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心靈的家園——評閻真長篇小說《活著之上》(趙振杰)

　　新時期以來，由于傳統倫理價值遭受到來自消費意識形態和權力話語的雙重侵蝕，當代作家筆下的知識分子寫作基本上呈現出兩極分化的敘事模式：一種是“沉淪”模式，即知識分子無力抵擋市場經濟帶來的物質誘惑，或自覺或被迫選擇“脫雅入俗”、隨“欲”而安；另一種是“逃離”模式，即知識分子大步后撤到狹小的私人空間，在回憶中自傷自悼，清醒卻又惰于行動，甘做鍍金時代里“不合時宜”的零余者。令人欣喜的是，閻真的長篇新作《活著之上》(湖南文藝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為當代知識分子敘述提供了全新的視野與可能性，這種存在方式有別于“沉淪”和“逃離”，我們權且稱之為“絕望·抵抗”模式。

　　所謂的“絕望·抵抗”介乎于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之間，它一方面揭示出知識分子面對“活著”本身所產生的惶惑與糾結，另一方面則寄托著知識分子對“活著之上”的期許與堅守。

　　閻真的《活著之上》以批判現實主義的筆法講述了主人公聶致遠從上大學到留校任教，直至評上教授20年間的心路歷程，集中呈現出高校知識分子在人生理想與社會現實之間的沖突、彷徨與掙扎。身為大學歷史系教授的聶致遠渴望成為一個有著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他將全部精力都傾注在學術研究上，然而，大學里混亂的文化生態和畸形的科研體制卻給他帶來了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困境。與聶致遠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學術投機主義者蒙天舒，他造詣平平，不學無術，卻善于巴結逢迎、鉆營運作，靠著拉關系、混圈子在大學里春風得意、平步青云。兩人生存狀態的落差引人深思，深刻揭示出當下高校中的學術腐敗現象。論文抄襲、學術造假、文人雅賄、大學官場化、教授商人化……這一系列令人咂舌的文化現象背后折射出市場經濟和權力話語對倫理價值和道德底線的吞噬與侵襲。正如小說中所言：“錢和權，這是時代的巨型話語，它們不動聲色，但都堅定地展示著自身那巨輪般的力量。”

　　世俗欲念對大學精神的無情僭越使得小說滲透著絕望感。然而，閻真的筆觸并沒有僅僅停留在對絕望感的渲染上，而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對“抵抗”力量的探尋之中。《活著之上》里的聶致遠之所以沒有像《一地雞毛》中的小林那樣淪為“只關心豆腐和白菜”的小市民，也沒有變成《春盡江南》中那個“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的頹廢派詩人譚端午，原因就在于他在面對冰冷堅硬的社會現實時，內心深處依然殘存著一絲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獨立人格和超越精神的向往。正是由于對“活著之上”的期許與守望，使得聶致遠們具有了“抵抗絕望”的信念與勇氣。一如聶致遠所言：“畢竟，在自我的活著之上，還有著先行者用自己的人生昭示的價值和意義。否定了這種意義，一個人就成為了棄兒，再也找不到心靈的家園。”

　　閻真對當代知識分子寫作的開拓性不僅在于呈現出以聶致遠為代表的高校教師真實的生存現狀和精神圖像，更重要的在于，他深刻地揭示出這個群體在金錢和權力的壓制下，內心深處無法消解的分裂感與矛盾性。細心的讀者不難看出，《活著之上》的故事情節主要依靠兩組沖突來推進：一個是聶致遠與妻子趙平平之間那場曠日持久的“務實務虛”之爭；另一個是兩個聶致遠之間有關“靈與肉”的對話。這兩組沖突使小說文本在敘事結構上呈現出鮮明的復調性，一方面聶致遠面對著窘迫的生存現狀，不得不認同妻子“活著至上”的唯“物”主義價值觀，另一方面他又在面臨欲望與操守的抉擇時，堅定地捍衛知識分子“活著之上”的風骨與尊嚴。聶致遠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彷徨、糾結與掙扎，也正是當下眾多知識分子真實的生存狀態和精神景象。為了生存出賣良知，意味著“沉淪”；為了信念摒棄欲求，則意味著“逃避”。不甘于沉淪，又不愿逃避的聶致遠們在選擇堅強地“活著”的同時，堅定地守望著那些“活著之上”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