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宣欠我一杯咖啡(劉心武)

　　1981年，中國作協派三人組成的代表團去日本訪問，杜宣為團長，我為成員之一。去之前，一位“發小”跟我說：“你不是喜歡《上海屋檐下》嗎？嘿！記得那劇情嗎？一位革命者把妻子托付給朋友，幾年后回來找妻子，發現妻子已經跟那朋友同居了！”我當然記得那個話劇，我上中學的時候，中國青年藝術劇院演出過，那是部群戲，但革命者、其妻、其友確實是其中最勾人思緒的三個角色，都是好人，都不得已，最后革命者為了成全另二位，悄然離去。但那是夏衍編的劇，“發小”提它作甚呢？“發小”就告訴我：“那就是用杜宣跟趙丹他們的事情編的！”當時我竟信以為真。后來，查了資料，才知道夏衍那個劇本早在1937年就寫出了，趙丹1939年去新疆以前還在重慶演過這部戲。“發小”的說法雖然不對，但對于趙丹來說，確實也是“一戲成讖”，他和兩位朋友1939年夏去往新疆，本以為可以在那里開辟新的戲劇天地，不曾想卻被盤踞新疆的軍閥盛世才投入監獄五年，他的妻子葉露茜曾去新疆找他，聽到的消息是他已被處決，悲痛欲絕，回到上海后，得到杜宣的慰藉照顧，后來結為夫妻。趙丹獲救后回到上海，屋檐下呈現的狀況正和他演過的那出戲一樣，“人生如戲，戲如人生”，信然！作協通知我隨杜宣去日本前，我與趙丹、黃宗英伉儷已經熟稔，但還沒有見到過杜宣，覺得他很神秘。覺得他神秘的另一原因，是上中學時看過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出的話劇《難忘的歲月》，編劇正是杜宣，劇中有一場是上海地下工作者在咖啡館接頭，舞臺裝置在大背景前使用滑軌移出了一家咖啡館剖面，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時候就知道杜宣的這部戲是根據他的親身體驗編寫的。革命者也出入咖啡館呀！

　　終于見到杜宣了。跟他密切接觸后，神秘感沒有消失，反倒增加了。那一年我不滿四十歲，杜宣卻已經六十七歲了。我之前也見過一些老革命，包括老一輩的革命作家，他們身上，都煥發出一種令我尊敬的土氣，其中一位多年在根據地的老作家就跟我說過，他很怕作協派他出國，因為他不喜歡穿西裝，更怕系領帶。但是杜宣呢，他的革命資歷，比說那話的作家還早幾年，呈現在我眼前，卻是一身極為合體的西服革履，系很精致的領帶，頭戴法蘭西帽，玳瑁框眼鏡，手里捏好大一個煙斗，他渾身的色調，以暗藍為主，分幾個層次，都屬于中間過渡色，毫不招搖，卻透著高雅。我為出國，開出介紹信，到當時很有名的華都服裝店定制了西裝，又備置了色彩鮮艷的條紋領帶，穿上了厚重的新皮鞋，前面提到的那位“發小”見到，驚呼：“洋得可以呀！”但是站到杜宣邊上，我立馬就意識到，自己其實還是土得掉渣。

　　作協那時為什么派杜宣這位老將出馬？是因為那次日本的邀請方，不是一貫跟中國友好的左派團體，而是文藝春秋社。文藝春秋社后來又有變化，但1978年10月鄧小平訪問日本，回國不久就有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正式開啟了改革開放的航程，到1981年春，中國的新局面已然燦然呈現，文藝春秋社感到再不能對中國文藝界采取漠然態度，便主動派員到中國與作協接觸，最后發出邀請，作協也就派團出訪。杜宣作為“老外事”，經驗豐富，善于應對，領到任務，當仁不讓，我們隨他前往，也就有了主心骨。

　　飛到東京，到新大谷酒店，先到大堂吧等候分發客房鑰匙，邀請方問是否喝點飲料？杜宣先點頭。然后，杜宣檢視飲料單，推薦幾樣讓我和林紹剛選擇，最后他要的咖啡，我們要的果汁。從那一刻起，我覺得杜宣就在身教，昭示我們什么是不卑不亢。那是我頭一回到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頭一回置身在那么富麗堂皇的高檔酒店大堂，記得大面積的落地玻璃窗外，是日式園林，人造瀑布與朱紅拱橋令我目眩，看到杜宣一派氣定神閑，我也就絕不驚驚咋咋，只慢呷果汁，暗中觀察種種對我而言是初見乍識的陌生細節。那次我們除了到文藝春秋社本部作客，還去著名的日本作家松本清張家中作客，會見了井上靖、陳舜臣、有吉佐和子、司馬遼太郎等作家，在東京觀看了歌舞伎，在京都見到了藝伎……杜宣引領我們柔和幽默地向日方介紹改革開放初見成效的中國新貌，特別是文學藝術方面的復蘇與蓬勃生機。我是從那時候才懂得，作家的書不是印得越多越光榮，暢銷書作家并非一種褒稱，松本清張的書非常暢銷，他用那些版稅造出的別墅宏大而精致，但是他強調自己是得過日本純文學大獎(芥川龍之介獎)的，以那個為榮。有吉佐和子聽說她那本寫日本老齡化危機的長篇小說《恍惚的人》在中國一版印了5萬還要再加印5萬，竟然把桌子一拍，滿臉濺朱：“誰讓你們印那么多的？”她是覺得把她那樣一個純文學作家混同為暢銷書作家了，因而憤怒。我和杜宣獨處時，告訴他我對此很是驚詫，他就告訴我，出訪，就是要多知道些這類的“文化風俗”，以為我們發展自己文化的參照。

