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故居——“其室名冰，其人猶熱”(武歆)

　　天津梁啟超故居 　　羅雪村繪

　　喜歡讀書的人或是熟知中國近代史的人，恐怕沒有不知道梁啟超的。這個中國近代歷史上的風云人物，曾經那樣激蕩著清末民初的中國大地，他的每一篇文章、每一聲疾呼、每一次行走，都成為當時萬眾矚目的事情。

　　一個并非節假日的上午。忽而天空陰暗，忽而陽光呈現；忽而有涼風吹來，忽而又悶熱氣滯。當我站在天津的民族路上梁啟超故居門前時，天空完全陰沉了下來，頓時涼風陣陣。如此怪異的天氣，似乎冥冥之中就像梁啟超跌宕起伏的人生那樣漂浮不定。

　　早上九點鐘，街上沒有行人。故居坐落的意式風情街，那是屬于夜晚的啤酒的天堂。當夜幕褪去，白晝來臨時，那里安然肅靜，故居門前的碎石小路上整潔干凈，迷蒙之中似乎看見寬寬額頭的梁啟超正從街上散步回來……那一刻我莫名地激動起來，就像跟隨在他的身后，走進了已經存在百年的故居。

　　梁啟超的故居大氣、孤傲，兩座白色的小樓分居大院的左右。手握書卷、頷首沉思的梁啟超的坐像，位居庭院的中央。

　　1912年，從日本回國的梁啟超，購買了天津意大利租界西馬路上的一片空地，他自己親自設計圖紙，兩年后的1914年，終于建成了意式風格的兩層磚木結構樓房。故居主樓為水泥外墻，塑有花飾，異型紅色瓦頂，石砌的高臺階，梁家后人稱其為“老樓”。十年后，也就是1924年由意大利建筑師白羅尼歐設計的小樓才姍姍建成，這座小樓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梁啟超書齋“飲冰室”——梁家后人稱其為“新樓”。這兩幢小樓，從1915年梁啟超舉家全部遷移到此，直到他1929年病逝，梁啟超在這里住了十四年，他后期的重要著作都是在這里撰寫的。

　　當然要先看“飲冰室”。因為梁啟超的一生，在政治活動占去了大部分時間的狀況下，他的一千四百萬字的著述，基本上都是在“飲冰室”完成的。這座造型別致、典雅的淺灰色兩層小洋樓，首層為其書房，二樓是臥室和會客室。“飲冰”二字，語出《莊子·人世間》的“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梁啟超以此表達其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憂慮與焦灼。臺灣詩人余光中來梁啟超故居參觀時，留下一句話“其室名冰，其人猶熱”，確是恰如其分。

　　最讓我震撼的，是“飲冰室”首層的藏書。四壁落地、頂天立地的大書柜里擺放著三千四百七十多種、四萬余冊的藏書。記得在俄羅斯文學巨匠托爾斯泰的故居——圖拉莊園，當我看到托氏藏書兩萬三千冊時，已經感到震驚，可是相比梁啟超的藏書，托氏還是稍顯遜色。

　　“飲冰室”除了復原百件當年的家具外，剩下的就是墻上的老照片了。無論是與泰戈爾的合影，還是與眾多學者的合照，梁啟超的神情都是熠熠閃光的，那是一種充滿活力的高傲。

　　是的，梁啟超是一個高傲的自負的人。當年梁啟超在清華大學講授國學時，上課的第一句話是“兄弟我是沒什么學問的”，隨后停頓片刻，眼睛看著天花板，慢悠悠再說第二句，“兄弟我還是有些學問的”。

　　這個十三歲中秀才、十七歲考中舉人的“有些學問”的人，涉獵廣泛，著作頗多，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我在墻上一張“梁啟超重要文章、著作一覽表”中，看到了密密麻麻的著作，除了人們熟知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飲冰室合集》《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前途》等，還有涉及歷史、學術、文化、憲政、哲學、金融、外交、宗教、實業等方面的著作。但他不是一個只埋頭做學問的人，僅1921年10月到1923年1月的十六個月里，他就在全國各地演講三十四場，平均每個月演講兩場還多，而且演講內容“五花八門”，“先秦政治思想史”“美術與科學”“情圣杜甫”“市民與銀行”“人權與女權”“歷史統計學”等等，據史料記載，梁啟超每次演講，會場內外可以用一個詞來形容——人山人海。這也驗證了他在清華園講臺上說的一句話——戰士死于沙場，學者死于講壇。而梁啟超心中的講壇，絕不僅是學校里的講臺，而是廣闊的社會大講壇。

　　在梁啟超短短56年的人生歷程中，無論是少年苦讀，還是參與戊戌變法，再到主張君主立憲、反袁護國，以及晚年著書立說，成為一代文化巨擘，幾乎每一個人生階段，都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寫下了耀眼的篇章。

　　故居的“老樓”里，到處彌漫著梁啟超作為一個政治活動家的氣息。厚重的棗紅色木門，淺咖啡色的護墻板，吊燈，闊大的窗戶，還有笨重的寫字臺，所有的一切都回響著梁啟超的吶喊。

　　梁啟超的一生，始終是在追求、改變之中。自從他投奔康有為并成為其門生和得力助手之后，梁啟超便奠定了一個政治、社會活動家的思想基礎。有意思的是在他成為康有為門生的這一年，也恰好是他路經上海前往廣東的路上，接觸了世界地理《瀛環志略》和閱讀上海機器局所譯的大量西書的同一年，看上去有些巧合，其實那一年正是梁啟超眼界放開的一年，他接受了康有為的思想學說，走上了改革維新的道路，于是才有了四年后的“公車上書”。

　　在梁啟超的政治活動中，不能不提“百日維新”，這個因為被光緒皇帝召見、奉命進呈《變法通議》，同時被光緒皇帝賞了六品銜的負責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的改革派，那時該是何等雄心勃勃啊。

　　應該承認，這一時期是梁啟超變化猛烈的時期。他先是與孫中山接觸，贊成革命，很快又主張改良、反對革命；隨后他支持袁世凱，與孫中山的國民黨爭奪政治權力；緊接著他又反袁，與蔡鍔策劃武力護國；袁世凱死后，他又出任段祺瑞的北洋政府的財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辦；后又在孫中山發動護法戰爭、段祺瑞下臺后，正式退出紛擾的政壇。這幾年的時間，正是梁啟超大起大落的歷史階段。但他徹底退出政壇后，并沒有歇息，而是繼續尋找救國之路，于是也有了后來的旅歐行程。

　　在梁啟超故居里慢慢走著，想起他的一句名言——吾愛孔子，吾更愛真理。1929年1月在北京協和醫院的病榻上，梁啟超帶著對真理的追尋停止了呼吸。他去世后，京滬兩地開了隆重的追悼會，參加者甚眾。

　　走出故居，街上已經有了眾多行人，大部分都是游客。他們在舉著小旗子導游的引領下，在標有“梁啟超故居”的大門前匆匆走過。我聽見一個外地口音的聲音在問“梁啟超是誰”，頓感悲哀。不知道庭院里正在端坐讀書的梁啟超聽見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