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三題(南帆)

插畫：楊續

　　摘 要

　　技術晉升為世界主角的時候，科技文化不再恭敬地給“道”保留一個至尊的位置。科學知識的精確、嚴謹、客觀形成了另一種傳統：對于那些無法確證的形而上觀念或者諸多見仁見智的問題保持距離。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人文知識的夸夸其談猶如沒有終點的漫游。因此，許多技術人員傾向于懸擱價值評判，價值中立時常成為遵奉的守則。他們不承認這是精神慵懶的癥狀，“技即是道”時常成為他們的辯解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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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技術的前提

　　核能發電、生物工程到人造衛星或者器官移植，技術正在全面地重塑這個時代。傳統的知識觀念似乎到了重新洗牌的時候。如果3D打印機可以隨心所欲地生產一個如意的世界，還有多少人愿意孜孜不倦地解讀柏拉圖的“理想國”？新一代的芯片已經精確地控制無數系統的運行，人們又有什么必要為“道可道，非常道”這種玄學耗費心神？

　　然而，古人心目中的“道”并非某種言辭制造的幻影，這個概念通常指謂世界的本原。道是形而上的，主宰世界萬物的興衰存亡，包括決定各種技術體系的價值。技術乃是有助于抵達某種目標的技藝、策略以及勞動工具的操作方法。技術必須接受“道”的支配和制約。如果說，技術的意義是協助人們接近真理或者正當目的，那么，沒有目標管控的技術可能南轅北轍，甚至助紂為虐。晚清的某些士大夫將西方的現代技術形容為“奇技淫巧”。他們看來，那些離奇的“聲光電化”與圣賢教誨的“道”沒有多少聯系。許多人甚至認為，“道”可以自動派生出技術體系。例如，歐陽修曾經借助文章的寫作表明了這種觀念：“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

　　現代社會降臨之后，科學知識對于技術體系的巨大援助逐漸遮蔽了“道”的傳統威望。如果說，相當長的時間里，技術僅僅是工匠的手藝，那么，十九世紀之后，科學知識終于使技術發展如愿地駛上了快車道。從愛迪生的電力照明到現今的互聯網或者宇宙飛船，科學與技術形成的鞏固聯盟不僅促使這個世界的物質財富以幾何級數增長，并且形成了技術體系的獨立邏輯。機械制造、材料學或者生物工程相繼與所謂的“道”完全脫鉤，實驗數據與精確的計算成為最終的裁決。這時，一種新型的文化應運而生，并且迅速占據統治位置——人們通常稱之為科技文化。

　　科技文化如日中天的另一面是傳統人文知識的衰退。技術含量——而不是“道”——成為經濟、軍事乃至體育競賽之中的關鍵因素。時至如今，那些佶屈聱牙的子曰詩云又能孵化出多少超音速戰斗機或者煤炭和石油？一批性質相似的疑問最終導致了教育體系的普遍傾斜。許多學校一直有意無意地灌輸這種觀念：工科技術是正宗的謀生之道，華而不實的人文知識僅僅充當無足輕重的點綴。一流的才智如果無法投身于工科技術，那么，經濟學、工商管理或者法學差強人意。人文知識大幅度貶值的一個表征是，文史哲這些傳統學科門可羅雀。何謂“善”，何謂“正義”，這些辯論似乎是無關生活的智力游戲，審美能力的遲鈍不再被視為刺眼的缺陷。

　　某些時候，強大的技術體系甚至帶來了一個錯覺——所謂的審美能力是不是可以由絢麗的技術效果覆蓋了？顯然，現今的技術前沿已經遠遠超出本雅明對于“機械復制時代”的估計。相對于精良的長焦攝像鏡頭，“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又有什么稀罕？當年瓦舍勾欄里的說書藝人怎么也想不到，如今可以優哉游哉地坐在沙發上，手持遙控器點播自己有興趣的電視連續劇。然而，技術在大獲全勝的同時開始醞釀迷信。與其崇拜藝術，不如崇拜技術，數碼成像或者3D影片成為圈子內部最為時髦的話題。一些電影熱衷于各種徒有其表的大制作，導演如同以“炫技”的方式掩飾內容的貧乏空洞。

