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文學，一聲沉重嘆息

▲高爾基三部曲是中國中學生必讀的經典名著。

▲以翻譯《托爾斯泰小說全集》聞名的草嬰。

▲布羅茨基被認為是“白銀時代”最后一個傳人。

▲阿列克謝耶維奇繼承了俄羅斯文學現實主義傳統。

新版《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銷量尚可。

　　93歲老翻譯家草嬰先生于10月下旬去世，本月初舉辦了遺體告別儀式。作為翻譯托爾斯泰作品全集的杰出譯者，草嬰逝世的消息，也讓俄羅斯文學回歸公眾的視野，令人想起那個翻譯的黃金時代，想起俄羅斯文學曾經在中國掀起的閱讀熱潮。

　　俄羅斯近現代文學影響了中國幾代人，也深刻影響了中國文學創作。但近些年來，俄羅斯文學在中國讀者中漸漸失去了光芒，從黃金時代走向邊緣，不再那么受人追捧，也不由令人為之嘆息。

　　被俄蘇文學喂養的饑餓青春

　　文 化評論家解璽璋至今清晰記得，“文革”期間他在工廠閱讀俄羅斯文學的狂熱勁兒。那時他是北京化工二廠的一名年輕工人，有一次從朋友那兒借到一本俄羅斯小 說，人家只允許借閱一天，當晚他挑燈夜戰一口氣讀完。第二天早上繼續上班，從酒仙橋坐公交車到大郊亭。由于一宿未睡，他在車上睡著了，到了目的地錯過了下 車，以致公交車又把他拉了回去。那天，他上班遲到了。

　　“當時我讀了很多俄羅斯文學作品，像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復活》、萊蒙托夫 的《當代英雄》、契訶夫的小說和屠格涅夫的散文，都是那時候讀的。”解璽璋回憶，這些俄羅斯文學作品都是“文革”前出的書，身邊周圍有一大幫出身知識分子 家庭和干部家庭的朋友，他們有機會弄到這些書，相互偷偷傳閱。上班的時候，他們的任務是看儀表，坐著說話的時間比較多，彼此就會聊最近看了什么書。

　　在 那個精神食糧極度匱乏的年代，解璽璋感嘆大家是逮到什么書就看，沒那么挑剔。他看到的俄羅斯文學作品大多出版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本身紙張就不好，大家傳 閱得多了，書邊都卷了起來，中間甚至被撕裂。他還記得，普希金的詩在年輕人當中很流行，很多朋友會在日記本里抄詩，尤其是愛情詩。他還在工廠宣傳部幫忙， 有機會去王府井內部書店買一些“灰皮書”，大多是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文學作品，供當時批判蘇聯修正主義所用。

　　進入上世紀八十年代， 俄羅斯文學在年輕學生中也很盛行，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著名批評家張檸就是在那時讀了大量俄羅斯文學作品，并對他的人生道路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原先讀的是地 質專業，畢業后進入野外地質隊，每天騎自行車翻山越嶺，野炊、住帳篷、勘探，一干就是十年。他對野外地質生活毫無興趣，白天魂不守舍，晚上靠讀文學來安 慰。

　　“年輕時很苦悶，覺得人生很灰暗很沒有意義。當時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窮人》《白夜》，感到非常震撼。小說里小人物的生活也很灰 暗，過得那么慘，卻能夠把人生意義建立在對他人的愛的基礎上。”張檸動情地回憶，這對自己的心理影響很大。后來，在作家格非的引見下，他結識了華東師范大 學俄羅斯文學專家倪蕊琴。他守候在老太太下課的路上，攔住她談了一個多小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倪蕊琴對他說趕緊回去復習外語吧。后來張檸成了她 的研究生關門弟子，專業也變成了俄羅斯文學。

　　中國俄羅斯文學研究會會長劉文飛也是在八十年代讀的大學俄語系。他說，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蘇蜜月時 期，中國引進了大量俄蘇文學作品，上世紀六十年代中蘇關系交惡，俄蘇文學不再公開傳播，直到“文革”結束后，俄羅斯文學在中國重新涌出地面。他覺得那是一 個瘋狂閱讀的時代，對外國文學的閱讀更是瘋狂，“整個社會都有一種饑渴感，去新華書店買書經常要排隊。幾年之間出了數千部外國文學，其中一半是俄羅斯文學 作品。”

