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嬰：我一顆小草想為世界增添一絲綠意(舒晉瑜)

草嬰在翻譯《托爾斯泰全集》

1957年草嬰在翻譯《一個人的遭遇》

《蘇聯文藝》時代出版社(1942年)

　　2015年10月24日，92歲的草嬰走完了他的人生旅途。

　　兩個月前在上海華東醫院拜訪先生的情景恍若昨日，卻不料是最后的一面。

　　“他是一棵小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一棵小草來到世上就是給黃土地增添一絲綠意”。走出病房時，草嬰的夫人盛天民說，草嬰幾次從死亡線掙扎回來，醫生對他的頑強毅力都很感佩。即便他躺在病床上，傳達給人們的依然是不屈的精神。

　　從1942年開始正式翻譯俄羅斯文學作品，草嬰自蘇聯作家普拉東諾夫的短篇小說《老人》開始，自此踏上俄語文學翻譯之路。在數十年歲月的沉淀中，他為我們呈現了托爾斯泰的濃重與恢宏，肖洛霍夫的野性與張力，以及萊蒙托夫等眾多俄羅斯文學家的無盡魅力。他在古稀之年，以一己之力花費二十余年的時間系統翻譯了12卷《托爾斯泰小說全集》，不僅是中國翻譯史上的空前壯舉，更是一座難以逾越的里程碑。

　　----他常年伏案的書桌，擺滿了未及開封的報刊信件，只有陽臺上的花盆依然蔥籠。盛天民說，70年來，草嬰艱辛地走在介紹外國文學的路上。他筆耕不輟，從一而終地堅持翻譯工作。他翻譯反法西斯罪行的作品，翻譯反封建專制的作品，祈盼世界和平正義。他介紹“真、善、美”的作品給中國讀者，使我們了解世界上杰出人物的思想和精神，以豐富我們自已的思想感情。 

　　“草嬰渴望人類能自由、平等、博愛、發揚人道主義精神，人與人之間充滿愛。”盛天民說，他希望世界陽光明媚，郁郁蔥蔥，一片綠茵，繁花似錦，春滿人間。

　　走上翻譯之路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中國，同時12月草嬰隨家從寧波避難上海，那年他14歲。日本軍國主義的血腥罪行喚起了他少年時期憂國憂民的心情和追求真理的朦朧意識。草嬰如饑似渴地閱讀進步書刊和文藝作品，反復閱讀剛出版的《魯迅全集》，開始對俄羅斯文學發生濃厚興趣。

　　“也就在那時，我開始跟一位俄僑教師學俄語，因為付不起更多的學費，每星期只學一次。當時沒有一本俄漢詞典，沒有一本俄語語法書，學俄語確實很困難。”草嬰曾說，自己讀俄文、英文，走上從事翻譯工作的道路，是受了魯迅的影響。“我以為，魯迅是中國20世紀最偉大的文化巨人。他無論涉及哪一個領域，都有非常明確的指導思想。其目的就是改變中國社會的現狀，改變中國人的命運。”

　　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后，上海創辦《時代》雜志，草嬰從創刊號起就在課余為它翻譯有關蘇德戰爭的通導、特寫等，接著又為《蘇聯文藝》翻譯短篇小說。同年，他結識了當時的地下黨領導、日后《中國大百科全書》創辦人姜椿芳。

　　1945年，蘇德戰爭結束后，草嬰正式參加時代社任編譯，50年代起作為專業會員參加作家協會，專門從事文學翻譯，譯了一些蘇聯小說，主要是肖洛霍夫的小說《新墾地》第一部和第二部、《頓河故事》、《一個人的遭遇》等，還譯過尼古拉耶娃的小說《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

　　盛天民說，草嬰的翻譯，擁有自由的思想、獨立的精神，要翻譯什么完全是由自己決定。他喜歡樸素自然的作品，看到一本書覺得很感動想翻譯出來時，就會馬上翻譯，不受外界干擾。1954年草嬰翻譯完《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次年在《譯文》上連載完后，青年團中央宣傳部發出推薦這部小說、學習主人公娜斯佳的號召，在全國青年中掀起學習娜斯嘉精神“發對官僚主義，關心人民疾苦”的熱潮。

　　我為什么翻譯

　　“我從事翻譯工作最初是為了參加反法西斯斗爭，想通過翻譯讓讀者了解反法西斯斗爭的真實情況，從而增加中國人民對抗日戰爭勝利的信心。其次，我一向喜愛俄蘇文學，因此也想通過翻譯讓中國讀者欣賞到一些好的文學作品，豐富大家的精神食糧。”草嬰與翻譯家許鈞的對談中，曾如此表達自己的翻譯初衷。

　　他說，之所以介紹肖洛霍夫的作品，是因為他認為在蘇聯作家中，肖洛霍夫是繼承19世紀俄國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很出色的一個，尤其是繼承托爾斯泰的傳統，發揚他的人道主義精神。斯大林去世后，揭發批判個人迷信的文章源源不斷出現在蘇聯報刊上，引起草嬰的注意。他漸漸明白，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強調人對人的恨，缺乏人對人的愛，也就是缺乏人道主義精神。他深深地體會到，文藝作品首先要關心人，關心人們的苦難，培養人對人的愛，也就是人道主義精神。在俄羅斯文學中，人道主義思想一直占據首要地位，而托爾斯泰就是杰出的代表。也因為這樣，托爾斯泰被稱為十九世紀世界的良心。

