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來:把握多元文化現(xiàn)實 參與國家共識建設

　　來參加北京會議的前兩天，我還在川甘邊界走訪藏族村寨。這些村寨中的藏人，是藏族人中很特別的一支，叫做白馬人。基于他們的生產生活，尤其是宗 教信仰方面與其他地區(qū)藏族存在的較大差異，一些當?shù)厝耸亢蛯W者甚至認為，他們根本就不是藏族人，而是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存在的，在魏晉南北朝這個民族大融合 時期即已融入中華的氐族。而絕大多數(shù)藏族人士，則認為這批人根本就是吐蕃時期派出東征的軍隊，只是因為吐蕃政權崩潰后，他們因未曾得到西歸本土的命令而居 留在當?shù)兀匀灰簿褪遣刈迦肆恕?/p>

　　我無意在此作一個孰是孰非的評判，只是想說，如今這樣一種與其他地區(qū)藏族文化存有較大差異的現(xiàn)象，正受到空前重視。一則，當然是因當下的旅游開 發(fā)熱潮；二則，在藏民族來講，承認或不承認這樣的內部多樣性，已是一個越來越帶有意識形態(tài)色彩的問題。今天，當我們表現(xiàn)或表達一種民族文化的時候，是將其 虛假地構建為一個無差異的文化共同體，或者是尊重實際，承認同一民族內部的差異性與多樣性，常常不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一個情感問題，甚至是一個政治問 題。

　　這一次，是我對白馬藏人的第二次考察。第一次考察是前年秋天，以后，一邊觀察與思考正在發(fā)生的種種現(xiàn)實，一面四面八方搜羅一星半點的史料，對這個地區(qū)與族群有了更深入了解后，我再來作這第二次考察。

　　有關藏族民族內部文化多樣性的考察，是我自己定下的藏區(qū)考察的題目之一。

　　在這個考察題目下，我去過藏文化發(fā)祥地西藏的山南地區(qū)；去過西藏的波密林芝一線；去過康巴文化特征鮮明的青海省玉樹州、黃河最上游地帶的青海省 果洛州；去過歷史上游牧民族頻繁流動，現(xiàn)在是藏、蒙、回、漢等民族相繼進入并定居的祁連山中的祁連縣；去過以旅游開發(fā)著名的云南省香格里拉縣，更不要說地 域廣大、人口眾多的四川藏區(qū)了。以上這些地方，到今天還是藏族人聚居、依然有著鮮明藏族文化特點的地區(qū)。我們知道，歷史與在歷史中生成的族群與文化，也在 歷史潮流中有著必然的興衰廢替，所以，我也去考察藏族最強盛時，其軍事與文化曾經抵達并產生過影響的地區(qū)，比如今天的甘肅省的河西走廊、新疆的和田一帶， 以及云南的麗江地區(qū)。考察一個民族強盛時期在這些地方的歷史性存在，以及相繼而來退出，以及退出后在當?shù)亓粝碌幕蛘咔逦蛘吣：奈幕挠囗憽?/p>

　　我之所以做這些工作，不是基于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而是嘗試從這樣一個切口入手，考察中國歷史中不同文化間沖突、融合，再沖突、再融合的復雜過程，體察中華文化共同體建構的復雜性與必然性。

　　只看到復雜性會令人感到悲觀，同樣，只堅信必然性，又會使人變得剛愎、粗暴、簡單。

　　我試圖以這樣的考察，以及對于考察結果的梳理，來對一個民族內部的多樣性進行充分的書寫，破解當下把每一民族，包括從文化特征、地理空間，直到 每一個人的個人身份加以固化所造成的種種迷思，以及因此而起的種種現(xiàn)實危害。今天的中國，無論是一個族群內部，還是這個族群的外部，大家基于不同的原因， 很多時候，都在做著同樣的一種建構——在一個民族，或一種地方內部建構一種并不存在的同一性，而這種同一性的建構，又是為了建構這個民族與其他民族、這種 文化與別種文化的差異性。最終強調的是民族與民族文化的差異性，而不是不同文化中所包含的共通性。拋開一些人、一些勢力出于政治目的的有意操縱不論，在大 多數(shù)情況下，在學術的包括文學的認知上，這種看法的形成與實踐，其實與源自西方的后殖民文化理論的影響有關。大家都特別輕易地運用這種理論中“身份”與 “認同”、“自我”與“他者”這樣的界定來對待復雜的文化現(xiàn)象，而很少考慮后殖民主義理論興起的全球背景，是基于二次大戰(zhàn)后，前西方殖民地國家風起云涌的 民族國家獨立與建構的大潮。而中國自古以來所努力建構的就不是一個單一民族的國家，而輕松地使用著后殖民理論中這些概念與方法的人們，似乎沒有對中國這個 多民族國家的歷史與現(xiàn)實有深入的體察，自然也對這種理論運用于一個多民族國家內部是否適合沒有真正的思考。我本人則對于這種理論的隨意使用越來越保持相當 的警惕。