　　年輕人愛閑適不愛厚重文學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輝煌的時期，俄羅斯文學已悄悄走下坡路，西方現代派文學此時也大量涌入中 國，更加受到年輕人的喜愛。張檸記得，他在華東師大讀研時，同學們都在讀現代派作品，覺得俄羅斯的古典作品太長、太沉悶，一聊俄羅斯文學就認為是老古董。 卡夫卡、福克納、馬爾克斯等人的名字，取代了普希金、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俄羅斯作家，成為年輕人的心頭所好。

　　解璽璋的閱讀興趣也發生了轉 移，從俄羅斯文學轉移到電影理論、美學類的書。“俄羅斯文學對我的影響不是太大，但車爾尼雪夫斯基、別林斯基等人的文藝理論對我影響很大，對分析文藝作品 有很大幫助。”他說，現代派文學以歐美為主，蘇聯時期很少誕生現代派作品，大家的注意力轉移到了現代派先鋒文學、電影和戲劇，俄羅斯文學的熱度已經降下來 了。

　　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文學大環境大不如從前，俄羅斯文學更是迅速衰落，迄今沒有什么起色。其間，在蘇聯解體后，曾經被禁錮的一批文學 作品浮出水面，之后也被引進了中國，掀起一陣“俄羅斯白銀時代”的文學小熱潮。劉文飛其時和朋友們策劃了一套“白銀時代”的作品，這些作品都是俄羅斯現代 派文學，頗受到一批年輕人和知識分子的青睞。像帕斯捷爾納克、阿赫瑪托娃的作品，很受國內知識分子的推崇。

　　“白銀時代作品熱過一陣之后，大 家不再關注俄羅斯文學。”張檸深有感觸，現在他給學生推薦俄羅斯文學，讓他們看19世紀古典作品，學生們大多反映讀不下去，從中收獲感動的更少，只有個別 的學生喜歡。在他看來，現在的年輕人跟世界的關系不像自己當年那樣緊張，即使有點不適感，聽音樂、看電影之類就能治愈。他們喜歡優雅、閑適的東西，可選擇 的文化產品太多，不喜歡沉重的俄羅斯文學。

　　俄蘇文學曾經深深影響了中國作家，如今形勢也發生了改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李建軍說，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作家或多或少都受到蘇聯文學的影響，比如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山鄉巨變》都是如此，柳青的《創業史》也受到《被開墾 的處女地》的啟發。但放到今天，他覺得蘇聯文學對中國的負面影響更大，偏離了俄羅斯文學傳統，“像《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奉行的是斗爭哲學、仇恨情緒，這類 作品卻被我們當成了經典。”

　　正是對蘇聯文學的反感情緒，使得今天不少年輕作家對俄蘇文學形成僵化印象，進而喪失了興趣。90后作家陳少俠的 父親很喜歡俄羅斯文學，家中收藏了很多書，常常給搞創作的兒子推薦托爾斯泰的作品，但兒子壓根兒讀不下去。“俄蘇文學更強調集體主義傳統，我們更喜歡個人 主義的東西，我們如今在大城市里生活，更關心私人化風格的作品。”陳少俠坦言，喜歡寫作的同齡朋友坐一塊兒，大家聊的是村上春樹、卡佛等日美作家，沒有人 提起托爾斯泰、屠格涅夫，不喜歡俄羅斯文學那種傳統現實主義寫法。

　　俄語文學譯者縮至二三十人

　　劉文飛兩周前還去了一趟俄羅斯， 普京給他頒發俄羅斯友誼勛章，以獎掖他多年來在文學翻譯上的貢獻。從1983年第一次在雜志上發表翻譯作品，他從事俄語文學翻譯已有三十多年。事實上，國 內像他這樣的俄羅斯文學翻譯家，已經屈指可數。隨著俄蘇文學在中國的傳播影響趨弱、草嬰先生的逝世，俄羅斯文學翻譯界更見凋零。

　　在劉文飛看 來，俄羅斯文學翻譯家大致可按代來劃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魯迅、曹靖華等人是第一代，草嬰算是第二代，然后是五六十年代留蘇回來的那一批大學生，改革開 放以后上大學的可算第四代，但有的人可能跨越好幾代。真正的職業俄語文學翻譯家只有兩個人，那就是草嬰和汝龍，前者以翻譯托爾斯泰作品最為聞名，后者以翻 譯契訶夫的小說著稱。

　　說起草嬰、汝龍當年的翻譯稿酬，劉文飛用“億萬富翁”來形容。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草嬰靠稿費就能過人上人的生活，一本 書能得稿酬一萬元，可以買一座四合院。當時一般工人每月工資也就十幾元錢左右，擁有一萬元相當于今天的億萬富翁。但這樣的好日子不會再有了。從上世紀八十 年代直到今天，俄語文學翻譯家都是業余的，可能是大學老師、研究人員或編輯，要是完全靠翻譯稿費，沒法維持體面的生活。

