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克玉政委走了一年了。在這一年里,熟悉他的朋友每當談起他,大家的心里都有一種潤澤如玉的感覺,對他和藹可親、溫文爾雅的音容笑貌總是記憶猶新。
我認識周克玉是在上世紀80年代。當時,我服役多年的基建工程兵在大裁軍中被撤銷了,我被調到總政干部部工作。在旃壇寺那座辦公大樓里,不僅會議室的主席臺上能經常看到他,還能在樓道里與他不期而遇。我知道,他是從濟南軍區某集團軍政委的位置上被直接提拔到總部任職的。
那時軍隊正積極探索新時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剛從地方調回軍隊主持總政工作的是紅二方面軍著名的獨臂將軍余秋里,工作上素以大刀闊斧著稱,中國摘掉貧油的帽子就是他的杰作。同時,余秋里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大部分時間在中央辦公,因此急需找一個年輕能干的助手。周克玉就在這個時候進入了他的視野。
在當時總政的幾個副主任中,雖說數周克玉資歷最淺,但也是個年輕的老同志了。他1945年未滿18歲時入的黨,小小年紀便追隨新四軍出生入死,經歷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1942年,當他還在抗日民主政府舉辦的六年制高小讀書時,就以聰明好學,思想進步,受到故鄉江蘇鹽城黨組織的注意和培養。值得一提的是,少年周克玉還是個文學青年,高小畢業后,文思奔涌,寫過許多青春飛揚的詩。之后,在國共兩黨兵戎相見的日子里,他穿上軍裝,擔任區隊指導員,在硝煙戰火中與部隊思想政治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所以,無論環境多么險惡,戰斗多么頻繁,他都沒有放棄對知識的追求,對時代的思考。上世紀50年代,人們對學歷還不在乎,他在軍里干部處工作,竟同時參加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和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兩個函授班的專業學習,苦讀4年,完成了所有的課程。
而且,他在戰爭年代的情感經歷,也因帶著那個年代的純真和質樸,被我們這些總政機關干部津津樂道,傳為佳話。他的愛人叫王昭,是他擔任江蘇射陽縣陳良區青聯會主任時的區婦聯主任,兩個人在工作中相互配合,取長補短,彼此有了朦朦朧朧的戀情。1947年冬天,他在區正規部隊任指導員,王昭讓戰友陪同來看他。部隊駐扎在江蘇阜寧城南涂橋附近的一個村子里。那是個黑燈瞎火的夜晚,當他安頓好王昭她們回到屋里,村子突然被敵人包圍了。聽見槍聲四起,他火速帶領部隊突圍,卻把兩個女人丟下了,一時不知她們的死活。對此,他很長時間追悔莫及。后來,王昭也參軍了,在蘇北軍區文工團當分隊長。意外的重逢,他才知道,王昭和戰友在被敵人包圍的那個夜晚,也順利突圍了。患難中收獲的愛情,從此讓他倆格外珍惜。1952年,兩個苦戀了7年的有情人才走到一起,安下了自己的家。之后的幾十年,他們恩恩愛愛,琴瑟和鳴,既有際遇順利時的同歡樂,也有遭受挫折時的共患難。
在總政這樣的大機關,他是領導,加上公務繁忙,不可能認識機關的每一個人。最初一段時間,我和他即使在走廊里交錯而過,也只是點點頭,相互禮節性地問候一聲。在日后的工作中,他不斷用和藹可親的態度、潤澤如玉的笑容,漸漸縮短了彼此間的距離。有一天,我到他辦公室遞交文件,他起身熱情相迎,然后坐在與我相隔一張茶幾的沙發上主動和我聊天。為緩解我的窘迫,他說他看過我不少作品,說我文筆那么好,可別荒廢了。又說我父親賀龍元帥是他深愛的老一輩軍事家,我的家史就是黨史和軍史,建議我自己動手把父母和家族的業績寫出來。
聽了這些話我非常感動。我告訴他,我確實想寫寫我的父母親,寫寫我們賀氏家族的光榮歷程,已經收集了大量資料和素材,做了許多筆記。在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工作的時候還數次返回老家桑植,并沿著父母帶著我走過的長征路作了比較深入的考察。但眼下工作、家務繁忙,實在靜不下來。他頻頻點頭,說理解理解,其實他和我一樣,顧得了工作顧不上其他。他還問起我的家庭情況,我告訴他,我的老伴叫李振軍,也是個老同志,1937年奔赴延安,如今在武警工作。他聽到李振軍的名字,恍然大悟,說是李政委啊!我知道,他可是個大秀才,會抓典型,能寫文章,電影《戰火中的青春》中那個女扮男裝的主人公就是他在自己的部隊發掘和宣傳出來的,我得拜他為師。沒過多久,我和老伴去他家登門拜訪,他們一見如故,你唱我和,相互引為同道和知己,倒把我晾在了一邊。
