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小說創作不能任性對待歷史(孫吉民)

　　歷史小說在我國的小說創作中一直占據著重要的位置。

　　在中國傳統文學中，歷史小說顯然是小說中的重鎮，比如，我國的古典四大名著中，《三國演義》是典型的歷史演義小說；《水滸傳》在文學史中雖多被稱為英雄傳奇小說，但如不嚴格較真，歷史小說的帽子似也可戴在它的頭上；《紅樓夢》作為古典世情小說的集大成者，它所依托的歷史框架、所呈現的歷史發展趨勢以及作者所流露出的強大的歷史意識，使之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視為一部別樣的歷史小說。其后，每一次小說創作的繁盛時期，歷史小說或具有濃厚歷史意識的小說都是極為重要的存在。比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涌現了大量“革命歷史小說”，90年代后涌現了大量所謂的“正歷史小說”和“新歷史小說”，吸引和影響了相當一批讀者。現在，網絡文學也是一樣，網絡歷史小說一直是網絡小說的重要門類，在網絡小說的創作中占有相當大比重，特別是在讀者中擁有無數擁躉。為什么無論在傳統文學或是在網絡文學中，歷史類小說都會如此熱絡，深受創作者和讀者追捧呢？

　　這不能不提到中國人“重史”的文化傳統。《漢書·藝文志》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可見，至遲到春秋時期我國已專門設立史官來記錄歷史，之后，《左傳》《史記》《漢書》《后漢書》《資治通鑒》以至《二十四史》的修訂使得我國史書汗牛充棟。修史如此，學史也是如此。我們知道中國古代文化大典的集大成者《四庫全書》分經、史、子、集四大類別，其中史書是極為重要的一部分，是我國古代所謂的士大夫等文化精英需要學習的重要內容。即便下層民眾，也通過各種藝術活動或文學活動來有意無意地充實自己的歷史知識，建構自己的歷史觀念，比如，《三國演義》無論是作為說話藝術還是舞臺藝術，都曾長期作為中國民間普通大眾掌握歷史知識和觀念的重要途徑。由此可以看出，中國人無論是主動為之還是客觀形成的集體無意識，強大的歷史情節作為民族文化傳統是被根植于內心的，是流淌在血脈中的。在歷史流變的絕大多數時候，在涉及和觸碰民族歷史的時候，多數人是虔誠的，是心存敬畏的，是嚴肅的，內心是帶有一種莊嚴的儀式感的。

　　那么，在這樣一種強大的重史的文化傳統中進行歷史小說創作，對小說家而言或許應是一種戴著鐐銬的舞蹈，這個鐐銬就是要心懷歷史責任，尊重多數人認同的歷史，以一種莊重的態度和虔誠的歷史情懷去接續重史這一中華民族重要的文化傳統。如果沒有這個鐐銬，完全以任性的態度和文學的名義隨意在歷史小說中編織歷史、解構歷史、顛覆歷史，背離我們的文化傳統，甚至反文化傳統，這是相當危險的。有這樣一種說法，欲滅一國先滅一國之文化，欲滅一國之文化先滅一國之歷史。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歷史變得晦暗不明，就像一個人忘記了他的來路，不知從哪里來如何確定歸向何方，那么這個民族就會成為迷惘的民族，就會走向迷途。這絕不是危言聳聽，當下已出現諸多咄咄怪事，在中國這個最重史的國度，卻持續涌動著一股又一股解構歷史顛覆歷史的潮流，而歷史傳統遠不如中國的西方國家卻在不斷強化他們的歷史教育，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反諷。

　　那么有人會說，對于歷史小說，“小說”是第一位的，“歷史”是第二位的，況且歸根結底，歷史小說首先是文學，決不能當歷史看待和要求，更不應承擔歷史學習和教育的功能。特別是現在的網絡歷史小說，主要是以架空歷史或者半架空歷史再或者穿越歷史的形態而存在，在其中，歷史更多地只具有背景和舞臺的意義，小說的中心是男女主人公，是精彩而引人入勝的故事，這時候，歷史還會顯得那么重要嗎？回答是毋庸置疑的，依然重要。我們的任何小說，特別是網絡小說，絕不只為自娛自樂，絕不是作者個人展才露能的文字游戲，而是最終要面向讀者、吸引讀者以至于影響讀者，尤其在當下，網絡文學已經深度介入到了閱讀者的生活，甚至有很多人是用生命去閱讀(比如，一本巨長的網絡小說可以讓讀者追很多年)，那么這時，小說到底能為讀者提供什么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這部小說已經成為影響讀者日常精神成長和狀態的重要因素。有人說，審視和考察一個國家國民精神狀態的最好途徑就是審視和考察這個國家的小說，可見，小說自身以及小說家對一個國家國民精神養成具有重要意義。對網絡歷史小說而言，不管作者有沒有主觀意愿，但由于網絡強大的傳播力量以及由中國強大的重史文化傳統所賦予讀者的與生俱來、深植于血脈中的歷史意識，它已經在深度參與著中國國民歷史觀和歷史精神的建構和養成。那么，在這樣一個狀態下，歷史小說作家如果只滿足于小說的正能量是遠遠不夠的， 既然是歷史小說就要擔負起歷史責任。當然，這最終取決于小說家對待歷史的態度，是莊重和虔誠還是隨意和任性，我以為，任性對待歷史的歷史小說是值得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