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主義魅力何在(張江 雷達 白燁 黃發有 葉梅)

　　對話人：張 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教授)

　　雷 達(中國小說學會會長、批評家)

　　白 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批評家)

　　黃發有(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批評家)

　　葉 梅(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作家)

　　核心閱讀

　　現實主義總是承認人和世界的客觀性，總是力圖按照世界的本來面目再現或表現世界，總是強調人類理性的能動的力量，也因此，它更重視包括人在內的環境的作用，并重視人的社會性

　　關于現實主義，有偏嚴與偏寬兩種理解：偏嚴的，持守現實主義“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真實性、客觀性與典型性；偏寬的，則強調富含人文主義內核的社會性、真實性與向上性統一的基本精神

　　現實主義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來源于它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所形成的發展和修正機制

　　現實主義只有表現生活的復雜性、深廣度與多樣化，才能具有生生不息的動力與活力。現實主義的開放性與多樣性為現實主義帶來創新的活力

　　張江：毋庸諱言，當前，在各種新思潮、新觀念的沖擊下，少數作家、藝術家不再愿意談論現實主義，也不希望自己的創作被貼上現實主義的標簽。究其原因，他們認為現實主義意味著保守和落后，不夠時尚，不夠新潮，不夠抓眼球。那么，現實主義真的過時了嗎？在今天的文藝創作中，它還有沒有生命力？我們還能不能理直氣壯地談論現實主義？

　　生生不息，常寫常新

　　雷達：現實主義是人類藝術地把握世界的最古老、最普遍，同時又常在常新的一種基本創作方法、原則和精神。現實主義有其質的規定性，它總是承認人和世界的客觀性，總是力圖按照世界的本來面目再現(或表現)世界，總是強調人類理性的力量、能動的力量；由于它對人和世界客觀性的肯定，它更重視包括人在內的環境的作用，并重視人的社會性。

　　由于現實主義在藝術創作的過程中，以無限廣闊的客觀現實為對象、為依據、為源泉，并以影響現實為目的，它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都以自己的方式反映著客觀的生活現實與人們的心理現實，并推動著人們更好地認識和改變現實，從而發揮了自己獨特的能動作用，也使現實主義文學之樹常青。

　　從當代長篇小說來看，60多年來波瀾壯闊的創作演進，就顯示出了以現實主義為主導的基本走向。在不同時期，社會反響甚大的重頭作品，人們耳熟能詳的杰作力構，也多出自現實主義文學一脈。如“十七年”時期的“三紅一創”“青山保林”等。從新時期到新世紀，在各種力量的推動下，長篇小說更是獲得長足的發展，每年都以數以千計的數量增長，但叫得響、傳得開的，也多是葆有現實主義血脈的作品，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塵埃落定》《長恨歌》《秦腔》《額爾古納河右岸》《黃雀記》等等。可以說，現實主義生生不息，常寫常新，使文學百花園枝繁葉茂，花團錦簇。

　　最近也最有力的一個例證，是由《平凡的世界》小說的熱銷和電視劇的熱播形成的“路遙熱”，它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現實主義依然有著巨大的影響力與強盛的生命力。路遙曾不無幽默地說：“當別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國這盤菜的時候，我并不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飯而害臊。”事實上，現實主義的《平凡的世界》，現實主義之于路遙的這部作品，與其說是手法在起作用，不如說是精神在起作用。人生是一場奮斗，如何活得有筋骨、有精氣神，在困難乃至苦難面前不低頭、不屈服，保持對真善美的追求、對理想人格的追求、對人生意義的追求，是每一個人必須面對的課題。路遙筆下既卑微又驕傲，既平凡又剛毅的主人公們，能給青年讀者以沉思、勇氣和鼓舞，給行進者以精神的滋養。這就是《平凡的世界》20年來一直受到青年讀者喜愛的主要原因。

