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一抹亮色(王海成)

——父親王洛賓命運轉折的日子

　　3月14日，對我們全家來說，是一個撕心裂肺的痛日——父親王洛賓永遠地走了，想來竟已過去了18個年頭。然而，他的歌聲卻從未離開過他摯愛著的大地，深愛著他的人們也無處不在地唱著他留下的那么多好聽的歌。

　　此時，我不禁想起和父親度過的一段難忘的日子。思緒，回到了1977年那個乍暖還寒的初春……

　　當時父親刑滿出獄已經兩年，可他的生活卻一直沒有著落，先是在監獄“新生隊”里待了一段時間，后來監獄將他送到城里的二哥家。二哥家的生活也非常困難，二嫂沒有正式工作，在家帶小孩，全家人的生活就靠二哥每月四十多元錢支撐著。父親的到來，無疑給二哥家增添了很大的經濟負擔。倔強的父親不愿連累他們，60多歲還要跑出去找活，看工地，打短工，掙一點算一點地補貼家用。

　　與此同時，我在農場接受再教育已經八個年頭了，二場五隊的老知青就只剩下我這個“反革命分子”的兒子一個人了。那年農場的春天來得格外早，春播剛完就開始田間管理，一直忙到了六月，連長才同意給大家放假五天。雖說有五天假期，可我卻沒有休息的打算，因為我早就計劃好，要回烏魯木齊市見父親。更準確些說，我要勸說父親，讓他下決心務必去有關部門上訪求助，以解決自己的歷史問題。我已經替父親準備好了上訪申訴材料，是一位無錫支邊青年幫我寫的，他叫羅哲毅，是我在農場結識的好朋友。他非常同情我的處境，得知我要為父親上訪喊冤，就主動幫我。為了保證申訴材料準確無誤，他還專程跑了一趟烏魯木齊，去找我父親了解情況。他詳細詢問了父親過去的歷史，以及含冤判刑入獄的全過程。申訴材料寫好后，他還用工整的字體為我謄寫了五份。羅哲毅對我說：海成，拿著這五份上訪材料，你可以去找新疆軍區、自治區黨委和人民政府設立的上訪辦公室投書喊冤，請他們幫助解決你父親的問題；如果他們不管，那你就直接上北京，去國務院上訪辦公室告狀。

　　五天的假期，對我來說是何等寶貴啊！

　　我用一天就趕回了烏魯木齊，下午在二哥家里見到了父親。我們已經有半年多沒見面了，看上去他心情特別不好，蓄著連鬢胡子，身穿一件自己修改后沒有領子的粗布襯衫，下身穿著一條膝蓋上打著補丁的褲子。父親告訴我，二哥要到很晚才能下班，二嫂最近也出去打短工了，家里只有他一人在照看著小侄女。我耐心地向父親說明這次回來的目的，又給他看了羅哲毅起草的上訪材料。當我說出要替他去上訪的想法時，父親的態度卻非常冷淡，接著干脆拒絕了。

　　我非常理解父親當時復雜無奈的心情，一個坐了15年牢的老“反革命分子”，哪里還有什么勇氣，再敢去為自己喊冤呢！我和父親發生了爭吵。父親情緒激動地對我說：“以后，我的事情不要你管。”

　　第二天，我已經不想再和父親爭論什么，無論如何，我不能讓這次上訪計劃落空。我決定自己帶著上訪材料，去軍區和政府的信訪辦公室碰碰運氣。我賭氣騎著自行車跑完了新疆軍區和自治區設立的上訪辦公室，果然，負責接待的人一看是王洛賓的上訪材料，就無一例外地連連搖頭。答復幾乎都是同樣一句話：王洛賓的歷史太復雜，他的問題既不屬于歷次政治運動中造成的，也不屬于“文革”造成的。所以，我們無法解決。

　　我的大腦一片空白。

　　這些天來自己好容易積攢的一點信心，突然沒有了蹤影。我慶幸父親今天沒有跟我一起來，要是讓他聽到這樣的答復，肯定會受到很大的打擊。

　　看著我一臉悲憤，一位也是來上訪的老人同情地對我說：“有一個專門給‘右派分子’落實政策的辦公室，就設在自治區黨委的大院里。”老人勸我可以去那里看看，也許會碰到好運氣。可我一想，父親并不是什么“右派分子”，如果貿然去找他們，肯定也會碰一鼻子灰的。

