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批評，“批評”去哪兒了？

　　不久前，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在京成立，對于文藝評論界來說，這無疑是一件值得慶賀的好事情。一個健康的文化環境，文藝批評是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近年來，文藝批評越來越受到重視，但與此同時，種種怪現狀也在這一領域漸漸顯露出來。特別是出現在大眾媒體上的一些文藝批評文章，離純粹的文藝越來越遠，反而深陷于種種利益瓜葛之中。

　　也許，該是時候對文藝批評自身進行一次深刻的批評了。

　　被紅包喂養的“水軍排頭兵”

　　影評人S最近被活活冤枉了一回。

　　喜劇電影《分手大師》近期上映，S在其博客上撰寫了一篇影評，評價這部影片雖然耍賤賣俗，但實際是一個深情款款的故事。讓他沒想到的是，自己的文章剛一貼出來，立即遭到網友和電影從業者的嘲諷。一位電影編劇毫不客氣地諷刺說：“由衷佩服你們紅包影評人，黑心也能被你們漂白了。”

　　S否認自己是所謂的“紅包影評人”，但他不得不承認，這正是普通電影觀眾和從業者對影評人的典型印象——只要寫了表揚稿，肯定就是收了紅包。影評人的公信力，已經降到前所未有的低谷。

　　S更懷念自己剛入行時的影評環境。和很多影評人一樣，他最早也是混在網絡論壇上的，直到2007年前后，有電影片方找他寫影評。用他的話說，那時候非常自由，片方也不要求影評必須是夸獎的文章。“片方叫我提前去看片，我覺得是個面子，不給錢也行。”S坦言，那時候做影評人，是有一種榮譽感的。

　　但是，在2010年之后，形勢卻很快急轉直下。越來越多的制片公司紛紛崛起，他們把影評視為電影營銷的一個渠道，用紅包買好評的現象便漸漸出現。S記得，很多還沒畢業的大學生都被片方拉來寫影評，“那時候北京冒出了一百多個影評人，魚龍混雜，在網上嘩眾取寵，有的人索性就靠寫影評收紅包謀生。”

　　紅包影評的行價，一般為千字500元至1000元左右。有的片方很慷慨，一篇稿子就能給5000元，當然，那樣的影片多是爛片。中國電影市場發展迅速，平均一個月上映30部左右的新片，其中有20部影片的片方會找人寫影評。如此算來，一個紅包影評人月收入萬元不在話下。

　　在網絡上大量發帖吆喝新片的被稱為“水軍”，一些影評人是名副其實的“水軍排頭兵”。比如影評人F，建了一個個人網站，專門在網上寫所謂“槍稿”賺紅包。只要片方給錢，再爛的片子也夸；要是片方不給錢，F就不管片子好壞，主動去痛罵，以獲得關注。

　　還有一些人脈資源豐富的影評人，則成了圈里的“包工頭”。這些人手中掌握著幾十個影評人，他們會和片方談好價錢，再給各個影評人支付稿費。S透露，這樣的紅包影評稿，既會借博客、微博等網絡社交工具發表，也會出現在時光網、豆瓣等影迷扎堆兒的專業性網站上，甚至還可能發表在報紙、雜志上。

　　對于一些年輕影評人來說，撰寫紅包影評多少是迫于生計壓力，不得已而為之。影評人Y就坦率地說，要是自己堅持不收錢，現在光靠稿費沒法活。他以自己為例，十年前在報刊上寫影評，一個月稿費能有三五千元，日子過得還可以；可是現在，報刊雜志的稿費標準一直沒變，單靠這筆錢已很難養活自己。他反問：“如果能夠活得很輕松，誰還會昧著良心寫‘槍稿’呢？”

　　Y自稱是“民間影評人”，讓他不服氣的是，“有些學院派的專家比我們還厲害，在電影研討會上吹得天花亂墜，收的紅包數額更大。”Y質疑道，“難道這些專家不也是紅包影評人嗎？”S則對此感到有些無奈：“電影圈利益關系太復雜，即便是知名影評人也難保客觀，在中國做完全獨立的影評人，太難！”

　　字里行間割不斷的“人情”

