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而思(葛劍雄)

　　2007年，復旦大學出版社賀圣遂社長策劃了一套“三十年集”系列，邀我參與�！叭�十年”，是指1977年恢復高考與1978年恢復招收研究生至此已30年，因此他想在這兩年或稍后考上大學或研究生的人中物色一些人各編一本集子。集子的體例是每年選一兩篇文章，學術論文與其他文章均可，再寫一段簡要的紀事，逐年編排成書。我按體例編成一書，取名《后而立集》�！叭�十而立”，可惜我到33歲剛考取研究生，學術生涯開始得更晚，能夠編入此書的任何文字都產生在“而立”之后。

　　到了今年，梁由之兄得知12月將是我七十初度，極力慫恿我續編至今年，重新出版。他又主動接洽，獲賀圣遂先生慨允使用《后而立集》的內容。于是我仍按原體例，續編了2008年至2014年部分，同樣每年選了兩篇文章，寫了一段紀事。新出版的書自然不宜沿用舊名，由之兄建議以其中一篇《我們應有的反思》的篇名作為書名。開始我覺得題目稍長，在重讀舊作后就深佩由之兄的法眼，欣然同意。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泵康椒晔�生日，總免不了用孔子的話對照。但圣人的標準如此之高，每次對照徒增汗顏，因為自知差距越來越大。年近七十，不僅做不到不逾矩，而且離隨心而欲的境界遠甚。這些舊作基本都是我40歲后寫的，卻還談不上不惑，相反惑還很多。但畢竟有幸躬逢改革開放，特別是當初倡導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否則我不可能在1988年寫出《統一分裂和中國歷史》這樣的論文，并且能入選“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十周年理論討論會”并獲獎。這些文章在學術上未必有多少貢獻，差堪自慰的是我始終在反思，所以盡管時過境遷，對今天及以后的讀者還有些意義。

　　就以《我們應有的反思》為例，那是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在1995年寫成的。由于此文的重點是反思，有些觀點和說法與主流有差異，發表過程還頗有周折。有幸發表后引發了不小的反響，包括日本的輿論在內，后來一位日本學者還專門到復旦大學找我討論，一位旅日學者發表贊同我觀點的文章后還引發激烈爭論。19年后，面對中日關系的復雜形勢，我認為我的反思不是過頭了，而是還不夠，但基本是正確的。去年和今年我兩次向政府建議應隆重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是當年反思的繼續。但當年的反思也有兩點失誤：一是沒有料到中國的經濟發展會如此迅速，以至不到20年經濟總量已超過日本，而我對中國的評價與預測都偏低；一是當時尚未了解歷史真相，還沿用了蔣介石、國民黨不抗日的陳說，涉及歷史的一些說法在今天看來多有不妥。還有一點，當時不知道中日建交后日本究竟給了中國多少援助，政府贈款有多少，日元貸款有多少，直到2000年中日建交30周年時政府才公布總數達1900多億人民幣，并向日本政府表示感謝。我支持我國政府的立場，這筆援助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確起了很大作用，該感謝的還是應該感謝，不能與戰爭賠償混為一談。

　　在其他方面，在學術上也是如此。我在研究生期間開始研究歷史人口地理、人口史，以后發表了《中國人口發展史》，合著了《中國移民史》《中國人口史》《人口與中國的現代化(1850年以來)》，也發表了相關的論文，參加過多次專題討論會。由于這也是一個反思的過程，所以在1995年我提出，國家計劃生育政策應及時作出調整，從獨生子女改為“鼓勵一胎，允許二胎，杜絕三胎”。但今天看來還不夠，從中國人口的發展趨勢，從上海等大城市已經出現的變化看，還應進一步調整到“確保一胎，鼓勵二胎，允許三胎”。除了政策調整外，還應從傳統文化中尋找資源，那就賦予孝道新的內容，教育青年將生兒育女當作自己對家庭、對社會和國家的應盡的責任，當作真正的孝道。

　　先師季龍(譚其驤)先生一直鼓勵我們要超越前人，包括要超越他。他自己也一直在反思自己以往的研究成果，給我們樹立了榜樣。在他留下的最后一篇未完成的論文中，他還極其坦率地承認他的成名作《永嘉喪亂后之民族遷徙》一文中對移民數量估計的失誤。在他的鼓勵下，我也質疑他的某些觀點。例如，在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過程中，他形成的觀點是“18世紀中葉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國范圍是我們幾千年來歷史發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國，這就是我們歷史上的中國。至于現在的中國疆域，已經不是歷史上自然形成的那個范圍了，而是這100多年來資本主義列強、帝國主義侵略宰割了我們的部分領土的結果，所以不能代表我們歷史上的中國的疆域”。而我近年來的看法是，如果說1840年前的中國疆域是“自然形成”的話，那么此后到今天的中國疆域也是“自然形成”的。(詳見本書《地圖上的中國和歷史上的中國》。)

　　我當然希望自己有一天能達到“從心所欲”的境界，但只有不斷反思方有可能。只要不斷反思，即使永遠達不到這一境界，也能逐漸接近，所以在年近七十時，我想到的是“七十而思”。這并不是說以前沒有思過，而是思得不夠，要永遠思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