　　實際上，當年對肖洛霍夫的評價也是有分歧的，有人批評他反對階級斗爭理論，宣揚人性論，不是社會主義作家。在中國當時同樣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但草嬰通過反復閱讀肖洛霍夫的作品，完全肯定他是最偉大的蘇聯作家，他的作品應該首先介紹給中國讀者。因此，20世紀50年代，草嬰翻譯了肖洛霍夫大量作品。

　　但是，“文化大革命”中，草嬰卻因此成為重點批斗對象，主要原因是江青認定肖洛霍夫是“蘇修文藝鼻祖”，草嬰便成了“肖洛霍夫在中國的‘吹鼓手’”，和“代理人”不但自己兩度處于生死邊緣，全家也都受到迫害。

　　帶著強烈的使命感翻譯

　　草嬰曾經為某報寫過一句話：“自由、平等、博愛是人類文明的普遍準則。”這似乎可以作為草嬰為什么要搞翻譯的注腳，“他全部的翻譯原則就是這樣，他也是為了這個目標而進行翻譯。”盛天民說，草嬰之所以對肖洛霍夫、托爾斯泰情有獨鐘，就是因為他們在作品中對人道主義精神的一以貫之。

　　“文革”結束后，草嬰更加感到，像中國這樣有兩千多年封建專制歷史的社會特別需要宣揚人道主義思想，需要強調人對人的愛，因此，他下決心系統介紹托爾斯泰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說。于是他用了二十多年時間翻譯了《托爾斯泰小說全集》。

　　草嬰在《我與俄羅斯文學》提到自己選擇托爾斯泰的理由，是因為“我越來越清楚，在歷史上少數人統治多數人，少數人以自己的意志決定多數人的命運，這是人類苦難的根源，也是人類無數次浩劫的原因。要結束這樣的悲劇，首先必須培養人與人之間的美好感情，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宣揚人與人之間的美好感情，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宣揚人與人之間的愛，也就是人道主義精神。”草嬰在閱讀和翻譯文藝作品中，認識到托爾斯泰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他的作品用感人至深的藝術手法培養人的博愛精神，反對形形色色的邪惡勢力和思想。草嬰在“文革”之后集中精力翻譯托爾斯泰的作品，花了二十年時間把四百萬字的托爾斯泰的全部小說翻譯過來，主要也是出于這樣的動機。“有人說，托爾斯泰是19世紀的良心，我同意這個評價，而且認為托爾斯泰的偉大人格至今仍值得我們尊敬和學習。”

　　堂堂正正做人，認認真真做事

　　在幾十年的翻譯實踐中，草嬰形成了自己的風格。他認為，翻譯家首先應該明確自己的地位和作用，一個文學翻譯家是原作者和譯文讀者之間的橋梁，必須時時想到原著作者和譯文讀者，始終對兩者負責。翻譯家在翻譯之前首先要認真閱讀原著，同時考慮兩點：第一，這部作品是不是值得翻譯；第二，這部作品是不是適合我翻譯。在決定翻譯之后，就應反復閱讀原著，使作品里的形象漸漸在譯者頭腦里浮現出來，同時培養對其中人物的感情。

　　“一部作品的成敗首先要看作家對他所塑造的人物有沒有真情實感。一個作家如果對他所塑的人物沒有感情，他就不可能創作出一部好作品。同樣，一個翻譯家如果對他所翻譯作品中的人物沒有感情，也不可能翻譯好一部作品。”草嬰的翻譯之所以打動人，就是因為他對作品投入了真情實感。因為他深知，文學創作是一種藝術工作，而任何藝術都離不開藝術家的思想感情。文學翻譯也是一種藝術工作，只不過這種工作不能離開原作，因此是一種藝術再創作。

　　“一部好的文學翻譯作品應該是譯文讀者讀后的感受相當于原文讀者讀后的感受。當然，要達到這個要求并不容易，這里有時代背景的差異，有不同民族風俗習慣的差異，作家不同語文本身的特點。翻譯家要適當處理這些問題，確實要花一番功夫，使譯文讀者也能盡量欣賞到原著的藝術魅力。”草嬰的擔心不是多余的。他早就發現，翻譯界中青年的中堅力量不夠，真正甘于寂寞從事翻譯工作的年輕人鳳毛麟角。有些大學生中外文基礎都很好，但是他們的工作條件、生活條件都沒有得到落實，無法從事他們心愛的工作，這是值得深思的。

　　最大的愿望是建草嬰書房

　　“我有一個想法，建一個草嬰書房。”盛天民說，草嬰在能說話的時候多次提到希望傳遞列夫•托爾斯泰和外國文學的思想。她理想中的書房，主要是放草嬰的翻譯作品，還有他收藏的其他書，例如巴金送給他的簽名本、其他翻譯家的、曾經用的工具書……此外，這也是提供一個場所供大家進行文化交流，辦外國文學展覽、講座，讓喜歡外國文學的朋友以及草嬰的粉絲能到書房來看看。

　　“大家聊天喝咖啡吃點心開研討會，草嬰的書可以借給他們看，放外國文學的電影，比如《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或者法國的英國的，提高讀者對外國文學的興趣。現在年輕人不肯念書，草嬰一生的愿望就是搞這個工作，希望對成年人有良好教育，我要把他的思想傳下去。”盛天民說，現在還只是一個想法，一個是資金問題，一個是需要人管理的問題。書房掛靠在哪里也是問題，等解決完這些問題才能落實。

　　此外，盛天民還想設立一個外國文學基金，命名是“草嬰外國文學基金”，鼓勵青年研究外國文學，“因為出版社要出一套文集，大概一套20本，我將把這20本書的稿費拿出來，拿到基金里。”盛天民說，這些想法的落實還需要很多方面的支持，目前，還只是一個美妙而遙遠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