　　如果說紅包是有形的利益收買，那么人情則是套住文藝批評的無形枷鎖。

　　有一些奇怪的現象，報道圖書出版的記者早已熟視無睹：每逢新書上市之前，自己的電子郵箱里總是會收到來自出版社的郵件，其中少不了幾篇書評；新書上市后的研討會上，也總有些掛著文藝評論家頭銜的嘉賓，為作者站臺助威——這些書評作者和研討會嘉賓，要么是圖書編輯的朋友，要么就是作者本人的知己。

　　這樣的情況，讓社會學家黃紀蘇很是看不慣：“讀書界、出版界到處都是幫派、都是哥們義氣，沒有原則的胡吹、亂捧。”黃紀蘇說，這樣的事，自己不愿干。去年，他曾為四五個朋友寫過書評，但都是良心之作。

　　曾有位朋友寫了本中國思想史方面的書，請黃紀蘇作序。“我非常認真地讀了他的東西，覺得他寫先秦之前的那部分還說得過去，但秦漢之后那部分基本都是胡扯。”黃紀蘇說，他和朋友就書中的一個核心觀念討論了半天，結果發現這位朋友根本就沒想明白， “后來我只好跟他說，我真是寫不了。”

　　在作家和文學評論家面對面的活動現場，人情之風更是盛行。

　　青年文學評論家楊慶祥經常參加新書研討會，他發現了一個問題——文學評論家和作家的關系走得太近了，有時候甚至就是稱兄道弟的朋友關系。這讓他多少有些詫異，“在國外，作家和評論家關系很疏遠，作家和評論家往往并不認識。”

　　朋友之間的相互吹捧，往往成了此類研討會上的例行節目。有一次研討會讓楊慶祥印象深刻：當時，眾多評論家熱評一位詩人的作品，將各種溢美之詞統統送給了那位詩人。楊慶祥看不下去了，輪到自己發言時，他說了實話：“我非常不同意你們的觀點，這位詩人的寫作才剛剛入門。”此言一出，全場嘩然。

　　評論家為朋友寫評論，在楊慶祥看來本也無可厚非，“英國批評家福斯特對此就很坦然，他經常贊美一些并不出色的作家作品，理由是友情比什么都重要。”但楊慶祥恰恰認為，人情之下的文藝批評，一些評論家的文章讓人分不清哪些話是出自友情的鼓勵，哪些話是真正的評價和肯定，已經喪失了基本的準則。

　　在楊慶祥看來，人情評論的存在，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是個人情社會，人情關很難逾越；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評論界的軟肋。“中國批評界總體水平還是比較弱，不少評論家喜歡講套話，講些言不盡意的東西，而對于深層次的東西缺乏探討。”這樣的文章，流于淺薄的吹捧，更違背了文藝批評客觀、公允的原則。

　　陷入悖論的匿名劇評人

　　當文藝批評喪失專業原則

　　文藝批評專業界限的日益模糊，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事實上，在一些新興文藝領域，專業性批評的缺失已成為常態。

　　梅子笑寫了兩三年電視劇評論，如今她每個月會固定在媒體上發表兩三篇評論文章。但更多的時候，她是一名報道電視文化領域的媒體記者，和同行一樣穿梭在大大小小的電視劇發布會現場。職業的便利為她提供了大量一手的新劇資訊和幕后故事，但要想寫出高水準的評論文章，必須依靠她的專業背景。

　　梅子笑學的是中文專業，有著一定的文藝理論功底。她的文章中，常見對劇情走向的結構分析，對人物沖突和敘事手法的點評，也會從行業和社會角度做市場效果的經驗總結。在她看來，“對編劇技巧的掌握，對視聽語言的了解，會影響評論的質量，是評論中的重要內容。”

　　不過，能夠達到和梅子笑同樣水準的評論文章，在電視劇行業并不多見。評論人祁守擁有電影專業背景，他發現，電視劇領域相對受歡迎的評論文章，只是把評論寫成了可供閱讀的文學作品，沒有深度，一些評論者也并不是特別理解電視劇的內在邏輯。

　　“電視劇的核心是故事和表演，那么主題、矛盾沖突、起承轉合、人物關系，以及演員表演，至少應該能看出好壞。”祁守以常被觀眾吐槽的所謂“雷劇”為例，“一般人只能說出它如何雷，但這是最淺的。專業評論者能夠指出，它為什么會變成這么雷。”不過，在大多數電視劇評論中，這樣的核心內容卻是缺失的。

