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書記(李國文)

　　買書不容易，賣書更難。

　　買書，常常為買不到好書懊惱，為失之交臂遺憾，為掏不起那么多錢詛咒書價之暴漲。然后羨慕魯迅先生每年的書賬，都是好幾百大洋地花，而且能買到那許多有價值的書籍。現在，哪個以文字為生的作家，敢這樣大手大腳地買書呢？也許有錢的個體戶能一擲千金，可他們并不需要書。于是，只好一作王小二過年之嘆，二作阿Q式的自慰，與其現在買了將來保不準還會賣，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可是賣書，特別是賣不舍得賣的書，那種心痛，雖比不上賣兒賣女，但看到你珍藏的書、報、刊，被撕碎了包咸菜，被送進造紙廠，扔進水池子漚泡，那滋味實在是扯心揪肝的。

　　我一共有過三次痛楚的賣書體驗。

　　上世紀50年代，單身漢，住集體宿舍，屬于你的空間有限。你的書塞在床底下，尚不致影響別人革命，一旦超越這個范圍，別人就以革命的眼神示意你要自覺了。于是我只能誠惶誠恐地使我的書籍體積縮小，免生枝節。

　　那時東安市場內，有一條買賣舊書的小胡同，鱗次櫛比地排滿了書攤。我始終遺憾，有一本外國作家的短篇小說集，文筆之幽默，至今還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一篇的內容，描寫人們在得知彗星要和地球相撞，面臨大毀滅前的恣意享受人生的最后一刻的形神狀態，豬宰了，牛殺了，酒喝光了，房子也給點燃了，本不愛的男女也匆忙結合了。

　　等到恐懼的一刻過去，人們發現自己還活著，才知道那該死的世紀末是怎樣把大家坑了。

　　記得有一本上世紀30年代編的名家小說，沉甸甸地，很有些分量，論斤稱了，至今我也后悔不迭，要留在手邊就好了，可以看到一些作家的早期作品中的離經叛道精神，和晚期為人為文不知是真是假的那種皈依正統的心態，兩者之間所產生的差距，令人匪夷所思。

　　第二次賣書，是上世紀60年代餓肚子的結果了。餓啊！轆轆饑腸光靠醬油沖湯是不行的，越喝越浮腫。夜半餓醒了，就得琢磨家中還有什么可賣的？賣，凡能變成食物的，都該出手。真感謝中國書店的收購部，當時能以六折的價錢收購完整的不脫不缺的期刊報紙，起到了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的作用。舍得也好，不舍得也好，我和妻子，為了糊這張“口”，將保存了好多年的雜志，用車推去全部賣掉了。

　　到了“文革”期間，不得不賣掉所有可能涉嫌的書籍，完全為了保全性命。因為來抄家的紅衛兵，要比“秀才遇到兵”的“兵”更加“有理也說不清”的。特別對你這種板上釘釘的所謂分子之類，你若敢辯解一聲，輕則呵斥，重則棍棒，然后高帽一頂，游街示眾，那還不是家常便飯。這時候，你才體會到書籍的危害性了。古籍多了，說你厚古薄今，外國書多了，說你崇洋媚外，上帝保佑，最佳之計，就是把所有印成漢字的東西統統肅清，“人生識字糊涂始”，如今，連字都沒有了，肯定萬事大吉了。

　　于是除去我妻子的鋼琴樂譜外，我們倆基本上將大部分書都送到廢品站賣破爛。住宅區的廢品收購站的老太太，胳膊上戴著革命造反派的紅袖箍，煞有介事地一本一本地過。排在我們后邊等候賣書的，是一位古稀老人。那種竹制的童車里，裝得滿滿的，全是大部頭，我問他：“你老人家把這些分冊征求意見本的《辭海》，干嗎也賣掉呢？那是工具書呀！”

　　“是嗎？”好像他剛明白《辭海》原來是工具書似的。

　　“不該賣的，不該賣的！”我勸他。

　　他說：“我參加過這部書的部分編纂工作，不過，現在……”他反過來問我：“這種書還用得著么？”

　　當時，我不知該怎么回答。但他老人家那張疑問的臉，時隔多年，我仍舊記得清清楚楚。尤其他那意味深長的話，我更是忘懷不了。

　　收購的老太太吆喝他：“老頭，快推過來！快推過來！”老人動作緩慢地把一車書推進屋里去，那模樣，真的不像是賣書，而像賣他的親生骨肉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