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還是“綠洲”——深圳寶安詩群現象初探(唐成茂)

　　詩人眾多、民間詩歌報刊林立、詩歌活動頻繁、詩歌事業追隨者眾、長期有一批又一批人前赴后繼地“接力寫作”、寶安的詩歌力量占了深圳詩壇的“半壁江山”、寶安詩人在全國范圍內也有不小的影響力和品牌效應。

　　寶安詩歌的發展與繁榮，以及寶安詩群詩人殷實地生活、尊榮而優雅地寫作，為中國詩壇提供了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和重要文化標本。寶安詩群建設是深圳文化建設的一大成果，是“深圳學派”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深圳這個精神游離或飄忽的國際化大都會，在來去匆匆的名利困擾的鋼筋水泥森林，寶安詩群的崛起，最少證明了這座被形容為“黃金之城”的現代化大都市，其內心的精神之水沒有干涸，文學和生活都充滿情愛與詩意。這樣的文學流派和文化群落，讓深圳堅持了文化和精神的追求，不會丟失文化的溫情和夢想以及詩意。

　　1

　　深圳是中國詩歌的一個大容器。

　　寶安是深圳詩歌大容器里重要的物質存在和文化表達。深圳可能有1000多個詩人，可能有數千甚至上萬的詩歌愛好者。其中半數詩人和詩歌愛好者在寶安生活和工作，或曾經在寶安生活和工作�！吧钲趯毎铂F代主義詩群”(以下簡稱“寶安詩群”)代表了這批詩人和詩歌愛好者的才智、品質和堅韌。

　　寶安是經濟大區，工商業發達，人們過著快節奏的生活，沒有揣摩別人心理和處處設防的時間和機會，大家在工業化的縫隙里工作、生活和寫詩，往往能更真切地感知、撫摸人們內心深處的東西，抒發某種隱秘的感情，揭示社會和生活的真相。

　　來自天南地北、南腔北調的移民成分的復雜性以及地域文化交融后的開放大氣、兼容并包，帶來了詩歌的多樣性、豐富性。這樣的城市特征和詩人個性造就了詩歌的率性、真誠、自由和狂放。寶安詩壇沒有山頭，沒有霸主，沒有個人崇拜，也沒有妄自菲薄。詩人們親如兄弟姐妹，互相捧場、吸納和補充先進寫作經驗。

　　這種傳統一直延續至今。

　　寶安詩群的詩人們以和為貴，但和而不同。他們的藝術追求及藝術表現形式各不相同，因而難能可貴地避免了相同地域詩歌的同質化生長現象。這是在物質主義高度集中、消費文化甚囂塵上、詩歌逐漸缺乏關注度、邊緣化的當下，寶安詩群為什么會逆勢飄紅、愈來愈引起詩壇關注的原因。

　　這個詩群的成員普遍認為，寫詩是一場馬拉松式的戀愛，是私密的、小眾的，沒有利益關系也不計成本和不看收成的一種無私投入。做快樂的碼字人，堅守自我，堅持文化的貞操，在文字的創造性“碼砌”中獲得詩意和心靈慰藉，這是最快樂、幸福、欣慰的事情。

　　寶安詩群的詩人們的寫作姿態，構成了新書寫時代的良性詩歌生態，他們讓詩歌寫作常態化、生活化、文化化，讓詩歌寫作者尊貴而有尊嚴，讓唐宋時期詩詞的富麗繁華，讓1980年代中國的詩歌盛事，一定程度上回到了當下。

　　寶安，得寶而安，鐘靈毓秀，歷史悠久，人杰地靈。

　　如今的寶安，已是現代化城區，又是文化重鎮、文學大鎮、詩歌之城。至少有上百名骨干詩人和千余名或更多的詩歌愛好者，在這里詩意地棲居和快樂地書寫。廣義的寶安詩群，是一種“大寶安”概念，是或已淡化了地理概念的深圳文化符號。

　　2

　　寶安詩群發軔于上世紀80年代。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乘著改革開放的大潮，全國各地的詩人懷著詩歌的理想，背包打傘地從四面八方潮涌而來，來到深圳經濟特區的“關外”地區寶安縣，依靠文字在這里生存和生活，繁衍生息。

