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粱》：跨越28年的“年代劇”(路艷霞)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4年11月20日10:24 來源：北京日報 路艷霞

　　多年前，莫言說，小說《紅高粱》講的是他的鄉親們講述過的民間傳奇，還有他對美好愛情、自由生活的渴望。

　　還是多年前，張藝謀說，他太喜歡小說中“四面八方都響著高粱生長的聲音”這樣的描述了，他拍《紅高粱》沒想學誰，就是想創造一種地地道道的民族氣質和民族風格。

　　如今，電視劇《紅高粱》導演鄭曉龍說，現在的觀眾太難伺候了。

　　從小說到電影，再到電視劇，一部《紅高粱》跨越了整整28年，誰說這不是一部真正的年代大劇？

　　小說《紅高粱》，今天難誕生

　　電視劇《紅高粱》本周一在四大衛視落下帷幕，在連續22天60集的熱播中，莫言的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因此重回書店最顯眼的位置。2012年10月，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他的書也曾經這樣風光過。

　　《紅高粱》最初于1986年在《人民文學》雜志問世，1987年，包括中篇小說《紅高粱》在內的五部中篇串成《紅高粱家族》，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推出。電影改編自《紅高粱》，而電視劇則改編自《紅高粱家族》。

　　《三聯生活周刊》主編朱偉曾是《人民文學》雜志編輯，“莫言寫《紅高粱家族》的設想，背景是韓少功當年提出的‘尋根’口號，莫言要塑造自己的高密東北鄉神話。”朱偉記得，莫言說好《紅高粱》書稿要交給《人民文學》發表，但還未面世即遭爭搶，曾險些被《十月》雜志拿走，“當時的我真有一種狂妄的不顧一切。”朱偉靠著強硬態度，才重新將書稿要了回來。

　　《紅高粱》面世的時候，《莫言的文學共和國》《莫言評傳》作者葉開，正在邊遠的廣東省雷州半島鄉村學校里苦苦準備著高考，他不會預料到自己日后會和一個叫莫言的人產生某種交集。

　　“我是1987年考入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之后，先看了電影《紅高粱》，很裝酷地拎著廉價啤酒，粗糙地唱著‘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這才連忙到圖書館期刊室借閱小說的。”葉開回憶起多年前的那一幕，自嘲了一番。

　　《紅高粱》一反原有作品的那種“主旋律”特點，寫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歷史傳奇，把長期匱乏的生命血性賦予小說。葉開甚至認為，這在一片溫良恭儉讓的氣息中，令人震撼不已，“我不知道小說還可以這么寫，跟孫犁《荷花淀》什么的完全大相徑庭，野性氣息在體內橫沖直撞。”

　　電視劇《紅高粱》編劇趙冬苓，形容這部小說像是“一聲吶喊”。1986年時，趙冬苓還沒進影視圈，尚在學寫小說。她直言，完全不敢像莫言那樣寫，因為長期受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手法影響，自己走的是傳統路子。“莫言小說兩邊都不靠，這對我沖擊很大。”

　　《紅高粱》的誕生依然逢著一個好時代，一個以探索、以新生事物為榮的時代，因此人們對待不同事物抱有更為寬容、開放的態度。但即便如此，其一反常態的歷史態度、人物塑造方式，還是引起了巨大反響，尤其是在軍旅作家內部，更是產生了極大的震動。葉開說：“一些老作家很生氣，認為莫言把土匪寫得這么好，掩蓋了我方的偉大功績。”

　　葉開說，爭議積累到莫言1995年發表長篇小說《豐乳肥臀》時，甚至形成了一股強大勢力，一份重量級文學雜志組織了好幾期批判莫言的文章專輯，導致莫言不得不黯然離開服務了22年的軍隊，轉業到《檢察日報》的一個附屬單位“影視創作中心”。

　　時過境遷，即便今天從文學語境來反思那部作品，依然會令葉開興奮。他認為，《紅高粱》屬于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前期中國文化整體反思的一個典型代表，與之同時或更早的馮驥才的《神鞭》、鄭義的《老井》、阿城的《棋王》、王安憶的《崗上的世紀》等，都在歷史反思、文學性回歸等方面，一起推進了中國文化的自我進化。“從《紅高粱》開始，我們看待過去的歷史，有了新的視角；我們的現當代文學有了一組新的獨特的人物形象；而且我們知道小說的敘事不是刻板一塊的，作家可以通過特殊的敘述視角和敘事語調，獲得嶄新的文學趣味。”在葉開看來，在此之前，文學趣味問題還停留在前輩邊緣作家如沈從文、汪曾祺的作品里，尚不能構成一種趨勢。

