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建構民族精神的傳統與使命(王坤)

　　核心閱讀

　　古往今來的中國文學，不僅對個人品格養成發揮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更對我們民族精神的建構，起到價值觀的奠基與導引作用

　　在博富的傳統文化中，有些是在物質貧弱基礎上履行建構使命的，無意中形成這樣一種思維定勢：將精神富有與物質富有對立起來。在現代社會，這種思路應予揚棄，否則，阿Q式的悲劇，就不只是個體性的

　　既弘揚傳統文學之精華，又符合我們國家在當今世界格局中的身份地位，文學在新世紀履行建構使命時，應為我們的民族精神注入新內涵

　　習近平同志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

　　當今之世，物質財富的擁有量與民族文化的影響力，是一個國家實力和地位的兩大標志。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集中體現，其建構過程貫穿社稷變遷與人事代謝，其建構載體則包括關涉人心品性的所有精神形態及其表達。

　　綿延幾千年的中國文學，貫穿始終的，就是肩負建構民族精神之使命。傳統文學以養護人心、培育人格見長，尤其高揚個人操守與民族氣節。文學發展到今天，其建構使命正面臨變局，以往薄弱的物質基礎已得到實質性改觀。因此，既弘揚傳統文學之精華，又符合我們國家在當今世界格局中的身份地位，文學在新世紀履行建構使命時，應為我們的民族精神注入新內涵。

　　傳統文學對個人品格的建構

　　在威逼利誘前不變節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中華傳統文化里，社會的治理與發展，離不開個人品行的養成和提高。文學對民族精神的建構，也正由此入手。

　　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既是“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更有“智者歌其思”寓于其間。所思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運用“比德”方式，塑造當時社會樸實的理想人格。《詩經》涉及玉的篇目多達30余首，以玉之高潔，比附人品之典范。出自《衛風·淇奧》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意是講有修養、有文采的君子，就像切磋、琢磨后的玉器那般晶瑩典雅。與贊美有關的漢字，無論指涉人還是事，許多帶有玉字偏旁，其用意就是肯定、贊美對象具有玉石般高潔的品質。

　　人品之如玉，不惟高貴，更體現為不容玷污，拒絕同流合污。“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在周敦頤的《愛蓮說》中，“比德說”得到進一步升華：真正高尚之人格，恰似蓮花，出淤泥而不染。這種人格，經得起各種挫折和磨難，在任何威逼利誘前都不變節，能夠永葆本色。翻看上下幾千年的文學史，贊美歲寒三友松、竹、梅，或稱頌四君子梅、蘭、竹、菊的篇什，隨處可見。這種“比德”“比興”實踐及其對民族精神的建構，既是從上古到當代的中國文學史的藝術要素，更是融入文學活動全過程的經緯線。

　　與此相應，作為文論“開山的綱領”，“詩言志”在理論的源頭處確立了文學的基本觀念，賦予文學建構使命，其核心要素就是勵志，尤其是言志者的自勵：文學對人品的建構，首先體現為作者自身節操的砥礪。傳統文論中，無論是對創作經驗的總結，還是對文學接受的指導，作者的人品始終處于重要位置，并由此生發出中國文學的另一個基本觀念——窮而后工，目的就在于強調文學砥礪人格的重要性，隱喻“砥礪不足者無望其成”之意。這一文學觀念是在千百年積淀中形成的選擇性“集體認同”。

　　中華文明史上的典范人物，其人品無不與文學的建構要旨相契相合。像“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屈原、“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的顏回，他們千百年來之所以始終為后人景仰，首先就在于人格的高尚與堅定：無論何時何地，無論面對怎樣的威脅和誘惑，他們心中的信念決不動搖，自身的節操穩如磐石。

　　傳統文學對民族意志的鍛造

　　在強敵入侵時不屈服

　　民族意志是眾多個體精神品格的凝聚。文學使命的履行，圍繞這兩個緯度進行。古往今來的中國文學，不僅對個人品格的養成發揮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更對我們民族精神的建構，起到價值觀的奠基與導引作用。歷史上，中華民族面臨強敵入侵時，總能升華堅韌的民族意志，決不屈服，奮起反抗，保家衛國。值此期間，可歌可泣的人物與事跡不計其數，相伴而生的詩篇，驚天地動鬼神。岳飛的《滿江紅》所代表的民族意志，就是面對強敵入侵，毫不畏懼，秉持必勝信念，敢戰善戰，精忠報國。

　　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在那種時候，并非所有人都有機會像岳家軍那樣上陣殺敵，報效國家。文天祥的《正氣歌》千古傳唱，它所代表的民族意志則屬于另一類型：盡管身陷囹圄，面對強敵的威逼利誘，決不屈服，視死如歸。

