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是民族精神的引擎(張江 蔣述卓 何弘 李云雷 梁鴻鷹)

　　對話人：張 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教授)

　　蔣述卓(暨南大學黨委書記、教授)

　　何弘(河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批評家)

　　李云雷(《文藝理論與批評》副主編)

　　梁鴻鷹(《文藝報》總編輯、批評家)

　　核心閱讀

　　當今的文學藝術不能只是賣萌，不能一味娛樂，輕飄飄的文藝必然導致“不能承受之輕”的民族之痛

　　好的文藝應該準確表達一個時代的經驗，讓讀者看到世界和人的本來面目，也應該為讀者提供一個沙盤，看到世界和人可能的樣子，并在此基礎上描繪出世界應該是什么樣子，發揮精神引領作用

　　“創新”并不僅僅是形式、技巧的創新，更重要的是作家藝術家面對新的世界圖景與新的文化格局，以其獨特的眼光提出新的思想命題，并以新的藝術形式創造新的藝術境界

　　無論是改造國人的精神世界，還是滋潤世人沉浸于現代物質生活中而有所干涸荒蕪的心靈，文藝責無旁貸

　　張江：當今時代，人們更愿意從文化產業的角度，從休閑娛樂的層面，去理解和定位文藝的功能。這無可厚非。文藝的功能不是單一的，娛樂也是其中的一個方面。有必要強調的是，除了這些，更應該意識到并主動發揮文藝對國民精神的建構、引領功能。

　　文藝是民族文化與精神的結晶

　　蔣述卓：一個民族的文學藝術往往是該民族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與精神世界的反映與展示，也是該民族文化的沉積與凝結。

　　中國的文學藝術有著悠久而輝煌的歷史，它真實地反映著中華民族燦爛的文化和博大深厚的精神內涵。就詩歌而言，從先秦時期的“詩言志”與“風”“雅”傳統開始，詩歌歷來就是百姓以及文人士大夫們抒情言志的載體，歷朝歷代的官府也都要通過流傳于世間的詩歌去觀世間風氣、知朝政得失。于是，尊崇儒家文化的杜甫詩有了“詩史”的稱號，維系儒家道統的韓愈獲得了“文起八代之衰”的贊譽。屈原的《離騷》與《天問》則是楚文化的結晶與象征，他在問天問世以及“究天人之際”時將楚人的想象與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無論是李白還是蘇軾、文天祥，雖然都歷經磨難，他們的才情與豪氣卻始終不為坎坷所阻，也不因高壓而屈。在他們身上，始終充滿著化悲為健、化困為通的堅毅、精進、樂觀和豪邁的情懷。中國少數民族的文學藝術亦是如此。蒙古族的《江格爾》、藏族的《格薩爾》、彝族的《勒俄特依》《阿詩瑪》、壯族的《布洛陀》等等，都反映出各自民族的精神文化內涵。

　　世界上成熟而偉大的民族無不把本民族的杰出文藝家奉為本民族文化與精神的象征與標志。正如英格蘭為擁有莎士比亞、法蘭西為擁有雨果、俄羅斯為擁有托爾斯泰與普希金而感到驕傲，中國也為擁有李白與杜甫而感到自豪。當今世界不少國家依然將文學藝術當作其強化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手段。美國的文學藝術及文化產業就是如此，他們不僅將文學藝術的創作生產當作文化發展與價值觀凝聚的重要載體，同時也將其作為輸出文化與價值觀的重要手段。我們的鄰國日本、韓國在這方面也創造了不少值得我們重視和借鑒的經驗。

　　“五四”以來，中國現當代文藝繼承中國古代文學藝術的優秀傳統，在改造國民性、鑄造民族魂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魯迅的作品就是重鑄民族魂的典范，延安時期出現的《黃河大合唱》也是團結凝聚民族精神的經典。當今的文學藝術，不能只是賣萌，不能一味娛樂，不能無內涵、無精神、無靈魂。輕飄飄的文藝必然導致“不能承受之輕”的民族之痛。只有向著鑄造民族魂的大方向不斷前進，才能使文藝真正成為鼓舞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精神力量。

　　文藝是民族與時俱進的精神動力

　　張江：文學藝術，無論是對現實的還原與再現，還是基于現實的虛構與想象，其價值都不只在于藝術化的過程本身。也就是說，審美屬性的獲得，僅僅是文藝之為文藝的基本前提。它更重要的價值，是在此過程中所傳達的是非判斷、價值取舍、情感傾向等，即精神性的引領功能。

　　何弘：文藝自發源以來，就一直與人類的精神生活密切相關，持續發揮著精神引領和鼓舞、激勵作用。

　　中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迎來了文學的自覺。中國文學的自覺和人的自覺是相伴隨的，正是文學和人的共同自覺，才推動了唐代文學的繁榮和大唐的空前興盛。五四運動前后，新文學發端，中華民族的精神面貌為之一新：推翻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起現代國家；取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建立起新中國……這個過程，文藝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發揮了積極的引領和推動作用。

　　改革開放對于當代中國是一件影響深遠的重大事件，而改革開放局面的出現，是從文藝界的思想解放開始的，應該說，文藝發出了先聲。從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到尋根文學，文藝為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提供了強大的精神支撐，甚而言之，如果沒有新時期文學的引領、感召、鼓舞，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也許不會這么快到來。時至今日，回想上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的盛況，文學界都為之自豪。這當然不只因為文學取得了空前的繁榮，更在于當時的文學確實對全社會發揮了積極而強大的影響。