　　回顧種種，滋味雜陳。葉開曾經設想過，如果《紅高粱》放在今天恐又是另一番景象，“今天我們面臨的是更加保守、更加復雜、更加無序，也更講求市場的文學形態，如《紅高粱》這樣的作品，不僅很難誕生，即使誕生了，恐怕招致的壓力，還遠比當時要大。”

　　別了，“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

　　“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呀，往前走，莫回呀頭……”姜文在電影《紅高粱》里汪洋恣肆的嘶吼，劇版《紅高粱》并沒有重現這一場景。在距今還不算遙遠的1988年，在中國的城市和鄉村，這樣的吼叫曾不經意間突然冒出來，它是一個時代的符號。許多人都會記得，那一年《紅高粱》獲得了第三十八屆柏林電影節最佳影片金熊獎，見證了第五代導演的榮光歲月。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美術系主任曹久平曾在電影《紅高粱》里擔任過副美工，他懷念“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如此大膽直白的歌聲，至今還清楚記得，這首歌首先征服的是年輕人，“1988年夏天，我們已經開始做別的電影了，加班到夜里經常聽到街上有人突然吼上兩嗓子，大概是喝完酒后的宣泄。”

　　“電影是什么氣質，攝制組就是什么氣質。”曹久平陷入回憶，那個時候大家都住在招待所，沒有電視，但激烈討論天天有。姜文點子特別多，他的戲基本都是采納他的方案，原劇本被拋在了一邊。“在那個時候，張藝謀鼓勵不同提法意見，他就是判斷、判斷，只要是好主意，都會接納。”青島演藝集團董事長黃港碰巧在那個時候成了旁觀者，他看到，姜文曾到青島體驗生活，天天下海，只為曬出一身黝黑的皮膚。“姜文每天吃得也很簡單，常常是罐頭、饅頭就打發一餐。”

　　編劇蘆葦當時和張藝謀、曹久平是同事，都住在西安電影制片廠大院，蘆葦沒有參與《紅高粱》的拍攝，但《紅高粱》制作完成的時候，他在西安電影制片廠第一時間看完了這部片子。“當時有兩部電影非常重要，一部是《黃土地》，一部是《紅高粱》，它們開創了一個時代。”

　　“藝術家的單純”——蘆葦很看重這幾個字眼。他認為張藝謀是那個時代非常單純的藝術家，大家見面永遠是談藝術、電影，不可能涉及金錢、地位這些東西。“我記得曾經有黃河公司請張藝謀拍電視片，送給他一臺電視，可能也就是20英寸左右，把他和鞏俐樂得，嘴都合不上了，他們覺得自己發財了。”蘆葦感嘆，那個時候，張藝謀、陳凱歌的心理比現在要成熟，比現在還堅定、還穩定，因為除了電影藝術，他們沒有別的訴求，“不像現在，在商品社會，人對電影的想法不再單純。他們過去的身份就是電影導演，但現在他們身份具有多重性，他們是老板，某種意義上說，還是利益集團的人。”

　　但電影公映后，招致罵聲一片。據蘆葦回憶：“《紅高粱》和整個社會的審美情趣是不相融的，那時接到的罵信太多了，有寫給張藝謀的，也有寫給電影廠要求撤片、銷毀的。”蘆葦笑稱，“文革”時代造就的八十年代某些人，儼然以正義的化身在審判《紅高粱》，他們認為這個片子侮辱了中國人的形象。“好在廠長吳天明堅決抵制，不予理會。”

　　就在《紅高粱》招來罵聲的時候，圈內人的贊譽卻不絕于耳。遠在北京的評論家解璽璋說，“小說《紅高粱》的精神意象只有通過電影才表達了出來，這是一種中華民族不屈的形象。”對于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尹鴻來說，那同樣是難忘的一段回憶，“《紅高粱》從人性、人道主義的角度去反思中國傳統、中國歷史，張揚個性，張揚人性，這在當時可以說是一個時代主題。”他還清楚記得，電影影像風格之強烈，民族感情之濃烈，在國外也引起了巨大轟動。

　　“那是中華民族理想張揚的時代，大家的心氣兒可以通過電影、通過歌聲體會出來。”現如今，解璽璋還是愿意通過歌聲辨識時代的變化，他發現，電視劇《紅高粱》顛轎一幕唱的這首歌，同樣的曲調，同樣的歌詞，卻再也沒有電影里的那種精氣神了，“如今僅僅是唱了一首歌而已。”

