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學與政治的生態關系(張炯)

　　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是文學外部生態中最重要的關系。對這種關系如何認識，多年來爭論不休。有主張“文學從屬政治”說，也有主張“文學與政治互不隸屬”說。如果把這種關系放到廣闊的歷史時空去進行比較和分析，也許能夠從中得出更全面的認識，更正確的結論。

　　文學與政治并非從屬關系

　　要弄清文學與政治的生態關系，首先要弄清什么是政治。人們平常所說的“政治”，實際上包含政治制度、政治權力、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動等幾個層面。 政治與經濟、文化相區別，具有多方面的社會功能與影響。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自從產生階級社會，政治就表現為各階級、階層之間的利益沖突和斗爭。政治關 系的實質正是基于不同經濟利益的階級、階層關系。當人類社會還沒有出現階級以前或當階級已不再存在之后，政治的階級斗爭性質自然也不會存在。那種情況下， 管理社會的功能便更加凸現。其中，經濟利益的合理分配，恐怕仍然是政治關注的重心。

　　在討論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時，我們既要看到兩者的區別，也要看到兩者的聯系。從歷史上看，前文學時代里的神話、傳說和原始歌謠就是文學的雛形。它 們在遠古時代或許已有審美作用，但更首要的作用卻在于傳授原始人對世界的觀念和認識、傳授關于氏族誕生與發展的歷史知識，溝通彼此的思想情感，從而使原始 人群產生某種心理的凝聚力和團結力。這對于提升本氏族的力量去從事狩獵、采集果實和戰勝自己的敵人是極為必要的。古代的氏族酋長往往又兼巫祝，在祭祀儀式 中，他們正是利用神話、傳說和原始歌謠來達到以上的目的，并且也借此以鞏固自己的政治權力。可見在文學的萌芽形態中，于娛人之外，正有一種政治的作用。孔 子論詩的作用就有“興、觀、群、怨”之說。這個“群”就與凝聚力、團結力有關。孔子還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之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 為？”這更具體論到詩歌與政治的關系，要求文學為具體的政治操作服務了。《詩序》論《詩經》中的《國風》時也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 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這就是說統治者要利用詩歌去教化人民，而人民也要用詩歌去諷刺、批評統治者。講的也是文學與政治的關系。

　　文學與政治有密切的關系，這是古代許多君主和作家都認識到的。所以曹丕的《典論·論文》才有“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這種論斷；白居易 才有“惟歌生民苦，愿得天子知”的努力。但即使在古代，也不是每種文學作品都與政治有關。比如最古的我國詩歌之一：“斷竹、續竹，飛土、逐肉”，描寫的就 是原始人打獵的生活。再如民歌中的許多情歌，也多數只是歌唱男女的愛情。還有許多描寫自然景物的詩歌，像李白的《觀廬山瀑布》：“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 布掛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這些作品實在沒什么政治內容，也不是為什么特定的政治服務的。

　　今天文學已經大發展，成為種類、體裁繁多，內容十分豐富的大家族、大系統。在社會大系統中，政治與文學自然屬于不同的分系統，其結構和要素、價 值與功能都不相同。但與政治關系密切并可能和曾經為政治有力地服務的文學作品又歷代多見，如政治抒情詩、政治小說和政治戲劇以及關涉政治現實的報告文學、 雜文等。像《詩經》中的《碩鼠》控訴奴隸主的剝削，《黃鳥》抗議奴隸社會存在的殉葬制度。像屈原的《離騷》既不滿楚王的昏庸，又哀民生之多艱；司馬遷的 《史記》雖為帝王將相立傳，卻寓有褒貶與諷刺；像關漢卿的《竇娥冤》為竇娥鳴不平，像《水滸傳》之寫梁山好漢的聚義與降敗，像魯迅的如匕首與投槍般的雜 文，等等，都有政治內容，并表明作者的政治立場、政治觀點。這說明有許多文學作品確實可以為政治服務或起到為一定政治服務的作用。從歷史上看，在階級矛盾 或民族矛盾十分尖銳的時期，大多數作家被卷入政治斗爭，無不有鮮明的政治立場，他們的許多作品具有一定的政治傾向性并為一定的政治服務，乃勢所難免。所 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于一定的階級，屬于一定的政治路線。”這段話即使未必能涵蓋當 時世界上的全部文藝作品，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又確實是涵蓋了大多數作家的創作情況的。而在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緩和、社會比較安定的時期，與政治無 關，也不為什么特定政治服務的作家作品增多了，這也合乎歷史的規律。比如我國文學在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新時期就是如此。