　　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雖然沒有任何人要求，我決定來做這樣一種并不太受歡迎甚至遭致很多誤解的工作。在什么樣的范圍內，我們是“自我”，又在什 么樣的條件與范圍內，又被誰界定為“他者”？是基于客觀的標準，還是僅僅被某種語境所指引？而“身份”的界定到哪里為止？“身份”界定過于細碎、過于僵 硬、過于方便時，“共識”又如何產生？和誰“共識”了，又和誰不“共識”？

　　所以，前些時候參加中央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現(xiàn)場傾聽習總書記的講話，我個人確實感到深受鼓舞，確實感到當下亂象叢生的文藝與文學，到了一個正本清源的時候了。

　　在此，我想聯(lián)系當下少數(shù)民族文學的實際情形談一談我個人的一些感想。在這次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在列舉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時，就提到了藏民族 的偉大史詩《格薩爾》、蒙古族史詩《江格爾》，他還引述了描繪古代游牧民族生活的《勅勒歌》。他還有一句記錄稿中未見的話：只有漢族歷史的中國史只是半部 中國史。

　　“和而不同”，向來是中國人關于不同文化的族群和諧共處的一個美好理想。費孝通先生對這個理想有過一個現(xiàn)代表達，叫做“各美其美”、“美美與 共”。各美其美，也就是文化多樣性的保持與表達容易達成。但在不同的族群保持了自己獨特的文化，一個國度呈現(xiàn)出文化多樣性提供的基于差異的豐富美感時，如 何“美美與共”，即如何在一個更深廣的國家共識下合力維護國家統(tǒng)一，共同致力于一個強盛國家的建設，在當今世界范圍的宗教極端主義泛濫、狹隘民族主義思潮 擴散的新形勢下，正越來越成為一個嚴肅的課題。

　　習總書記在講話中，特別強調了文化，包括文學如何產生感召力的問題。總書記引述了《論語》中的話：“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這句話的意思 是說，“修文德”，即提升我們的文化品格，因此使這種文化產生強大的感召力，使“遠人”信服與認同，是一個國家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存在，并產生積極影響的最 終途徑。對我們這些從事文化工作的人來說，在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社會，新的國家共識的養(yǎng)成與這種共識如何在作品中得以體現(xiàn)，得以傳達， 確實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課題。

　　我個人在近30年的創(chuàng)作歷程中，始終關注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構建與日益走向強盛中的種種現(xiàn)實，特別是不同文化沖突融匯的種種歷史與現(xiàn)實的表現(xiàn)， 并一以貫之地將我體察得來的結果，在作品中加以忠實地表達。我始終相信，沖突也是導致融匯的一種特別方式。在這個過程中，最終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是文化，是 互相競爭的文化體在更長的時間段中比拼感召力的大小。這種文化感召力不止是在國與國的交流過程中發(fā)生作用。這種文化感召力，在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內部，對 于國家共識的形成與強化，對于凝聚人心，團結最大多數(shù)的各族人民，也同樣產生著巨大的作用。

　　今天中國邊疆地帶一時高漲的分裂主義，究其根本來說，也是一個不同價值觀、不同文化相互競爭角力的過程，也是一種“身份”與“共識”詮釋的問 題。以歷史的，也就是更長的時間尺度看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不論一時間不同族群的沖突有多么劇烈，但歷史的主流始終是融匯而不是疏離，是統(tǒng)一而 不是分裂。

　　基于這樣的認識，長期以來，我堅持把自己的作品看成是不同文化、不同族群間相互溝通與交流的載體。我相信，這也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文化建構的一部 分，雖然它很可能是其中最微不足道的部分，但看到自己的心血能滲入到一個龐大的文化有機體中，并在其中運行，那是一個文化工作者的最大榮光。

