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真長篇小說《活著之上》:天問的回聲(陳福民)

　　在《活著之上》中，閻真把自己的批判視角推到了致命的追問：當“活著”成為壓倒性、壟斷性乃至惟一合法性的價值觀后，在它之上到底還有沒有我們值得信奉和持守的事物？對它的回答有多么艱難，即可證實時代的淪陷有多么深廣。

　　《活著之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讀作當代“儒林外史”。閻真既對社會環境提出了強烈控訴，同時，他也使用“外史”的手法，對書中大小人物予以或辛辣或善意的針砭嘲諷。

　　在中國當代文學領域，閻真是一個辨識度極高的作家。2001年，中國文學及其讀者通過一部《滄浪之水》記住了這位江南書生和他對于時代的深刻質 疑與憂憤，十幾年來未曾忘懷。客觀地說，《滄浪之水》在藝術上雖屬上乘，但遠未達到非凡的不可比擬的高度，相對說來，文本采用了一種比較傳統的現實主義敘 述手法，人物性格也算不上多么豐富和復雜。然而，《滄浪之水》擁有一種在當時極為鮮明、有別于“蕓蕓眾生”的氣質和關切，提出了一個相當重要的時代命題， 即從中國古典文人那里傳習下來并本該成為現代知識分子立身立人之精神資源一部分的那些珍貴的事物，是如何一點一點被這個世界侵蝕與摧毀的。正是這種氣質與 關切，或者正是這個嚴峻的時代命題，令人扼腕長太息。直至今日，上述憂憤和關切非但沒有得到緩解，反而愈發尖銳和沉重，特別是在新世紀以來，人文教育不斷 加大了它的行政化、產業化與市場經濟權重與品質，上述憂憤與關切就愈來愈成為當代知識分子困獸猶斗的現實處境。這幾乎成為閻真觀察生活最核心的基點，是他 揮之不去的夢魘，也是他對自己念茲在茲、但今天已然凋敝飄零的精神世界的痛惜與悼挽。所謂“夜正長路也正長”，有如芒刺在背骨鯁在喉。于是，又有了這部 《活著之上》。

　　關于“活著”的天問

　　可以說，《活著之上》與《滄浪之水》是一對“連體嬰兒”。盡管它們時隔14年之久，盡管《活著之上》中聶致遠的博士身份與高校教師生涯，要比 《滄浪之水》中的池大為來得更具典型性，也更細膩生動，但二者之間融會貫通的精神脈息卻是一望而知的，它們的共同關切從未有過絲毫的放棄和改變。只不過， 《滄浪之水》如其名字所示那樣，還有一種“濯吾纓”、“濯吾足”的清揚之氣概，而到了《活著之上》，閻真則把自己的批判視角徹底推到了看似淺顯實則更為致 命的追問：當“活著”成為壓倒性、壟斷性乃至惟一合法性的價值觀后，在它之上到底還有沒有我們值得信奉和持守的事物？我相信所有人的回答都不會有多大差 異：當然是有的。但閻真的《活著之上》不再給你躲閃的機會，他直接追問：如果二者發生沖突，你會怎么選擇？就像我們每天都會遭遇的各種細節，為了“活著” 這個超級霸權，能否無情踐踏那些積累了千百年的精神信仰？就如同書中聶致遠頂頭上司金書記那樣，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一切都是“小事”，或者如同聶致遠的發 小蒙天舒那般，為了“有朝一日”無所不用其極。這時候，人們的答復恐怕就要頗為躊躇了吧？

　　在并不夸張的意義上說，《活著之上》是一種已經被時代淡漠乃至遺忘了的“天問”。對它的回答有多么艱難，即可證實時代的淪陷有多么深廣。特別是 當“活著”越來越成為一種普適性的意識形態之后，那些少量敢于站出來或者試圖站出來對它說“不”的抵抗者們，往往都遭遇了滅頂之災。小說通過對聶致遠的遭 際、糾結、持身和各種犧牲的描寫，極為真實而有說服力地呈現了這一點，閻真讓我們再一次聽到了“天問”在我們內心的回響，催迫我們有機會認真想一想活著之 上的意義。

　　這當然算不得非常新穎獨到和罕見的追問。對于這類環境與人性的循環性關聯的指控，人們早已經諳熟，它們真的太平常也太久遠了。東漢李固之死，引 發了“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的千古嘆息。沿著這個譜系，我們可以梳理出一整套相關范疇、人物及其命運，諸如“忠/奸”、“清/昏”、“廉/貪”等 等。歷史的表彰與那些人物的具體遭際基本都呈反向排列，前者高尚而慘烈，后者卑污卻總是現實獲利者。活著，以及之上，從那時起甚至更早，便成了一個問題。 《滄浪之水》中的池大為，如果不按照“厚黑學”打理自己，要想“成功”那是萬難；蒙天舒賣力觍顏、鉆營角逐，永遠是一個捷足先登的勝出者。這種在歷史當中 不斷發生的“劣幣驅除良幣”的逆淘汰法則，迄今非但沒有銷聲匿跡，反有愈演愈烈之勢。