　　燭照現實，貴在精神

　　張江：為什么現實主義文學能常在常新？我認為，這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由現實主義所倡導的理念決定的。文學藝術，歸根到底，是人類把握世界的一種方式，換言之，是人類處理自身與現實關系的一種方式。而現實主義最本質和最鮮明的特色，恰恰是對這種關系的強調。

　　白燁：現實主義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在上世紀80年代初中期，關于現實主義問題，就曾開展過為期數年的熱烈爭論與討論。而我們所說的現實主義，是聯系著中國的社會文化現實，對應著中國新文學以來的創作，跟歐美的批判現實主義、俄蘇的批判現實主義，實際上是剝離開來的，是內涵與外延都不相同的兩個概念。簡要地說，關于現實主義，有偏嚴與偏寬兩種思路的理解。偏嚴的，在內涵與方法上都持守現實主義的原本要旨，即“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真實性、客觀性與典型性；偏寬的，則主要強調富含人文主義內核的社會性、真實性與向上性統一的基本精神。

　　我贊同要持守現實主義精神的說法，這一說法要比僅僅在手法上去理解現實主義顯得更有彈性一些。現實主義精神，我理解就是人文性與人民性的合而為一，秉持文人的操守與良知，堅持為生民鼓呼與代言，有這樣的胸懷與職守，是至為重要的。只有具備了這種現實主義的精神立場，才能在創作中做到“植根現實生活，緊跟時代潮流”，“順應人民意愿，反映人民關切”，使作品具有屬于這個時代的標志性與辨識度。

　　而與這樣一個較高的要求比照，我們的不少作家都有不小的差距。其中最為明顯的問題，一是缺少嚴謹認真的藝術態度，二是缺少燭照現實的理想精神。從而使作品在追求所謂的“真實”中，或目光短淺，看不到遠處，或眼光低俗，滿眼都是灰暗。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現實主義作家自身的現實主義造詣，尤其是現實主義精神。

　　當前，多變而多彩的社會生活，多樣而多元的文學手法，使得作家的選擇和作品的寫作獲得了極大的自由，充滿了諸多可能。但在怎樣看取生活，怎樣塑造人物，怎樣表達情感，怎樣傳揚精神上，依然有著高下之分、輕重之別。在我看來，最有分量和最有價值的文學，應該是直面人生、直指人心，具有現實主義精神的文學。這種基于現實主義精神的寫作，不僅為時代所需要，也為讀者所喜歡。

　　與時俱進，守正出新

　　張江：現實主義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也來源于它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所形成的發展機制和修正機制。事實上，今天現實主義創作所呈現出來的樣態，以及人們對它的理解，已經與最初的現實主義乃至傳統現實主義有了很大不同。這種發展中的調適和拓展，保證了現實主義始終葆有獨特的魅力。

　　黃發有：首先，深厚的精神傳統為現實主義帶來豐富的滋養。從杜甫的詩歌、關漢卿的雜劇到曹雪芹、吳敬梓的小說，都以文學的形式深刻反映現實，成為歷史的見證。而“五四”時期以魯迅為代表的現實主義傳統，更是不斷地激勵當代作家直面現實。這種深厚的現實主義傳統，積淀在國民的思維模式和審美習慣中，深刻地影響了一代代的讀者和作家，推動他們在傳承中創新，為現實主義開辟新的領地。

　　其次，現實主義文學與時代共同呼吸。對時代感和現實性的強調，使得現實主義文學具有一種介入性與親歷性，一個作家以自身的生命來見證時代與現實，從不同側面來揭示現實和真相，這種寫作的在場感顯得質樸而厚重，往往具有一種直逼人心的魅力。作家對形式的探索能夠發掘文學的獨特魅力，但逃避現實的形式游戲只會抑制文學的內在活力。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消費文化盛行的語境下，一些深刻反映歷史和現實的優秀作品彰顯了其獨特魅力。陳忠實的《白鹿原》、李銳的《舊址》、王安憶的《長恨歌》、阿來的《塵埃落定》等優秀作品，遵循著現實主義原則，但又突破了現實主義的框框，既凸現了現實的深層意義，又在更加寬廣的背景上將記憶與現實、傳統與現代、情感與哲思混合成一個矛盾的復合體，在審美建構上達到了整體象征的效果。而且，這些作品改變了傳統現實主義對外在描述和外部沖突的依賴，注重探索歷史、社會、文化背景中人的精神世界的內在沖突，通過人的靈魂的折光來呈現外部世界的復雜性。