就在那一天,我知道他早有著書立說之心。在抗美援朝中,坑道里那么潮濕,那么昏暗,他以膝蓋當桌子,堅持每天記日記。幾大本紙頁發黃的戰地日記至今仍保存在箱子里。還有,這幾十年,他從未中斷詩詞和書法練習,用他自己的話說,也寫不出什么好東西、大東西,旨在修煉性格、陶冶情操而已。
上世紀90年代,我和他前后腳離開總政。他升任總后政委,銜至上將;我調軍事科學院百科研究部,先任副部長,再任部長。后來大家都知道,他在總后政委任上干得轟轟烈烈,游刃有余,與思想政治工作相關的各個門類都風生水起。有口皆碑的是,他格外愛惜人才,尤其偏愛文學藝術人才。以《無極之路》《智慧風暴》等作品在紀實文學界聲名鵲起的王宏甲、十幾年后以長篇巨著《湖光山色》獲得茅盾文學獎的周大新,都是在他的任上調入總后創作室的。青藏兵站部有個運輸科長叫張鼎全,忍著長年查不出原因的腰痛,寫了一部描寫高原汽車兵生活的長篇小說《雪祭唐古拉》。周克玉得知消息后不僅親自聯系醫院讓他住院,指定專家為他治療,還親自為他的書作序,趕在他去世前幫他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把書出版了。
人無論當多大的官、干多大的事業,也有退下來的一天,老去的一天。上世紀90年代后期,周政委和我又差不多前后腳離開工作崗位。這時,他雖然擔任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和新四軍研究會會長,畢竟不像過去那么忙。正好我也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這樣,在“兩會”期間和其他場合,見面的機會反而更多了。想不到,只幾年時間,我還沒有從失去老伴的悲涼和幾十年虧欠兒女的生活中抽出身來,他已經連續整理出版了《京淮夢痕》《足繭千山》和《心羽飛絮》三本詩集,還出版了政治論文集《京淮求真》、軍事生活和出訪日記《戰地雪泥》《天方行草》,再就是那部后來引起很大關注的《軍政委日記》,可謂杰作頻出,碩果累累。
他的勤奮寫作對于我無疑是一種激勵和驅策。于是,我也不敢耽誤了,也開始磨去筆尖上的銹跡,重操寫作技藝。雖然以我對黨史和軍史的熟悉、對我父母親革命歷程的耳濡目染、還有自己的經歷,足以寫幾部厚厚的書,但我沒有勇氣和精力駕馭鴻篇巨著,只能把印象深刻的記憶長則萬字、短則千言,以散文的形式一篇篇寫下來。恰好《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喜歡這樣的文字,一次次向我約稿。漸漸的,我邊寫作邊有作品發表。而這時候,他成了我最熱心的讀者,最堅定的寫作支持者。每次讀過我的作品后,他都會給我發來一條或數條短信,對我或熱情稱贊,或進行言簡意賅的點評。數年來,我不顧年老體弱,在親人和朋友們的攙扶下,先后重返父母戰斗和生活過的陜西富平縣莊里鎮、貴州印江縣木黃鎮、河北承德和圍場,還有父母親的故鄉桑植和慈利,以及童年漂泊的洪江、乾州、永順等地,咬緊牙一步步往前走,一篇篇往下寫,不能說與他及時的鼓勵和肯定沒有關系,起碼是動力之一吧。
最讓我感動的是,2012年9月5日,我在《人民日報》發表了當年清明節回張家界為父親掃墓后寫的一篇數千字散文《去看一棵大樹》,他當天看到便給我發來短信:“捷生,讀了你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去看一棵大樹》,我太感動了。文章寫得多么細膩,多么動情,看得我淚如泉涌。我敢說,你的寫作已經進入很高的境界了,寫出了自己的經典,這是可以傳給后代的。”看完這條短信我也淚如泉涌,因為這年我77歲,他83歲。人們不知道的是,這時他正躺在301醫院的病床上,只能以流汁維持生命,活得苦不堪言。而他就是在這樣的狀態下給我寫短信,發短信。請想想,這是不是用心血寫的?是不是用生命寫的?
更讓我傷心的是,當我把近年來發表的散文收集成冊,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散文集《父親的雪山,母親的草地》時,病重的他已經再也沒有力量打開它了,也再不能為我的小小成功發來只言片語的鼓勵短信了。2014年10月,我這本小書獲得第六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界的朋友如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副主席高洪波、張抗抗等,紛紛發來熱情洋溢的信息表示祝賀,而我在本該高興的時候心里卻泛起一陣凄楚。因為,幾年來積極支持我寫作的周克玉政委已在這年的3月25日溘然離世,走完了他85年的瑰麗人生。
想感激一個人卻感激無門,這讓我感到痛苦,感到深深的遺憾。唯愿在天堂的克玉政委能讀到我這篇文章,唯愿他在讀完這篇文章后臉上能一如既往地露出潤澤如玉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