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記的民族之痛(張笑天)

　　歷史小說，當然不是歷史，但必須具備歷史的真實性，這是基本品格。重大歷史事件、年代、重要人物，都不可以虛構，更何況戲說？允許藝術加工的只能是為烘托歷史而設計的小人物或某些細節，以沒有硬傷、不傷筋動骨為原則，否則你就不必去寫歷史小說了。任何顛覆歷史、矮化歷史、戲說歷史的作品，都是不可取的。我討厭那種抗日“神劇”，打著民族正義旗號卻把嚴肅題材娛樂化、漫畫化、兒戲化的粗陋之作，不過是垃圾，是應當被唾棄的。

　　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國家陰謀》后，正在策劃下一部《民族記憶》。后一部已先在《作家》雜志上刊載。《國家陰謀》是以日本軍國主義滅亡中國為目標的國家陰謀為背景，寫到悍然發動9·18事變，侵占東三省全境。《民族記憶》是以1938年武漢保衛戰為背景，風格依然因襲第一卷。原來設想，各部彼此關聯，但人物不一定貫穿，北大出版社給我定義為“抗日戰爭系列書”，這倒很貼切、很到位。

　　好多記者問我，為什么選擇這么沉重的題材？

　　沉重本身就體現價值。總比輕飄飄的誘人玩物喪志的東西有價值吧？我寫過很多歷史小說、革命歷史題材小說，其中涉及現代史的也為數不少。而涉獵抗日題材的作品，占有相當的比重。有人說我是自討苦吃，現實生活的素材俯拾皆是，信手拈來，何必鉆進故紙堆去挖掘塵封的往事？

　　確實，寫歷史題材作品，相對來講是啃硬骨頭，是費時費力的活兒。你需要徜徉于浩瀚的史料海洋，去偽存真，擷取所需。最大量的勞動是花在閱讀中外歷史文獻，包括搜尋史料并從中外不斷解密的文史檔案中更新，拂去塵埃，直取本真，這是要耗費巨大精力的，花費的時間和精力往往超過書寫本身，這是很考驗作家的才智、毅力的。

　　我決心寫抗日題材作品心愿由來已久，朋友們說我有“抗日戰爭情結”，也許是的。也有人說，這可能緣于我是學歷史的，這我倒并不認同，這與所學專業無關。

　　我深深地感到，近百年來貧窮、落后、積弱的中國，屢受列強欺凌，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十四年侵華史，給中國人民造成了永遠無法磨滅的血色的記憶。這是中華民族心靈深處之痛。

　　我生活在東北，這里是日本侵華的第一塊淪陷地，在殖民統治的年代，這里的百姓遭受的苦難，無論從時間和烈度都是最慘烈的。有個叫甘粕正彥的人，偽滿洲國第一位警務廳長，他參與過誘迫廢帝溥儀潛來東北充當日本人的傀儡皇帝，他參與設計柳條溝事件、進攻北大營的陰謀，后來以滿洲映畫株式會社理事長面目出現，仍然控制著關東軍軍警憲特，是戴著藝術家面具的劊子手。我在《沉淪與覺醒》中，對他有充分展示。甘粕正彥有一句名言：“欲亡其民族，必先亡其史”。相比明火執仗殺人放火的強盜，這是更陰毒的麻醉劑。那時日本人在東北的學校里首先踐行這個理論，漢語課的名稱叫“滿語”，而日語課反成了正宗的“國語”。

　　人民是不會屈服的。東北人民堅持了十四年艱苦卓絕的斗爭，涌現出楊靖宇、趙尚志、趙一曼、陳翰章等諸多的民族英雄，在那艱苦卓絕的斗爭歲月，鼓舞多少中華兒女奮起抗日，高唱著《義勇軍進行曲》與日寇拼殺，《五月的鮮花》、《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讓亡國者在黑暗中反復歌唱，前赴后繼地浴血苦斗，東北人民付出得太多了！而過去，我們一向提“八年抗戰”，似乎從9·18到蘆溝橋事變之間的六年，不算抗日，風起云涌的東北人民抗日被漠視了。在我的電影《白山黑水》拍竣后，我和導演張夷非執意在片頭標上：獻給浴血抗戰十四年的東北抗日英烈們。這在當時是個標新立異的提法，曾被要求把字幕撤下來，因為與傳統的宣傳口徑不一致。經我堅持，后來得到老抗聯戰士韓光的力挺，才保留了字幕。好在，不久從上到下，對抗戰年限已做了修正。