　　這個時期，寶安詩人開始與外面的詩人接觸，并且交流愈來愈頻繁，也自然而然地吸收了很多新思想、新觀念，開始理性審視自己的作品和過去的創作。

　　這個時期，《深圳青年》、安徽文聯《詩歌報》等先鋒媒體正聯手舉辦中國文化界標志性活動———“1986·中國現代詩歌群體大展”�；顒又匾�策劃人、組織者徐敬婭一直關注著寶安詩群的走勢，并于1990年代初發起組織了“深圳詩歌群體大展”。此后的寶安詩群，其成員們從單打獨斗發展為三五成群、惺惺相惜、抱團取暖。他們抽出寶貴的時間，乘著夜幕，自發匯聚，座談、朗誦詩歌，舉辦詩歌活動，創辦民間詩歌社團及詩刊詩報。

　　寶安詩社當年紅極一時，其與射門詩社、蛇口半島詩社三足鼎立又互為補充，成為廣東省民間詩歌社團的“文化標本”。黃海當年是半島詩社的重要發起人和代表詩人，如今又是寶安詩群的“帶頭大哥”。

　　寶安詩社出版了《藍海灣》等數部作品集，寶安詩社的主要成員胡在禮、黃惠波、夏炎炎、巫作如等人，如今大多事業有成，但仍熱愛詩歌、創作詩歌作品，他們心中的詩歌之夢和詩歌情結，深入靈魂，揮之不去。有的盡管曾經停筆，但現在大多已經歸來，成為“歸來詩人”。他們還計劃創辦《中國歸來詩刊》，為全國詩歌“歸來者”提供交流的平臺。

　　寶安詩群的詩人們最早審視打工生活，對打工文化亮出了自己的觀點、發出了自己的聲音。1990年代初，由安石榴和郭海鴻等人創辦石巖鎮文化站的文學墻報《加班報》，他們發出了打工仔的第一聲文化啼哭和吶喊：“我們白天為老板加班，夜晚為命運加班！”安石榴和郭海鴻之后在寶安73區創辦民間詩刊《外遇》，刊登的作品更多具有“生命意識”，更多的是對生命的關愛和對人性的審視。當時創辦的《大鵬灣》文學雜志，則是中國最早的打工文學期刊，其重視對詩人、對詩歌愛好者的團結、扶持與推薦。

　　3

　　1990年代初，寶安詩壇繁星閃爍，亮點事件不斷。

　　伴隨著外國特別是歐美文藝思潮的席卷而至以及一波思想解放運動的哲學思辨精神的沖擊，尤其受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精神的激勵，寶安詩群的詩人們個體意識開始蘇醒，思想開始解放，以詩歌方式思考和批判社會現象，以質疑的態度和審視傳統的寫作方式、以感情自然流露、心靈完全開放的方式解構人性并對新的詩歌語言展開實驗性研究。

　　開放、激越、優雅、張揚的詩歌特質成為他們的詩歌底部色澤，滄涼、沉重、冷凝以及對生命的追問、因生活不穩定帶來的心緒不安，在他們的書寫中打上了深深的流浪者烙印。自我放逐、精神流浪、文化懷鄉、溫情尋找一度成為他們作品鮮明的主題和寫作基調。這些生命特質、詩歌特性讓詩人們永不重復別人的人生際遇與詩歌書寫路徑。當時，我分別在《綠風》詩刊“青年詩人談詩”欄目以及《香港文學報》理論版發表《流浪詩人的背叛詞》和《詩歌寫作要不重復人家的愛情》，闡明流浪詩人文化苦旅式的寫作探索要背叛傳統，寫作者要有精神文化上的獨立特行、文體建制中要有不重復于人的可貴的質疑、反叛、創新、求變精神。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寶安詩群對傳統文化懷疑的勇氣和搗碎詩歌權威、告別過去的精神主張以及退出既定寫作套路的創新意識。

