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荒,我當過幾年的老師。我從生產隊調到場部的學校之前,以為場部的學校總應該會比生產隊好些,誰知道,場部的學校在農場工程隊的后面,別說沒有大門,連個圍墻都沒有,只有幾間簡單的房子,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房子的外面就是一片荒原了。冬天四周是寒風呼嘯的世界。夏天,常常會暴雨成災,地上一片泥濘,出門都要穿高腰雨靴。這樣荒涼的地方,單調的生活,枯燥的課本,讓我和學生都感到寂寞。說心里話,我的教課和學生們的上課,都是得過且過。
那時候,對于我這個已經來北大荒3年多的知青,前途一片迷茫,不知哪一天才能夠重回北京,開始一種新的生活。而對于這些出生在這里長大的學生們,很多連最近的富錦縣城都沒有去過,對于外面的世界和未來的生活,更是一片迷茫混沌。一個馬號喂馬的老農的女兒,在上完我教的第一節地理課后,走到我的跟前,問我:老師,學完地理課,是不是以后走路就不迷路了呀?
那天,我記得很清楚,是開春不久的一個下午,正是放學時分,天下著蒙蒙的細雨,帶有荒原泥土濕潤氣息的風吹進教室,輕撫著這個喂馬農夫的女兒細細的頭發,她的一雙明亮的眼睛,那樣清澈地望著我,渴望得到答案。可是,我卻不知道該怎么樣回答她。我只好輕輕地拍拍她的肩膀,把她送出教室,一直送她到不遠的家。在她家荊條編的柵欄前,我對她說:今天,咱們才上了第一節課,以后你就會知道,地理課挺有意思的,會讓我們知道很多很遠我們都沒有去過的地方。她睜大了眼睛望著我,那好奇又充滿向往的目光,讓我至今難忘。
就是從那天送走那個女學生之后,我開始在心里問自己:日子就這樣過下去嗎?課就這樣教下去嗎?我不想再這么得過且過,這么無聊度日。我在班上成立了一個文學小組,每周有兩個晚上活動。那時,沒有電視,文化活動很少,學生們并不清楚文學小組究竟是干什么的,只是當成了一種玩,無形中讓寂寞的晚上多了一些調劑的內容。
有一天晚上,天忽然下起了暴雨,我還是先到了教室里來了,但望著窗外的暴雨如注,雷電閃動,心里對這晚上的文學小組的活動,不抱什么希望了。這么大的雨,通往學校的路都是泥路,早都陷得坑坑洼洼的泥濘一片了,而且沒有一盞路燈,黑漆漆的嚇人。即使孩子想來,家長也不讓來了呀。可是,同學們竟然還是來了。當時,我坐在講臺桌上,當我看到第一個學生披著爹媽的厚厚的軍用大雨衣,打著手電筒,出現在教室門口的時候,高興得一下子從講臺桌上蹦到了地上。沒過多大一會兒,同學們都打著傘的打著傘,穿著雨衣的穿著雨衣,陸陸續續地來齊了。手電筒在暴雨中忽閃忽閃的,讓那個夏天暴雨的夜晚充滿暖意。
那天,我正在給學生們講詩,我對他們說,這暴雨中的手電光,就是詩。
有一天晚上,農場露天放映羅馬尼亞的電影《多瑙河之波》,就在工程隊的院子里,離學校很近,能夠從我們教室的窗戶里看到那里銀幕上的閃動,聽見電影里的聲音。那天晚上我們文學小組活動,沒有一個同學去看電影,相反,后來我們的活動倒把好多看電影的人吸引了過來,睜大著一雙雙明亮的眼睛,跑到教室里聽我講詩。我指著教室玻璃窗上閃動的電影的光影對他們說,這就是詩,你們明亮的眼睛也是詩。
我的那些天真可愛的學生們,就是從那時候開始,和我一起悄悄地寫著幼稚卻格外美好的詩。那些詩,我把它們貼在教室后面的板報上,刻印在蠟紙上,油印在紙頁上。那些詩,讓那些寂寞的日子有了內容,讓四周的荒原有了生機,讓那些學生們有了對語文學習的興趣,有了對未來生活的想象和希望。同樣,也讓我的那些單調而枯燥的日子得以充實,讓我對眼前的毫無希望的生活有了詩意的暈染,有了希望的動力。我寫滿了厚厚一日記本的詩。第二年,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30周年,報紙和雜志搞征文,我就是從這日記本里挑選出來了一首詩,在當地的報紙上發表。就是從這時候,開始了我的文學創作。
我非常懷念我在學校的那段日子,懷念那個暴雨如注的夜晚,懷念那個演羅馬尼亞電影《多瑙河之波》的夜晚,懷念所有那些個有星星或沒有星星、有風雪或沒有風雪的夜晚,懷念那些和學生一起講詩、寫詩的日子。那些日子,讓我和我的學生們一起成長,讓我和他們都相信,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哪怕是再艱苦的時候,再荒涼的地方,只要你相信有詩的存在,你就會堅強,就會成長,就會不虛度年華,就會擁有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