　　“現在翻譯一本書也 就兩三萬元的酬勞，花一年時間才掙人家一個月的工資，擱誰身上也不愿意干。”劉文飛無奈地說，當年跟他一起做文學翻譯的朋友，其中很多人后來都轉行了，有 的經商、有的出國、有的當官，堅持下來干翻譯的沒幾個。翻譯著作還不算科研成果，大學老師還要寫論文，完全是因為喜歡文學才來翻譯的，不計較酬勞，只是享 受翻譯過程中的愉悅感。

　　目前國內能讓人放心的俄語文學譯者，可能也就二三十人，年輕的譯者更少，出現了代際斷層。今年白俄羅斯作家阿列克謝 耶維奇獲諾貝爾文學獎，其作品去年被磨鐵圖書公司獨家引進。編輯陳亮坦率地說，當初找合適的翻譯家很困難，老一輩翻譯家大多不愿接活，年輕人也沒發現拔尖 的。最后幾經輾轉，他才聯系上老翻譯家高莽和鳳凰衛視資訊臺執行總編呂寧思等人。“俄羅斯文學翻譯缺少民間譯介力量，參與的年輕人比較少，跟日美文學翻譯 沒法比。”

　　俄羅斯文學現在已經變成一門小語種文學，一年也就出二三十本作品，譯介的數量很有限。這在劉文飛看來已經不錯了，他對俄羅斯文學 翻譯并不那么悲觀。“文學今天只是愛好者喜歡，一幫知音在做這個事情，小圈子的事情不可能太大眾。”他看得比較開，表示每年俄語系畢業的博士生有幾十人， 其中能有一兩個人參與文學翻譯就能延續這個行當。

　　年輕人要真正成為行內的翻譯家，關鍵需要有機會，能讓他們的譯作順利出版。劉文飛舉例說， 跟法國在海外極力推廣本國文學相比，如今俄羅斯也加大了推廣力度，設立基金會對譯介俄羅斯文學進行資助，這對翻譯家來說也是一個福音。不過，像草嬰那樣靜 下心來翻譯數百萬字的皇皇巨著，在今天也幾乎不可能出現了。

　　當代作品印五千冊都賣不動

　　在國內外國文學出版社中，上海譯文出版 社曾是一個重鎮，推出過眾多俄羅斯文學經典作品。但就在去年，該社最后一個俄語文學編輯吳建平退休了。而在最興盛的時期，上海譯文有七八個俄語文學編輯， 如今相關編輯已是一個空白。這種情況在國內出版行業并不鮮見，類似人民文學出版社還能保留一個俄語文學編輯，已經非常罕見。

　　俄羅斯文學如今 的出版行情，與昔日形成鮮明的對比。上海譯文副總編輯吳洪說，上世紀八十年代，該社出版的外國文學譯本，一天能賣一萬冊，其中一部作品賣十幾萬冊、數十萬 冊的挺多。一本書出來首印就是一萬冊，還要加印好多次。如今呢，一部俄羅斯文學作品印五千冊，能不積壓就不錯。新書很少出，所以也不需要俄語文學編輯。

　　現 在出版社重印的還是俄羅斯文學經典作品，只是重印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高爾基等人的作品。“我們有二十多種俄羅斯文學經典作品，不 是暢銷書，算是常銷書，像高爾基的自傳體三部曲，中學生都會看。”吳洪說，今年初推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已經賣了五千套，超出了預期。至于當代俄 羅斯文學作品，出版社基本上已經放棄。

　　“以前書稿多得看不過來，我們自己也參與翻譯。后來選題越來越少，報上去的俄語文學新作品選題也通過 不了。”吳建平感慨，當代俄羅斯確實缺少有國際影響力的作家，自己前幾年也出過《夏伯陽與虛空》，作者佩列文在俄羅斯還挺有名的，還來中國做了宣傳，結果 連五千冊都沒賣出去。她還抱怨，現在出版社完全市場化，文化和市場優勢很難兼顧，編輯很難嘗試發掘俄羅斯新作家。

　　磨鐵能出版阿列克謝耶維奇 的作品，完全是因為編輯陳亮的個人愛好。在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前，阿列克謝耶維奇在西方已有很高知名度，但在中國乏人關注。“我很喜歡俄羅斯文學，讀到她的 作品時，感覺很像19世紀俄羅斯文學，比較厚重，關注現實和底層。”陳亮說，去年引進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兩部作品后，每本書的銷量不到一萬冊，自己的壓力很 大。沒想到今年她意外獲得諾獎，作品才在中國暢銷，加印到二十萬冊。