　　遠在大學讀書時，我就曾對東北抗聯斗爭史做過調查，我的心經久地被熱血兒女們激蕩著、燃燒著，不把這一切寫出來，總有骨鯁在喉之感，非一吐為快不可。從那以后，我先后創作了長篇小說三卷本《國魂》(又名《抗日戰爭》)、《沉淪與覺醒》(又名《中日大諜戰》)、《國家陰謀》、《民族記憶》，中篇小說《落霞》，電影《白山黑水》(上下集)、電視劇《楊靖宇》、《背后是水》、《陳翰章》、《關東女俠》等。

　　當年我和日本作家朋友還曾就中日交惡這段歷史進行過討論，甚至有中日作家合作寫書的動議。當然，我是寫小說的，并不擔承政治說教和外交使命。那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和李前寬、肖桂云訪問日本時，見到了日本著名導演、編劇新藤兼人、馬場當、田坂啟、國弘威雄等老朋友，這幾位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與中國電影劇作家頻繁往來，在中日雙方舉辦過多次“中日電影劇作家研討會”，彼此很熟。當他們得知我有意把中日那場戰爭搞一個全景式巨作時，大家都很興奮，新藤兼人甚至提議，由他和我共同完成劇本，他和李前寬夫婦聯袂執導。新藤兼人把片名都起好了，《戰爭和人》。當時我并沒有懷疑其可行性。這幾位日本朋友當然不是右翼，對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發動那場奴役亞洲鄰國的可恥戰爭，都有清醒的認識，不難溝通，我平時開玩笑，甚至可以叫他們為“日本鬼子”，他們只是笑，毫不介意。

　　但最終這個跨國合作計劃還是流產了，原因多種多樣，合作模式、資金來源、對那場戰爭的定位……但我終覺得，盡管大的問題沒有分歧，但潛意識里流淌的某些東西是可以感應得到卻又無法言傳的，那是一道無形的障礙。于是這次嘗試胎死腹中，寫抗日題材作品，還得自己來，我有與同胞的正義不貳的立場和認同。

　　有人問我，當前中日關系陷于僵局的最嚴峻時期，在這樣的背景下推出《國家陰謀》和《民族記憶》，會否是應時之作？或擔心過于敏感，甚至引發爭議。

　　我不回避現實，更正視歷史。我選取中華民族的十四年國殤的角度創作，并非今日始。而如今，當日本右翼勢力挑戰二戰反法西斯勝利成果，挑戰中華民族底線之時，我的筆也更應該成為投槍。“而今歡呼孫大圣，只緣妖霧又重來”，這豈是時髦和跟風！

　　我討厭那種抗日“神劇”，打著民族正義旗號卻把嚴肅題材娛樂化、妖魔化、漫畫化、兒戲化的粗陋之作，不過是垃圾，是應當被唾棄的。

　　我在這兩部長篇小說中，寫實主義為主，特別是日本軍國主義高層。甚至很少藝術虛構，對當年日本軍部、少壯派軍人乃至天皇的描寫，都是于史有據的、有案可稽的，1931年9·18事變，不是偶然的擦槍走火，日本天皇早就把中國看成是日本的“生命線”、“利益線”，這就是臭名昭著的所謂“大陸政策”。通過1894年的甲午戰爭，日本吞并了朝鮮，霸占了臺灣，次年逼迫清政府訂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日本人并未就此止步，從日本法西斯勢力拋出的“田中奏折”可以看出，全面吞并中國，就是日本的“既定國策”。