　　但是，我已經走投無路，只能硬著頭皮來到坐落于自治區黨委大院里的那座黃色三層小樓前。

　　經過門衛一番盤問，我才在一樓的“右派分子甄別辦公室”里見到了凌志賢處長。他50來歲，身著藍色中山裝，中等個頭，為人非常和藹。

　　我迫不及待地說明了來意，并拿出上訪材料請他過目。他仔細聽我介紹了父親目前的生活困境，以及老人渴望重新工作的想法之后，便對我說：“我認識你的父親王洛賓，也了解一點他的情況。他現在在哪里？為什么自己沒有來？”

　　我告訴凌處長：“父親住在西郊我二哥家里，我勸他一起來，可是他至今還戴著‘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心里有許多顧慮。他不相信政府會給他落實政策。所以，我就替他先來打聽一下。”

　　凌處長沉思片刻，對我說：“這樣吧，你回去告訴你父親，讓他明天到我這里來一下，我有些話要對他說。”

　　總算有了一點希望，我匆匆謝別凌處長，騎上自行車興沖沖跑回西郊二哥家，將見到凌處長的消息告訴了父親。父親臉上的表情說不出是興奮還是失望。

　　第二天，我便陪著父親去見凌處長，他們倆一見面就開始交談。我就在門外等著，一直等了兩個多小時，父親才走出來。

　　我忙上前去問：“爸，怎么樣？”

　　父親面帶笑容地說：“凌處長是個好人，真是個好人！看起來我的問題還有點希望，他答應把我的申訴材料由統戰部轉交軍區，并要軍區給予答復。”

　　那一刻，我和父親都開心極了，真有一種馬上就能重見天日的感覺。

　　1979年冬天，父親的問題終于得到了解決。新疆軍區落實政策辦公室作出決定：對王洛賓同志的冤假錯案給予平反，鑒于其已經過了退休年齡，因此不再安排工作，按軍隊內部職工享受退休待遇。工資定為1961年被捕前的標準，關押期間的工資不予補發。

　　兩年之后，父親的命運又發生了重大的變化。1981年，新疆軍區政治部為父親召開平反大會，重新作出決定：徹底推翻1961年軍事法庭對王洛賓同志“歷史反革命”罪的判決。恢復王洛賓同志軍籍，擔任新疆軍區歌舞團藝術顧問。

　　父親蒙受了15年的不白之冤，終于得到了徹底平反昭雪！

　　父親的晚年無疑是幸福和輝煌的。他經常對我說，自己已經很知足了。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凌志賢處長，沒有新華社新疆分社的記者趙全章、社長柴懷吉，沒有總政治部文藝處處長魏風，以及許許多多好人的關心和幫助，父親的晚年會是一種什么情形，只有天知道。

　　多年以來，我一直在尋找凌志賢，我要把自己寫的兩本書《我的父親王洛賓》和《往事如歌》作為一份特別的禮物，親手送給凌處長，因為我在兩本書中都提到了凌志賢。經過多方打聽，才知道凌處長在許多年前就離開了新疆，因為沒有聯系方式，尋找凌志賢的工作只好停了下來。

　　直到去年秋天，我終于在新疆見了到了凌夫人，從她那里才得知，當年的凌處長已是耄耋老人，如今定居在深圳。那天，凌夫人給我講了許多他們夫婦和王洛賓交往的故事。原來，從第一次父親與凌處長見面，他就明確表示支持父親申訴，這無疑是初春的一抹亮色，給父親帶來了希望。之后他們就成了朋友，并且一直保持聯系。后來父親迎來了音樂事業的輝煌，這位黨的干部也從未提及自己的“功勞”，令人起敬。那天，我特意將我的兩本書《我的父親王洛賓》和《往事如歌》交給凌夫人，請她轉交遠在深圳的凌志賢老人，總算了卻了自己多年的一個心愿。

　　我祝愿凌志賢老人晚年生活幸福，祝愿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