　　《紅高粱》，長到今天也都黃了

　　從小說到電影，再到電視劇，《紅高粱》的生長不斷綿延，它“走”過的周遭世界早已發生了巨變。“上世紀八十年代抓‘破鞋’這種事經常發生，而現在絕不會再有了。現在這個時代，社會寬容度很大，人性的自由生長空間也很大。”趙冬苓說。

　　一個月完成劇本大綱，四個月劇本完成，2013年9月開機，2014年1月殺青。這部貼著年度大戲標簽的電視劇，創造了神奇的速度，導演鄭曉龍、編劇趙冬苓向《紅高粱》發出了挑戰。

　　挑戰過后，讓鄭曉龍引以為傲的是，這部戲不陰柔、不低沉，是在張揚一種力量。“九兒、余占鰲的那種生命力，是在山東這片大地上土生土長出來的，一直到日本鬼子侵略中國，這種生命力得到了升華和張揚。”鄭曉龍特別提到這還是一部致敬之作，“比如說野合、顛轎，都是電影比較經典的場面，觀眾可能別的忘了，但這些場面忘不了，特別是野合。”

　　而對于趙冬苓來說，面對文學、電影兩座高峰，她給自己的劇本打了85分。她說，希望劇版《紅高粱》和莫言原著的精神氣質能保持一致，強悍的精神、強悍的個性，還有對人的欲望和人性的熱烈表達。但她也明確表示，“我是一個當代人，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的，所以我當然會根據我本人的審美需要、觀眾的審美需要，去重新寫人物。”

　　事實上，為了和觀眾的需求合拍，趙冬苓坦言，她借鑒了《甄嬛傳》以及美劇《傲骨賢妻》等熱播劇的一些元素。“過去的那種假大空，觀眾肯定不喜歡，觀眾喜歡看到符合人之常情的沖突。”也正因為這樣，她一出手就把“我奶奶”九兒變成了絕對女主，圍繞著她，男女間的愛恨情仇、宅子里的明爭暗斗、三言二拍式的高密判案，還有抗戰神劇等熱播元素來了一次集體大聚會。

　　這部電視劇開播后，全國城市網平均收視率1.72%，最高收視率2.082%，是2009年以來收視率最高的電視劇。但與此同時，各方面質疑的聲音也越來越多。

　　“八十年代的紅高粱，長到今天，也都黃了。”華東師范大學對外漢語學院教授毛尖發出了一聲嘆息。她說，《紅高粱》一開頭，九兒的娘給賣了，然后娘上吊、祖屋轉手，她自己剛跟心上人海誓山盟完，就被土匪花脖子劫上山，轉眼又讓余占鰲給背走了……“九兒出場時候的命運，兩個小時，換了三個男人，完全是《貓和老鼠》的節奏。”那個余占鰲也同樣是飄忽不定的，“有時候是色鬼，有時候是豬頭，腦殘時腦殘，機智時機智，性格之飄忽，跟淘寶店的正價和打折價似的。”

　　趙冬苓一再說時間就是她的生命，但面對觀眾的種種質疑，她多次耐下性子予以回應。

　　有觀眾質疑劇情過于拖沓，抗戰戲等了許久，遲遲還未現身。趙冬苓回應，“我們希望有充分的空間、筆墨去描寫民國社會，不是為寫抗戰而寫抗戰，而是要把那個時代表達充分了。”各行各業、大大小小的人物，趙冬苓寫了有幾十個，這些人物中，她最喜歡朱豪三，因為這個人物寄托了她對那個時代的許多看法。而且她還透露， 劇版里面的大部分人物，都根據現在電視劇觀劇的需求，重新捋過一遍。

　　對于有觀眾質疑《紅高粱》更像是“宅斗戲”，趙冬苓反問道：“什么叫宅斗呢？《紅樓夢》是不是宅斗？難道把發生在家庭內部的沖突，都叫作宅斗嗎？如果是這樣，《紅樓夢》就是最大的宅斗，從頭到尾都是宅斗。”她說，九兒那么叛逆，遇到淑嫻這樣一心一意維護封建倫理道德的女性，她們之間必然有沖突，如果不沖突，就不符合戲劇規律。

　　爭議和質疑還在繼續發酵，但從時代的角度來考量這部劇，也讓學者們獲得了全新視角。尹鴻認為，劇版仍然包含了《紅高粱》小說當中對中國傳統人性的某些反思，對情感、愛情的一種渲染，但也沒有了當年那種人性解放，對人性文化批判的精神、氣魄，“鄭曉龍是想把八十年代的文學氣息留下來，也想把他這些年的電視創作經驗融進去，但這樣的作品，還是妥協的產物，是對市場、對觀眾的妥協。”