　　今天看來，“文藝從屬于政治”、“文藝為政治服務”的觀點，在理論上的局限性和偏頗是明顯的。因為作為普遍性的原理，它畢竟難以概括和闡釋歷史 上的全部豐富多彩的文學藝術現象。而對社會主義文藝的實踐來說，確實害多利少。首先，它既然要求一切文藝從屬于政治并為政治服務，必然就要排斥與政治無 關、不能為政治服務的作品，這樣就大大限制了社會主義文藝應有的廣闊的題材和主題，從而也不利于文藝形式與風格的多樣化。而題材、主題、形式、風格的多樣 化，正是社會主義文藝為了滿足廣大人民群眾豐富多彩的審美需要所必需的。其次，它也不利于團結和調動廣大持有不同政治傾向的文藝工作者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乃至于使他們因創作了與政治無關或批評了一定政治的作品而受到不應有的待遇。再次，它為不懂文藝的政治工作人員提供了對文藝進行橫加干涉的理論根據，不但 要求作家都配合具體的政治任務，所謂“寫中心，演中心，唱中心”。鄧小平說：“文藝這種復雜的精神勞動，非常需要文藝家發揮個人的創造精神。寫什么和怎樣 寫，只能由文藝家在文藝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 應該說，這是符合文藝規律，有利于創造使文藝繁榮的政治生態環境的重要指示。

　　文學不可能完全脫離政治

　　但是，文藝又不能完全脫離政治。鄧小平指出：“我們堅持‘雙百’方針和‘三不’主義，不繼續提文藝從屬于政治這樣的口號，因為這個口號容易成為 對文藝橫加干涉的理論根據，長期的實踐證明它對文藝的發展利少害多。但是，這當然不是說文藝可以脫離政治。文藝是不可能脫離政治的。” 

　　如果我們結合中外文學史來理解，就會認識到鄧小平的這一論斷的深刻和正確。一方面文藝和政治作為兩種社會現象，本質上并不相同，因而不能說文藝從屬于政治。這主要表現在：

　　文藝與政治的結構、性質、功能都不同。政治的結構雖有思想觀點的層次和物質實體的層次，落實在人們的行動上，其關鍵是強制性的政治權力。政治的 目的在于遵循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建立一定的制度并通過暴力和非暴力的手段去平衡各方的利益，以保持社會的穩定運行或促使社會的更新。而文藝的結構包括創 作、傳播與接受，雖也有思想觀點和物質實體的層次，但它不存在強制性的權力(即使有人認為文學存在著語言的霸權，畢竟也與政治權力有原則的區別)，文藝主 要通過作品的個別制作和一定范圍的傳播，吸引人們去欣賞，使人們通過作品所創造的真善美的藝術世界得到精神的怡悅和陶冶，優化人們的思想與情感，幫助人們 更好地認識自身的世界和應有的理想的人際關系。

　　而文學與政治的緊密聯系則表現在，政治與文藝都受一定思想觀點的支配，而且兩者隱含的思想觀點都源于一定時代的社會經濟基礎。在政治和文學行為 背后，除了政治觀點，還有法律、道德、宗教、哲學等觀點都產生程度不同的制約。從歷史上考察，文藝與政治是相互影響的。文藝所以難于完全脫離政治，原因 是：(一)每個人生活在一定的社會中，他的經濟地位，他所接受的思想教育，以及他的具體人際關系，都會使他產生一定的政治觀點和立場。作家藝術家也不例 外。這樣的立場和觀點一定會不同程度地、或明或隱地表現在他的作品中。例如巴爾扎克和列夫·托爾斯泰的作品的思想局限，跟他們的世界觀，包括政治立場和觀 點并非沒有關系。巴爾扎克的《農民》雖然不得不描寫資產階級暴發戶的勝利，他的同情卻完全在貴族地主一邊。托爾斯泰的《復活》描寫地主少爺聶赫留道夫的卑 鄙與懺悔，卻只能止于宣揚道德的自我完善，而不能從根本上指出當時俄國社會的正確政治出路。這兩部小說雖不是政治小說，但由于作家的政治觀點和立場的局 限，其政治傾向性也是相當清楚的。即使有些作品在政治斗爭中持中立態度，實際上體現的也是一種政治立場和觀點。如抗日戰爭時期淪陷區描寫風花雪月的文學作 品，表面是中立的，實際效果卻為日本侵略者和漢奸政權粉飾太平，其政治傾向和作用并非不存在。(二)政治家的思想和行為往往影響到文藝。如毛澤東、周恩來 對許多作家藝術家都有影響，包括思想影響和他們所制定的文藝政策的影響。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甚至使郭沫若覺得自己過去的作品都應該燒掉！這都是眾所周 知的。而有的文學家本身就是政治家，如毛澤東，他的政治歷程和思想當然會直接影響他的詩詞創作。歷史上曹操、曹丕父子與建安七子的關系也是如此。(三)政 治制度、權力機構和政治團體的影響。每個人生下來都要生活于一定的政治制度下，受到一定的政府的管理和政黨的影響。作家也不可能例外。國家的各級政府作為 控制社會的權力機構，它們都可以通過一定的制度、政策和法規、決議等去規范文藝創作。例如世界各國的政府都有“掃黃”的政策規定與相應的強制行動。而一些 政黨也力求通過文藝的形式宣傳他的政見，擴大他的影響。這當然也會對相應的作家創作產生一定的推動和規約的作用。(四)政治斗爭和運動的影響。階級斗爭一 般都會表現為政治斗爭，甚至掀起一定的政治運動。例如本世紀以來我國的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運動、五四愛國運動、大革命和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等，都是階級 斗爭或民族斗爭集中的表現。在這樣的斗爭和運動中，很少有作家藝術家能夠不站在政治營壘的這一邊或那一邊，并通過自己的作品表現一定的政治立場和思想情 緒。