　　專業背景的取得并不算困難。祁守注意到，現在有不少院校開設了戲劇影視文學專業、電影學專業、影視導演專業等方面的課程，能夠提供專業評論者所需要的學科背景。但他發現，參與電視劇評論的人中，擁有類似這樣的專業背景的從業者卻并不多，“更多的人是一種興趣愛好驅動，入行門檻比較低。”

　　不過，即使是擁有了專業背景的從業者，也未必能夠恪守專業準則。祁守透露說，有關電視劇的評論，往往會集中出現在一些研討會上。這些研討會由電視劇的制片方與一些行業協會聯合主辦，往往會邀請各院校影視相關專業的老師、文藝評論方面的專家出席。但在這樣的研討會上，也很難聽到貨真價實的評論。

　　電視劇評論人李星文就曾參加過這樣的研討會，他不客氣地指出，很多與會專家都是在就作品泛泛而談，說一些走客場的套話，“基本上都是一些為電視劇喝彩的聲音，但是有些參會者在發表評論前，是不是真的看完了動輒三四十集的劇，恐怕都要打一個問號。”對于文藝批評者而言，專業學科背景的缺失可以彌補，而專業操守和原則底線的喪失，才是真正悲哀的事情。

　　記者手記

　　呼喚文藝批評

　　的獨立性

　　為了能夠保證文藝批評的獨立性，一些評論者為自己戴上了匿名的網絡面紗。

　　前不久，上海戲劇學院為兩個網絡劇評人舉行了一次研討會，但這兩位主人公卻并未現身。研討會名為“E時代的戲劇批評”，研討的對象是兩個微博賬戶名——“押沙龍1966”(簡稱“押沙龍”)和“北小京看話劇”(簡稱“北小京”)。“押沙龍”請別人現場代讀了自己的一篇文章，而“北小京”卻沒留下只言片語。

　　“押沙龍”和“北小京”一個駐守上海，一個扎根北京，卻有著共同的特征：和傳統劇評人不同，他們出身于網絡，也只停留于網絡，而不會在現實生活中現身。沒有人知道他們的真實身份，也不知道他們是“他”還是“她”，是圈里人還是愛好者。每當他們發言的時候，都會有人努力猜測，但至今沒有答案。

　　隱藏在網絡偽裝之下的匿名劇評人，擺脫了利益的纏繞，因此比其他劇評人敢于說真話。“北小京”就是因為一篇對《喜劇的憂傷》的尖銳評論，而在京城戲劇圈一戰成名。“押沙龍”對上海演出的各類話劇，批評起來也是毫不留情。

　　在研討會上請人代讀的文章中，“押沙龍”聲稱，促使他寫劇評的動機就是“網絡和平媒上充斥著戲劇圈內人的互相吹捧或是簡單的故事簡介和陣容介紹，讓觀眾看不到真正的劇評，無法了解劇目的真實情況。”而他對自己提出的要求則是，始終給出真實而尖銳的時評。

　　上戲戲劇評論工作室主任丁羅男說，“押沙龍”和“北小京”之所以被關注，正是因為他們的評論有棱有角，不藏著掖著，“當下真正的戲劇批評缺失，報紙雜志上幾乎看不到尖銳的批評，只有一片叫好聲。”

　　對于匿名劇評人的言論，戲劇界也越來越重視。丁羅男說，在上海每當有一出新戲上演的時候，大家都會去看“押沙龍”怎么說，“你要說到點子上了，他們即使口頭上覺得沒面子，心里也會對你有所認同。”

　　不過，也有一些業內人士對于匿名劇評人這一現象發出了質疑之聲。戲劇理論家田本相認為，劇評應該是“實名制”，因為劇評也是一門獨立學科。全國劇協副主席、劇作家羅懷臻則指出，“匿名違背了劇評的底線，那就是真實，所謂文責自負。”為了追求真實而誕生的匿名劇評人，恰恰陷入了真實的悖論之中。

　　談到當初為什么選擇匿名的方式來發表劇評，“押沙龍”和“北小京”不約而同地說出了同樣的想法。“押沙龍”表示：“我并不是隱瞞身份，而是希望最大限度地消解身份，排除身份所帶來的干擾，也就是對話語權的干擾。”“北小京”也認為，匿名能夠使自己擺脫外界干擾。

