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五代人與故宮的故事(楊雪梅)

　　在梁金生看來，每年的金秋，都是故宮最好的季節。藍天下的太和殿，日落時的角樓，怎么看都看不夠。石榴花兒結成了圓溜溜的石榴，一樹一樹的棗子彎彎地搭在紅墻外，還有從朱檐金扉掠過的一陣陣鴿哨……

　　從1979年進入故宮起，他在這里已經工作了36年。作為故宮曾經的“大內總管”，他在2008年退休后又被故宮返聘，繼續進行文物的清理，如今七個年頭過去了，手里的活兒還沒有完結的跡象。

　　梁金生的父親梁匡忠服務故宮的時間更長。從1941年17歲進入故宮到1994年70歲退休，加上返聘的8年，工作時間長達60年。

　　還有爺爺梁廷煒，1933年2月他和故宮的文物南遷后，就再也沒能重回自己居住過的四合院，1949年押送部分故宮南遷文物前往臺灣，更是與親人天海永隔。

　　梁家與故宮的緣分還不止于此。梁金生的高祖父梁德潤與曾祖父梁世恩都是如意館的畫師。故宮博物院就收藏有他們的書畫作品。五代人先后供職于故宮，這樣的故事注定會被反復書寫……

　　(一)

　　這是同事幫梁金生拍的一幅照片(見右下圖)：一幅名為《山水圖》的扇面，扇面上遠山清廓，密布枯樹瘦石，近處有兩個人在橋上寒暄，是宮廷畫典型的青綠設色，極具裝飾性。編號“故8742”，落款用小楷工工整整地寫著梁德潤恭畫幾個字。梁金生說自己也沒有機會見識高祖父留下的畫作，據統計，故宮博物院收藏有高祖父的作品81件，以小幅的山水、花卉居多。關于他們的故事只能臨風遙想了。

　　而爺爺梁廷煒與故宮的故事就曲折多了。

　　1900年出生的梁廷煒算是如意館的最后一代畫師。1925年成為當時的“清室善后委員會”的一員，對紫禁城的文物進行典查。

　　當時在故宮工作，一家人的日子本來很安穩。可是“九一八事變”之后烽煙四起，故宮決定將古物南遷，梁廷煒他們光是將這些個從未離開過紫禁城的文物裝箱，就用了足足一年的時間。1933年載著國之重寶的火車離開北京時，梁廷煒他們都未帶任何家人。一直到1936年底，在南京擴建了朝天宮，成立了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相關文物從上海遷往了南京，全家人才得到準信兒前往南京團聚。

　　不曾想“七七事變”后，戰事很快蔓延到南京，南京分院的文物又分3路運往四川，一大家子又隨同古物一路西遷，經武昌、西安、寶雞、漢中，最后于1939年抵達四川。

　　13427箱又64包。書畫9000余幅，瓷器7000余件，銅器、銅鏡、銅印2600余件，文獻3773箱……這么多的文物、這么遠的距離、這么頻繁的轉移，途中多次遭遇車況、路況和天氣狀況的突變，還隨時面臨日軍轟炸的危險……文物居然安然無事，簡直創造了人類文物遷徙史上的奇跡。

　　抗日戰爭勝利后，分存于峨眉縣、巴縣、樂山縣三處的文物先集中到重慶，1947年再運回南京。梁廷煒一家又隨著文物回到南京。在孩子們的記憶中，每一年的春節他們都是在不同的地方度過的。文物走到哪里，家人就到哪里。

　　就在大家期盼著能早日回到北京時，國民黨當局因大勢已去，又決定將南京的部分文物運往臺灣。運臺文物共分三批，梁廷煒于1949年1月6日作為第二批運臺文物的押運人，乘坐著招商局的海滬輪，押送著1680箱文物離開了大陸。他走時還帶走了梁金生的奶奶和兩個叔叔，以及父親梁匡忠的長子、自己的哥哥梁峨生。

　　從1933年到1949年，15年的南遷之路，讓梁家人覺得這次去臺灣并沒有什么特殊，只不過是又一次的遷徙，大家肯定很快就會見面。哪里想到自此海天茫茫，不但故宮國寶分散兩岸，梁家三代人也骨肉分離、音信全無。

　　“我后來去臺北見到過爺爺的老朋友。他們講，當年文物抵達臺灣后，大家買的全是最簡單最便宜的家具，隨時準備著回大陸和親人團聚，很多文物箱子都沒有打開。沒想到會在臺中霧峰鄉的北溝滯留15年。后來直到臺北故宮博物院成立，大家才意識到這些南遷的文物怕是回不了北京了。”梁金生講起這些，還是會忍不住唏噓。

　　后來導演周兵拍過一部關于臺北故宮的紀錄片，專門提到梁廷煒先生。當時《四庫全書》存放在北溝，有一年臺風極大，屋頂漏了雨，叢書不小心被浸泡，還是梁廷煒第一時間發現了險情，及時進行了搶救，才無大礙。“臺北故宮的同事說，梁廷煒先生一年四季都穿著長袍，夾著一個布包，走路慢慢悠悠……”