　　文藝與人類的生活現實和精神現實密切相關。通常我們把文學看作經驗的表達。好的文學首先應該準確表達一個時代的經驗，讓讀者通過文學作品看到世界和人的本來面目，從而加深對自我和社會的理解。比如小說，作為一種敘事藝術，它首先要講好故事，但更重要的是，通過一個個故事的鏈條，表達一種因果關系，這個因果關系就是作者的世界觀，就是作者對所表達經驗的解釋，讀者可借此完成對世界深入的理解。同時，文學的虛構性使之具有了更廣闊的表現空間，它不僅可以表達世界本來的樣子，更為讀者提供了一個沙盤，可以借此完成對世界、社會和人的各種推演，讓讀者看到世界和人可能的樣子，展現世界和人的各種可能性。在此基礎上，文學要發揮其精神引領作用，要向讀者描繪出世界應該是什么樣子。讓讀者看清社會現實的面目，進而理解社會、理解人，再明白社會和人理想的狀態，文學的精神引領作用自然就得以實現。

　　以創新的文藝引領民族精神

　　張江：當前，發揮文藝的精神引領作用遇到的一大挑戰，是傳統方式的減效與失效。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在我看來，核心是文學藝術與當今時代人們的生活現實和精神結構難以有效對接。應對這一挑戰，唯有創新。

　　李云雷：“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國文學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的創新能力，面對時代更替與世界變化，中國文學總是能夠以其深厚的根基，煥發新的活力。近代以來，面對空前的民族危機與社會危機，一方面傳統文學內部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與調整，另一方面在與西方文化及中國現實的碰撞中，誕生了中國的“新文學”。以魯迅為代表的中國新文學，在20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而其原因就在于其巨大的創新能力。

　　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魯迅在五四時期以激烈的反傳統著稱，為什么在逝世后他會被稱為“民族魂”？在我看來，魯迅是“反傳統的傳統，反現代的現代”，他反對的是將傳統文化應用于當時之中國，而他的文化人格正是傳統文化所養育的；同樣他反對的是“全盤西化”的現代化，但并不反對中國的現代化，而是主張探尋一條中國現代化的獨特道路。可以說，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在中國與西方之間，魯迅及其一代人開創了一種新的中國文學，這是一種中國文學，但不是傳統的中國文學，這也是一種現代文學，但又不是西方的現代文學，這就是中國的“新文學”。在20世紀，中國新文學與時代、人民血肉相連，參與到了中國的巨大變革之中，從五四文學到左翼文學、解放區文學、人民文藝，再到新時期以后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知青文學”“改革文學”等，中國新文學始終走在時代的前沿，以其創新精神提出時代的核心思想命題，引導并創造新的民族精神。

　　在這里，“創新”并不僅僅是形式、技巧與敘述方式的創新，更重要的是，它還包括一個作家的思想與藝術能力。面對新的世界圖景與新的文化格局，作家以其獨特的眼光提出新的思想命題，并以新的藝術形式創造出新的藝術境界，才可以稱得上真正的“創新”。真正的“創新”來自哪里？來自作家的思想能力，來自作家的深厚學養，更重要的是來自作家對歷史與時代的深刻判斷，來自作家與民眾生活的血肉聯系，只有這樣，一個作家才有創新的動力與能力，才能將個人創作融入新的民族精神之中。在我們這個時代，中國正在經歷巨大的變化，我們面臨的是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我們需要像魯迅一樣的文化巨人，需要巨大的創新能力，需要凝聚豐富復雜的個人體驗與時代經驗，講述新的中國故事，發出新的中國聲音。

　　民族復興需要文藝振興

　　張江：偉大事業需要偉大精神。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歸根到底要靠千千萬萬的普通勞動者來實現。將分散的個體匯聚成奔涌的合流，最大程度地激發潛藏百年的夢想激情，在抵近目標過程中持續不斷地提供精神動力，文學藝術責無旁貸。民族復興，既理所當然地包含、也切實緊迫地需要文藝的振興。

　　梁鴻鷹：一個民族的復興，是進一步認識自己、發現自己、成就自己的偉大實踐，同時也標志著其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的全面發展與勃興。沒有文化的蓬勃成長、蔚為壯觀，一個民族無法自立于世界之林。中國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更加接近實現偉大復興的目標，振興文藝理應成為更加富有戰略意義的必然抉擇。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是凝心聚力的強國之魄，是實干興邦的不懈動力。正是依靠愛國主義、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中華民族才在飽受侵略、欺凌和挫折中仍然不斷創造著輝煌。文藝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時代前進的號角，為民族生存和發展提供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無論是像魯迅說過的那樣，改造國人的精神世界，還是滋潤世人沉浸于現代物質生活中而有所干涸荒蕪的心靈，文藝責無旁貸。對于一個致力于偉大復興的民族而言，必須把振興文學藝術放在突出的位置，充分激發出文藝引領風尚、彰顯信仰之美和崇高之美的巨大能量，讓文藝高擎精神追求的旗幟，打牢價值堅守的支柱，從而為建設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持續添磚加瓦。

　　文藝是鑄造靈魂的不朽事業，在人們價值追求多樣、利益訴求多樣的今天，充分發揮文學藝術在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已經刻不容緩。

　　張江：客觀地講，近些年來，文學藝術的精神引領功能日趨弱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作家藝術家主動放棄了這種責任和擔當。眼睛盯著市場，把創作當生意經營，沒有引領風尚的志向，只有逢迎世俗的媚氣。文藝創作終究是精神生產，只有自己先站立起來，才有可能引領別人，才有可能成為民族精神的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