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書“分級”之憂(劉緒源)

　　童書中的很大部分，確有鮮明的年齡特點，錯過了，或錯位了，明明是好書，孩子卻讀不出味來，家長覺得迷惘和困惑，也就不難理解。

　　童書分級實在太微妙，如不做“量化研究”，搞幾次“小樣本調查”，是不可能弄清楚的。

　　童書應明確是給孩子閑讀的，是可讀可不讀的，讀這樣的書是他們的樂趣所在，這是一個不可丟棄的前提。在此前提下，有些書有明顯的閱讀期，有些則根本沒有(或只有下限而無上限)，這一切都得在觀察孩子自由閑讀的過程中，一點一點地發現。

　　對童書進行“分級”的呼聲最近又高起來了。這是好事，但好事要做好，并不容易。所以，我頗多憂慮。

　　根據不同年齡的兒童需要，將出版的童書進行“分級”，以便家長們挑選和購買———這要求本身實在合理不過。我在做有關兒童文學的講座時，常會遇到散場后脫不了身的尷尬，圍著我的大多是孩子的家長，所提出的問題同中有異———同是“我們的孩子讀什么書好？請老師推薦幾種……”異是年齡之異：“我們的孩子三歲半了！”“我們的孩子才兩歲！”“我們的孩子一歲零三個月……”現在童書那樣多，薦書是很累很復雜的事，何況要當場回答，何況有那么多人同時發問。

　　事實上，許多童書和年齡大小確有極大關系。一般說，年齡越小，所讀童書的年齡特點就越突出，有時就差那幾個月，上個月還很愛看的書，過了一個月就不再吸引他了。比如，“蒲蒲蘭繪本館”有一套很好看的圖畫書“小熊寶寶系列”，適合一到兩歲的孩子讀，但其中，《大聲回答“哎”》《收起來》《拉》《刷牙》等幾種，一歲三四個月的幼兒就能看，因為人物動作性強(而且動作為他們所熟悉)，故事進展快，充滿動感，充滿節奏。這時的孩子，審美還是跟著節奏走的。其中有一本《過生日》，作者有意增添了講述時的節奏感，一開場就是：“滴哩哩———今天要過生日了！”畫面是小兔子采花。翻過來則是：“啦啦啦———今天要過生日了！”畫面是小豬采草莓。光是采花和采草莓，孩子未必會被吸引，吸引他們的恰恰是“嘀哩哩”和“啦啦啦”，這就可見作者對幼兒心理之理解。另一本《好朋友》，寫小熊想和大孩子玩，又擔心大孩子不接納，這種心理幼兒應該很能理解，因為他們自己吃大孩子閉門羹的次數一定不少，但就因有那么一點點靜態描寫，兩歲以下的小孩就很難看得進，你才念幾句他就要換另一本了。還有如英國大畫家約翰·伯寧罕創作的圖畫書 《和甘伯伯去渡河》，兩歲到三歲的孩子看得極入迷，簡直是百讀不厭；可到了四歲以上，大多不再感興趣了，他們會迷上同一作者的另一本書 《遲到大王》。可見，童書中的很大部分，確有鮮明的年齡特點，錯過了，或錯位了，明明是好書，孩子卻讀不出味來，家長覺得迷惘和困惑，也就不難理解。