　　文學可以起偉大作用于政治

　　反過來，文藝對政治的影響也不容忽視。毛澤東曾指出，文藝“反轉過來給予偉大影響于政治”。盡管不是每個文藝作品都能給政治以影響，但在社會的 實際生活中我們會看到，文藝作品通過或歌頌光明、或揭露黑暗，或宣揚理想，或諷刺現實，都會對政治產生反作用。像《國際歌》《義勇軍進行曲》那樣提出直接 的政治號召，或如馬凡陀山歌那樣，對舊社會的黑暗政治予以尖利的諷刺，這些作品在廣大人民群眾中都產生過廣泛的政治動員的作用，推動了歷史的前進；像巴金 的長篇小說《家》、曹禺的話劇《雷雨》，都產生過推動許多讀者走向革命的作用。當然，歷史上也還有些作品由于自己錯誤的政治思想傾向，對社會生活產生了負 面的影響。如前述抗日戰爭中為虎作倀、美化敵占區的“漢奸文學”。

　　正由于文學不能脫離政治并起偉大作用于政治，現代政治生活中，政黨也必然要不同程度地重視文學和藝術，乃至提出文化和文藝方面的領導權問題。無 產階級政黨在革命過程中和奪取政權后，都必須致力于實施文化和文藝的領導權。對此，意大利共產黨領袖葛蘭西曾有深入的論述。我國瞿秋白當年關于文學大眾化 問題的文章中也有過論述。在我國民主革命時期，為爭奪文藝領導權，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曾展開過激烈的斗爭。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在延安文藝座 談會上的講話》等著作，更通篇都貫穿文藝領導權的思想，新中國建立后在左傾思潮支配下，更把它強調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對文藝做了種種橫加干涉，使文藝的發 展遭到嚴重的挫折。因而，鄧小平在新的歷史時期才于《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中既強調“各級黨委都要領導好文藝工作”，又指出“文 藝這種復雜的精神勞動，非常需要文藝家發揮個人的創造精神。寫什么和怎樣寫，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

　　全面認識文藝與政治的區別與聯系，能夠使我們更自覺地在文藝創作、傳播、接受的各個環節去正確處理兩者的生態關系。人們不應該以政治的特性和角 度去要求文藝，也不應從文藝的特性和角度來要求政治；人們不應該要求所有的文藝作品都為政治服務，但也要承認有些文藝作品是可以和應該為政治服務。文藝畢 竟只是局部，政治則要總攬全局。認識到文藝不可能脫離政治，這就要求我們的作家藝術家要重視政治，顧及全局。

　　有利于文學發展的政治生態環境

　　正確認識客觀存在的文藝與政治的關系，還應該促進我們自覺地創造有利于文藝發展的良好生態環境，促進文藝的繁榮，這應當是當代政治權力部門所不 容推卸的歷史責任。就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不但政府部門應為文藝的發展提供有利的條件，黨對文藝的領導也需要不斷改進和完善。除了堅持為人民為社會主 義服務的方向，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正確方針，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外，還應如鄧小平所說：“黨對文藝工作 的領導，不是發號施令，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于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而是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征和發展規律，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條件來不斷繁榮文 學藝術事業，提高文學藝術水平，創作出無愧于我們偉大人民、偉大時代的優秀文學藝術作品和表演藝術成果。……從各個方面，包括物質條件方面，保證文藝工作 者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我們提倡領導者同文藝工作者平等地交換意見；黨員作家應當以自己的創作成就起模范作用，團結和吸引廣大文藝工作者一道前進。衙 門作風必須拋棄。在文藝創作、文藝批評領域的行政命令必須廢止。” 近幾十年來的經驗證明，全面貫徹鄧小平的上述指示，對于創造使文藝繁榮發展的良好政治生態環境是何等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