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天津日報》(林希)

　　住在美國，每天下午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天津日報》網站，看前一天出版的報紙。《天津日報》網站，每天早晨8點更新當天報紙，天津的早晨8點，是我們這里的下午4點，時差13小時，我看的是昨天的報紙。

　　說來就是一份鄉情，出來探親的中國人，都只看他們所在城市的報紙，本來我也關注過外地報紙，不知道為什么，就是覺得不如《天津日報》親切。

　　我和《天津日報》的緣分，說來話長了。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槍炮聲一停，天剛亮，我就跑上街頭去看解放軍進城，那時我家住在西北城角，是解放軍最先攻進天津的突破口，天津市民雖然沒有立即舉行什么歡迎儀式，但目光中流露出的友善情感看得出來，人們在慶賀黑暗的舊世界終結了。

　　天津解放，戰爭結束，最先想去的地方就是正在讀書的學校，17日一早，我走到街上，一聲《天津日報》的吆喝聲吸引住所有路人的注意，“解放軍的報紙”出版了，人們紛紛跑過去搶購，我自然也得到了一份，這份《天津日報》創刊號，刊登著毛主席和其他領導人的大幅照片，還有軍管會的布告，如果這份創刊號報紙保存到今天，應該是我家的鎮宅之寶了。

　　隨后不久，《天津日報》發展通訊員，我報了名，很快收到通知，我被《天津日報》聘請為通訊員了。當然，這樣的通訊員不在編制，沒有報酬，沒有標志，就是經常報道學校活動消息，好像我也寫過一些小新聞，但那時社會改造剛剛開始，學校的“新聞”就沒有什么意義了。

　　當上《天津日報》通訊員，經常去參加一些活動，印象最深的一次活動，是去聽日報社長做報告，《天津日報》第一任社長是黃松齡，報告地點在那時的美琪電影院，講了些什么早忘記了，只是我做了筆記，可惜那個筆記本丟失了。我的第一篇習作，發表在1950年《天津日報》副刊上，那時我15歲，可風光了，連校長都知道了，還得了8角錢稿費，買了一支名牌“關勒銘”自來水筆，平時插在小口袋上，在學校里招搖過市。

　　從此，我成了《天津日報》副刊的基本作者，我可沒少給文藝部投過稿子，發表的自然不多，但那時報紙雜志有一個規定，所有來稿必須答復，即使不用也要認真復信退稿，還要提出文章不成熟的意見，這些輔導性的意見，幫助我提高了文字能力。

　　1955年，我受到政治運動株連，離開文學崗位去工廠勞動，因為一些事務上的關系，在我離開作家協會之前，要到報社找孫犁先生辦一件小事，事情辦完之后，我告訴孫犁先生，我就要離開作家協會了，令我大吃一驚的是，孫犁先生居然非常和藹地對我說：“以后有時間來這里玩。”走出孫先生房間，我熱淚盈眶，那時，我已經被妖魔化，成了社會公敵，孫先生自然知道這些情況，知道我的特殊處境，居然還和我說這樣的話，使我幾乎冷卻的血脈又涌動起暖流。

　　1979年撥亂反正，我雖然得到平反，但1955年的“問題”還扣在頭上，感謝《天津日報》文藝部的朋友，在我的所謂問題得到平反之前，他們就在“文藝周刊”上發表了我的詩歌。據說，那時候還有“正義”人士對此“義憤填膺”。

　　回到文學崗位之后，和日報副刊的聯系就更多了，鄒明同志就動員我把自己這許多年的經歷寫出來。那時候社會上還有一股勢力，對于思想解放頗有抵觸，在日報朋友的鼓勵下，我寫出了一篇長文，如實述說自己在受委屈時期的種種經歷，文章發表后反響頗好，許多地方轉載，也就是在這篇文章的基礎上，后來我寫成了《百年記憶》，影響也就更為深遠。

　　在和《天津日報》多年的交往中，有更多的朋友給予我鼓勵和幫助，其中一定要說到石堅同志，在他面前我是一個后學，但石堅同志視我為朋友、同志，每當他讀過我一篇作品的時候，一定會寫信給我，肯定進步，也指出不足，我的一部作品寫到當年的土改，有的細節不符合歷史真相，石堅同志向我介紹當年土地改革的政策，使我日后于寫作上更加謹慎。

　　《天津日報》培養了新中國一代青年作家，這已經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重要的一道風景，從維煕、劉紹棠、阿鳳，等等，許多有卓越成就的作家，都是從《天津日報》走向文壇的。直到今天，《天津日報》的“文藝周刊”，還是中國文壇上的一方重要沃土，時常推出具有影響力的文學作品。

　　我和《天津日報》關系深遠，絕對不是一篇千把字文章可以寫周全的。稍后，我會再寫得細致些，寫得更抒情些，寫出我對《天津日報》的記憶和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