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5年出生于山東的一個農村,十幾歲的時候正趕上文化大革命,輟學回家。但那時的我已經具備了很強的閱讀能力與對讀書的渴望。但最大的痛苦是,沒有書讀。為了讀到一本書,我常常要付出沉重的勞動來進行交換。
記得我鄰村同學家里有一本繪圖版的《封神演義》,為了讀到這本書,我經常要去那個同學家中替他推磨。推磨是讓孩子痛苦不堪的一種勞動,因為它非常單調,沒有任何趣味。
后來我認識了一個小學老師,他收藏了十幾本革命小說,比如《苦菜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這些書被我借到之后,都是用最快的時間讀完。當時我們家養了兩只羊,放羊的任務就落在我的肩上,但借到書后,我往往鉆到草垛里以最快的速度把書看完。書讀完了,天也黑了,羊餓得“咩咩”直叫,回到家難免要受到家長的懲罰,即便這樣心里也不后悔。
現在回憶起來,像我剛才提到的紅色經典小說,它們的主要情節、主要人物甚至主要人物講過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話,至今記憶猶新。這說明童年確實是一個讀書的黃金時期,這個時期記憶力特別強,讀書的熱情特別高,讀過了也能夠記得住。當然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得來一本書確實不易,因此對得來的機會格外珍惜。
讓我受益最大的是上個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我大哥家中留下很多中學語文教材,每逢雨天無法下地,我便躲到磨房里去讀這些課本。當時的語文課本分為漢語和文學兩種教材,漢語教材主要講邏輯、語法、文言文;文學教材主要選錄了古今中外名著的片段,比如《林家鋪子》《駱駝祥子》《說岳全傳》《漁夫和金魚的故事》等等。這些教材雖然很薄,但它們打開了農村少年的眼界。茅盾的《林家鋪子》使我知道了民族資本家和民族資本走過的艱難道路,《雷雨》讓我知道了話劇的藝術表現形式,老舍的《駱駝祥子》讓我知道了北京車夫的艱苦生活以及生動活潑的北京方言。
后來我到了部隊。在中國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農村青年能參軍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因為農村青年沒有什么出路。我在部隊中的任務很單調,就是站崗。我所在的部隊是駐扎在農村的,干部戰士加起來就十幾個人。作為人民公社的飼養場,沒有人來查崗,這樣我就在崗上偷偷地讀書。當時我們一個戰友的未婚妻在縣城當圖書管理員,每個星期我都會從她那里借古今中外的小說,比如《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約翰·克利斯朵夫》等等。很多外國的經典名著是在部隊站崗的三年間讀的,這三年的閱讀使我的眼界更加開闊,也了解了更多世界文學知識。
1979年,我被調到河北保定的一所解放軍軍校。學校里有個小圖書館,許多人不愿意擔任圖書管理員,我主動要求當圖書管理員。這三年期間,我利用圖書管理員的便利還是讀了不少書。
后來學校讓我當政治教員,教大學里的《政治經濟學》、《哲學》、《科學社會主義》。這些內容都是我第一次接觸。當時判斷一個政治教員水平的高低就是看能否脫稿講課,如果能夠脫離書本,滔滔不絕地講完一堂課的話,大家就認為這個人水平非常高。我當時很年輕,幾乎可以把當天要講的課背下來,所以來聽課的首長還有觀摩的教員,都感覺我很有理論水平。這種背誦對我后來的創作還是有很大幫助,因為我不能完全照本宣科,需要從別的著作里抽出一些內容來豐富自己的講座,為此我讀了一些德國古典哲學的著作。
1984年考到解放軍藝術學院,這個時候我開始寫小說,這都歸功于在保定幾年打下的基礎。簡單地回顧我這幾十年讀書的過程發現,閱讀對我人生的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莫言,作家,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201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本文節選自劉艷萍主編的《我的人生供你參考》,該書由教育科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