　　技術晉升為世界主角的時候，科技文化不再恭敬地給“道”保留一個至尊的位置。科學知識的精確、嚴謹、客觀形成了另一種傳統：對于那些無法確證的形而上觀念或者諸多見仁見智的問題保持距離。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人文知識的夸夸其談猶如沒有終點的漫游。因此，許多技術人員傾向于懸擱價值評判，價值中立時常成為遵奉的守則。他們不承認這是精神慵懶的癥狀，“技即是道”時常成為他們的辯解依據。

　　然而，“技即是道”這個命題并不完善。技術體系從來沒有單獨地解決價值問題。從破壞食品安全、利用計算機盜竊商業機密到濫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技術始終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大量事實表明，技術時常接受不正當利潤或者陰謀詭計的服務委托。所謂的價值中立常常為各種價值的涌入敞開了大門。換言之，技術并非完全獨立，相反，技術體系可以有機地組織于各種高尚或者邪惡的意圖之中，為之竭誠效命。

　　對于任何一個技術人員來說，技術效命于何種意圖始終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問題。當然，相當多的技術人員僅僅依據常識或者良知給予簡單的處理。但是，一些思想深邃的科學巨匠往往超出技術的范疇而不懈地反思這個問題。牛頓之所以相信上帝的存在，他的觀點包含了世界本原的嚴肅思考。愛因斯坦是另一個廣為人知的例子，他對于原子彈研制的矛盾心情來自歷史責任感。愛因斯坦自稱因為方程式而放棄政治，放棄擔任以色列總統，然而，他的政治主張肯定對于方程式的運用產生了重大影響。

　　現今，道家、儒家或者佛家對于“道”的古老表述逐漸成為歷史。民族、國家、公共性、歷史規律或者善、惡、本體、普遍真理等概念積極卷入“道”的描述。顯然，這是異于方程式的另一套人文知識。無論技術人員是否承認，這一套人文知識始終活躍在歷史現場。對于技術人員說來，人文知識的意義并非僅僅增添個人修養，例如領略音樂的魅力，享受攝影的樂趣，或者在物理學、數學的公式之中察覺和諧、對稱之美。歸根結蒂，人文知識解釋的是，世界為什么需要技術，需要何種技術。這一切無疑是所有技術人員的工作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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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主義的迷思

　　當今的藝術仿佛在興致勃勃地享受一場技術的盛宴。京劇舞臺上眼花繚亂的激光照射，4D電影院里上下左右晃動的座椅，魔術師利用各種光學儀器制造觀眾的視覺誤差，攝影師借助計算機軟件將一張平庸的面容修飾得貌若天仙……總之，從聲光電化的全面介入到各種前所未聞的機械設備，技術的進步速度令人吃驚。電影的特技或者航拍曾經是老一代導演的制勝法寶，那么，年輕一代導演已經開始用數碼成像實現自己的構思了。然而，當工程師的杰出表演贏得了持續喝彩時，多少藝術家開始正視一個問題：技術賦予藝術什么？關于世界，關于歷史，關于神秘莫測的人心，關于藝術本身——技術增添了哪些發現，同時，技術主義的陷阱是否正在形成？

　　技術始終是文化生產的組成部分。從青銅鑄鼎、筆墨紙硯到瓦舍勾欄的興盛、印刷時代的降臨，藝術符號的制作及其傳播從來沒有離開技術的支持。盡管如此，技術從未扮演藝術的主角。莊子、杜甫、蘇東坡，《竇娥冤》、《紅樓夢》，這些經典令人敬重的原因是深刻的思想和洞察力，而不是由于書寫于竹簡，上演于舞臺，或者印刷在書本里。電影的誕生是技術介入藝術的里程碑事件。這不僅表明了工業社會對于文化生產的接管、改造和重新規劃，而且，技術的意義開始占據前所未有的份額。

　　迄今為止，電影仍然是技術刷新藝術的示范區。許多導演津津樂道的是大場面拍攝，或者如何再造視覺奇觀，缺乏技術含量的視覺內涵追求——例如，再現人物的一顰一笑，一條皺紋或者一個眼神——遭到了漠視。藝術對于技術的日新月異頂禮膜拜，以至于許多人沒有察覺文化生產正在出現一個顛倒：相當多的時候，技術植入藝術的真正原因毋寧是工業社會的技術消費，而不是藝術演變的內在沖動。換言之，這時的技術無形地晉升為領跑者，藝術更像是技術發明力圖開拓的市場。如果說，中國文學史之中的詞、曲以及白話長篇小說的興盛無不源于文學擴大表現領域的渴求，那么，現今技術對于藝術的馳援時常帶來“為文造情”的傾向——后者成為前者的副產品。難道不是因為微博的問世，140個字形成的表述風格才得到廣泛的首肯嗎？難道不是卡拉ok的發明大面積地點燃了歌唱的渴望，流行歌曲開始了前所未有的風靡嗎？難道不是計算機軟件的成熟，電子游戲背后的欲望才被調集和開發出來了嗎？