　　在一次與日本文化人的交談中，我隨機引用了兩句唐詩“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又提到更早的關于簫史、弄玉的典故，日方表示沒想到中國青年作家還有這般的古典文化學養，其實那都是我少年時代受家庭熏陶記住的，經歷了十年的文化斷裂，這些東西已經推壓到意識的最邊緣了，那天不過是因為話題涉及到揚州和吹簫，我偶然憶起，隨意道出的。事后杜宣表揚我，說收到改變日方某些人偏見的效果，鼓勵我更好地從民族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又敦促我學習外語，我發現他既能說日語也能說英語，后來知道他年輕時在日本上過大學，回來在上海洋場從事地下工作，1949年以后又長期搞對外文化交流，西服革履、法蘭西帽、煙斗咖啡、英日口語，都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他對我也有批評。一次在參觀名勝古跡期間，到一家比較樸素的餐館就餐，那餐館的菜式只有兩種，翻譯林美由子小姐問我：“您想吃雞，還是魚？”我隨口應道：“吃雞吧！”杜宣就微笑糾正我：“不能這樣說話啊，你應該說：吃雞。或者說：我想吃雞肉。”我頓時臉上發燒。那以后，無論外事內事，我都注意不要隨口爆出粗鄙的語音來。

　　那次隨杜宣訪日，于我來說，大長見識，印象深刻。但是就杜宣而言，不過是他繁多綜錯的涉外活動中小小不言的一次罷了。回來以后，我把日方拍攝洗印出的一厚摞彩色照片拿給文首提到的那位“發小”看，那時候中國還很少有彩色照片，他說：“哇，這么多，你就不怕折福呀！”又挑出一些有杜宣出鏡的照片指點著說：“學著點！瞅瞅人家，一招一式，總透著那么瀟灑倜儻！”他對杜宣產生了興趣，后來買杜宣的書看，把報刊上記者采訪杜宣的問答轉述給我聽，說杜宣告訴記者，他信仰共產主義，他從事地下工作時，隨時準備著犧牲，他的一些戰友就犧牲了，但是他在那樣險惡的環境里并沒有被敵人逮捕過，不過他在那斷裂的十年里，倒坐了好幾年監獄，被冤屈囚禁，并沒有讓他喪失信仰，他樂觀地迎來了改革開放。我在隨杜宣訪日時，沒有跟他談及過信仰，但是我感覺他是一個真誠的人。在1978至1988那十年里，我接觸到不少杜宣那一代的老革命，有未脫土氣的，也有他那樣頗為洋氣的，他們的信仰，概括起來，就是要先改革開放，奔現代化，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并相信經過一代再一代人的努力，最后實現人類大同，那也就是共產主義。他們的思維邏輯是清晰的，言行基本是一致的。

　　直到1994年，我才再次與杜宣見面。1993年，我的長篇小說《四牌樓》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很幸運的是，第二年我就憑此獲得了上海優秀長篇小說的獎項，在頒獎活動中，我和一些上海老作家坐在一桌，身邊正好就是杜宣，他對我非常親熱，雖然我們都沒有談及十三年前一起訪日的事，但他對我是以老相識相待的，那一年他已經八十歲了，看上去卻并不顯老，依然是西服革履、法蘭西帽、玳瑁框眼鏡、手握大煙斗，我說他一點沒變化，他笑著舉舉煙斗，說：“這就是變化，完全是道具，不再填煙絲了！”我說從雜志上看到他的劇本《彼岸》，可惜這戲只在上海演，北京看不到，他說：“自己就不滿意。力不從心了。”他說訪日回國后才看到我1980年發表的中篇小說《如意》，回來又看到改編的電影，這次又看到長篇小說《四牌樓》，鼓勵我說：“人道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題中之義。悲憫情懷很可貴，是共同富裕的推動力。”我告訴他因為又去過歐洲和美國，學會喝咖啡了，他就說：“我家里有好咖啡，你來，我請你喝我自磨的咖啡。”我好高興，跟他說：“我一定去，我還有問題要請教您啦！”

　　但是，那次在上海，因為未曾預料到的原因，我沒能去成他家。有上海的朋友告訴我，兩年前葉露茜去世了，杜宣多少有些消沉，常常在淮海路踽踽獨行，走累了，便到一家牽動他無數回憶的咖啡廳，點一杯卡布奇諾，一份提拉米蘇，默默地坐在一隅享用。離開上海的時候，我想，反正上海常去，總有機會喝到杜宣親磨咖啡的。沒曾想到，2004年傳來他仙去的消息。杜宣欠我一杯咖啡。如果我能喝到那杯咖啡，我會向他提出什么問題呢？我想問的是：從西服革履人類共享這一點，是否可以悟出更多的道理來呢？

　　2015年5月21日綠葉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