澤順先生表示，這部書的正版發行一直深受盜版書的困擾，盜版盛行是其正版印數不高的主要原因。據他估計，盜版至少有十幾個版本，盜版總數在40——50萬套之間。材料來源：筆者于2002年8月26、27日對陳澤順先生進行的采訪，經陳先生審核，同意引用，下稱《陳澤順訪談錄》。
[14] 參見[法]皮埃爾·布迪厄(PierreBourdieu)：《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第181頁，劉暉譯， 中央編譯2001年3月版。
[15] 參見[法]皮埃爾·布迪厄(PierreBourdieu)：《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第180-181頁，劉暉譯， 中央編譯2001年3月版。
[16] 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組織，專家投票選出。一直十分推崇路遙的朱寨擔任“終評委員會”的兩名主任之一。
[17] 參見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平凡的世界〉創作隨筆》，陳澤順選編：《路遙小說名作選》，第513頁，華夏出版社，1995年6月版。
[18] 我的感覺不是特殊的，我詢問過不少中文系的教師和學生，很多人表示知道這部作品但沒有好好看過，并對我所介紹的該書流行情況感到驚訝。
[19] 有關經典(canon)和審美領導權(aestheic hegemony)的概念和分析請參閱陳曉明：《經典焦慮與建構審美霸權》，《山花》，2000年第9期。
[20] 在一些書寫體例相對傳統、影響范圍相對“地方”的文學史中，如王慶生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9月版) 、金漢、馮云青、李新宇主編的《新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杭州大學出版社，1993年1月版)，對《平凡的世界》有所論及，但基本是內容介紹及其獲“茅盾文學獎”的情況，對其在讀者中的廣泛影響力沒有特別關注。另外，田中陽、趙樹勤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7月版)和陳其光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暨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8月版)也都沒有提到路遙。
[21] 參見何啟治：《文學編輯40年》，第73-7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5月版。
[22] 像《平凡的世界》這樣的作品按常規至少需要3位以上的資深編輯認真審讀后才可以表態。參見何啟治：《文學編輯40年》，第7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5月版。
[23] 見何啟治：《文學編輯40年》，第7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5月版。
[24] 《平凡的世界》出過多種版本。最初由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1986年)，后又由北京華夏出版社出版(1994年)，1999年以后，版權又轉入《經濟日報》和陜西旅游出版社。另外，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5卷本《路遙文集》、廣州廣州出版社和太白文藝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路遙全集》都包含《平凡的世界》。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獲得路遙家屬一次性授權，印刷1萬冊《平凡的世界》。陳澤順先生認為，這部書版權的頻繁轉移，也是造成多種盜版本流行的原因之一。材料來源：《陳澤順訪談錄》。
[25] 參見何啟治：《寫作未必和市場的回報成正比》，《傳媒》，2002年第2期。
[26] 筆者在北京大學數學班進行的調查顯示，16位讀過《平凡的世界》的讀者中，14位曾經接受他人推薦。中央電視臺曾拍攝過14集同名電視連續劇，對擴大傳播產生一定影響，但從筆者所看到的調查情況來看，影響有限。
[27] 見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平凡的世界〉創作隨筆》，陳澤順選編：《路遙小說名作選》，第465頁，華夏出版社，1995年6月版。
[28] 參閱李躍紅：《理想價值的極地之光 ——論〈穆斯林的葬禮〉及在當前文學中的意義》，《云南學術探索》1995年第5期。唐韌等人所發表的《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調查報告》也顯示，在“讀者最喜愛的作品”中，《穆斯林的葬禮》居第二位，僅次于《平凡的世界》，見《廣西大學學報：哲社版》1999年第5期。
[29] 《平凡的世界》“華夏版”責編陳澤順先生是路遙的大學同學和多年好友。他認為，該書1991年獲得茅盾文學獎有偶然性，與“89風波”有直接關系。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一部分比較“講政治”的評委認為這是一部正正經經的現實主義作品，而比較“講藝術”的評委認為，這畢竟不是一部“政治化”的作品。雙方評委在這方面達到了一致。如果不是特殊的政治事件改變了文壇的標準傾向，這部作品未必能獲此殊榮。材料來源：《陳澤順訪談錄》。
[30] 茅盾文學獎評選辦公室負責人牛玉秋在接受采訪時曾說：“雖然有各種各樣的議論，但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作品一直是暢銷的，說明讀者還是歡迎的。這句話我不知對來采訪者說過多少遍，但不知什么原因，沒有一家媒體刊登出來。”見徐林正：《茅盾文學獎背后的矛盾》，《陜西日報》，2000年6月23日。
[31] 參見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平凡的世界〉創作隨筆》，陳澤順選編：《路遙小說名作選》，第464-465頁、第469-470頁，華夏出版社，1995年6月版。
[32] 參見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平凡的世界〉創作隨筆》，陳澤順選編：《路遙小說名作選》，第467-468頁，華夏出版社，1995年6月版。
[33] 參見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平凡的世界〉創作隨筆》，陳澤順選編：《路遙小說名作選》，第464-465頁、第464-466頁，華夏出版社，1995年6月版。
[34] 有關論述參閱於可訓：《在經典與現代之間 ——論近期小說創作中的現實主義》，《江漢論壇》，1998年第7期。
[35] 見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平凡的世界〉創作隨筆》，陳澤順選編：《路遙小說名作選》，第464-465頁、第464-頁，華夏出版社，1995年6月版。
[36] 比如在關于茅盾獎獲獎作品的調查中就有讀者表示，《平凡的世界》是“我生活的寫照”。見《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調查報告》，《廣西大學學報：哲社版》1999年第5期。
[37] 《白鹿原》的終審負責人何啟治先生認為，該書出版以后之所以在一段時間內受到“莫名其妙”的待遇，主要是因為書中的某些政治、歷史觀念與長期以來形成的教條化、簡單化的文藝政策發生了沖突。資料來源：筆者于2002年8月20日對何啟治先生進行的采訪。采訪記錄經何先生審核，同意引用。
[38] 王大進于《當代》2000年第5期發表的長篇小說《欲望之路》也以傳統的現實主義筆法講述了一個“高加林進城以后”的故事，被認為是“《人生》的延續和深化”(參見聞立：《現實主義——道路依然寬廣》，《當代》，2000年第6期)。但在主人公鄧一群身上，事業成功和道德完善是背道而弛的。這樣的人物雖然體現了“直面慘談人生”的現實主義真實性，但由于沒有成功地制造意識形態幻覺，很難得到讀者的深切喜愛和自愿認同。
[39] 參閱邢小利：《三個半作家及三個問題》，《陜西日報》，1996年1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