　　中國藝術的“簡約”傳統隱含了對于“炫技”的不屑。古代思想家認為，繁雜的技術具有炫目的迷惑性，目迷五色可能干擾人們對于“道”的持續注視。“修辭立其誠”是避免“炫技”的準則，他們眾口一詞地告誡“文勝質”可能導致的危險。這是古代思想家的人文情懷。當然，這并非號召藝術拒絕技術，而是敦促文化生產審慎地考慮技術的意義：如果不存在震撼人心的主題，繁雜的技術只能淪為徒有其表的形式體系。

　　技術主義往往制造出一種幻覺：光怪陸離的外觀掩蓋了內容的蒼白——譬如眾多的文藝晚會。大額資金慷慨地贊助，大牌演員頻頻現身，大眾傳媒無條件提供各種空間，形形色色的文藝晚會如此密集，以至于人們不得不產生某種懷疑：這個社會真的需要那么多鶯歌燕舞嗎？從節慶、賑災、運動會開幕慶典到公司開張周年紀念或者旅游景點的夜生活點綴，除了晚會還是晚會。如此貧乏的文化想象通常預示了主題的貧乏——這種貧乏多半與技術制造的華麗風格形成了特殊的對比。搖曳多彩的燈光閃爍，美輪美奐的舞臺背景，豪華樂隊，群芳伴舞，然而，歌詞大意總是一成不變的思念或者失戀。這種主題又有什么必要如此豪華的技術裝配？如果這些華麗風格被視為國泰民安的象征取悅某些官員，或者在技術裝配的耗資之中夾帶藝術掮客的抽成，那么，這時的技術業已游離了藝術的初衷。

　　工業技術促成了電影問世已經是一百多年前的奇跡。現今的電子技術是否存在相似的雄心大志？至少在目前，眾多的游戲、娛樂節目——而不是藝術——充當了技術的受惠者。《開心辭典》、《快樂大本營》、“超女”或者“好聲音”的歌手選拔以及種種大同小異的相親交友節目，“擂臺式”的設計與技術的深度介入制造了空前的收視率。然而，如果這一切即是技術眷顧文化生產的前沿，人們肯定會產生“暴殄天物”之感。無數電子技術專家的心血僅僅帶來幾陣哄笑，或者“虛擬性”地參與一場戀愛或者旁觀一次演唱表演以及知識競賽，這顯然有些小題大做。

　　可是，更為宏偉的主題又在哪里？沒有人持續開發這些技術，使之超越游戲或者娛樂范疇從而進入公共領域，譬如利用手機投票選擇市政建設的方案，或者評價某一個公共服務機構。另一方面，藝術的深部不存在某種不可遏制的沖動或者朦朧未明的狀態，急迫地渴望嶄新的技術給予再現。相對于生機勃勃的技術領域，藝術領域似乎過于平靜。對于文化生產說來，這種對比正在透露出某些意味深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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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與公共利益

　　一個崇尚技術的時代已經到來。從機械制造、電子設備、食品加工到金融領域，各種類型的技術專家贏得了空前的器重。技術專家負責細化設計方案，精確地實現目標，他們是這個時代造就奇跡的中堅力量。如果說，哲學家為首的人文知識分子因為曲高和寡而逐漸成為傳說，那么，如今令人信賴的是實干型的技術專家。

　　工科學院是技術專家的搖籃。從就業崗位的占領到市場價格競爭，工科學院的屢屢勝出一次又一次地鞏固了技術至上的觀念。古語說，“家有錢財萬貫，不如一技隨身”。人生無常，世事難料，一技隨身是衣食無虞的底線；“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是這種觀念的延伸版。相對于種種社會科學探索包含的政治風險，“數理化”為代表的技術體系性質穩定，操作簡明。一所大學對于相當數量工科學生的普遍追求進行了調查。他們之間流行的幾句話可以視為這種觀念的最新表述：“學好英語，學好計算機，努力工作，好好掙錢。”如果說，英語和計算機是“走遍天下”所必備的公共語言，那么，現在的學生開始無畏地坦言“掙錢”。技術與市場對接的時機已經完全成熟。許多人心目中，市場價格是評價技術的唯一標準。