　　毛尖的批評很直接，“高粱地野合，在八十年代是用欲望講精神，到今天，欲望的全部后果就是生育，九兒生下龍鳳胎，在大宅院中掀起斗男人斗生育的封建戲碼。”她直言，這個電視劇沒有一點精氣神，甚至連當下中國電視劇最能折騰的愛情主題，都凌亂不堪。

　　延伸

　　《紅高粱》救了一個劇團

　　《紅高粱》還見證了影響深遠的國內文藝院團改制，這在《紅高粱》的成長史中無疑是一段獨特的經歷。

　　“《紅高粱》救了我們一個劇團。”青島演藝集團董事長黃港發出這樣的感慨，這臺舞劇去年7月上演以來，不僅獲得“文華大獎”、“五個一工程獎”，至今演出132場，還成為青島歌舞劇院的保留劇目。

　　2011年，吃了一輩子大鍋飯的青島歌舞劇院要轉企改制，過去唱堂會的日子從此終結，劇院一眾人等的生存成了問題。情急之下，黃港想到排舞劇，他甚至還指望憑它參演第十屆中國藝術節，但到底排什么劇目讓他頭疼。

　　恰在此時，黃港從一位老師那兒得知《紅高粱》要排演成秦腔，他愣是說動版權代理人把版權賣給青島歌舞劇院，莫言口頭上也答應了。“我們都是從計劃經濟時代走過來的，合同意識很淡，莫言老師也不是商人，從來就沒有談過錢的問題。”黃港說，合同還沒簽，舞劇就排上了，這合同是2011年10月才簽訂的，那時莫言還沒獲諾貝爾獎。

　　黃港找到了王舸、許銳，這兩位年輕導演曾一起合作，排出了四部反響不錯的舞劇。許銳說：“我們覺得《紅高粱》這個題材不錯，其中對生命的張揚，和舞蹈有很貼近的地方。”

　　“生如高粱，死如烈酒”，許銳用八個字概括舞劇的魂魄。他很滿意舞劇沒有排成抗日神劇，而更多是在表現中國人面對生死存亡時的一種精神、一種生命的力量。“觀眾對我說，舞劇比電影、小說還要好看，他們一邊看一邊哭，哭得最厲害地方，是‘我奶奶’的死，鄉親們為她送行。”

　　后記

　　時代之變浸透進《紅高粱》

　　采訪中，編劇蘆葦說到一句話，電影功能有兩種：一種是迎合，一種是戰勝。他認為電影《紅高粱》就是戰勝，它讓你接受“我的世界觀”“我的價值觀”。而在今天這種迎合的時代，這種品質正在迅速消失，也正因為這樣，當年非常有價值的探索顯得格外珍貴。

　　曾經有價值的探索，在今天也不可能重演。就像尹鴻所認為的那樣，作為小說、電影的《紅高粱》，和當時尋根文化、文化反思的時代背景相契合，也跟當時魔幻現實主義對中國的影響相一致。但在今天，這些條件不再具有，文化變得更加消費、更加娛樂。反思文化、尋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被屏蔽了。

　　不同時代的《紅高粱》都會有爭議，此爭議非彼爭議。上世紀八十年代是思想解放時期，小說、電影《紅高粱》都代表了文化價值觀的沖突。而在今天，電視劇《紅高粱》變成了消費趣味的沖突。在消費文化日益濃厚的時代，人們對像尋根文化、民族形象這樣宏大、嚴肅的問題不再關心，大部分人更多關心自己的快樂，會花費更多的時間去關注雞毛蒜皮的事，變得越來越八卦——你會經常聽到或看到：有人不喜歡九兒聲音沙啞，有人卻喜歡她小眼神一翻一轉；有人會糾結于九兒怎么就沒嫁給余占鰲呢；有的卻為玉郎和戀兒死得太容易，覺得不解恨……

　　眼見這樣的變化，解璽璋卻說是個必然的結果。他相信，日子越過越富裕之后，人就少有激烈、昂揚的精神了，“曾經的激昂不就是為了追求一種幸福生活嗎？居家過日子不就是求個平平安安嗎？不就是大家扯扯閑篇嗎？我們總不能都是八千里路云和月吧，也要有小橋流水人家。”他說，現代性的追求，追求到最后恰恰就是這種東西。但問題在于，這一切，文化精英又很難接受。

　　時代之變浸透進《紅高粱》，但有一點卻從未改變過。葉開說，“土匪”猛漢子余占鰲和“敢愛敢恨”“敢生敢死”的烈女子九兒的瘋狂愛情故事，比我們正在經歷的這個平庸乏味的生活現實，更有沖擊力。

　　▲電影《紅高粱》海報

　　▼圖書《紅高粱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