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說《朗園》與和平區息息相關。無論背景還是故事,都發生在這片如書卷般攤開的地段。為此我曾經踏進過很多幢歲月滄桑的樓宇。而讓我難舍的,是那座曾佇立于濱江道上的維斯理堂。
我記得,那幽深的教堂,置身于喧嘩的鬧市中,卻莊嚴而肅穆地矗立著,仿佛遠離塵世。還記得,因拍攝一部紀錄片,我爬上教堂頂層的鐘樓。在平安夜的夜晚,聆聽禮拜堂美妙的歌聲。登上鐘樓,你必定會想到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甚至去搜尋那并不存在的雨果的詩句,冥想著,被刻寫在墻壁上幽怨的“宿命”。
不,我不是要重述雨果的故事,而是創立于1872年的這座基督教堂,曾一度怎樣地和我息息相關。
維斯理教堂由美國人達吉瑞創辦,因紀念衛理公會創始人約翰·維斯理而得名。教堂初建時,曾借助于紫竹林圣道堂布教,1913年新教堂建成后,便由美國牧師達吉瑞主持。教堂高大威嚴,承載著新教的革新精神。禮拜堂磚木結構,內圓外方,堂內八根圓柱,撐持起莊嚴的拱形的圓頂。整座建筑中沒有任何基督的形象,卻始終彌漫著基督的精神。這里是衛理公會的活動中心,見證了天津近代的歷史風云。“五四”運動中,為躲避北洋軍閥政府的迫害,周恩來曾在教堂的地下室策劃“覺悟社”的進步活動;1946年,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蒞臨天津,專程在此發表演講。尤為令人感慨的,是教堂為青年教徒制定的四大訓誡:極端誠實,極端清潔,極端愛心,極端無私。那或者也是人們向往的境界。
是的,有一天我終于開始寫作《朗園》。剛動筆時,并沒有想到這部小說和維斯理堂有著怎樣的關聯,但確曾寫到了這座氣度非凡的所在。總之在故事中,教堂是一個重要的背景,也是我精神上一直繾綣的地方。或者因我的祖母,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她說,你知道什么是愛嗎?愛就是永恒的忍耐。
為了讓《朗園》始終浸潤于當年的環境,便總是說起孩提時見過的那座蕭瑟而凄冷的法國公墓。盡管墓園已被廢棄,卻依舊有斑駁的石椅,破碎的噴泉。便是在這樣的氤氳中,我開始寫作《朗園》,思緒中始終纏繞著那座墓園,以及維斯理堂的鐘聲。然而在某一天的某個時刻,我突然得知,這座教堂將被拆毀。如此傷感的消息讓我一時間難以承受,不知這偌大天地間,為什么竟容不得古老建筑的一席之地。
所以無限感傷,還因為這里的劉牧師。那時他老人家已年過八旬。我曾不止一次地前往拜訪,因他是我父親在匯文中學讀書時的老師。劉牧師年輕時,曾立志科學救國,理想破滅后,轉投宗教,成為一名資深的教職人員。他從偏遠的教區來到天津,很快就擁有了眾多教民。他的形象儼如《朗園》中那位傳教的牧師,畢生的追求就是尊崇主的意志。他送給我《新舊約全書》和《要理問答》小冊子。這些典籍我始終認真保存著,最讓我銘記的就是:救自己的靈魂。
不久前,我曾為天津天主教的百年慶典寫過一段寄語——
從不曾駐留過神圣的腳步,從遙遠的往昔走到今天。每一級石階都蒼涼著教堂的莊嚴,讓圣潔之光照亮心靈的憂傷。于是你能夠聽到寂寞中回環的悲歌,甚至能觸摸到歲月的滄桑年輪。但是給予你更多的還是那悲憫的胸懷,福音中執著而永恒的愛與忍耐。然后就有了那些悠遠而凄迷的故事。神父們遠涉重洋,用虔誠和堅忍鑄造的不朽夢想。塔樓中響起的鐘聲,不單單帶給人們寧靜致遠的追求,也給予了我們東西文化的完美匯合。如此由傳播福音促成的文化交融,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促進了東方社會的進步與變革……
是的,那晚,我在《朗園》中反復出現的教堂前,佇立良久。在黑夜中辨認著,那灰色的墻磚和緊閉的木窗。沒有光亮,比黑夜還要寂寞的天際。想到再過一些天,這座有著前生今世的教堂將不復存在,就無法抑制心中的傷痛。那是種很深很深的悲哀,在夜晚的空氣中彌漫著。我不知自己在那一刻,心靈的感覺是否已經亡失。
是的,我不是傳統的衛道士,不過是因一種與自己相關的“情結”,或許某種懷舊。畢竟,那里是我多次造訪的地方,于是懷某種徹骨的留戀。只是,我不曾想到伴隨著小說中朗園的消失,那座殖民地時期的維斯理堂竟然也要被拆毀。在《朗園》寫到尾聲的時候,我還不知維斯理堂已被拆毀。這冥冥中的天意,竟然令我不安。小說中寫道,在朗園的舊址上,代之而起的是一座摩天的金融大廈;而現實中,在維斯理教堂的基址上,亦同樣是一座豪華的貿易商廈。大理石的地面替代了木板條的地板,自動運轉的上下扶梯,將替代通向禮拜堂頂部鐘樓的旋梯。記得那一刻,我幾乎無法理解眼前所見,不知道如此所作所為,是體現了社會的進步呢,還是對過往的無知遺棄。
總之,這座逝去的教堂,已成為我心中永遠的遺憾與創痛。于是我才在我的小說中,慢慢地理解了那位舊時代的女貴族。她為什么要義無反顧地站在搖搖欲墜的頂樓上,誓與朗園共存亡。或許,這就是那一代人悲壯的、理想主義的最后一抹光輝吧?
我知道,當年如若躲過一劫,到了今天,這座歷史悠久的建筑,肯定會被小心翼翼地保存下來,續寫它更加迷人的篇章。但終究,留下來的,唯有一片凄美的往事,一段流逝的時光。當靜夜,晚風吹起的時候,依稀能聽到教堂遠逝的鐘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