　　在這方面，民間文學的建構之功相當突出：坊間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演義，首推楊家將、岳家軍。它們并非歷史的真實寫照，而是在鑄造不畏強敵的民族精神，通過感召廣大民眾，化育普通百姓，為熔鑄鋼鐵般的民族意志，打下廣泛而堅實的基礎。

　　習近平同志在講話中強調，“要把愛國主義作為文藝創作的主旋律，引導人民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

　　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的融合過程中，圍繞著更替與離合，少不了紛爭和流血，涌現出無數義無反顧的殉道者。歷史發展到今天，我們的視野與思維，已足以在高度肯定歷史人物的同時，對其當代意義予以重新闡釋。金庸在這方面具有特殊意義：他以武俠小說形塑民族精神，在繼承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將評價歷史人物與事件的判斷標準，由對殉道者的一般肯定，轉為天下蒼生是否真正脫離苦難、是否得到休養生息、是否能夠安居樂業。

　　當代作品中，鑄就民族意志的優秀之作尤為醒目。抗日題材電視連續劇《亮劍》繼承傳統文學所塑造的個人品格與民族意志，面對強敵，一定要迎上前去亮劍！哪怕倒在對手劍下，雖敗猶榮。正是憑借這種亮劍精神，八年抗日戰爭，雖然我們面對的日本侵略者擁有絕對優勢的武器裝備，但結局卻是鴉片戰爭以來，在抵御外敵入侵過程中，中國人民第一次獲得完全勝利。亮劍精神，是中華民族反抗強敵入侵時，個人品格與民族意志高度凝聚的生動寫照，是新世紀文藝弘揚民族精神的經典創造。

　　傳統文學對當代社會的啟示

　　在全球交往中不被動

　　過往不少文學作品是在物質貧弱的基礎上履行建構使命的，它所著力建構的主體，多為貧窮的一方、弱小的一方。我們正在告別貧窮、告別弱小，也就意味著，當今文學履行建構使命的基礎，正在發生實質性變化，除了繼承傳統，還需積極探索文學使命的新導向。如果說，傳統文學所建構的民族精神，有一個重點，就是激勵窮人和弱者如何生存和發展，今后的建構重點，則需包含引導公民身份意識的轉換，在與世界其他國家與民族的交往過程中，無論貧富強弱，均坦然相見，不被動。這一新的建構目標看似簡單，個中內蘊實則兼具基本層次與最高境界：古往今來，國際交往中不被動或少被動的一方，多屬于富強者。

　　告別貧窮和弱小，不是在封閉的環境中，而是在與當今地球村其他居民、其他文化打交道的過程中進行的。其間如何避免被動，我們的文學乃至整個文化，并沒有現成的建構經驗可供繼承和借鑒。決不放縱物欲，決不懼怕強敵，是傳統文學所著力建構的民族精神內核，當然要繼續弘揚；但是，如果不能順應時勢，認清已經發生的身份變化，只以貧弱者思路行富強者之事，在全球交往實踐中，公民的日常舉動，難免出現違背初衷乃至意想不到的變形，從而造成本可避免的被動。

　　回望文學史，建構重心的轉向，在五四時期就頗具規模。今日看來，魯迅作品的意義不僅在于展示貧弱者的可悲、可憐與可怕，更在于指出，必須鏟除“精神勝利法”那樣的心魔。由于某些傳統文化是在物質貧弱基礎上履行建構使命的，因而無意之中形成這樣一種思維定勢：將精神富有與物質富有對立起來。在現代社會，這種思路該揚棄了，否則，阿Q式的悲劇，就不只是個體性的，而是社會性的了。

　　如何做富者與強者？自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以來，西方文學歷經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比我們更早體驗人性深度、潛意識的無限性及其各種變形，更早經歷社會生活節奏變化對人性的巨大擠壓及其反彈……這種“心靈演化”的效用，體現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就是有經驗的一方會比新手更少被動性。由此反觀好萊塢電影，其核心元素當然離不開傳播西方價值觀念，但有一點卻常常為世人所忽略——它實際上是在訓導公民如何長久地做富裕者和強大者。比如，一定要非常警惕以高科技為基點演化出來的恐怖分子、無法預知的大自然災害、實力遠在人類之上的外星人……對于不可預知的未來而言，這些“心靈演化”對公民精神的建構，其實也含有避免被動的意味。

　　“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這是習近平同志對全國文藝界提出的要求。中華民族的精神建構，已綿延數千年。過去我們能夠做到貧而不弱，現在更能避免富而不強。文學大展身手，正當其時。

　　(作者為中山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