　　因此，前一段諸多社會事件引起輿論大嘩的時候，并沒有多少人將這些社會事件與技術專家聯系起來。從瘦肉精飼料、三聚氰胺奶粉、毒膠囊的制作到利用電話、互聯網精心設計的錢財欺詐，輿論同聲譴責無良企業、利欲熏心的商家、心狠手辣的騙子以及失職的監管機構，技術專家的責任似乎被輕輕放過。人們沒有看到參與這些社會事件的技術專家出面道歉，這個環節成為盲點因而遭到遺忘。不少人覺得，技術必定是社會歷史之中的“正能量”，技術與道德的關系遠在人們的視野之外。大多數技術專家似乎未曾意識到公德對于專業工作的規約。

　　相當長一段時間，技術游離于這個社會的日常生活之外。可以完成衛星上天的難題而沒有興趣解決抽水馬桶漏水，這種狀況生動地表明了技術的遠大志向。當大部分技術專家簇擁在核潛艇研制、國家電網設計或者石油勘探等各種國家重大項目周圍的時候，道德已經提前做出了首肯。從電視機、電冰箱的更新換代到白木耳加工或者橙子保鮮，技術與各種民生問題的結緣是不久以前的事情。這是一個令人驚異的突破，技術與利潤之間的聯系立竿見影地顯現；然而，技術與道德之間的思考并未及時跟上。

　　技術免遭道德問責的另一個原因是依傍于“科學”。作為跨入現代社會的一個歷史地標，“賽先生”——即“科學”——一直擁有超常的威望。迄今為止，“科學”幾乎都是作為褒義詞出現。許多語境之中，“技術”與“科學”相提并論，享有同等的尊榮——并且，“技術”常常由于顯著的實效而引人矚目。盡管如此，“技術”與“科學”仍然存在多方面的差異。“科學”更多地從理論意義上考察自然界規律，“技術”注重解決某一個領域的具體目標。正是因此，“技術”必須比“科學”更多地考慮具體目標與公共利益的關系。許多時候，這即是“技術”道德自律的重要內容。人們沒有理由忽視現代社會的另一個特征——罪惡的技術含量正在與日俱增。

　　在我看來，現在已經到了談論技術與公共利益關系的時候了。公共利益通常指一個社會大多數人的共同利益。如果說，經濟學、政治學或者法學無不包含了艱深的社會科學課題，那么，公共利益的理解并不困難。重要的是，技術專家必須在專業工作之中意識到公共利益的存在。他們不能因為某一個具體目標帶來的利潤而放肆地損害公共利益。如果個人或者某個利益共同體的局部收益可能以社會大多數人的損失為代價，這種項目必須毫不猶豫地否決。由于前景、適用范圍以及后果尚未確定，某些技術項目對于公共利益的影響仍在爭議階段，例如生物技術克隆人類器官，轉基因農產品充當人類的主要食物，互聯網等通訊設施的監控是否違法，3D打印機會不會成為不法分子生產各種武器的幫兇；相對地說，另一些技術項目帶來的危害已經眾所周知：用福爾馬林浸泡肉類食品，將過量的抗菌素摻入動物飼料，借助特殊的化工知識制造毒品，或者研制消費者無法識別的假雞蛋、假大米、假古董、假鈔票，如此等等。作為技術專家，他們當然深知后果的嚴重。可是，為什么他們的良知神情安詳地默許了這一切？

　　不要將公共利益僅僅想象為一個遙不可及的抽象概念。公共利益事關每一個社會成員，包括那些技術專家。如果電器工程師吃到的是地溝油烹煮的食品，制作假藥者買到了冒牌的山寨手機，他們的憤怒絕不亞于身邊的大眾。所有的人都應該明白，踐踏公德的后果遲早也會落到自己頭上——即使那些腰纏萬貫的技術專家也不會例外。

　　作者簡介

　　南 帆 1957年出生，現居福州。現為福建社會科學院院長，研究員。曾經出版學術專著《后革命的轉移》、《無名的能量》及散文集《辛亥年的槍聲》、《紙上的江湖》等三十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