　　眾多文學刊物聚焦一個區域性詩歌流派并用如此之大的篇幅推介該區域性詩歌流派，這種情況在全國并不多見。寶安詩群的這批詩人，整體呼喚個性的自由和張揚，呼喚自然主義的完全釋放。他們詩情的自然流露，書寫上的自覺、自然與率真，對虛情假意天生具有文化警惕，對生活真相有個性化的文化表達，一同將生活之重和生命之痛轉化為豐富的詩性存在，大多作品具有現場感、歷史感、滄桑感以及承載生命與苦難的力量，有對人性的發掘和褒揚，也有對自然世界、心靈世界的把握和頌揚。

　　這批詩人，看起來是在寫個體之難、存在之苦、生活之困、快樂的傷感、幸福的憂傷、拼搏的負重……實際上是在寫群體在物質化程度漸深、社會轉型時期人的覺醒、精神的承載、文化的燒灼的真實，與對人生把握的坦蕩情懷。

　　4

　　但是1990年代甚至新世紀10年的激情沒有延續詩歌的輝煌。正如1980年代中國詩壇兩個“崛起”，只放射出幾縷并不耀眼的光斑的情況一樣，寶安詩群在與經濟大潮、文化退位意識的精神搏擊之后體力不支，敗下陣來。

　　詩歌文化暫時讓位于經濟發展、城市建設大局，一些詩人不得不依依不舍地告別詩歌，很不情愿地躲在繽紛生活的一隅，做寂寂無名的世俗之士，自甘褪去生命中的光環和豐滿的文化羽毛。

　　曾經誕生過唐詩宋詞的泱泱大國、文化禮儀之邦，已不談文化，更不談詩意的人生。寫詩成為壓力和負擔，詩人不以寫詩為榮反以寫詩為恥。為數不多的堅守者過上了“寫作地下工作者”的生活。

　　詩歌的城堡被滾滾紅塵和已武裝到牙齒的世俗擊垮，被詩人自己擊垮，詩歌的邊緣化在所難免。

　　誕生過“東方之珠”的香港和“一夜之城”的深圳寶安，這座“母親之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沖擊。

　　可喜的是，經過新世紀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盡管物質主義仍然甚囂塵上，但是寶安詩群已整體覺醒，詩人們發出了追尋詩歌的呼號，而且追隨者眾。

　　新物質主義語境下的詩歌盛世必將來臨。

　　擁有了物質豐富性的寶安詩群的詩人們紛紛采摘云朵和夢想而來，回歸詩壇。

　　這批寫出去掉偽飾、彰顯文化尊嚴的“歸來之詩”，成為底氣十足、文化積淀頗深、眼里噙滿對時代感恩的淚水、意氣風發地走向詩歌盛世的“歸來派詩人”，他們歸來后的作品厚重而有張力、泛出哲學之光、能讓人眼前一亮。朱巧玲、樊子、王熙遠、胡在禮、李愛華、王國華、黃海、鄒合全、溫木樓、洪江、黃惠波和我等，大多是新世紀10年的中后期或之后回歸詩壇的。

　　毫無衣食之憂、毫無思想負累的“歸來派詩人”，歸來之歌唱起來輕松而自然、優雅而從容。

　　從石巖鎮時代就開始寫詩，并在寶安重要的文化發源地———羊臺山母體文化根系位置成長起來，如今已走向國際詩壇的郭金牛(子虛)的創作情況，就是最好的例子。打工詩人郭金牛寫詩很早，中途停過筆，成名則在“歸來”之后。如今還在出租屋管理所打工的他，是純粹的農民詩人，詩歌的膜拜者、追隨者、探索者。這位已非連貫性寫詩幾十年、只播種不問收成的詩人，2013年6月獲得第44屆鹿特丹國際詩歌節的大獎。他因為經過坎坷、復雜、悲涼的生活底層磨礪，形成了靈魂尖銳、一詠三嘆的詩歌風格。他在作品中表現出強烈的鄉土情緒、人文精神、普世情懷，表現出了底層人也有的高貴和氣節。(作者為中國詩歌學會副總干事，中外散文詩協會廣東省分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