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總不是村上春樹？(孫立梅)

　　自從2006年獲得有“諾貝爾文學獎前奏”之稱的“弗朗茨·卡夫卡獎”之后，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已經連續幾年成為諾獎的熱門候選人。2012年，村上首次高居各大博彩公司賠率榜榜首，然而當年的諾獎頒給了排名第二的中國作家莫言，中國讀者實在是太興奮了，顧不上管村上家的事兒。2013年，考慮到區域輪替的因素，村上的落榜也沒有引起太強烈的反應。直到去年，法國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亞諾獲諾獎的消息傳來，中國讀者中傳出跟日本出版界一樣的為村上鳴不平的聲音，甚至有人戲稱“村上春樹：史上最悲催陪跑者”。但這種呼聲總會被時間磨損，昨晚，村上再次與諾獎失之交臂，連唏噓的聲音都少了許多。

　　某些基于熱情而非理性的喧嘩少一點，其實是好事，至少可以騰出一些空間讓我們思考：為什么就不能是村上？

　　在著名的《挪威的森林》后記中，村上春樹這么寫到：“這部小說具有極重要的私人性質。《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 是自傳性質的小說，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溫柔》和《了不起的蓋茨比》對我來說是私人性質的小說——在與此相同的意義上，這部作品也屬于私人性質的小說。這大概是某種感情的問題。如同我這個人或被喜愛或不被喜愛一樣，這部小說我想也可能或受歡迎或不受歡迎。作為我，只是希望這部作品能夠超越我本人的質而存續下去。”《挪威的森林》出版于1987年，直到2013年出版《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該書2014年推出英文版，日本出版界認為這大大提高了村上獲諾獎青睞的幾率，結果事與愿違)，“私人性質”依然鮮明地存在于村上春樹的所有作品當中。

　　但村上春樹三十多年來的寫作，并未如他所寄望的那樣超越本人的“質”，恰恰相反，村上作品中的每個主人公，都是不同角度的他自己。《挪威的森林》是村上早期最為重要的寫實小說，字里行間充滿屬于青春期的迷惘、孤獨、軟弱、友情與愛情之間的曖昧不清、試圖與全世界為敵但拳腳總是找不好落點的無助，為村上春樹贏得大批忠實讀者。但也有讀者讀完《挪威的森林》后感到郁悶得要死，“恨不能抓著男主角問一句‘你究竟想怎樣，給我痛快點！’”。就這點來說，村上本人的預期是精準的，看過村上作品的讀者很容易產生兩極分化：一旦“喜愛”了，就會非常喜愛，一直喜愛下去；但如果“不喜愛”，再看幾遍也都無感。而喜歡村上春樹的讀者，在“質”上其實是差不多的。正因為你是那樣的人，所以你才會喜歡那樣的文字，那樣的角色，那樣的作家。這正是“私人性質”寫作的迷人之處，但與此同時，這也很可能造成了村上春樹與諾獎之間的最大障礙。

　　在寫《挪威的森林》時，村上春樹還很年輕，小說中的渡邊、直子、綠子都是年輕男女，他的寫作也是很青春期的。但是到了2009年的《1Q84》，男女主人公天吾和青豆是小學時代已經彼此產生愛意、之后一直在塵世中尋找對方的情侶。到了2013年《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多崎作因為高中時代被四個朋友莫名地斷交，直到成年后依然無法擺脫強烈的失落感和孤獨絕望，于是在女友的鼓勵下決定尋找真相……他的寫作技巧在進步，故事情節更復雜，在《1Q84》中更顯示出了卓越的想象力和駕馭長篇的能力，但他的作品主題依然關乎私人(他和他的同類人)、關乎“致青春”；我們從村上作品中看到的主人公形象，依然是一個外表波瀾不驚、內心波濤洶涌的“彼得潘”式的男子——他從來沒長大過，也因此沒世故過。他們是如此糾結和敏感，別人眼中的不值一提對他們來說，很可能就是一次摧枯拉朽。

　　今年的9月21日是古龍去世30周年，很多網站都做了追憶專題。打個不是很恰當的比喻，金庸在14部小說中塑造了上百個個性鮮明、命運迥異的人物形象；而古龍其實只塑造了一種形象——那就是他理想中的自己，無論楚留香、李尋歡還是陸小鳳，都是古龍理想的化身。村上春樹，是另外一種模式的古龍。說村上“私人性質”的寫作缺乏深度，缺乏對現實的關照，這當然是不爭的事實。但諾獎歷年來的獲獎者，以及諾獎“理想主義傾向”的審美標準，都是更偏金庸那款的。去年的諾獎得主莫迪亞諾捕捉二戰法國被占領期間普通人的生活，被諾獎評委認為“喚起了對最不可捉摸的人類命運的記憶”；今年獲獎的白俄羅斯女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被認為“豐富多元的寫作，為我們時代的苦難和勇氣樹立了豐碑”——這種寬闊而悲壯的寫作風格，確實不是村上的“質”。

　　但，“私人”有“私人”的美好，就像古龍的讀者群不亞于金庸，而以村上春樹的暢銷程度，早已不需要諾獎的加持了。按照村上早前跟譯者林少華私人會面時的表示，“獲獎不獲獎，對于我實在太次要了”。那么感慨村上的不獲獎，就更加沒有必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