　　劉文飛今年新譯的《悲傷與理智》，印了幾萬冊，也意外走紅了一把。他原 以為布羅茨基的這本書是小眾讀物，沒想到成了白領小資讀物，特別是一些留學歸來的學生喜歡這本書，把看這本書當作一種時尚品位。在這本書的拉動下，上海譯 文也才決定未來計劃推出布羅茨基的俄語詩歌全集，這在出版界已經是破天荒了。在陳亮看來，整個出版界基本不再關注俄語文學，形成不良循環，越來越衰弱。

　　俄 羅斯文學出版行情式微，但類似張檸這樣的讀者，對俄羅斯文學依舊鐘情。每隔一段時間，他都會重讀或補讀一些俄羅斯文學作品。“回過頭來看，俄羅斯古典文學 建立了世界文學的一個標桿，具有中國文學缺少的精神高度、靈魂深度。”他贊嘆道，跟那些現代派文學作品相比，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更有永恒的魅 力。

　　記者觀察

　　一篇陀氏小說勝過一萬個段子

　　書評人史航最近發了一條這樣的微博：高爾基《童年》結尾，“埋過母親 幾天以后，外祖父對我說：‘喂，阿列克謝，你不是一枚獎章，我脖子上不是掛你的地方，你到人間混飯吃吧……’于是我就到人間去了。”有誰跟我一樣，因為 《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這三本書就永遠認高爾基作親人，不管他在斯大林時代多么可悲。

　　跟史航一樣，不少人曾經在青少年時代讀過俄羅 斯文學作品，對俄羅斯文學有著懷舊式的美好記憶。但在今天，除了這種懷舊情結之外，更需要對俄羅斯文學進行重新審視，撇除那些無價值的東西，為真正偉大的 作品騰出空間。很多人對俄羅斯文學的懷舊，更準確地說是對蘇聯文學的懷舊，而蘇聯文學中的許多作品比較政治化，文學性不夠強，不能算是俄羅斯文學傳統中的 杰作。

　　俄羅斯文學傳統主要有“黃金時代”和“白銀時代”，前者貫穿19世紀，以普希金、果戈理、萊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屠格 涅夫、契訶夫等人為代表，后者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更是涌現了一大批文學天才，中國讀者熟悉的高爾基只是其中一員。這兩個時期的俄羅斯文學也是 世界文學史上的兩座巔峰，群星璀璨，無與倫比。“白銀時代”的一批天才活到了蘇聯時期，但大多數遭遇壓制，直到蘇聯解體前后才真正回歸公眾的視野。

　　跟 西方文學不一樣，俄羅斯文學從普希金以來就形成了傳統，關注現實和苦難，突出道德擔當、精神探索，肉體歷經磨難而不放棄精神上的砥問。像“白銀時代”的三 位大詩人命運極悲慘，茨維塔耶娃被迫自殺，曼德爾施塔姆死于勞改營，阿赫瑪托娃的兩任丈夫被槍斃，自己被長期監視，但三人在黑暗年代寫出了最耀眼的詩章和 隨筆，具有金剛石般的質地，實現人格和藝術的合二為一，被認為是人類文學史上的“審判席”。

　　因 而，俄羅斯文學杰作普遍格外沉重，就像是大地、雪原和曠野中的呼喊。它讀起來絕不輕松，要求讀者把自己投入到熔爐中，在精神上進行一番冶煉，才能有所收 獲。今天卻是一個消費主義社會，輕松娛樂的大眾文化盛行，網絡段子更易博得眼球，俄羅斯文學自然受到冷落。但是，一個人總需要有點精神追求，一篇陀氏小說 給你帶來的精神震撼，可能遠超過看一萬個段子得到的膚淺快感，因為一萬個段子只是一萬個零相加，不會給你帶來任何人生啟迪。

　　俄羅斯文學傳統 對中國文學創作仍有啟發意義，正如李建軍所言，在急劇變化的當代中國，我們更需重新理解俄羅斯文學傳統的批判精神，敢于介入現實，直面嚴酷的一面，而不是 一味規避風險、痛苦，缺乏道德擔當的勇氣。他舉例，路遙的小說當初繼承了俄羅斯現實主義傳統，形式技巧很粗糙，但今天再看，他的作品反而比那些技巧精湛的 當代作品更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