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僅從記載上看,李白和王維這兩個大詩人好像沒有見過面。他們年齡差不多,詩名都很大。這兩個人一個被稱為“詩仙”,一個被稱為“詩佛”,多么相近,卻沒有什么詩文切磋和交往的文字留下來,讓今天的人覺得奇怪而遺憾。這里面的原因很多,如今已經不能猜度。比如即便是當代文人,哪怕兩人時常見面,但由于各種原因沒有留下交往的記錄,也是有可能的——很久之后,人們也就不知道他們曾經在一起了。所以說文字的記載只是一個方面,沒有,也并不能說明二者沒有過見面。
但是我們又確實沒有他們在一起的明證。唐代那個時期的有名詩人很多,可是好像都不太扎堆,這與今天的情形是大為不同的。一方面可能是交通不便,信息不便,所以要見一次真是很難。李白和杜甫一生從記載上看只有三次見面,但實際上幾次就不得而知了。我們從留下的文字看,好像張九齡與李白也沒有見面,但是李白寫廬山瀑布的那首詩好像明顯受到了張九齡的影響,這說明李白起碼對張九齡的詩是十分熟悉的。杜甫有關于張九齡的回憶,但他們在一起的描述也不多見。李白與杜甫、孟浩然、賀知章、高適、王昌齡、岑參等在一起的文字記述是清楚的,但涉及更多的反而是其他一些人物,如官場人物和道士們。特別是后一種,李白和杜甫都是相當喜歡的。
王昌齡與李白、杜甫、高適、孟浩然、王之渙、岑參等人都是交情很深的朋友,但這些人之間有的卻極可能一生未曾識見。李白寫過“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但記載中他和孟浩然在一起的時間也很短。杜甫懷念李白的詩很多,可是他們在一起的時間并不算很長。還有寫《春江花月夜》的張若虛,一般認為他出生在初唐和盛唐之交,與以上的詩人更難有什么交集。留在《全唐詩》中的那個時期的詩人,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彼此提到過的。這就是那個時代的隔膜與寂寞,在今天看有一種令人神往的荒涼感。
有人認為王維與李白的個人身世差異太大,這也許是他們未能成為朋友的原因。王維比起李白杜甫二人幸運得多了,十幾歲即有詩名,二十一歲得中進士。在詩歌和繪畫兩個方面王維的成就都是很大的,甚至在音樂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詣。后來的大詩人蘇軾評價說:“味摩詰(王維)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王維是盛唐詩人的代表,留下的詩篇有四百多首,也算是很多的了。與李白不同的是,王維精通佛學,受禪宗影響很大。佛教有一部《維摩詰經》,就是王維名和字的由來。人們習慣上將他與孟浩然合稱“王孟”。
王維做過監察御史、涼州河西節度幕判官,還有過半官半隱的一段生活:買下了初唐宮廷詩人宋之問藍田山麓的別墅,修養身心。《王右丞集注》中的《大薦福寺大德道光禪師塔銘》曾這樣記載王維:“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談為樂,齋中無所有,惟茶鐺藥臼,經案繩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獨坐,以禪頌為事。”
看來王維對于佛事的癡迷,絲毫不亞于李白對道家的深情,而且他們的詩歌寫作顯然都深深得益于這一切。可以設想王維的“茶鐺藥臼”就像李白迷戀丹爐,但他們的信仰取向又有佛道之別,這可能也是兩位大詩人終生不交的原因之一——不過真實的原因也許遠沒有那樣復雜,而是非常簡單:僅僅由于性格差異,一個人就可以不喜歡另一個人。
李白的“道”,王維的“佛”,這種選擇與不同的生命質地有關。李白也并不是從信仰的意義上選擇了道,他同時也是信佛的,與儒釋道三方面的關系都很大。李白生活的天元天寶年間,是三教并存的時代。佛教在東晉時期就盛傳并影響了文壇,到唐朝則得到了巨大發展,李白置身其中,一定會受到影響——他自稱“青蓮居士”,與僧人酬答的詩也很多。李白有一首《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后身。”湖州司馬對李白的信仰定位是有疑問的,所以才會問他到底是佛還是道?而李白回答:“如果我再轉世的話,就是金粟如來了。”可見道與佛在他看來并不是那么界限分明。李白還寫過一篇很長的佛教頌文,《崇明寺佛頂尊勝陀羅尼幢頌并序》,洋洋灑灑,氣勢磅礴,從中可以看出對佛教典故制度的熟悉程度。
可以肯定的是,李白對王維所知甚多,因為當時王維的名氣太大了,不僅是官方地位和詩壇地位,還有佛界地位——從“金粟如來是后身”一句可以看出,他對王維還是蠻敬重的,“金粟如來”是印度大乘佛教居士維摩詰的號,王維之名號即來源于此。李白此處提及,不能不聯想到當朝詩人王維。
這樣兩個才華橫溢并且性情特異的人物,如果有些交往,再展開詩文切磋,該是多么有意義和有趣的事情,可惜全然不見這一類記載。
古代文人不像今天參加這么多的筆會,更沒有什么文學的專門組織,再加上交通工具的問題,所以他們相見的機會也就少多了。這其實除了小小的遺憾,更多的還是清靜自守,可以少去許多麻煩。詩事可以商討交流的固然不少,但更多依賴的還是個人的參悟。今天有了飛機高鐵,有了電郵微信網絡這一套,詩人的互通與接近太容易了,可是這樣一來反而大大折損了個人的清寂之福。某個詩人在大山另一面的吟唱,在大水另一邊的吟唱,已經是不可能了——他們不是相互隔絕或遙遠地傾聽、想念和想象,而是緊緊地擠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