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話題——70后，不再面目模糊(楊慶祥)

70后，不再面目模糊(年度話題)

　　2014年，70后作家安妮寶貝宣布改名“慶山”，這個名字比起“安妮寶貝”來少了幾分商業化的色彩。

　　2014年，70后作家張楚、徐則臣獲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加上前幾屆獲獎的李浩、魯敏，70后在這個國家級文學大獎上斬獲頗豐。

　　2014年，徐則臣的長篇小說《耶路撒冷》出版，推薦語赫然印著“一代人的心靈史”。同年，路內“追隨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天使墜落在哪里》出版，與2013年出版的李浩的《鏡子里的父親》、喬葉的《認罪書》一起，構成了頗有意味的70后作家的歷史書寫。

　　也是這一年，孟繁華、張清華主編的《身份共同體：70后作家大系》出版，收入近20位70后作家的中短篇小說集。同年6月，沈陽師范大學舉辦了“70后作家研討會”。

　　還可以列舉出更多的出版、會議、獲獎來證明，這一年算是70后的一個“大年”。但真的是這樣嗎？如果在百度上檢索“50后作家，2014”或者“80后作家，2014”，同樣會出現長長的網頁清單，同樣有數目眾多的發表、出版和文學活動。可見，問題的關鍵不在于現象的“計件化”，關鍵在于，在這些創作中，70后作家表現出了一種新的歷史意識，并通過這一歷史意識來重新建構本來面目模糊的主體。

　　中國當代小說很大程度上是以歷史為主體的書寫。但是，在不同代際的作家那里，因為歷史經驗、對歷史認知的不同，呈現出非常明顯的差異。在我看來，第一，50后一代人的歷史書寫模式基本上是“傷痕化”的，他們借助20世紀80年代啟蒙話語和人道主義思潮，構建了一種高度道德化的歷史書寫模式。這種歷史的道德化傾向有時演繹為對歷史——尤其是中國當代史的簡單化理解，歷史被理解為“正確或者不正確”的歷史，而文學書寫，也因為在這種正確與否的盲目判斷中失去其豐富性。第二，在50后一代作家那里，歷史與“個體”被天然地理解為一種“同一性”關系，因此，在他們的歷史書寫中，很難看到一個真實的具有鮮明個性的主體自我，這常常導致他們對歷史的反思停留在“外在化”的層面。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始終沒有終結也不可能終結，這一“未終結”并非是時間上的，而是指以文學的方式來“思考”歷史始終是一個未完成的重要話題。

　　70后作家正是在對上述歷史書寫方式的有意識的規避和重構中形成了自己的歷史意識。在70后的歷史書寫中，大部分有一個起源性的“我”。路內的路小路，基本上是以回憶的視角去回溯自己的成長史，而徐則臣的初平陽在“到世界去”的路途上，卻不得不折回自己的故鄉，將自己的歷史重新經驗化。無論這個“我”是小說的主角還是敘述者，都因為身處歷史之中而使70后的歷史書寫有一種肉體的疼痛感。不過需要警惕的是，這種肉體的疼痛感也很容易造成一種小資產階級式的無病呻吟。但2014年前后的70后寫作似乎已經意識到了缺乏內容的生理性的“疼痛感”是讓人羞愧的，安妮寶貝把名字改了，70后還能繼續自己的小傷感和小疼痛嗎？事實上，70后雖然從個體的經驗出發，卻一直努力將這種經驗和更廣闊的社會現實聯系起來。《耶路撒冷》的內容就指向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將正在行進中的歷史進行歷史化的書寫，這一點上，數量龐大且質量上乘的中短篇小說構成了70后寫作的基石。與前輩作家道德審判的姿態不同，70后在道德判斷上顯得低調，他們尊重現實生活的蕪雜性，無意建構一個虛擬的道德偶像來指認當下和歷史的過錯，他們認為歷史的過錯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自我的過錯，因此，在批判和反思的層面上，他們難能可貴地從自我開始，并在一派物質性的現實中努力開掘著“文學的鏡子”(李浩)、“耶路撒冷”(徐則臣)和“歷史的天使”(路內)。

　　這么做并非全無風險，對歷史的書寫如果不借助強勁的想象力和形式更新的能力，很容易淪落為文學的爬行主義，同時，把歷史作為一個應然之物，也容易侵占自我表達的份額。這是70后，也包括更年輕的作家們需要注意和警惕的地方。無論如何，一種冒犯歷史、冒犯現實秩序的寫作，在當代文學中還是稀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