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學史上,19世紀的俄羅斯文學是一個十分罕見的現象,沒有古代文學傳統的茫茫土地上,突然出現了連綿的群峰,產生了令后世難以企及的巨人,好像是上天有意惠賜。那情景只有中國的唐代可以比擬,群星閃耀的唐代文學天空,因為有了李白、杜甫這兩顆巨星,我們可以無愧地面對任何民族對于人類文明的貢獻。新時期文學或許可以再度點燃我們的希望之火,這一代作家雄心勃勃,厲兵秣馬,不乏壯志,有一些也才華可待。可是冷靜下來認真思考,卻發現這一代作家似乎缺少了什么很重要的東西,或者說,過去了三十年正在繼續演進中的新時期文學,讓人并不能十分滿意了。文學期刊林立,出版社開動現代印刷機器,每天每月每年大量生產著產品,推向市場,推向社會,越是書籍如山,越是讓人感到失望——我們到底缺少了什么呢?
這一次重讀俄羅斯文學,我是在雙重失望的心情下開始的。我最先翻開托爾斯泰的宗教政論著作,他歷來遭受批評的著作為我打開了新的天地,我從中發現了好多文學作品所沒有的魅力。我再讀他的《戰爭與和平》、《復活》,被翻譯成中文的所有作品,他的日記、書信、傳記,包括他夫人的日記,他女兒的回憶錄。這樣的閱讀令我興奮、著迷,我發現了過去閱讀時沒有發現的一個廣闊的世界。由托爾斯泰這座高峰回溯,到俄羅斯文學的源頭普希金,再順流而下,直到俄羅斯文學與蘇聯文學的界碑高爾基,我把19世紀俄羅斯文學的重要作家的作品全部讀過,我發現中國當代文學缺少什么了:它缺失了對于真理的熱愛與追求。19世紀的俄羅斯文學,從普希金“我可以做一個臣民,甚至一個奴隸,卻永遠不做個臣仆和弄臣,哪怕就是在上帝那里”,到托爾斯泰臨終把兒子叫到床前說“謝廖沙,我愛真理……十分愛真理”,直到高爾基的丹柯把心掏出來點燃,引向光明。19世紀俄羅斯文學貫穿始終的最重要的傳統,就是對真理堅定的熱愛,不懈的追求,那是我們今天讀來還振奮不已的最重要的原因,技術層面尚在其次。就連貴族地主出身的阿克薩柯夫一個溫和型的作家,他的最重要的長篇小說《家庭紀事》,在中國并沒有得到大范圍贊揚,他也通過回憶,“重新走上了真理和光榮的大道”。
在我們心中,在我們筆下,還有這樣堅定執著的對于真理的熱愛和追求嗎?有沒有這種熱愛和追求,首先決定著作家本人的質量。作品的質量,自然又由作家本人的質量所決定。說起來應該深深地慚愧。在我們這里,對于真理的熱愛和追求,不僅匱乏于作家隊伍,也淡薄于其他行業。大物理學家愛因斯坦“不知疲倦地解釋真理”,“堅定地相信,熱烈追求正義和真理的決心對改善人類的處境所作的貢獻遠勝于精明的政治算計,后者歸根結底只會產生普遍的不信”。他生前一直在倡導建立一個世界性組織,來管理各個國家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來保證地球不被核彈頭毀滅。我們的自然科學家,又有誰在做出了核技術發現以后,產生過這樣的思想,宣揚過人類安寧、生命悲憫、世界和平的永恒真理?對自然科學家這樣的要求會是“苛求”嗎?那么,我們的作家呢?永恒的真理在我們心中的哪一個角落?還有它的位置嗎?
對19世紀俄羅斯文學的這一次大規模閱讀,對我自己是一場洗禮、梳理與整合。我想,經過這一次閱讀,我應該發生一個變化。原來還不是那么清晰的,變得清楚明白了,原來猶疑的,變得堅定了,原來強烈的,變得更加不可動搖了……我把這一些感受記下來,形成《憂郁的土地——俄羅斯文學筆記》,首先是對我自己的一次總結;如果能在同道那里得到認可,便是意外收獲。我在閱讀作品的過程中,對19世紀俄羅斯文學思想內容層面的關注,遠遠超過了形式,那是因為我們所缺的并不是技術。中國當代作家,在技術層面的探求實驗,所花的氣力并不小,我們用三十年的時間,已經把世界文學的所有技術都拿過來試用過了。十五年來,我在小說創作的過程中,寫下了大量此類文章,內容涉歷史、宗教、哲學、文學等各個領域。這些文章陸續在報刊上發表,回頭看看,其中最多的就是關于俄羅斯文學,蘇聯文學,俄蘇社會的;原來,俄羅斯那塊憂郁的土地,是這樣令我夢牽魂繞。文學的優良傳統,是不會被政治力量強行割斷的,它會艱險地換一種形式而存在,這還是決定于作家的質量。據說中國的上海是觀賞日全食景觀的最佳地方,世界上好多人跑去觀看了。我自然不會渡江而去,到地球的一個岬角上,去看那一場暗無天日的景致;19世紀的俄羅斯專制制度農奴制度暗夜如磐,讓我的閱讀與寫作時常沉重得透不過氣來,那已經夠了。幸虧有那一批巨人,俄羅斯文學的金星璀璨閃耀,眼前透視著人類不朽的精神的光明,讓我相信人類到底是有希望的,日全食在茫茫時空中不過是短暫的一瞬。