　　知識分子的視角與關切

　　與《滄浪之水》曾在一定程度上被誤指為“官場小說”不同，《活著之上》最值得注意的，是它不折不扣的知識分子視角與關切。任何一種精神質詢和規 范性要求，都有它相適應的人群。在閻真的理解中，他當然希望“蕓蕓眾生”都能聽見他的痛苦叩問，但在一個更為準確的層面上，他的痛苦、關切和憂憤是留給當 代知識分子的。對此他有鮮明的立場和態度，蒙天舒之流自不必言，即便是聶致遠的大師兄，《歷史評論》副主編周一凡，最高等級項目的評委，品學兼優的大學 者，拿沉甸甸的大紅包不動聲色之后，又掉入凡塵大嘆買不起房的苦經，都能讓我們體會到閻真公私分明的理想性期待。我想，幾乎所有人都能夠理解，甚至異口同 聲指出“這完全是環境所致”。這么說肯定沒錯，但閻真在《活著之上》的描寫中，對于構成這一環境的諸種要素，如權力交易、行政化等等，都做了鞭辟入里的揭 批，但他顯然不想讓這種揭批成為知識分子個人主體推卸自身擔當的無限后門。盡管閻真基本沒有讓聶致遠大談陽明心學，但陽明心學的格物致知及知行合一觀，在 聶致遠那里是從未曾動搖過的立身立人原則，他不允許自己一面伶牙俐齒圣人之言另一面隨波逐流蠅營狗茍。我猜測，在閻真那里，最痛恨和鄙視的，可能就是那種 一面痛罵體制另一面鉆營體制的“偽人儒”。因此，聶致遠不能茍且于“活著”的哲學，并且一個人在那個環境中擔當起來了。這情形，讓我想到亞伯拉罕為索多瑪 城求赦免時向耶和華提出的“十個義人”的倫理假設。無論西方還是東方，都不會蔑視這十個乃至一個“義人”存在的意義。

　　與《滄浪之水》相比，《活著之上》把“錢”——經濟狀況與人格關系的現代資本嚴重性提到了一個觸目驚心的高度。小說中在最現實的層面直接提到錢 與經濟壓迫的場面次數不勝枚舉，從趙平平及其母施加于聶致遠的購房壓力，到聶致遠推掉東北老板個人傳記的糾結，從“克扣”女兒安安出生的購物清單，到參加 老同學佟薇薇婚禮的隨禮，從版面費到大紅包，從韓佳的凱美瑞到凌子豪的雷克薩斯……閻真此次談“錢”不厭其煩，這是非常值得玩味的有趣的現象。聶致遠們是 信奉孔學義利觀的人，深通“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的道理，但在當下現代生產關系對傳統農業社會結構全方面摧毀的條件下，他已經不可能再學著琵琶女的口 氣重復那些諸如“商人重利輕離別”之類的抱怨了。如書中交代，聶致遠可以“不食周粟”，但他女兒安安起碼要有粟可食。這一點，是現代經濟關系假借趙平平之 手抵消聶致遠君子觀的殺手锏。現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全面進入我們的生活體系中，因此，今天人們在譴責金錢對于人的品行的腐蝕壓迫的同時，正視現實經濟 關系對于個人道德品格的真實含義，是特別必要的。

　　新世紀的當代“儒林外史”

　　《活著之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讀作新世紀的當代“儒林外史”。閻真既對生產和壓迫這些知識分子的社會環境提出了強烈控訴，對于人文社科領域的高 度行政化弊端深惡痛絕，也對與自己同行的當代知識分子有嚴厲的批判。同時，他也使用“外史”的手法，對書中大小人物予以或辛辣或善意的針砭嘲諷。吳教授雖 然開始曾盛氣凌人對聶致遠構成權威性壓力，但在后來又能慨然答允為聶致遠推薦論文，出人意表。在評正高職稱時兩方相持不下，聶致遠意外收得“漁人之利”， 失利的孟子云和肖忠祥，一個號啕一個昏倒，幾與范進中舉后的瘋癲相媲美，于夸張中活畫出當代儒林眾生相之不堪。而蒙天舒這個人物又復雜有趣得多，作為一個 “小人物”向上爬的典型，除了觍顏、投機之外，他去外地參加學術會，竟越俎代庖自愿充當會務組接待成員，借此靠攏學術大佬，諸般行徑既令人齒冷也令人噴 飯，在如愿坐上副院長“寶座”后既暴膚淺虛榮，又能在遭受富豪同學凌子豪的鄙薄搶白時唾面自干。這個卑微而傲慢、可憐而可怕的性格，是閻真在本書中刻畫得 最為成功的人物之一。

　　《活著之上》對現代生活的理解、對當代知識分子精神狀況的批判，都打上了鮮明強烈的個人烙印。作為一個觀察者、寫作者和批判者主體，閻真有著淌 入血液、深入骨髓的中國古典思想精神來源。小說始于《紅樓夢》亦終于《紅樓夢》，但“紅樓”中有關世界認知的那些哲學觀念，如“色空”、“好了”等，聶致 遠并不感興趣，他所感動和追慕的是曹侯于“繩床瓦灶”清貧寂苦中對《石頭記》的“批閱十載增刪五次”。關于這一點，閻真未必是要說服別人，但至少，他希望 自己確信，精神上的豐富偉大的創造，隱約地與貧困相關。這里面似乎隱含著孟子“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 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這類信念。此外，小說中主要人物精神世界的關鍵詞，多與氣質、節操、風骨、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等中國古典文人的精神信 仰有關。而西方知識分子那種對世界本體認知的狂熱、對社會結構分析的癡迷等特性，在《活著之上》的知識分子那里基本沒有痕跡。知識分子個體的道德精神自我 完善、知行合一，對于閻真的知識分子觀來說是首要功課。也正是這一點，讓閻真與其他的知識分子批判性寫作區分開來——他在進行嚴厲的社會批判時，一直警惕 那種自我推卸、遺忘反思的外在化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