　　再次，現實主義的開放性與多樣性為現實主義帶來創新的活力。現實主義只有表現生活的復雜性、深廣度與多樣化，才能具有生生不息的動力與活力。作為與先鋒文學差不多同時出現的文學潮流，新寫實小說是對先鋒文學偏重形式探索的補充，它在總體傾向上繼承了現實主義的傳統，同時又吸納了法國自然主義與新小說的某些表現手法，這類作品對于凡人瑣事的關切，成為藝術地反映當時世道人心變化的精神窗口。盡管新寫實小說也有其審美的局限性，但其開放性姿態卻給現實主義帶來有益的啟示。在當代文學史上，那些真正有獨特建樹的現實主義作家，往往能夠突破既有的文學成規，從而開拓新的文學可能性。

　　腳踩大地，心系現實

　　張江：文藝創作不是純粹技法的演練。歷史上千千萬萬的經典名著，沒有一部是單純依靠技法躋身經典之列的。除了形式因素，更重要的是作品與現實對話的能力。我們當前的一些作家、藝術家，往往在“怎么寫”上費盡思量，但對現實的熟悉程度、把握能力明顯不足。從這個意義上說，回到現實，回到現實主義，應該是一種適時的呼喚。

　　葉梅：隨著各種流派各種手法相機而生，中國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曾一度遭到冷遇，但當我們在越來越沸沸揚揚、紛紅駭綠之時，卻重新感受到現實主義的生命力所在。它是一眼望不到邊的海洋，是無比寬闊的高天厚土，能成就文學最為需要的原創性(包含獨創性)以及人性最為真實和微妙的呈現。

　　文學的原生態只能來源于作家對生活的獨特感知。我初學寫作的第一篇小說，正是現實生活的催動。當年到鄉村插隊，感受到農民的辛勞與生存的艱辛，尤其是那些美麗健壯或粗糙蒼老的女人，那些渾身汗腥、心懷夢想、頑強如草、代代延續的女人……她們是我在生活中所熟悉的，我只是用筆將她們記錄下來。

　　面對世界，我們所能知道的是地球變得越來越小，人類像鳥兒一樣在空中飛來飛去，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卻似乎越來越大。我曾經設想，比如工人，它的內涵和外延究竟有了什么變化？他們就在我們身邊的工地上勞作，但咫尺天涯，他們的生活和內心對于我們來說，是一個陌生的世界。又比如農民，我們吃著他們種出的糧食，可以想象這些發亮的米一顆顆從他們手上滑過的情景，但不知道過去用翻斗打糧用石缸裝水用背簍運輸，現在又究竟是如何從種到收？一畝糧食需要多少投入又能得到多少收獲？他們有沒有合作醫療？孩子能上到幾年級？

　　在人類社會越來越豐富多彩也越來越復雜多元的今天，文學應該怎樣面對這樣一個遼闊和陌生的世界？如果文學有一天不能真實和痛切地反映人們的內心世界和外部世界時，文學的出路又在哪里呢？所謂文學“邊緣化”究竟是一種懶惰的逃遁還是一種空虛的無奈？所謂“市場化”是一味地迎合、甘愿做奴隸還是自覺地有所選擇？所謂“自我”是躲避在象牙塔里的自我欣賞還是真正的解剖自我，進而以個人方式與世界融合？

　　作為一個寫作者，我不得不問自己。

　　張江：習近平同志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現實主義之所以歷百年而不衰，就是因為它在千百條創作方法、創作規律中把握住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一條，始終腳踩大地，心系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