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文藝與哲學關系的斷想(仲呈祥)

　　【文論之苑】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精辟地指出：“哲學社會科學是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動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其發展水平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思維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質，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文藝乃人類以審美方式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即把握世界的活動，這個過程中彰顯出的思維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質，都與哲學密切相關，甚至受制于哲學。這是因為，哲學總攬全局，哲學通，一通百通。哲學是人類的智慧學、明白學，是關于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一門總的學問。研究文藝就是研究其審美方式，審美的學問即美學，亦即文藝哲學。唯其如此，文藝大家必然也是善思想、通哲學的行家。

　　一

　　先說思維能力。文藝創作能力主要是創作主體的審美思維能力。這種思維能力，必須植根于創作者的生活積累、情感積累、思想積累和文化積累，必須堅持以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美學觀與辯證法為導引和內在驅動力。為什么匡正了把文藝簡單地從屬于政治、以政治思維取代審美思維的錯誤傾向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又出現了一種籠統地把文藝從屬于經濟、以利潤思維取代審美思維，一切唯票房、唯收視率、唯點擊率、唯碼洋即唯經濟效益是從的錯誤傾向呢？這種忽左忽右、好走極端、趨從時尚、心無定力的思維歧途，病根便在哲學。要從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的高度，真正弄懂弄通文藝乃是人類以審美方式把握世界的獨特創作，它與人類以經濟的、政治的、歷史的、宗教的、哲學的方式把握世界是相輔相成、互補共存，但決不可彼此替代的。這就需要我們從哲學層面上學會以執其兩端、取法乎中、兼容整合、全面辯證的和諧思維，去取代過去長期影響制約我們的二元對立、非此即彼、好走極端的單向思維，實現哲學思維領域里的一場深刻變革。再如，從一定意義上講，哲學就是人類思維的一門學問。哲學思維聚焦于人類與世界的關系。而文藝說到底也是一門人學，它也聚焦于人，強調要描寫人、表現人、服務于人。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首先要解決好為什么人的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這兩者在內在指向上完全一致。所以學好弄通哲學，文藝才能真正以人為本。

　　二

　　次說精神品格。文藝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旨在堅守人類獨特的精神家園。中華民族哲學史上，從先秦子學到兩漢經學，從魏晉玄學到隋唐佛學，從儒釋道到宋明理學……經歷了一次次學術繁榮時期，孕育出儒、釋、道、墨、名、法、陰陽、農、雜、兵等學說，各家程度不同，但均含哲學意蘊，都作用于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從不同方面滋潤了中華民族的審美優勢、審美風范和美學精神。從區別于西方哲學“主客二分”的中華“天人合一”哲學滋生的“美是和諧”，從區別于西方宗教把希望寄托于上帝的中華儒道的人生哲理派生的“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審美理想，從區別于西方古典美學的寫實主義的中華藝術“貴在似與不似之間”，到“講求托物言志、寓情于理，講求言簡意賅、凝練節制，講求形神兼備、意境深遠，強調知、情、意、行相統一”……這諸多方面，都雄辯地證明中華藝術的美學精神和審美風范與中華哲學的內在聯系淵源甚深。這是中華民族審美創造對人類美學的獨特貢獻，也是中華民族精神品格的藝術顯現。“為學之道，必本于思。”以研究西方黑格爾哲學起家、晚年又鐘情于研究中華哲學的北京大學95歲高齡的著名哲學家張世英先生，立足中國，借鑒西方，珍視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他近年針對市場經濟條件下物欲橫流精神滑坡，旗幟鮮明地提出“美指向高遠”的重要命題，針對低俗化、媚俗化、庸俗化的世俗欣賞情趣泛濫，針鋒相對地強調“美感的神圣性”。這極有見地，應當引起我們重視和深思。

　　三

　　再說文明素質。以文化人，以藝養心，是中華民族優秀的文明傳統。寧靜致遠，和諧求美，是中華民族可貴的文明素質。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人的哲學，認為環境塑造人，人也改造環境，認為任何精神生產(文藝創作當然包含在內)在生產自身的同時也在生產自身的欣賞對象。因此，文藝創作堅持唯物辯證法，就必須堅持把服務群眾與教育引導群眾、把適應需求與提高素養結合起來，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導下普及；切勿只講適應，不講提高，甚至一味迎合，趨時媚俗。一段時期以來，正是因為有人在哲學上背離了范疇學和邏輯學的基本法則，一方面把本來不在同一邏輯起點上的思想性、藝術性與觀賞性放在同一范疇里，作出并不科學的判斷。另一方面又把本應在接受美學范疇里解決的觀賞性矛盾推到創作美學范疇去解決，逼文藝創作者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面對審美素養下滑的受眾和被功利污染了的鑒賞環境去占領市場，迫不得已只能迎合市場、放棄引領，結果愈迎合受眾素養愈被敗壞，鑒賞環境愈糟糕，而素養愈低下的受眾和愈糟糕的環境，又勢必反過來刺激一心謀利、缺乏文化自覺的創作者生產思想藝術品位更低劣的產品。于是，精神生產與文化消費、文藝創作與鑒賞的二律背反即惡性循環由此產生。出現這種怪圈，難道不正是哲學思維上的病癥？只有根治哲學思維上的這種病癥，才能走出這種怪圈，真正營造出深刻而不膚淺、沉穩而不浮躁、幽默而不油滑、高雅而不低俗的社會文化氛圍和鑒賞環境，令每位國民身處其中，便不由自主地受到靈魂的洗禮、精神的升華和文明素質的提升。

　　四

　　習近平總書記號召我們“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要強化繼承性與民族性、原創性與時代性、系統性與專業性。所有這些，都理應成為我們構建中國特色文藝科學的指導方針。習近平總書記還專門引述了毛澤東同志1944年就說過的一段十分精彩的話：“我們的態度是批判地接受我們自己的歷史遺產和外國的思想。我們既反對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對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們中國人必須用我們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并決定什么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里生長起來。”毋庸諱言，在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科學的偉大實踐中，確實已經出現了如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批評的那種“以洋為尊”“以洋為美”“唯洋是從”，把作品在國外獲獎作為最高追求，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東施效顰，熱衷于“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歷史化”“去中國化”“去主流化”那一套危險傾向，數典忘祖、生搬硬套西方文論來裁剪、闡釋和誤導今日之中國文藝實踐，這“絕對是沒有前途的！”譬如，百余年的中國電影本來有過上世紀40年代以《一江春水向東流》《八千里路云和月》《烏鴉與麻雀》《小城之春》等為代表的左翼文藝運動影響下的進步電影歷史傳統，有過新中國以《女籃五號》《青春之歌》《紅旗譜》《李雙雙》《紅色娘子軍》《我們村里的年輕人》等為代表的共和國的人民電影歷史傳統，也有過新時期以《人生》《天云山傳奇》《巴山夜雨》《人到中年》《野山》《黑炮事件》等為代表的與改革開放的時代同脈搏、與人民解放思想的潮流同呼吸的現實主義的歷史傳統。但是，令人憂慮的是，如今贏得高票房的某些影片，卻并未繼承弘揚中國電影的優秀歷史傳統和文化積淀，而是忽視中國國情，走了一條西方類型片的創作道路。這正是因為在哲學層面的創作思維丟掉了“各美其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是拾西方類型片之牙慧，談不上真正“美人之美”，更難以談得上“美美與共”。

　　(作者為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