　　我將這樣的工作視為我與這個時代的真切連接，我將這樣的工作視為對養(yǎng)育了我生命與智慧的土地與人民的報答。

　　我也知道，在中國，有越來越多的少數(shù)民族作家對前述所說的現(xiàn)實都有強烈的切身感受，我也知道，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在通過寫作進行著與我同樣的努 力。但現(xiàn)實的情境并不特別美妙。以用漢語進行寫作的藏族作家群體為例，他們往往因為采用了漢語這種國家的公共語言進行創(chuàng)作，就可能受到惡毒的攻擊。與此同 時，他們創(chuàng)作出來的作品，在發(fā)表和出版過程中，又要經受更多的艱難。原因很簡單，在今天的很多出版機構那里，涉藏題材幾乎成為一個禁區(qū)。當他們拿到一部作 品，并不認真掂量這部作品的價值，并不認真考察并準備開掘這位作者身上潛藏的種種可能性，惟一的判斷就是規(guī)避任何風險。而這些機構認定的某些風險在我看來 大多數(shù)并不存在。這種風險的規(guī)避，其實是基于缺少認知，更基于他們并不打算開始認知。從某種意義上講，對西藏和新疆的一些作家來講，在當前的形勢下，他們 不是在寫作，他們是在戰(zhàn)斗！他們理應從這個國家，從這個國家的知識界得到更多的理解與支持，而不是漠視與疏離。前不久，還有一所著名大學的在讀博士給我寫 信，說他因為把研究方向定為藏族當代文學研究而找不到地方發(fā)表論文。他屢被拒絕的原因，就是因為他的論文也成了所謂的涉藏題材。我沒有給他回信，因為我不 知道該對他說些什么。今天中國知識界有一種病態(tài)，很多人愿意坐在一起津津樂道巴黎的咖啡館，而從不意識到對邊疆地帶的一無所知是一個巨大的知識的、也是道 德的缺陷。所以，除了某些政策性因素，知識界對于漢文化中心以外的多民族文化的漠然，形成普遍的認知盲點。正是這些盲點使得一些話題成為禁忌——規(guī)避無知 而形成的禁忌。

　　近年來國家投入大量資金，由中國作協(xié)和各地作協(xié)實施，辦了數(shù)量空前的培訓班，但這些人發(fā)表與出版的機會大多數(shù)時候仍然局限于類似《民族文學》雜 志這樣專門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雜志和出版機構上，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并沒有機會在一些有更大影響力的公共平臺上，以自己的作品參與全中國的文學對話與文學建 設。我相信，同樣的情況也完全有可能發(fā)生在一個新疆作家身上，完全有可能發(fā)生在每一個人身上。當有人愿意并努力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參與我們國家的多元文化與 國家共識的建構時，理應受到更多的支持與歡迎，而不是以漠視、規(guī)避的態(tài)度對待他們。這也是修文德的一個重要方面。

　　少數(shù)民族文學這個概念的生成，歷史地看，是源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特殊情況，但這種情況，經過六七十年的教育普及與文化建設，已經有了很大的變 化。我們不應該以少數(shù)民族為名，人為設置一個“次文學圈”，來容納這些人與這些作品，而要把他們納入到一個與全國以至全世界進行文學對話的更大空間里來， 以他們的寫作來參與國家共識的建設。“茍日新，日日新”，“修文德以來之”，在今天理應有新的方式與內容，而不是“彼月異，月月異”。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中國是個古老的國家，也是一個浴火重生的國家，如何“維新”是制度問題，更是文化問題。文學當然是文化最直接最顯性也最可能具有創(chuàng)新性的一個方面。

　　基于此，我也希望，我們的文學獎項，除了專門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獎項之外，其他更有影響的文學獎項，要有更高的開放性，要對少數(shù)民族作家和嚴肅的少 數(shù)民族題材的作品表現(xiàn)出熱情與贊許，而不是漠視與規(guī)避。修文德是把遠人拉近，而不是把一些人群排拒在主流之外，任其邊緣化而漸成遠人。如此，國家幸甚，民 族幸甚，文學幸甚。

　　(作者系中國作協(xié)主席團委員、四川省作協(xié)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