　　既如此，為什么還要對童書分級表示憂慮呢？

　　因為，第一，這是一件非常細致、專業的工作，并不是憑幾個大人，或所謂的專家，拍拍腦袋就能做好的。今年我曾接到“百道網”邀請，為他們網站義務推薦好書，我推薦了一次，再度邀請時，我洗手不干了。因為我發現，在公布的書名后面，那童書的“閱讀年齡”，大多是信筆亂寫的，明明是中學生讀物，會寫“小學二至三年級”；明明是低幼童話，會寫“適合于小學生”。可能是因為，小學階段的家長買書比較積極吧？但事實上，你去問問出版社編輯，剛剛編好的童書，適合于什么年齡？有時編輯自己說的也未必對。這不能怪編輯，因為它實在太微妙，如不做“量化研究”，搞幾次“小樣本調查”，是不可能弄清楚的。記得十多年前與美國“兒童電視制作所”合作創制中國版“芝麻街”，那些美國專家什么都要搞小樣本調查，初看覺得很繁很傻，經過實踐才明白，這真是一種科學態度。比如節目里要插播一首歌，到底能不能吸引孩子呢？他們就須調查：找來六個孩子，讓他們在一間屋里玩，這時音樂響起，孩子們有沒有反應？反應強烈不？是不是開頭還很注意隨后又各玩各的了？調查者可以從屏幕里悄悄看到現場氣氛。如不行，就得重新創作，一直要到孩子們一聽就被吸引，身子跟著音樂扭動起來，甚至相視而笑，起身對舞，這才可以通過。那么，現在，我們對于童書分級，至少就要將書拿到孩子跟前，耐心地講給他們聽，要一個一個試，經多個孩子的試讀，才可得出初步結論。試問正在搞“分級”的專家們，我們做過這樣的工作嗎？我們愿意這樣去做嗎？在沒做以前，我們已給多少圖書分了“級”？這些“級”分得對嗎？有沒有“喬太守亂點鴛鴦譜”？亂點以后的結果(對童書、對家長、對孩子)，你們想過嗎？魯迅先生說：“專門家之言多悖”(《名人和名言·且介亭雜文二集》)。看來，這多半是他有了多次經驗以后所說的老實話。

　　第二，現在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出版社都在尋找新的圖書營銷之道，這時一提“分級”，很容易被當成一種營銷策略。幾年前，南方有一城市曾大搞“分級閱讀”，據說是由教育部門出面，給各類童書打上不同“年級”的標簽，然后放到學校里去銷書。我當時就感到，這不過是推銷圖書的手法而已，于是寫了篇《給“分級閱讀”潑點冷水》的短文。現在，再自上而下向學校推銷圖書的做法也許行不通了，但讓圖書掛上專家名字分分級，以讓家長盡快掏腰包的事，恐怕還是有的。嚴格說，這并不是真正的“分極”，是一種“掛羊頭賣狗肉”。

　　第三，要防止把童書變成教材。教育是最講分級的(分級最細的就是教材)，由教育部門“分級”的危險就在這里。而許多(不是全部)真正優秀的兒童文學，在年齡上恰恰是沒有“上限”的。一篇《去年的樹》，三歲的孩子可讀，成年人如果細讀也會掉淚。一本《活了一百萬次的貓》，四歲的孩子就能看出味道，但卻連哲學教授也未必能談透其內涵。要是每一件作品都規定死了“三到四歲”或“六到七歲”，優秀兒童文學所特有的這種“無限閱讀”的魅力就會被破壞。所以，童書應明確是給孩子閑讀的，是可讀可不讀的，讀這樣的書是他們的樂趣所在，這是一個不可丟棄的前提。在此前提下，有些書有明顯的閱讀期，有些則根本沒有(或只有下限而無上限)，這一切都得在觀察孩子自由閑讀的過程中，一點一點地發現。

　　行文至此，必須聲明一句：我并不反對專家。要現代化，就必須依靠專家，這可說是一個鐵律。我所反對的，是不勞動的專家。既不勞動———不下苦功調查研究，又要信口開河，這就很可怕，因為他們頭上頂著嚇人的專家帽。現在經濟界、法律界、理論界……諸多專家信口開河已上癮，卻又從不對自己所說的話負責，這是不能不警惕的社會現象。

　　現在許多高校都有兒童文學研究所，這正是專家集中的地方，希望這里的專家能投入力量，為已經出版的具有一定閱讀價值的童書作“分級調研”；也希望政府部門(如各地新聞出版局)能組織專家參加勞動，如設立“分級研究小組”之類，埋頭工作幾年，帶著書到孩子中去，一本本閱讀。在這樣的基礎上作出的分級參考結論，可能會比較靠譜。

　　還是那句兒歌唱得好：“勞動最光榮”———不知專家們以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