　　人們會從我的小說里摸清脈絡，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如何把日本推向罪惡戰爭的過程，看出陰謀的軌跡，而這軌跡恰恰屬于“國家陰謀”，這是無法否定的。日本當局右翼分子否定侵略歷史、否定村山談話和河野談話，連慰安婦、南京大屠殺都否定了，他們參拜供奉著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這是公然挑戰二戰后的秩序，對比一下戰后德國總理勃蘭特在波蘭納粹集中營遺址下跪認罪的態度，對日本右翼勢力，就該揭露、聲討，前事不忘，后世之師，一個有良心的作家，就應當用藝術手法來重現歷史。

　　歷史小說，當然不是歷史，但必須具備歷史的真實性，這是基本品格。重大歷史事件、年代、重要人物，都不可以虛構，更何況戲說？允許藝術加工的只能是為烘托歷史而設計的小人物或某些細節，以沒有硬傷、不傷筋動骨為原則，否則你就不必去寫歷史小說了。任何顛覆歷史、矮化歷史、戲說歷史的作品，都是不可取的。

　　《國家陰謀》和《民族記憶》這兩部書，大的歷史事件是經得起推敲的。《國家陰謀》出版后，有人在《作品與爭鳴》上刊文，稱我寫的皇姑屯事件有違歷史真實，他說是俄國人所為，這頗荒唐，作為實施爆炸的日本戰犯河本大作，在他自己的回憶錄中都已自供，而且在東京戰犯法庭上，皇姑屯事件已作為日本軍國主義第一條罪狀確認，而這位仁兄所說的根據，不過是蘇聯小說家在小說里的臆想而已。

　　前幾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沉淪與覺醒》，也是抗日題材作品，而且背景正是曾淪為偽滿洲國“帝都新京”的長春，有人說它是諜戰系列，我倒沒有趕“諜戰的風頭”，何況彼時還沒出現諜戰劇風潮。但小說里確有地下抗日組織的活動，外圍也寫了抗聯斗爭。這部小說也曾有過廣泛的影響。由盛大文學組織，在“起點中文網”上，曾舉辦過一次“三十省市作協主席長篇小說擂臺賽”，每人上傳一部長篇新作，網民投票得分占30%，專家評委給分占七成，我有幸獲得過一等獎，但《沉淪與覺醒》不是網絡小說。我沒有寫過網絡小說，那需要一天更新一萬字且要能應變的本事。我曾誤以為，現在的網民不會熱衷于我這種“主流”作家的“傳統”作品，始料不及的是，它受到了廣大網民的巨量點擊和熱情追捧，這讓我十分感動，可見，愛國的情懷是沒有代溝的。

　　有人擔心，如今文學逐漸被邊緣化，我覺得正常。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學呈現出超常的火爆與繁榮，一篇小說會使一個作家一夜成名，有一個南方城市，一千個青年的問卷調查中，有80%人的志向是當作家。今天的首選，恐怕是當歌星、影視明星了。

　　想從事文學創作，就得甘于寂寞，不為花紅柳綠、聲色犬馬所誘惑，當然也有人把影視劇的創作產業化、商業化、作坊化，完全可以關起門來“侃”出戲來，我不敢茍同，也學不來，走自己的路吧，摔了跤也知道怎么回事。

　　我從事文學，包括酷愛歷史題材創作，從愛好者到認同并一生相許，這不僅是興趣，而是一種追求，一種自我完善。

　　有一次與文學青年對話時，有人向我遞條子，提了個極具挑戰性和侮辱性的問題：“請問你寫作是不是為了賺錢？”我心里雖然反感，還是禮貌地據實回答：我如果說我是為了賺錢，你一定滿意了吧？但我不得不告訴你，我從事創作的年代，是取消了稿費的，寫作還要賠錢，而且經常挨批判、寫檢討，甚至有坐牢風險，你說我為了什么！

　　聽了我這話，全場奇靜后終于爆發了雷鳴般的掌聲。

　　我覺得，當前圖書市場化的結果是我逐漸有被邊緣化的危險，似乎我已然落伍。

　　但我不悔。我的作品與我自己往往融會到一起，成了我生存的狀態。我不追逐時尚，不跟風潮，不刻意取悅于讀者，堅守在我的一畝三分地上耕耘，你熱愛它，就不在乎是否被邊緣化。

　　當你意識到，我們需要用精神力量來鍛造中華民族精神品格時，你就不會忘卻民族記憶深處的累累傷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