　　“我是想脫離一個具體的、物質的、社會聲名的圈套，而專心地、把自己的戲劇感受記錄下來。我不是來吐槽找共鳴的，也不是替人捉刀混口飯吃的，我寫劇評源于對戲劇的熱愛。”“北小京”說，“我的文章里只有關于戲劇的思考，也希望讀到我文章的人能扔掉他的聲名圈套。”

　　丁羅男替匿名劇評人進行了一番辯護。在他看來，匿名劇評雖不正常，但也是當下不正常的文藝批評生態造成的。“許多創作者被寵壞了，根本不能接受尖銳的批評，評論者為了不得罪人，往往就得說假話，讓我用實名批評我也會有些猶豫。”丁羅男說，“正是當前這種特殊的語境下才會產生這種不太正常的現象，一旦文藝批評的生態環境正常了，匿名不匿名就不重要了。”

　　丁羅男認為，匿名劇評更重要的作用，是讓戲劇批評的專業界限日益變得模糊。“匿名劇評讓專業批評不得不面對新的挑戰，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擺出一副專家架勢就行了。”他說，“其實，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專業批評是缺失的，只是擺出一副專家架勢，卻喪失了應有的專業原則，比如批評的獨立性、批評的價值標準。”

　　周南焱

　　在荒誕劇經典《等待戈多》中，主人公埃斯特拉貢、弗拉基米爾為打發等待的無聊，進行了一場對罵，相互罵對方“窩囊廢、寄生蟲、白癡”等，最后埃斯特拉貢祭出殺手锏，罵弗拉基米爾是“批評家”，后者立刻泄了氣。而在電影《云圖》中，湯姆·漢克斯扮演一個暢銷書作家，盛怒之下，把批評其作品的書評人從樓頂上推了下去，書評人一命嗚呼。不管大師貝克特，還是暢銷書作者，都拿文藝評論家開涮或下刀，雖然有些極端，但也多少反映出，文藝批評有多么招人厭煩。

　　從當下文藝批評現狀來看，評論家的名聲普遍不太好，倘若被人罵作“窩囊廢、寄生蟲”之類，也許還會贏得大眾一片叫好。原因何在？很多評論人往往自己就覺得低人一等，覺得文藝批評是依附于作品，缺少創造性，草率為之，屬于寄生產品。文藝評論圈也往往養成媚上欺下、功利勢利的陋習，即對圈內有地位的作家、導演、藝術家等，隨時仰之鼻息，以與后者把酒言歡稱兄道弟為榮；對剛出道或沒有名氣的作者、導演、藝術家，立即頤指氣使，顯出自己的高明來。在權威、人情和紅包的支配下，文藝批評很輕易就喪失了自己的底線。

　　竊以為文藝評論人要想贏得別人的尊重，不管是否以評論為職業，必須堅守自身的獨立性。這個獨立性包含多個方面，既有文章的獨立性，也有人格、金錢上的獨立性。人們往往覺得文藝批評是寄生于原創作品，脫離了原作，就缺乏存在的意義。此言大謬。文藝批評本身就該獨立，它體現的是評論家對作品的獨到見解，更多包含的是評論家自身的哲學觀和世界觀，并不依附于它者而存在。杰出的文藝批評與原創作品一樣，具有藏之名山留之后人的價值。

　　要想保持評論文章的獨立性，就必須在人格、金錢上保持獨立性，不能受外界因素的干擾。這也恰恰是很多文藝評論家的軟肋所在。人格上不獨立，滋養自身的奴性，一身軟骨頭，見權威和大腕就諂媚，評論文章自然好不了。金錢上不獨立，收了人家的好處，身子骨就硬不起來，落筆無非是吹捧或和稀泥，這樣的評論除了擾亂視線、顛倒黑白，沒有任何價值。

　　文藝創作要想真正繁榮，離不開文藝批評的鞭策，而能發揮鞭策作用的也只有真正獨立的文藝批評。溜須拍馬、嘩眾取寵或命題作文式的文藝批評，是無法體現其獨立性的，至多淪為笑柄耳。如今文藝批評被看輕，根本是評論家自身看輕了自己，處處不獨立，把評論看作謀名干祿的工具，自覺充當吹鼓手抬轎子的角色，也就難免遭世人嘲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