　　1972年，梁廷煒在臺北去世。

　　(二)

　　2007年，84歲的梁匡忠離開了這個自己眷戀的世界。有媒體報道說，海峽兩岸最后一個見證故宮文物南遷的故宮人走了。

　　1946年，為表彰有功之臣，政府頒發了“抗戰勝利勛章”，那志良和歐陽道達作為護衛故宮古物南遷的代表獲此勛章，而當年17歲的梁匡忠正是在他們兩位的推薦下于1941年成為故宮博物院的一員。

　　梁金生說，父親與四川的感情最為深厚，他在那里成為故宮文物的守護者，也在那里娶妻生子。因為戰爭中總是輾轉漂泊，為了有所紀念，父親便以所到之地給孩子們取名：長子在峨眉出生，就叫梁峨生；二女是國寶遷徙到樂山時出生的，叫梁嘉生(樂山古稱嘉定)；后面兩個孩子，是抗戰后文物返運南京后出生的，所以分別叫梁金生和梁寧生；1953年開始，故宮文物陸續北返，梁匡忠也調回北京工作，這時又有了一個小兒子，故名梁燕生。

　　梁匡忠后來回過樂山，梁金生和姐姐也于幾年前去看那些做過文物庫房的地方，“蜀犬吠日。很多鄉親們都記得那時候只要一出太陽，父親和其他看管員就會把文物拿出來晾曬，以防潮防濕。那時給文物吹吹風曬曬太陽是件大事，得有警力在四周保護。尤其是書畫、絲綢類的文物，本身北方到南方容易潮濕受損，同時還要防白蟻、防鼠類，每一個故宮人都如履薄冰，唯恐它們有絲毫的損壞。”

　　1949年，與父親分別后，梁匡忠一直留守在南京，參與主持三批留寧古物揀選、裝箱、押運的北返工作，直到1953年才調回北京，繼續負責相關文物的清點、定名、檢驗工作，直到2002年徹底退休。

　　1987年一位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工作過的武先生來北京故宮參觀，梁金生用繁體字寫了封信，拜托武先生轉交給臺灣的親人。然而那時祖父祖母都已故去，梁家后人也沒有在臺北故宮工作的，幾經輾轉，家書才轉交給他住在臺南的哥哥梁峨生。

　　第二年，離開大陸近40年的哥哥梁峨生回來叩拜父母。“父親聽著哥哥講爺爺奶奶去世的經過，很久都沒有任何的表情，呆呆地說不出一句話。現在大哥梁峨生每隔幾年就能回一次內地，我們有空也常去臺南看他。”

　　梁金生說，父親就是故宮最最普通的一員，但他們那輩人對于故宮的愛是“從一而終”的。“父親最大的遺憾是沒有能夠在父母身邊盡孝，他最大的愿望是分隔兩岸的故宮文物能夠一起在北京辦個展覽。”

　　(三)

　　1979年7月9日，30歲的梁金生從內蒙古插隊返京后，到故宮博物院工作，成為梁家的第五代故宮人。

　　梁金生至今記得剛被故宮錄取時，父親有好幾天都掩飾不住的興奮。“我也很高興。打小給父親送飯，天天都能穿過故宮，對那里的一切都有深厚的感情。當時家里離故宮很近，第一天上班，我一路騎車只用了10多分鐘就到了。看著故宮的那扇大門緩緩打開，還是很不平靜的。”一年又一年，騎車漸漸成為一種習慣。雖然住的地方離故宮越來越遠，車程從10分鐘變成20分鐘、半小時，再到現在的一個小時，但和許多故宮人一樣，梁金生一直都堅持著騎車上下班。

　　剛到故宮的時候，他只是工程隊的一名普通工人，負責古建維修。1984年，被調到保管部工作，負責故宮150多萬件文物的保管、征集和抽查工作，才有幸見到了爺爺和父親一起守護過的南遷文物。

　　上世紀90年代梁金生去臺北故宮博物院參觀，發現許多文物的編號與北京故宮的老賬目一模一樣，真是百感交集。故宮副院長李季曾說，梁金生把文物的編號看得比命還重，若想讓他銷一個號或者增加一個號比登天還難，簡直是活要見人死要見尸的架勢。正是在梁金生擔任文物管理處處長期間，故宮用將近7年的時間，完成了建院以來最為徹底的一次文物清理工作，摸清了家底兒，為180萬件(套)藏品配好了身份證。

　　梁金生現在每天依然和過去一樣騎著自行車進入東華門，沿著筒子河向北行，經過俗稱的“三座門”，拐進樹影婆娑的宮廷部，走進自己熟悉的辦公室，整理那些別人看起來極其繁瑣枯燥的數字。

　　這里離故宮當年存放《四庫全書》的文淵閣并不遠。每次經過，梁金生都會猜想爺爺梁廷煒1949年押送它們到臺灣時的情景……

　　對于即將建成600年的紫禁城來說，梁家五代的故事其實并不能算得上是傳奇，不過，其所濃縮的風云激蕩亦足以折射出悲欣交集的家國命運。

　　(圖片均由梁金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