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詩歌的名義(張同吾)

　　那是早春時節，我與幾位承邀訪問巴黎的朋友，乘坐游艇緩緩地行駛在塞納河上。天上飄著濛濛細雨，水上蕩著微微漣漪。我站在甲板上任細密的雨霧濕潤了我的臉頰，仿佛也浸潤著我的心。兩岸都是古老的建筑，我們像置身于歷史的框架中，游艇穿過一座座由大理石雕筑的橋梁，每座橋的造型都不雷同，每座橋上都有人物雕像，這是立體的藝術畫廊，是鮮活的歷史縮影，它們向世人證明，老去的是時間，而藝術卻在時間里永恒。

　　遙遙地可以望見巴黎圣母院高聳的尖頂，我有些激動，因為感受到融入文化內涵的建筑確有生命。昨天我走進了神話般的巴黎圣母院，鑲嵌著金色花紋的大理石廊柱仿佛直聳天穹，巨大的乳白色的蠟燭燃著白色的光芒，祈禱的聲浪和悠悠的木風琴聲，讓人感到靜謐而神圣。它1163年開始建造，迄今已歷經900多年的歲月滄桑，1804年拿破侖·波拿巴曾在這里加冕。而這一切也許并不重要，對于來自全世界的游客，大約都因為這是一部書，它是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不會忘記那個讓人驚魂懾魄的情境，卡西莫多被捆在刑架上受到鞭笞，他凄慘欲絕地呼喊，圍觀者們卻幸災樂禍，美麗的吉卜賽少女埃絲米拉達提著一罐水，從容地走向受刑的卡西莫多，愛的精魂和人性美的光輝，照徹了人類黑暗的走廊。一位偉大作家，讓法蘭西擁有歷久彌新的光榮。現在我站在塞納河的游艇上，在與維克多·雨果相遇的時候，頭腦中又出現另一位偉人的身影，80年前中國的文學大師巴金在巴黎，他在《<骷髏的跳舞>譯者序》中寫道：“有一次我冒著微雨，站在塞納河望著‘圣母院’高聳的兩個鐘樓，踏著回家的路”，他買了一本叫做《骷髏的跳舞》的書，在一個春日的清晨，他拿著這本書在盧森堡公園的大樹下靜靜地閱讀，他說：“在這樣和平的空氣中，我的緊張的心情忽然寬松了。‘骷髏’在我的眼前完全沒有了，我只記得首陀羅人的噴泉和草原”。“我知道那日子是會來的，為著全人類的噴泉和草原，是到底會有的”。我在思考，巴黎以怎樣的文化語境，啟迪他在春天般的年華有春天般的向往呢？半個世紀之后巴金重訪巴黎，他站在盧梭雕像前沉思，回憶當年“多少個下著小雨的黃昏，我站在這里，向‘夢想消滅壓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傾吐我這樣一個外國青年的寂寞和痛苦。我從《懺悔錄》的作者這里得到了安慰，學到了說真話。”他說：“這次來法訪問我個人還有一個打算：向法國老師表示感謝，因為愛真理、愛正義、愛祖國、愛人民、愛生活、愛人間美好的事物，就是我從法國老師那里受到的教育”。《重訪巴黎》這篇短文最后的語言更是詩意融融：“在巴黎的最后一個清晨，在羅曼·羅蘭和海明威住過的拉丁區巴黎地納爾旅館的七層樓上，我打開通陽臺的落地窗門，涼涼的空氣迎面撲來，我用留戀的眼光看巴黎的天空”，他想起46年前的一句話：“讓我做一塊木柴吧，我愿意把自己燒得粉身碎骨給人間添一點點溫暖”。我深切地感覺到了，是巴黎這座富有深厚文化底蘊和強烈人文精神的城市，奠定了他講真話的人生原則。

　　我望著塞納河藍色的波濤浮想聯翩：在法蘭西這片神奇的土地上，充溢著強烈的民主意識，閃耀著人道主義光輝，才會有浪漫情調和自由精神，才會升起智慧之星，才會孕育詩歌女神，才會有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的哲學思辨，對全世界人文科學的發展提供了多層面的啟迪。于是一種文化奇觀出現在上世紀的早晨：許多中國未來的政治雄才和文化精英，都在這里受到思想啟蒙，開啟了一代人的光榮與夢想。周恩來、鄧小平、朱德、李富春、蔡暢、李立三、徐特立、陳毅、聶榮臻、蔡元培、巴金、錢鍾書、林風眠、徐悲鴻、錢三強、冼星海等等，如此的星河燦爛，從巴黎升上了歷史的天空。詩人艾青于1932年在紀念法國詩人阿波利奈爾的詩篇《蘆笛》中寫道：“我從你彩色的歐羅巴/帶回一支蘆笛”，“我既愛著你的歐羅巴啊，/波德萊爾和蘭波的歐羅巴，/在那里，/我曾餓著肚子/把蘆笛自矜地吹”；“在這里/蘆笛也是禁物”，“在它出來的日子，/將吹送出/對于凌侮過它的世界的/毀滅的咒詛的歌”。這是一種文化號角，跨越長天滄海，跨越時間與國度，在中國歷史大潮中唱響。

　　法蘭西彩色的記憶，讓我產生彩色的聯想，人類的文化心理盡管有種種差異，卻能在更高的層面上相通：我們熱愛雨果、巴爾扎克、喬治桑、莫泊桑、福樓拜、大仲馬、小仲馬和羅曼·羅蘭，他們筆下那些鮮活的典型形象，都存活在幾代中國學人和讀者的心中。中法詩歌的傳播與交流已逾百年，我們熟悉波德萊爾、魏爾侖、蘭波、馬拉美、艾呂雅、瓦雷里和阿拉貢，法國浪漫主義、象征主義、超現實主義創作方法，自上世紀20年代始，便對我國詩人李金發、穆木天、艾青等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同樣，他們的意象營造和隱喻象征，與我國許多精美的古典詩詞也有異曲同工之妙。特別是1960年獲得諾貝爾獎的法國詩人圣·瓊·佩斯，曾在中國生活和工作，還興致勃勃地去尋找古絲綢之路的遺蹤，他在北京西山的桃源潛心創作了著名長詩《遠征》，中國的文化源流和人文環境必然會對他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今天是中法建交50周年，不久前舉辦了“2014·中法詩歌節”，中法詩人和學者云集北京大學的未名湖畔進行學術交流。我在開幕式上致辭，結尾是：當下在經濟一體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人類面臨的共同的生存課題，即在經濟高速發展中，文化元素與生存環境的內在關系。詩歌作為精英文化和世界的良心，自應以其天職表現人對自然的敬畏，尋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去尋找人類沒有被世俗和功利玷污的童年，讓優雅美妙的詩意，成為撫慰生命的搖籃。這種心靈的追尋是人類意識最深摯的表現。法國詩人魏爾侖在《智慧集》中有一句樸素的詩：“屋頂上的天空/這么藍/這么平靜”，就讓哲學家加斯冬·巴什拉激動不已，他說：“在我的巴黎居室中，遠離故鄉的我產生了魏爾侖式的想象，往日的天空展現在這石頭城上”。這與我國“寧靜致遠”的哲學理念相吻合，可以說唯有詩歌才是洗滌污濁的清泉，撫慰靈魂的琴弦。同樣，我們應以詩歌的名義，呼吁：要尊重人的自由、個性與尊嚴，讓不同民族和種族，不同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人們和諧相處，共同營造美麗的精神家園，要以詩的名義，扼制戰爭、恐怖、災難和死亡，祈望世界和平。

　　(作者為中國詩歌學會名譽會長、國際詩人筆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